宪法架构与民主巩固: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对比
发布时间:2023-03-08    作者:fredyang

阿尔弗雷德·斯泰潘、辛迪·斯卡奇  文[1]

撒母耳 译  陈育国 审校 王天成 终校 [2]

编按:这是国际政治学界过去几十年关于宪法设计研究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对于需要计划中国未来的人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原文1993年发表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Vol. 46, No. 1 (Oct., 1993), pp. 1-22)。感谢霍普金斯大学授权本刊发表此文中文版,也感谢斯卡奇教授热情帮助本刊获得授权。

为巩固新兴的民主政体——特别是东欧、拉美和亚洲国家的民主——所进行的斗争,已经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它们涉及经济重构、经济制度和经济市场这些问题的种种艰难选择。[1]一场类似的争论也聚焦在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市场问题上。这方面的作品在制度对民主的影响问题上提出了挑战性的看法。它们构成了比较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文献的一部分,该学派认为“政治民主不仅依赖于经济和社会条件,而且依赖于政治制度的设计。”[2]

有一个基本政治制度问题,它涉及不同的宪法框架如何影响民主的巩固,直到最近才得到学界认真关注。[3]虽然对这个主题的争论和研讨已经越来越多,但对此几乎没有提出系统性的跨地区证据。这很不幸,因为宪法是必不可少的“制度框架”,它为民主的运转提供基本的决策规则和激励体系,关系到政府的组成、政府在什么条件下能够继续统治、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被以民主的方式终止。宪法不仅仅是民主制度诸多维度中的一个维度,[4]它创设由种种激励和建制构成的整体体系的很多机制,在那个整体体系中,存在于众多类型民主政体中的其他设置和维度也得以建构和处理。

研究表明,在世界上长期存在的民主国家中,其现行宪法框架的内容变化要比我们认为的狭小。[5] 除了一个例外(瑞士),当下存在的每一个民主制度,要么是总统制(就像在美国),要么是议会制(就像在大多数西欧国家),或者是两者混合的半总统制(例如在法国和葡萄牙,有一个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和一个必须产生于议会多数党的总理)。[6]在本文中,我们侧重比较我们称之为“纯议会制”(pure parliamentarism)和“纯总统制”(pure presidentialism)的两种架构。[7]每种架构类型都仅有两个基本特征,它们对于厘清我们的分类,既是必要的、同时也足够了。

在民主制度中,纯议会制政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

1.首脑行政权力必须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如果议会通过不信任投票,首脑就会下台;

2.行政权(通常与国家元首连在一起)有解散议会和要求举行选举的权能。

民主制度中的纯总统制政体,则是一个相互独立的体系:

1.议会权力有固定的选举授权,那是其独自的合法性来源;

2.首脑行政权力也有固定的选举授权,那是其独自的合法性来源。

这些必要和充分的特征不仅仅对分类有意义。它们对于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也构成限制性条件,那些国家不得不在这些条件下尝试实现社会经济变革,从而加强民主制度。[8]

这里定义的纯议会制,曾是二战后民主世界的标准、常规。[9] 不过,到20世纪80和90年代时,拉丁美洲和亚洲(韩国和菲律宾)的新兴民主国家全都选择了纯总统制。迄今为止,在东欧和前苏联的大约25个国家中,只有三个国家,即匈牙利、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选择了纯议会制。[10]

我们怀疑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几乎摒弃纯议会模式的做法是否明智,认为对总统制模式的这种仓促拥抱应该检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提出证据支持下述理论观点,即议会制民主倾向于增加诸种自由的程度,自由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新兴民主国家在努力巩固民主制度的同时从事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重建任务。

我们这篇文章,目的不是衡量议会制和总统制的优劣。我们的意图是要呈现和分析多个不同来源的数据,它们都反映出,民主巩固与纯议会制之间的相关性,大大强于民主巩固和纯总统制之间的相关性。我们相信,我们的发现有足够的说服力,值得做长时段研究,来检验我们提出的这些概率性命题(probabilistic propositions)。[11]

宪法框架:建立相关数据

我们此前已能建立关于政党体系与巩固的民主国家的(关系)的数据集合。既然我们现在的探索兴趣在于长期存在的、巩固的民主国家中的政党体系所呈现的教益,因此我们将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包括进来。在1979到1989年之间,世界上有43个巩固的民主国家。[12] 其中,在排除瑞士和芬兰的“混合制”(mixed cases)后,有34个议会制民主国家,2个“半总统制”民主国家,只有5个纯总统制民主国家。[13] 我们使用了马尔库•拉克索(Markku Laakso)和雷恩•塔格培拉(Rein Taagepera)设计的高效而相对简洁的公式,来测量在这41个政治系统的议会中政党的“有效”(effective)数量。[14] 在34个议会制民主国家中,11个国家有3到7个有效政党。[15] 两个“半总统制”国家均有3到4个有效政党。然而,没有任何一个纯总统制国家的有效政党超过2.6个。这些数据表明,议会制和半总统制的、巩固的民主国家,是可以与议会中有数量较大的政党相关联的;而巩固的总统制民主国家则不与这种类型的多党联盟行为(the type of multiparty coalitional behavior)相关联,即在社会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民族等问题上存在大量分歧、而且议会中存在众多政党的背景下,有助于民主治理的多党联盟行为。在表4.1中,有3个或更多有效议会政党的、长期存在的总统制民主国家这一列,目前显示为空白,这很可能是为什么持续存在的总统制民主国家如此之少的原因之一。

芬兰政治学家塔图•万哈宁(Tatu Vanhanen)曾发表过一项关于民主持久性的重要研究,他的研究包含了单个国家之间社会经济结构的细微差别,因此为检验我们关于宪法框架的假设提供了另一套数据集。[16]

万哈宁基于下列两个变量建构了一种政治“民主化指数”(Index of Democratization, ID):(1)除了最大的得票者之外其他所有政党所得选票的总体百分比,和(2)投票人口的总体百分比。他还建立了一种社会经济“权力资源指数”(Index of Power Resources, IPR),基于6个变量:(1)非农业经济资源的分散化程度;(2)家庭农场占有农业土地总和的百分比,和(3)大学人口的百分比;(4)城市人口的百分比;(5)识字人口的百分比;以及(6)非农就业人口的百分比。他的主要假设是,在他的权力资源指数上,所有高于6.5的起点水平的国家都“应该是民主国家”,而指数低于3.5这个最低标准的所有国家都“应该是非民主或半民主国家”。他计算了147个国家在1980和1988这两年的指数。

