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終於公布了久拖未決的延遲退休方案。從細節和宣傳文字不難看到，設計者下了很大功夫，但他們應比所有人都更清楚，這個方案必將遭到民眾一片罵聲。兩個主要原因：一個是國家背棄了以前的重大承諾而一意孤行，更重要的則是，當局無意面對中國社會契約舉世突出的弊端：極不公平。

為當局辯護者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中國的退休年齡之早，全球僅見，面對人口急劇老齡化的現實，延遲退休年齡勢在必行。問題是，當局為甚麼不借這個機會，把中國的養老體制，乃至整個社會契約搞得稍微公平一些、人道一些呢？這就觸及到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為甚麼現代中國，或者說中共國的社會契約，無論是在計劃經濟時代還是改革開放時代，都是世界上內部張力最大，也就是既不公平、更不人道的社會契約？更困難的問題就是，為甚麼這個不公平亦不人道的社會契約，不僅延續半個多世紀，更創造了所謂「中國奇跡」？這個問題背後複雜的歷史和文化邏輯，當然非一篇時政評論所能講清楚，但確實是中國有心變革的知識人不能迴避的認知挑戰。

共產黨「大一統」堵住再造共和

理解當代中國社會契約演變的起點，當然是西方通過發明「主權在民」和「民族國家」的過程帶來的競爭活力和文化優勢，不僅在19世紀給大清的帝國秩序帶來毀滅性衝擊，還給華夏文明帶來了徹底失去文化身份的所謂「亡天下」之憂。現在看來，士大夫的這種集體恐懼，在20世紀一次又一次地壓倒了變革者落實主權在民的努力，也就是壓倒了推動地方自治的努力，從而讓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走上了棄「共和」而反覆重建「大一統」的歧路。一次革命不行，就二次革命，國民革命不成，就來一個共產革命。

共和，也就是一個基於地方自治的現代中國，有沒有過成功的機會呢？這是一個值得去深究的問題。我的看法是，西方發明的民族國家，在20世界初導致了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走向共和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後果。在這次西方文明自毀的危機中，列寧發明的黨國，令中國重建大一統的傳統傾向獲得了一種現代化的組織和文化資源，堵住了中國再造共和之路。

政治文化「大一統」與社會契約關係

那麼，重建大一統的成功與現代中國既不公平亦不人道的社會契約是甚麼關係？我的理解是，中國所謂兩千年不變的「政治大一統」，現實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反覆震蕩。一般來說，「合久必分」的邏輯不難理解，但「分久必合」反映出來的政治文化韌性或頑固性，則不是那麼容易解釋。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中國政治文化的大一統偏好，需要一個文化演變的地理和地緣政治邏輯。

在我看來，幾大古文明的政治文化演變，有一個共同的地緣政治因素，那就是歐亞草原的馬上人部落文明對農業文明的衝擊和征服。多年來，由於缺乏全球史視角，馬上人對不同文明秩序的形塑作用被低估了。在這個問題上，華夏文明與其他古代文明的最大區別是，華夏文明雖然難以避免一時被馬上人征服，但馬上人最終無法逃脫被華夏文明同化。這個邏輯與中國社會契約的演化有深刻聯繫。也就是說，華夏文明的品格，不僅與其特殊的地理環境有關，也與她和馬上人漫長的博弈和纏鬥有密切關聯。

有學者指出，每個現代國家的社會契約都受到其歷史傳統的影響。那麼，當代中國的社會契約，在多大程度以及以甚麼方式受到政治大一統的影響呢？我的理解是，歷史上，由漢語和漢字文化所支持的權力遊戲，在東亞的地理和地緣環境下生成了一種長期佔優勢的帝國建構和重構的博弈策略：「人命換天命，空間換時間」。也就說說，無論是「漢人」還是「胡人」，誰更善於利用這個策略來重建大一統或維繫大一統，誰就有更大的勝算。不難理解的是，華夏帝國的疆域越大，秩序越穩定，由遠程貿易擴張帶來的市場規模和財富的規模也就越大，這是封建的歐洲乃至其他文明難以企及的，但是，由帝國秩序大崩潰和重建大一統帶來的殺戮和死難的規模以及人口重新分佈的社會動蕩，也是全球少有的。

「人命換天命」和「空間換時間」策略

這個傳統與現代中國的社會契約是甚麼關係？我認為，毛澤東充分利用一戰後西方文明分裂和自伐的世界格局，運用「人命換天命」（暴力土改），「空間換時間」（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成功地借助蘇俄的力量重建大一統，建立了一個列寧主義的「紅色中華帝國」。在這個基礎上，毛繼續運用「人命換天命」（犧牲農民），空間換時間（犧牲農村和農業）的策略，試圖迅速趕超西方大國，重建中國在世界的大國地位。眾所周知，毛的這種近乎瘋狂的地緣博弈策略，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苦難，也給世界秩序帶來了巨大的風險。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一種獨特的社會契約形成了，這個社會契約一方面極不公平，極不人道，同時也賦予這個古老的農業文明前所未有的所謂「國家能力」。也就說，中國雖然依然極為貧窮，但從國家與社會的組織程度上，有潛在能力利用世界的地緣政治衝突創造的歷史機緣，走出困境。鄧小平的功勞就在於他抓住了美蘇對立帶來的歷史機會。

那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獲得成功，與毛澤東時代形成的社會契約又是甚麼關係？本質上，鄧小平延續了「人命換天命」（一胎化）和「空間換時間」（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生存策略來維繫紅色帝國，並且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之所以說意想不到，是因為中國經濟在他死後的迅速崛起，有不少偶然性因素，如蘇聯的解體。但也不能不說，這個成功與中國人乃至海外華人的想像力有重要關聯。沒有想像力，不可能讓數億農民工從內地到沿海為國際資本打工。

中國須重置公平人道社會契約

但是，也正因為中國極不公正也不人道的農民工制度創造出來的巨額財富和過剩的生產能力，徹底顛覆了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平衡及調節能力，從根本上危及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現在中國和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就是，如果中國不重置自己既不公平也不人道的社會契約，世界秩序的重構就無從談起，但中國似乎失去了當年變革的想像力和政治活力，更麻煩的是，美國的狀況也相當不妙。從歷史看，這種全球性的困局意味著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不可避免，並由此帶來發生大規模戰爭的風險。不過，對包括海外華人在內的變革者來說，這個困境是否如百年前一樣，也蘊含著中國的一個歷史性機會？我以這個問題來告別讀者，以激勵他們的想像力和行動力。

2024.09.17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