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阅读了王大卫先生写的《覆亡与重萌：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民主》（1）一文后，颇为感触，特写此文，提供一个案例作为补充。此文包括两部分：一、文革中的思考，介绍文革中成立的一个地下历史小组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考；二、二十多年的研究，介绍历史小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研究。
一、文革中的思考
1967年末，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过去后，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脱离了造反派或者保皇派，成为逍遥派。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一些学生开始读小说消磨时光，也有少数学生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开始广泛阅读，寻求真理。
1、地下历史小组
文革中，图书馆关闭了，个人收藏的书也绝大部分被红卫兵烧毁了。据我的父亲海天讲，那时候，如果读一本书要花费一天时间的话，借一本书往往要花费七天的时间。在借书的过程中，一些学生相识了，有的成为朋友，地下读书小组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海天曾对我讲过，他与春又生老师是在书店相识的。1968年，一天，在新华书店，春又生看见海天买了一本历史书，就主动对海天说，你好，我是春又生，看来你喜欢学习历史，我也是。你贵姓，我们可以谈谈吗？海天对于春又生的主动沟通非常高兴，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后来，他俩又结识了5位书友，七个人组成了一个地下读书小组。那些年，他们读了很多中外书籍。
海天和春又生都对我讲过，永远也忘不了，地下读书小组阅读讨论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情景。
苏格拉底讲：“首先，他们不是自由吗？城邦不确确实实充满了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吗？不是每个人都被准许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由于这里容许有广泛的自由，所以它包括有一切类型的制度。很可能凡希望组织一个国家的人，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必须去一个民主城邦，在那里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作为模式，以确定自己的制度，如同到一个市场上去选购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样(他们在文革期间阅读的《理想国》是吴献书翻译的版本，我采用的是郭斌和、张竹明翻译的版本) ”。
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古希腊人可以像选购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样选择自己的制度。民主城邦充满了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
十几年后的八十年代，“自由“成为他们研究经济、民主及宪政的逻辑起点，他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在于剥夺了公民的经济自由，侵犯了公民的经济权利。
一次阅读了《俄罗斯文学史》后，地下读书小组知道了，俄罗斯文学的三个发展时期：多余人时期、新人时期和无产阶级文学时期，对应着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他们逐渐意识到，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只有学好历史，才能更好地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一切社会学科，才能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认识世界，认识中国。
1968年，海天、春又生及另一位地下读书小组成员组成了一个历史学习小组。小组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私有制产生的原因”。设立这个课题的起因在于春又生的一段中学经历。他的中学政治老师是一位古板的人，讲课的特点是照本宣科，基本不做任何解释。一次社会发展史课上，政治老师在讲私有制产生的原因时说，原始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获得的食物少，氏族成员只能平均分配。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提高了，有了剩余，部落首领多吃多占，私有制就逐渐出现了。春又生听不懂，就站起来问政治老师。食物少的时候，平均分，分得少。食物多了，也可以平均分，多分一些就是了。这样就不会出现私有制了。部落首领为什么要多吃多占，部落成员为什么不制止他呢？ 政治老师看了春又生一眼，又把课文念了一遍，不做解释。春又生不客气地说，老师，如果你今后上课只是念课文的话，就没必要给我们上课了，我们识字。政治老师勃然大怒，狠狠地说，好，春又生，你开创了我校历史上第一个对抗政治老师的先例！政治老师的恐吓没有吓住春又生，却给了他的少年时期留下一个大的问号，私有制是怎样产生的？“私有制产生的原因”成为历史小组的第一个研究课题。
经过学习，历史小组没有能够识别公有制、私有制的社会作用，依然错误地认为公有制优于私有制。当时他们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分割的两面，就像一枚硬币一样。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下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人民没有选举权力，被束缚在工厂里和公社里，实际上成为新式农奴；另一方面，毛泽东不死不下台，永远霸占着中国的统治权力。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专制主义。
2、一个党内民主派桑先生的启发
1970年，春又生认识了一位老党员桑先生。不久，他们相互取得了信任。桑先生曾经问过春又生，地下读书小组成员是怎样走上反对毛泽东的道路的？
回答他的问题之后，春又生问桑先生，当年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桑先生回答，首先，共产党的公有制理论吸引了我。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具有天下为公的思想情结。我从小同情穷人，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平。共产党认为是私有制造成了社会不公平，公有制能够实现社会公平，我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我的岳父曾经在日本学习经济学。他对我讲，公有制是空中楼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我一方面听不懂他讲的话，另一方面认为他是剥削阶级，他的见解是阶级偏见。我与岳父发生了激烈的思想冲突。现在看来，其实是我对私有制有偏见。其次，我无法容忍国民党的无能。抗战初期，国民党一再忍让和退却，激起我对国民党的憎恨。所以，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而后加入共产党。现在看来，当年我并不了解中日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抗战初期，国民党的退却是被迫的。实现公有制理想和推翻国民党腐朽政权就是我参加共产党的原因。岳父也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回答他的。他认为我疯了，中了共产党宣传的毒。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目睹中共对王实味一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我第一次问自己，加入共产党是对的吗？1950年，我和妻子回乡探亲，得知我们双方父母四人，还有大多数亲戚都去了台湾。经历了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看到了人民的生活依然是这样的贫困，我回想起岳父的话，公有制是空中楼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起初，我与你们一样，这可能是中国只有公有制，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因吧。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清楚了，加入共产党是错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我彻底地相信毛泽东是中国人的罪人，共产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近来我在深思，即使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就能够实现社会公平和富强吗？