他的假设得到了广泛证实,因为占73.6%的、权力资源指数高于6.5的国家,用民主化指数衡量也达到了民主国家的标准。在对这些指数的回归分析中,万哈宁

4.1. 拉克索塔格培拉指数,表示持续民主国家议会中有效政党的数量(1979-1989)

议会制 半总统制 总统制
≥3.0个政党 <3.0个政党 ≥3.0个政党 <3.0个政党 ≥3.0个政党 <3.0个政党
基里巴斯
瑙鲁
图瓦卢
博茨瓦纳1.3
圣文森特1.4
多米尼加1.5
牙买加1.5
巴哈马1.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6
巴巴多斯1.7
圣卢西亚1.7 美国1.9
新西兰2.0 哥伦比亚2.1
加拿大2.0 多米尼加共和国2.3
英国2.1 哥斯达黎加2.3
印度2.1
希腊2.2
奥地利2.4a 委内瑞拉2.6
澳大利亚2.5
所罗门群岛2.5
毛里求斯2.5
西班牙2.7
爱尔兰2.7a
日本2.9
西德3.2
挪威3.2 法国3.2
瑞典3.4
卢森堡3.4 葡萄牙3.6
以色列3.6
荷兰3.8
意大利3.9
巴布亚新几内亚4.0
冰岛4.3a
丹麦5.2
比利时7.0

来源:参见注释12、14对拉克索-塔格培拉指数公式的解释,归入持久民主国家范畴的标准,以及用于建立这个表格的数据。

说明:瑞士和芬兰是“混合”体制,分别有5.4和5.1个“有效”政党。关于我们将1988之前的芬兰归类于混合制而不是半总统制政体的根据,参见注释13。

  1. 关于杜瓦杰(Duverger)(和我们)将奥地利、爱尔兰和冰岛归类于议会制而不是总统制政体的根据,参见注释15。
  2. 在基里巴斯,传统上竞选一院制议会——马尼阿巴(Maneaba)——的所有候选人都是作为独立人士参选的。在1985年,对政府政策不满的马尼阿巴议员组成了一个基督教民主反对派集团。政府集团当时“一般被看作是国家党,虽然它并没有建立一个形式上政党。”所以,总体上把基里巴斯的“政党”看作持“支持”和“反对”立场的两个议会集团,更恰如其分。参见丹尼斯(J. Denis)和伊恩•德比修(Ian Derbyshire),《世界政治制度》(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World),Edinburgh:W. and R. Chambers,1989,p.724。在图瓦卢也是如此,那里不存在正式的政党。在瑙鲁,也只有结构松散的支持和反对政府的集团。参见阿瑟•班克斯(Arthur Banks),《世界政治手册》(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World),Binghamton:CSA Publisher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9,pp.422,627。

 

4.2. 显著超高成就民主国家和超低成就民主国家(Significant Democratic Over- and Underachievers):纯议会制纯总统制比较

  国家总数 民主成就国家 民主成就国家
纯议会制 37 6(16.2%) 31(83.8%)
纯总统制 22 12(54.6%) 10(45.5%)

来源:万哈宁(见注释16),在pp.75-79,94-97中,为其民主化指数和权力资源指数提出的数据。我们确定这些制度是议会制、总统制或“其他情况”所使用的参考,包含在表4.5的来源说明中。“其他情况”包括半总统制、一党制和君主统治。

说明:超高成就和超低成就是根据万哈宁对其1980和1988年的权力资源指数与民主化指数所进行的回归分析中的残差(residuals)而确定的。

发现,民主化指数(ID)与权力资源指数(IPR)之间存在相关性,1980年的相关系数(r2)为0.707,1988年的相关系数为0.709。万哈宁检验的147个国家中大约有76%的国家残差(residual)很小,偏离最佳拟合线(regression line)不到一个标准误差。

然而,或负或正残差大于一个标准误差的,1980年有36个国家,1988年有34个国家。这70个有较大残差的国家意味着,在万哈宁的回归分析中有24%的方差(variance)没有得到解释。万哈宁注意到,“正残差较大表明,民主化的水平显著高于预期水平,即基于民主化指数和权力资源指数之间平均相关程度所能预期的水平(我们将把这些国家称为“超高成就民主国家”),而负残差较大则表明其低于预期水平(我们将其称为“超低成就民主国家”)。”他接着问,“怎样解释这些与我的预设相矛盾的偏差(deviation)呢?我没有发现对它们的任何普适性解释。”[17]

万哈宁未能得到解释的偏差——超高和超低成就民主国家——也构成了可以用来检验我们关于宪法框架假设的一组数据集。在万哈宁1980和1988年的研究中,共有70个偏离案例,其中有59个发生在我们称之为“纯议会制”或“纯总统制”的宪法框架中(各有37和22个国家)。当我们在万哈宁的数据集里分析超低成就民主国家时,我们发现,总统制中超低成就民主国家的比例是议会制的3.4倍。同时,在万哈宁的数据集里,议会制取得超高成就的机率,是总统制的1.8倍。(参见表4.2.)

另一套数据集涉及民主存活下来的相对能力,以及遭受军事政变颠覆的可能性。因为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做了某些努力去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我们把分析对象限定在这一类国家上,即那些根据加斯蒂尔政治权利量表(Gastil Political Rights Scale)、在1973和1989年间最少有一年被确定属于民主制的国家。在世界上168个国家中,只有77个国家符合这个要求。为了控制经济发展这个可能的干扰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因为它也许能够单独影响政治稳定——

4.3. 19731989年间进行民主实验的53个非经合组织国家的政权类型

民主期间的政权类型
纯议会制 纯总统制 半总统制或混合型
在1973-89年间至少有一年民主的国家 28 25 0
在1973-89年间连续10年民主的国家 17 5 0
民主的存活率(Democratic survival rate) 61% 20% NA

来源:对这些国家进行分类的标准基于加斯蒂尔政治权利量表(Gastil Political Rights Scale)和科皮奇-芮尼克多头政治量表(Coppedge-Reinicke Polyarchy Scale)(参见注释5)

我们从分析中排除了24个经合组织(OECD)的国家。这样,剩下的数据集合是53个非经和组织国家,它们在1973至1989年之间至少有一年实验过民主。在这些国家中,28个国家是纯议会制,25个国家是纯总统制;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一个是半总统制或混合型。在25个总统制民主国家中只有5个(占20%),在1973—89年期间有过连续10年的民主;但是,在28个纯议会制政权中有17个(占61%),在同一时期有过持续10年跨度的民主。议会制民主的存活率,是总统制民主的3倍多。纯总统制民主国家经历军事政变的机率,也是纯议会制民主国家的两倍多(参见表4.3和4.4。)

还有一套相关的数据来源,它包括那些在1945至1979年之间宣布独立的国家,总数为93个。[18]  在1980至1989年这10年期间,93个国家中只有15个具有资格可以归类为持续民主国家。因为我们这里的兴趣在于向民主的演进以及巩固,我们考察这些国家在独立时选择的政权形式。41个国家在独立的第一年以议会制运作,36个国家以总统制运作,3个国家以半总统制运作,而13个国家是君主统治。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阶段,下述事实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最初的宪法形式是什么,在52个非议会制类国家中,没有一个在我们取样的1980-89年演变成持续的民主国家,而在独立的第一年确实以议会制运作的41个国家中,有15个(36%)不仅演进成持续的民主国家,而且,在这套数据集包含的所有国家中,只有它们才完成了这种演进。(参见表4.5。)

4.4. 19731989年间经历了军事政变的非经合组织民主国家的政权类型

  军事政变发生时的政权类型
纯议会制 纯总统制 半总统制或混合制
1973至1989年间民主制度至少存在过一年的国家 28 25 0
在民主时期发生过军事政变的国家 5 10 0
军事政变的易发率(susceptibility rate 18% 40% NA

来源:军事政变发生的数据,参见阿瑟·班克斯的《世界政治手册》(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world),Binghamton:CSA Publisher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9,以及彼得·J·泰勒(Peter J Taylor)的《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Oxford UP. 1990。关于政变时的政权类型,参见表4.5引用的来源。

注释:我们把军事政变定义为由国内现役武装力量成员发动的或在其支援下的对行政机构的违宪罢黜。

如果表4.5中的数据是严格的数值g观察,那么这种分布随机发生的机会应少于千分之一。但我们觉察到,这种定性数据(qualitative data)的量化(quantification)会遮蔽某些重要的事实。例如,这些分类包括了某些一向是“无民主”(ademocratic),甚或是反民主(antidemocratic)的国家。我们没有排除下述看法,就是更多的民主国家在其独立时选择的是议会制,而且,也应该考虑这些事实,即许多“民主幸存者”是岛国,以及除两个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之外,都是前英国殖民地。[19] 但是,通过把50个前英国殖民地从我们最初的93个国家的集合中抽离出来,我们得以控制英国殖民地遗产这个因素。在这个子集(50个英国前殖民地)中,有34个独立伊始就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其中13个(38%)在1980至1989年间发展成持续的民主国家。而在独立之初实行总统制的5个前英国殖民地国家中,没有一个在1980至1989年间演进为民主国家。[20]相似地,11个以君主制建国的英国前殖民地,也没有一个在1980至1989年间成为持续的民主国家。这表明,在这些国家中,与民主演进及其持久性相关的因素并非英国殖民地遗产。而且,我们数据库中的15个民主幸存国家,都成功战胜了各种挑战,例如部族骚乱、语言冲突、经济萧条以及(或者)叛乱。因此,它们成为这样一组国家,即在解释它们的民主持久性时,宪法形式可能才是关键所在。

不同宪法框架对于产生议会多数,具有相对不同的趋向,这一点也是能确定的。它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核心问题相关联,因为议会多数有助于民主地实施政策计划。考察来自我们数据库——1973至1987年间最少有过一年民主的非经合组织国家——的证据,我们注意到,在总统制民主国家中,

4.5. 19451979年间独立的93个国家的政权类型,以及该样本库中到19801989年间民主制度持续存在的国家

议会制

N=41

总统制

N=36

半总统制 君主制
N=3 N=13
巴哈马 马耳他 阿尔及利亚 马达加斯加 黎巴嫩 巴林
孟加拉 毛里求斯 安哥拉 马拉维 塞内加尔 布隆迪
巴巴多斯 瑙鲁 贝宁 马里 扎伊尔 柬埔寨
博茨瓦纳 尼日利亚 布基纳法索 毛里塔尼亚 约旦
缅甸 巴基斯坦 喀麦隆 莫桑比克 科威特
乍得 巴布亚新几内亚 佛得角 尼日尔 莱索托
多米尼加 圣卢西亚 中非共和国 菲律宾 利比亚
斐济 圣文森特 科摩罗 卢旺达 马尔代夫
冈比亚 塞拉利昂 刚果 圣多美 摩洛哥
加纳 新加坡 塞浦路斯 塞舌尔 阿曼
格林纳达 所罗门群岛 吉布提 叙利亚 卡塔尔
圭亚那 索马里 赤道几内亚 台湾 汤加
印度 斯里兰卡 加蓬 多哥 阿联酋
印度尼西亚 苏丹 几内亚 突尼斯
以色列 苏里南 几内亚比绍 北越
牙买加 斯威士兰 象牙海岸 南越
肯尼亚 坦桑尼亚 北朝鲜 南也门
基里巴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南韩 赞比亚
老挝 图瓦卢
马来西亚 乌干达
萨摩亚

19801989年间持续存在的民主国家

N=15/41) (N=0/36) (N=0/3) (N=0/13)

巴哈马   瑙鲁

巴巴多斯   巴布亚新几内亚

博茨瓦纳   圣卢西亚

多米尼加  圣文森特

印度    所罗门群岛

以色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牙买加      图瓦卢

基里巴斯

来源:参见注释5科皮奇-芮尼克多头政体量表(Coppedge-Reinicke Polyarchy Scale)和加斯蒂尔民主量表(Gastil Democracy Scale)的定义,该表据此而来。确定独立时政权类型的数据,见于阿瑟•班克斯著《世界政治手册》(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World),Binghamton:CSA Publisher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9;阿尔伯特•P•布劳施泰因(Albert P. Blaustein)和吉斯伯特•H•弗朗茨(Gisbert H. Flanz)编著之《世界各国宪法》(Constitutions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1-19),Dobbs Ferry, N.Y.:Oceana Publications,1990;《基辛当代文献》(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欧洲世界年鉴》(Europa World Yearbook);彼得·泰勒(Peter J. Taylor)编《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Oxford: Oxford UP, 1990; 伊恩·戈尔文(Ian Gorvin)编《1945年以来的选举》(Elections since 1945),Chicago: St.James Press,1989; 以及《地区手册系列的国别研究》(the country studies of the Area Handbook Series),Washington,D.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U.S. Library of Congress, various years.说明:这个数据的皮尔逊卡方检验的结果,使我们可以拒绝原假设,即上文所述的分布是随机的。随机观察到这种分布的几率少于千分之一。