春又生惊讶地问，这么说，您认为，即使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中国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也不一定公平、富强？
桑先生对春又生讲，你很敏感。我只是逻辑推论，而不是实践证实。当年，苏联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推论，闹革命，搞公有制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结果如何呢？”
春又生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谢谢您帮我打开了一条思路！中国没有社会民主，仅实行公有制，显然是错误的。将来，中国即使实现了社会民主，如果公有制是空中楼阁，必然还将存在社会问题。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私有制。
桑先生说，我们必须要学习经济学。我一直不明白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我们的计划经济问题很多，是否应该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呢？为什么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为什么苏联和中国等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呢？”
“什么是‘看不见的手’？”春又生问桑先生。
桑先生回答：“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复翻译成《原富》。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无形的作用。社会中的每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时，并没有想到促进社会利益，而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结果使得社会中每一人的利益都获得满足。亚当·斯密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只做一个守夜人即可。只要政府不干预经济，经济自然就会发展起来。”
春又生将桑先生的话语告知了历史小组其他成员。自此，历史小组逐步转向经济研究，他们牢牢记住了要破解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1972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1974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下卷。历史小组买下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们阅读了这部著作，为经济研究打下了基础。
3、桑先生讲述的57年反右运动
1957年，历史小组成员大都10-11岁。一次，海天对桑先生讲述了，他的一个小学老师被打成右派后,跳海自杀。第二天，他的新婚妻子穿着婚装在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上吊自杀了。听后，桑先生讲述了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原因和整个过程。他感叹地说，1957年的知识分子们在反专制，呼吁自由，而今天的青年学生在比谁更忠于毛泽东，真是悲剧啊！
桑先生曾经有一本《右派言论集》，上面记载了许多右派写的大字报和会议发言的资料。可惜的是，文革期间被烧毁了。根据记忆，桑先生给历史小组成员介绍了一些右派分子的言论。
林希翎曾经说，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她认为斯大林问题决不是斯大林个人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专制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林希翎虽然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她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说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她将中国社会主义称作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她呼吁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在《压制不了的呼声》一文中，严仲强讲，事实上即使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可以批评的，例如南斯拉夫公有制形式和苏联公有制形式并不相同，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现在的公有制形式是否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最好的形式。
当时，海天和春又生二人颇为震动，一致认为，严仲强说的太对了！我们不能轻信共产党的说辞，公有制未必是最好的制度！
在《论现行选举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实行》一文中，蒋兴仁要求民主选举学生会。他指出由领导个人决定，没有竞选的选举，实质上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不民主，选举成为人民出卖主权的手续，把主权让给独裁者。钱如平评论说，中国的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军政要人手中，并不掌握在群众手中。
这使得海天和春又生第一次意识到，共产党专制统治之下，公有制实际上是党有制。
桑先生说，我们不仅要记住毛泽东的罪恶，还要记住右派英雄们的思想。海天和春又生异口同声，我们会的！
桑先生讲，我也是在1957年反右以后，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如果说1942年在延安是少数曾经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基于对共党的幻想失望而呼吁改变现状，1957年则是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共党统治的倒行逆施而进行的斗争。他们呼吁，要重新进行评价共产党的观点，要勇敢地再认识，这意味着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不足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们还没有认识到马列主义的问题，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例如《广场发刊词》仍然认为马列主义是不朽的真理，民主广场是不脱离社会主义言论的讲坛。他们没有认识到公有制的问题，即便林希翎也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好。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比较可以参考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政策之争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可惜我们看不到真实的资料。