  • 斯里兰卡在1948年独立时无疑是议会制民主国家,而加纳和圭亚那在1957年和1966年各自独立时则看起来像议会制民主国家。加纳1960年转变为总统制,并在1966年经历了一次军事政变。斯里兰卡在1978年转变成强势的半总统制,圭亚那在1980年转变成总统制,之后它们都加强了对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限制。在加斯蒂尔民主量表(Gastil Democracy Scale)中,斯里兰卡和圭亚那被划归民主国家的最后一年分别是1982和1973年。加纳只在1981-82年间被划归为民主国家。
  • 虽然佛得角在1975年就独立了,但它的第一部宪法却直到1980年才发布。在独立后的第一个5年中,佛得角看起来是以总统制在运行。

4.6. 19731987年间非经合组织国家的政权类型,以及在此期间执政党拥有立法机构多数席位

(N=15/41) (N=0/36) (N=0/3)    (N=0/13)
  民主的年数a 执政党拥有立法机构多数席位的年数总和 百分比b
议会制的年数 208 173 83%
总统制的年数 122 58 48%

来源:关于立法机构席位和执政党联盟的数据,见于《基辛当代文献》,伊恩•戈文著的《1945年后的选举:全球参考手册》,Chicago: St. James Press, 1989,托马斯•T•美奇(Thomas T. Mackie)和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的《选举史国际年鉴》(The International Almanac of Electoral History),London:Macmillan,1991;《议会的选举与发展大事记》(Chronicle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Developments),Geneva: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arliamentary Documentation, 1973-89。

  • 根据加斯蒂尔多头政治量表之十年评定(Gastil Polyarchy Scale ten-year evaluation)(参见注释5),包含了在1973-87年期间至少有一年被确定为民主的所有非经合组织国家。1979年后独立的国家被排除在外。
  • 我们认为,在议会制框架下的下议院和总统制框架下的两院中,他或她的政党每年拥有至少50%的立法机构席位,才是占有立法机构多数的执政党。在议会制框架下,选举后为了立法机构席位而组成的执政联盟多数派,不包括在这里。因此,首相凭借立法机构多数而实际掌权的议会制年数,很可能高于83%。例如,西欧的通常情况是执政联盟而不是单一政党的立法机构多数。参见卡雷•斯特罗姆(Kaare Strom)著述《少数政府与多数统治》(Minority Government and Majority Rule),Cambridge:Cambridge UP,1990。

执政党在少于一半(民主年数的48%)的时间里拥有立法机构多数。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议会制民主国家的执政党,拥有议会多数的时间比例,最少也有83%。(参见表4.6)

最后一组数据所涉及的,是总统制与议会制框架下内阁部长的任职持续时间和连任情况。这些数据关系到治理的连续性问题。某种最低限度的部长任职连续性或之前的任职经验,看来会有助于提升政府的政治能力,以与国家官僚系统、国内以及跨国公司进行谈判。我们利用多个近期研究,查考了1950至1980年间西欧、美国和拉丁美洲在民主治理时期的所有部长的连任情况。我们有两个主要发现。第一,在议会制民主国家,部长的连任比例(就是说,他们在政治生涯中任职超过一届的百分比),几乎相当于总统制民主国家的三倍。第二,一个部长在任何一次任命中的平均任职时间,在议会制民主国家也几乎是在总统制民主国家的两倍长。即使只把那些有超过25年不间断民主制度的国家包括在样本之中,这些发现也仍然成立。[21] 结论是不容回避的:总统制民主国家的部长们,他们的经验要比在议会制民主国家的同行少得多。

纯议会制和纯总统制的对比逻辑

让我们从数据中出来,转而简略解释就政治制度与民主巩固的关系而言,可以做出什么类型的判断、表述。关于制度影响的判断性表述,其性质不是因果决定的(A导致B),而是概率性的(A倾向于与B相关)。例如,莫里斯•杜瓦杰(Maurice Duverger)关于选举制度的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一个概率性命题:简单多数,就得以获胜的单一席位选区制度,倾向于造成两党制;而多席位选区和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则倾向于带来多党制。[22] 奥地利和加拿大对该命题、判断来说是例外,但这一事实与下述事实相比变得并不重要:战后工业化国家中的21个民主从未被中断过的国家中,有19个与他的命题相符合。[23]

政治学中的概率性命题不仅仅是一种统计学论断。它需要对倾向于造成概率性结果的特定政治程序予以核实和解释。而要使命题更令人信服,研究者应该检视、审查案例研究,以解释预设的重要制度特征是否、以及怎样在实际个案中发挥作用。[24]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宪法框架,在世界工业化中心之外巩固民主,都是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的。如果能够有力地论证,我们所记录的、来自于实际经验的明显倾向,就是宪法框架本身之逻辑上的、的确是可以预期的结果,那么我们所提出的关于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定量证据,就会具有更大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相信可以做出这种论证。

纯议会制的本质是相互依赖。可以预期,从这个定义性(defining)条件,可以产生出一系列激励和决策规则,它们有助于建立和保持单一政党的或联合的议会多数,最大限度减少议会僵局,抑制行政权不藐视宪法,以及消弭政治社会对军事政变的支持。纯总统制的本质是相互独立。从这个定义性的(也是约束性的)条件,也可以派生出一系列激励和决策规则,它们鼓励少数党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的出现,不鼓励建立长期联盟,最大限度增加议会僵局,激励行政权藐视宪法,以及刺激政治社会周期性召唤军事政变。总统和立法机构都是直接选举出来的,都有自己固定的任期。这种相互独立性造成了行政和立法机构之间出现政治僵局的可能性,而且,宪法上没有可以用来打破僵局的相应设置。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选择总统制,因为他们相信总统制是行政治理的强有力形式。然而我们的数据却显示,在1973至1987年之间,总统制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只在不到一半的时间里拥有立法机构的多数。在这些国家,由于这种相对低比例的“受支持时间”(supported time),以及总统制框架内的固定任期,这些国家的行政首脑与立法机构之间相互“卡住”(stuck),他们在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熬完任期。 为了实施他们认为对他们的发展规划必不可少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紧缩计划,这些行政首脑通过行政法令(decree-law)施政,在宪法的边缘游走——他们发现多长时间就不得不这么干一次呢?

我们的证据显示,与总统制形成对比,议会制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在本研究覆盖的时间段中,有超过83%的时间在立法机构拥有多数席位。在余下的17%的年份里,议会执政党出于必须挺过信任投票的动机,而组成联合政府和政党联盟以获得必要支持。当他们无法做到这些的时候,任期的不固定以及议会制度框架内的诸种安全设置,则允许迅速举行新的选举,通过不信任投票以合乎宪法的方式罢黜不受欢迎、不受支持的政府,或只是从政府中撤回至关重要的联合执政成员。

议会制需要相互依赖。总理及其内阁需要得到议会多数、至少是被动(passive)的支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继续执政。议会制中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包含的内在机制——行政首脑有权解散议会,议会也有权通过不信任投票——是打破僵局的制度设置。这些决策规则并不保证任何特定政府在制定政策上的效率,也不保证政府的稳定性。但是,议会制框架内的决策机制,却为消除陷入僵局或毫无效率的政府(行政的和议会的), 提供了宪法上的解决方式。那种危险,即得不到多数支持的政府诉诸行政命令统治的危险,因为这一决策规则而被极大地遏制,即议会多数派(或者总理的执政联盟甚至是其所属政党)可以要求政府重组。

在纯总统制宪法框架下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要比在纯议会制框架下大得多,为什么认为这种情况是合乎逻辑和可预见的呢?因为,正如我们在上文讨论过的,议会制民主国家具有两种决策规则,它们有助于解决政府危机,使其不会演变成政权危机(crises of the regime)。第一,政府无法组成,除非在议会取得至少是“受支持的少数”(a “supported minority”)地位;第二,通过简单的不信任政治投票,一个被认为失去了议会信任的政府能够被选下台(或者像在德国和西班牙那样,通过建设性议会投票而另组政府)。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总统制系统性地促进了僵局和民主的崩溃。因为总统和议会有各自不同并且固定的任期、授权,以及总统在超过一半的任期时间中缺少议会多数支持而不能顺畅行使权力、倍感挫折,所以总统就可能常常有冲动绕开议会而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统治。要罢免总统难乎其难,哪怕他是一个实际上得不到国内多数支持或正在违宪的总统;罢免通常需要政治—法律—刑事的审判(弹劾), 其成功实施需要不同寻常的多数支持[25]。因此,即使社会经济危机在两种国家是完全相同的,但总统制国家更可能陷于治理危机(a crisis of governance),而且更难于避免治理危机转变成政权危机(a regime crisis)[26]。这种情况常常导致总统和反对派都寻求军方介入、站在自己一方来解决危机。

吉列尔莫•奥当奈(Guillermo O’Donnell)在其论述“委任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一个与代议制民主截然相反的概念)的文章中——该文章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同时也引起人们的担忧——记录了在拉丁美洲新兴民主国家观察到的一个现象[27]。委任式民主的关键特征包括:(1)总统将自己凌驾于政党之上;(2)国会和司法部门这样的机构被认为是“麻烦”,它们的问责被认为是不必要的障碍;(3)总统及其团队就是政治的全部;以及(4)总统使自己隔绝、自外于大多数现存政治机构以及有组织的互动沟通,成为唯一对其政策负责的孤家寡人。我们认为,奥当奈笔下委任式民主的这些特征,是总统制框架下多种逻辑所造成的、可以预见的某些病态性结果。想想以下情况:总统制民主因其框架本身的逻辑总会带来:(1)直接选举的总统;(2)具有法定任期的总统。总统制民主常常会造成(1)总统感觉自己个人享有统治权(mandate),(2)总统不拥有立法机构多数。因此,总统制的逻辑强烈倾向于造成:(1)采取一套话语攻击政治社会某个关键部分(立法机构和政党)的总统,以及(2)越来越多地试图依赖于“国家-人民”的政治风格和话语,边缘化政治及公民社会中有组织的团体。委任式民主毫无疑问也可能存在于其他宪法框架中,然而,纯议会制的多种逻辑似乎不利于委任式民主的产生。

为什么有很多持久的多党议会制民主国家,但却没有长期存在的总统制民主国家呢?在议会制度下,参加执政联盟的小政党是政府机构的成员,并且常常不仅能够就他们将接受的政府部门进行谈判,而且也能够就何人将被任命为那些部门的负责人而谈判。执政联盟的所有成员都受到激励来进行合作,如果他们不想让现任政府倒台的话。这种情况下,在立法机构有4、5或6个政党的民主国家能够很好地运转。

在总统制下对参与联盟合作的激励则要小得多。总统的职权是不能分割的。总统可能从不同政党而不是自己所属的政党挑选人员组成内阁,但是阁员是作为个人而被选中,而不是作为持久且受纪律约束的联盟的成员而被选中。因此,如果总统所属政党(如巴西总统科洛尔(President Collor)的政党)在立法机构的席位少于10%,那么总统就会作为长期的少数派来执政,而且对组建联盟的激励微弱。  在一人一票(vote-by-vote)的基础上,总统也许可以通过哄骗或收买来获得多数,但反复通过收买来获得多数,绝对不符合大多数东欧和拉美民主国家所实施的坚持紧缩原则的重建计划。

有证据表明,那些相信本国出于历史原因而不可避免应该是多党代议制的东欧和拉美的政治领导人,正在遭遇巨大的困难,如果他们选择了总统制的话。例如,巴西政党的高度碎片化(fragmentation),已经造成了总统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僵局,在一个本已脆弱的民主制中冻结了立法程序。在巴西,实行比例代表制与开放名单制(open list)相结合的选举制度,使得政党碎片化、纪律松弛以及普遍发展不健全的情况更加严重。1990年的选举,在巴西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产生了8.5个有效政党,在参议院产生了6个有效政党。[28]如果考虑到表4.6中报告的所有持久的总统制民主国家,其有效政党数目都小于2.6个,那么,这些数字似乎高得令人吃惊。

而且,一个国家越是接近典型的“苏丹制”(sultanship)、“极权主义”或者早期“后极权主义”( post-totalitarianism),其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就会变得越“扁平”[29]。在这些情况下,在从苏丹制、极权主义或早期后极权主义转型的时期,采用总统制的宪法框架减少了正在形成中的公民、政治社会在中途作出修正的自由度,因为已经选出的政府首脑有固定任期,就像格鲁吉亚那样。与此不同,保加利亚的过渡有显著的议会制特征,能够允许刚出现的政治社会来改换总理(以及间接选出的总统),从而适应新的需要。

在波兰,宪法改革者正在心血来潮地想要加强总统的作用,那里的政党碎片化甚至比巴西还要严重。波兰国会(Polish Sejm)在1991年立法机构选举后产生的有效政党为10.8个 [30]。波兰立法机构里的大部分政党,如同巴西那样,没有明确的纲领,仅仅是作为政客们用以竞选公职的标签而存在。[31]  我们的数据显示,如果波兰走向纯粹的总统制,前途将难测。

从宪法框架的逻辑中还会引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总统制民主国家中部长们任期短,以及为什么他们在其生涯中很少再次得到任命?因为总统在立法机构中通常不拥有多数,他们需要将频繁的部长更换作为在关键议题上不断寻求支持的措施。相反,在议会制下,联盟的多数根本不需要频繁的人事变更。而且,重要的部长通常与他们所属的政党保持长期而牢固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当执政联盟组成及重新组成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得到再次任命。在总统制民主国家,部长们与某个特定的总统有紧密关系,因而总统离职,他们也随之离职,一般不会再次出任部长。 

结论

让我们来考虑从上述数据引出的问题。比起纯总统制,为什么纯议会制似乎提供了一个更有利于巩固民主的演进框架?我们相信,现在有理由说,对于为什么议会制是一种更有利的宪法框架的解释,依赖于下面这些理论上能够预见并且实证上能够观察到的倾向:议会制更有可能使政府拥有多数支持来推行其施政纲领;议会制更有能力在多党制背景下施行治理;议会制较小可能允许行政权游离于宪法的边缘实施统治,而且更有能力罢免如此行事的行政首脑;议会制使军事政变发生的可能性更低;并且,议会制更可能提供长期的政党或政府职业生涯,这为政治社会增加了忠诚度和治理经验。

议会制这些在分析过程中可以分开来说的倾向,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持的系统。这个系统,作为制度,在政治家试图巩固民主时,增加了他们拥有的自由度。总统制那些在分析过程中可以分开的倾向,也形成了一种高度互动的系统,但是其作用却阻碍民主的巩固。

注释

[1] 作者  阿尔弗雷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为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是最重要的民主转型专家之一;辛迪·斯卡奇 (Cindy Skach)现为意大利巴罗纳大学教授。[2] 译者撒母耳为中国大陆专业人士;审校者陈育国为北京大学原国政系讲师;终校者王天成为《中国民主季刊》主编。[1] 参见,例如: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和罗伯特•R•考夫曼(Robert R. Kaufman)编辑的《经济调整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Princeton:Princeton UP,1992;亚当•普热沃尔斯基,《民主和市场:东欧和拉美的政治和经济改革》(Democracy and the Market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Cambridge UP,1991;克里斯托弗•克莱格(Christopher Clague)和戈登•C•罗瑟(Gordon C. Rausser)编辑的《东欧市场经济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Cambridge:Blackwell,1992。

[2]   詹姆斯•G•马驰(James G. March)和约翰•P•奥尔森(Johan P. Olsen),“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美国政治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Sept. 1984:738。示范这种研究方法的早期开拓性工作,参见莫里斯•杜瓦杰著《政党》(Political Parties),New York:Wiley,1954。其他探索诸如选举体系和政党等制度与民主稳定性之关系的重要著作,包括乔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著《政党与政党制度:一种分析框架》(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P,1976;道格拉斯•瑞伊(Douglas Rae)著《选举法的政治后果》(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New Haven:Yale UP,1967;威廉姆•H•莱克(William H. Riker)著《政治联盟的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New Haven:Yale UP,1962;B•格罗夫曼(B. Grofman)和A•李帕特(A. Lijphart)编辑《选举法及其政治后果》(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New York:Agathon,1986;雷恩•塔格培拉和马修•索伯格•舒哥特(Matthew Soberg Shugart)著《议席与投票》(Seats and Votes),New Haven:Yale UP,1989;以及马修•索伯格•舒哥特和约翰•M•卡雷(John M. Carey)著《总统与议会:宪法设计与选举动力学》(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New York:Cambridge UP,1992。聚焦立法机构和结构导成均衡(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的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t)著述中,一部重要的著作是肯尼思•舍普斯勒(Kenneth Shepsle)的文章“制度的均衡与均衡的制度”(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and Equilibrium Institutions),《政治科学:有关政治的科学》(Political ScienceThe Science of Politics),赫伯特•F•韦斯伯格(Herbert F. Weisberg)编辑,New York:Agathon,1986。也参见马修•D•麦克库宾斯(Mathew D. McCubbins)和泰瑞•苏利文(Terry Sullivan)编辑的《国会:结构与政策》(CongressStructure and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P,1987。

[3] 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日益增加。其中很多被收录在胡安·林兹和阿尔图罗·瓦连瑞拉(Arturo Valenzuela)编《总统制与议会制:能否带来不同?》 (Presidentialism and Parliamentarianism: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然而,在这本有价值的合集中,没有一篇文章试图收集系统性的全球定量数据,来直接回答本书标题和普热沃尔斯基所提出的问题。在林兹和阿尔弗雷德•斯特潘编辑的《民主政权的崩溃》(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1978中,林兹在“关于总统制和议会制民主的补记”(Excursus on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Democracy)的短文中首次提出了这个主题。他那篇被多次引用、具有开创性的“私下传看”的文章(与他即将出版的书同名),最初出自1984年在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举办的“南锥体国家(Southern Cone)的政党”工作坊;也参见林兹,“总统制的危险”(The Perils of Presidentalism),《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1),Winter 1990。并参见斯科特•梅因沃林(Scott Mainwaring),“总统制、多党制和民主:艰难的平衡”(Presidentialism,Multiparty Systems,and Democracy:The Difficult Equation),Kellog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144,University of Notre Dame,Sept.1990。

[4]  我们同意菲利普•C•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的观点,存在很多类型的民主,并且“民主巩固包括制度的混合”。参见施密特,“民主巩固与制度选择”(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and the Choice of Institutions),East-South System Transformations Working Paper 7,University of Chicago,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Sept.1991,p.7。并参见施密特和泰瑞•卡尔(Terry Karl),“民主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What Democracy Is···And Is Not),《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Summer 1991;作者列出了十一个重要的维度,提供了一个潜在组合的矩阵(a matrix of potential combinations),在这些组合中政治制度可以是不同类型的民主。

[5] 我们理解,任何想要对“民主”这个概念进行操作性处理(operationalize)从而使其能够用于对世界上所有国家进行分类的努力,都有其内在的困难。幸运的是,两个各自独立设计的工作在尝试这个任务。一个是迈克尔•科皮奇(Michael Coppedge)和沃尔夫冈•芮尼克(Wolfgang Reinicke)的工作,他们试图使8项“制度保障”(institutional guarantees)具有可操作性,因为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认为那些保障都是多头政体(polyarchy)所不可或缺的。根据对到1985年中期为止的政治条件的评估,作者在多头政体量表上(on a polyarchy scale)对137个国家做了赋值。这个结果可以在科皮奇和芮尼克的“多头政体的测量”(A measure of Polyarchy)中看到(文章提交给了1988年5月27-28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举办的关于测量民主的会议);以及科皮奇和芮尼克的“多头政体量表”(A Scale of Polyarchy)一文,收录于雷蒙德•D•加斯蒂尔(Raymond D. Gastil)编辑的《世界自由状况: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Freedom in the World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1987-1988),New York:Freedom House,1990,pp.101-28。罗伯特•A•达尔对多头政体所需要的制度保证这个具有开创性的讨论,见于他的著作《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aven:Yale UP,1971,pp.1-16。另一个将民主等级进行操作化处理的工作,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年度评估。近年来,其顾问组已经包括了诸如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乔瓦尼•萨托利和卢西恩•派伊(中文名:白魯恂,Lucian W. Pye)等学者。1973到1987年之间每年的赋值,可参见加斯蒂尔的Freedom in the World,pp.54-65。在本文中,如果一个国家在1985年的科皮奇—芮尼克多头政体量表(the Coppedge-Reinicke Polyarchy Scale for 1985)上的等级评定不大于3,并且在加斯蒂尔1980-89民主量表(the Gastil Democracy Scale for the 1980-89 period)上,“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平均等级评定不大于2.5,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为“持续的民主国家”(continuous democracy)。

[6] 关于半总统制的典型特征,参见莫里斯•杜瓦杰的开创性文章“政治制度新模型:半总统制政府”(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欧洲政治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8),no.2(1980);并参见杜瓦杰著《国王的制约》(Echec au roi),Paris:Albin Michel,1978,和《共和君主制》(La monarchie républicaine),Paris:R. Laffont,1974。

[7] 有关半总统制宪法框架、其“行政二元性”(executive dualism)的内在问题、以及使法国得以管控这些问题的特殊国情诸方面的讨论,可参见阿尔弗雷德•斯特潘和以斯拉•N•苏莱曼(Ezra N. Suleiman),“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一个可供进口的模式?关于波兰和巴西的反思”(The French Fifth Republic:A Model for Import?Reflections on Poland and Brazil),文章收录于H•E•彻哈比(H. E. Chehabi)和阿尔弗雷德•斯捷潘编辑的《政治、社会、与民主:比较研究》(Politics,Society and Democracy:Comparative Studies),Boulder:Westview,forthcoming。

[8] 阿尔弗雷德•斯捷潘将在其正在撰写的著作《民主能力/民主制度》(Democratic Capacities/Democratic Institutions)中,更加详细地阐述这个论点。

[9] 例如,在阿伦德•李帕特(Arend Lijphart)的21个二战后持久民主国家的列表中,有17个是纯议会制民主国家,2个是混合制,1个是半总统制,而只有一个,即美国,是纯总统制。参见李帕特著《民主国家:21个国家的多数政府与共识政府模式》(Democracies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New Haven:Yale UP,1984,p.38。

[10] 常态是,一个直选出来的、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拥有巨大权力的总统,与一个需要议会支持的总理并存。到1993年4月,只有匈牙利以及新建立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选择了纯议会制的宪法框架。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尽管有直选的总统,但却有强烈的议会制特征。在斯洛伐克和爱沙尼亚,总统现在是由议会来选择。但保加利亚已经从间接选举总统转向直接选举总统。关于东欧转型时期立宪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学分析,请参见芝加哥大学东欧宪政研究中心的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季刊。这个中心是在1990年与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合作建立的。

[11] 如果一个政权在给定的时期作为民主国家存活下来,那么对持续性z做分析尤其是恰当的,因为这种分析估算某个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例如,某个民主国家因遭受军事政变而“消亡”的条件概率)。这个条件概率转而成为外生解释变量(如宪法架构)的函数。估算系数的性质符号表明,该解释变量从哪个方向影响某一民主国家在给定时间内消亡的条件概率。这类模型使我们得以估计各个民主国家显示的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持续性依赖”(duration dependence):特别是,随着持续时间的增加,某一民主国家消亡的概率增加还是减少。迈克•阿拉瑞兹(Mike Alarez),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候选人,正在创建数据以及相应的统计技术,从而对持续性展开分析,并把它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一个组成部分。亚当•普热沃尔斯基也已经开始了这样的研究。并参见尼可拉斯•M•基弗(Nicholas M. Kiefer),“经济持久性数据与危险函数”(Economic Duration Data and Hazard Functions),《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June 1988。

[12] 如果一个国家在1985年科皮奇—芮尼克多头政体等级量表(Coppedge-Reinicke Polyarchy Scale)上的数值不高于3,并在加斯蒂尔民主等级量表(Gastil Democracy Scale)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项的评估上,平均等级数值不高于2.5,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巩固的民主国家”。那些在1979—1989的十年间每一年都符合这些标准的国家,被认为是“持久的巩固民主国家”。在此方面参见注释18。

[13] 杜瓦杰称芬兰为半总统制,因为总统有重要的法定和实际权力;但应该指出的是,从1925年到1988年,芬兰总统并不产生于直接选举,而是由政党集团(party blocs)间接选举出来的。候选人一般并不在全国开展竞选,虽然政党会将其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但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的投票并无宣誓承诺,而且常常需要反复审议和多次投票。这使舒哥特(Shugart)和凯利(Carey)得出结论,芬兰1925到1988年的总统选举制度 “鉴于其以政党为中心的特征……与议会中的选举并没有多少差异”。参见舒哥特和凯利著《总统与议会》(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pp.212-21,226-28,引用于p.221。我们认为,芬兰在1988年前实行的是一种“混合”的宪法制度。

[14] 拉克索和塔格培拉,“政党的‘有效’数目:用于西欧的测量”(‘Effective’Number of Parties: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2),Apr. 1979。公式计算每个政党在议会中的相对规模(依据政党在议会中占有席位的百分比来测量)。“有效”政党的数目指的是“这种假设的、规模相等的政党之数目,它与实际上规模不等的政党对系统的分散化(fractionalization)发挥同样的总体性影响”。计算有效政党数目的方法如下:公式中的Pi=第i个政党在议会中所占有的总席位的百分比。对于表4.1中列出的每个国家,我们确定了1979至1989年间每次议会选举时政党在下议院或众议院所占有的席位数目。由此,我们计算出这些选举年有效政党(N)数目,并乘以到下次议会选举时的年数。

[15] 奥地利、爱尔兰和冰岛有直接选举的总统,但我们不把它们归类为半总统制;我们与杜瓦杰的意见一致,它们不是实际上(de facto)的半总统制,因为其“政治实践是议会制”。参见杜瓦杰的“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p.167。

[16] 参见塔图•万哈宁著《民主化过程:147个国家的比较研究,1980-1988年》(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147 States1980-1988),New York:Crane Russak,1990。

[17] 同上,p.84。

[18] 因为在这些国家新宪法通常在独立后一年内就起草并通过,所以我们使用的是独立的日期。我们把1979年后独立的国家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我们还要看看这些国家在1980到1989这十年期间有哪些仍然持续保持着民主制度。我们样本的时间跨度是从二战到1979年。

[19] 迈伦•韦纳(Myron Weiner)观察到,“大多数较小的新兴独立民主国家…也是前英国殖民地”,从而提出这一看法:“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监护式民主制似乎是第三世界民主的显著决定因素”。参见韦纳的“实证民主理论”(Empirical Democratic Theory),收录于迈伦•韦纳和埃尔贡•奥兹布顿(Ergun Özbudun)编辑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性选举》(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Durham:Duke UP,1987,特别是pp.18-23,引文在p.19。在“加勒比问题:自由民主为何(令人惊讶地)茁壮成长?”(The Caribbean Question:Why Has Liberal Democracy(Surprisingly)Flourished?)这篇文章中,乔治•多明戈斯(Jorge Dominguez)也探讨了上述问题,该文收录于《加勒比地区的民主:政治、经济和社会视角》(Democracy in the CaribbeanPoliticalEconomicand Social Perspectiv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1993。多明戈斯讨论了这些加勒比民主国家是怎样迎战(以及挺过)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他将其民主的稳定归因于英国的遗产(包括但不限于威斯敏斯特议会模式)和国家领导人认同民主的倾向。

[20] 在独立后一年内选择了总统制的五个前英国殖民地国家是赞比亚、塞浦路斯、马拉维、塞舌尔和南也门。

[21] 参见让•布隆戴尔(Jean Blondel)著《当代世界的政府部长》(Government Minister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Beverly Hills,Calif. :Sage,1985,特别是pp.277-81页的附录2;马提•多甘(Mattei Dogan)著《通往权力之路:多元民主国家如何选择统治者》(Pathways to PowerSelecting Rulers in Pluralist Democracies),Boulder:Westview,1989;瓦伦蒂诺•C•苏亚雷斯(Waldino C. Suárez),“阿根廷:比较视角下的政治转型与制度弱点”(Argentina: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Weaknes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收录于恩里克•A•巴洛伊拉(Enrique A. Baloyra)编辑的《新兴民主国家比较:欧洲地中海国家和南锥体国家的转型与巩固》(Comparing New Democracies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and the Southern Cone),Boulder:Westview,1987;苏亚雷斯,“拉丁美洲的内阁:组织与变化”(EL gabinete en América Latina:Organización y cambio),Contribuciones,no.1(Jan.-Mar.1985);以及苏亚雷斯,“拉丁美洲的行政部门:总统制政府下的运行能力”(EL poder ejecutivo en América Latina:Su capacidad operativa bajo regímenes presidencialistas de gobierno),《政治研究》(Revista de estudios politicos,no.29),Sept.-Oct.1982。

[22] 参见杜瓦杰Political Parties。

[23] 关于杜瓦杰命题在现代工业化民主国家的背境下如何的讨论,参见李帕特(Lijphart)的Democracies,pp.156-59)。

[24] 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文献,考察了宪法框架对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或崩溃的影响。参见,例如戴维•M•李普塞特(David M. Lipset),“巴布亚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75-1986”(Papua New Guinea:The Melanesian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75-1986),收录于拉瑞•戴蒙德(Larry Diamond)、胡安•J•林兹和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编辑的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sia(Boulder:Lynne Rienner,1989),特别是pp.3-413。李普塞特讨论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法框架如何发挥作用防止了政权的崩溃。并参见多明戈斯的“The Caribbean Question”。

[25] 施密特(Schmitter)和卡尔(Karl)的“什么是民主”,非常正确地把问责(accountability)的概念植入了民主的定义。但除了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美国之外,在长期存在的民主国家中,任何总统一旦掌权,就不可能被公民代表通过投票的方式而追究政治责任。问责机制如此极端和困难——需要有得到异乎寻常的多数赞成的政治-法律-刑事审判(弹劾)——以至于问责原则在总统制下要比在议会制下更为软弱无力。

[26] 关于政府危机和政权危机在理论上的区别,参见胡安•J•林兹和阿尔弗雷德•斯特潘编辑的《民主政权的崩溃》(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1978,特别是p.74。

[27] 参见奥当奈(O’Donnell)的“委任式民主?”(Democracia delegativa?),《新研究》巴西分析与规划中心(Novos estudios CEBRAP),no.31Oct.1991。

[28]– 这些数字的计算,使用的是拉克索/塔格培拉公式和《基辛世界大事记》(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1990))及阿瑟•S•班克斯编辑的《世界政治手册》所报告的数据。

[29] 这个观点的阐发,参见胡安•J•林兹和阿尔弗雷德•斯特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东欧、南欧及南美》(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Eastern EuropeSouth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手稿)pt.1。

[30] 斯特潘和苏雷曼对此有展开论述,见注释7。

[31] 关于巴西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结构如何一起造成了这个国家脆弱的政党体系之研讨,参见斯科特•梅因沃林(Scott Mainwaring),“多党总统制民主的两难困境:巴西的案例”(Dilemmas of Multiparty Presidential Democracy:The Case of Brazil),Kellog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174,University of Notre Dame,1992。并参见梅因沃林,“政客、政党及选举制度:比较视角下的巴西”(Politicians,Parties,and Electoral Systems:Brazi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 24),Oct.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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