春又生立即说，历史小组要研究现代英国。英国保守党和工党都信奉宪政民主制度。不过，保守党例行私有化，而工党实行国有化。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经济政策之争是一个比较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实证案例。
进入八十年代，历史小组研究了从１９世纪至今，英国人长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探讨和实践。英国工党国有化失败案例告诉历史小组，即使实现了社会民主，只要扩大公有制的边界，社会民主主义就会剥夺公民的经济自由即经济权利，不能实现社会公平。
二、二十多年的研究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历史小组完成了“私有制产生的原因“课题的研究，启动了对费边主义的研究，观察撒切尔改革，及其对英国工党经济政策的影响，从而认清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局限性。
1、重新认识私有制
人类历史主要存在两大类私有制：暴力私有制和交易私有制。
暴力私有制
古代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古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军事集团利用暴力夺取国家权力，占领国家土地。土地成为君主的私有财产。暴力是农业社会私有制产生的主要原因，导致君主国家诞生。
交易私有制
人类社会，一方面，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中，人们拥有的自然资源不同；另一方面，即便是同一父母所生，每个人的能力也不同，凭借不同的自然资源和能力，人们可以提供不同的产品，用于相互之间的交易。
交易的前提是双方必须承认彼此是商品的所有者。交易是农业社会私有制产生的重要原因。
看不见的手
基于交易私有制，历史小组理解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在市场中，每个人所考虑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
在企业里的工作实践，使得历史小组意识到“顾客满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买卖成交的前提条件是顾客必须“满意”商家所提供产品的质量和价格。这样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顾客满意”）引导商家去达到他的目标：让顾客买我的产品，从而获得自身利益。在追逐他个人的利益的过程中，他满足了他人的需求，顾客买了他的产品，促进了社会利益，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还有效。交易私有制激发人们积极参加经济交易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经济参与能力，为自己同时也为社会获取利益。
建立在交易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看不见的手”，调节市场供求关系，促进了商家“利他”道德观念的成长。交易私有制有利于保障国民经济权利。
交易私有制是一种奖励机制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交易私有制是一个能力等级梯子。这个梯子是为具有才能并努力拼搏向上的人提供财富和名誉的一种奖励机制。一个国家是否是健康，根本上要看能否为具有能力的人提供机会；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根本上要看能否不断涌现出更多的具有各种不同能力的人。人类社会绝不能砍断交易私有制这把梯子，要保护和支持具备才能并努力进取的人，进而提高人类的能力水准。詹姆斯·哈格里夫斯、詹姆斯·瓦特，罗伯特·富尔顿、卡尔·本茨、安德鲁·卡耐基、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与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都是具有才能并努力拼搏向上的人。美国则是一个不断涌现出更多的具有各种不同能力的人的国家。
从交易私有制到宪政民主制度
随着交易活动的拓展，农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易活动逐步成为一些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工业逐步成为主要产业。基于交易能力的交易私有制成为工业社会经济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市场。所有进入市场的人都具有配置资源和发挥自身能力的权利，根据产品贡献，获得财富。市场经济逐步将更多的财产分布于国民手中，增加了国民的财富，保障了国民的生活，使得社会财富不再仅仅掌握在君主和贵族手中。
交易过程是一次又一次的顾客选择过程，质量差、价格高、交期长的企业将被逐出市场。顾客选择权逐步将社会经济权利转交到了全体国民手中，不再仅仅掌握在君主和贵族手中。
交易私有制逐步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具有一定的经济权力的商人阶层及劳动阶层的独立和壮大，迫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一步一步地转交到了全体国民手中，不再仅仅掌握在君主和贵族手中。基于交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孕育了民主制度。从权利与权力博弈视角，国民的经济权利自发地扩展到政治权力。国民权利边界扩大，而君主权力边界缩小。君主的权力受到约束，出现了宪政国家。
以英国近代史为例。16世纪之前，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君主和贵族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是社会秩序基础。从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商品交易活动逐步由区域型交易，发展成全国型交易，区域型商品经济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型市场经济。在这两个多世纪中，传统的农业文化逐步消失，新兴的商业文化逐渐形成，宪政改革自然也在孕育形成之中。17世纪，英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18世纪，美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宪政民主国家。
2、重新认识公有制
要重新认识共产党国家公有制，必须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谈起。
无知与暴力的马克思
共产党人声称，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析，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证明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资本论》涉及社会经济和企业管理领域。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做过《莱茵报》主编，参与主办《德法年鉴》杂志，长期为报刊撰稿为生，没有任何企业管理的经验。因此，他写的《资本论》自然与企业经营实践不符。威廉··魏特林曾经批评马克思的理论工作是“书斋里的分析”。对此，马克思非常愤怒。
经过多次阅读和讨论《资本论》，结合在企业里的工作实践，历史小组认为《资本论》一书存在逻辑起点和定义域错误。
逻辑起点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3）。
马克思从“商品”开始他的研究，是无知的。他只看见了“物的商品”，没看见“人的能力”。
工业时代，企业要进入哪个行业，经营什么产品能够盈利，是一个战略问题。
现代经济学两条公设：资源有限，能力有别。
根据这两条公设，企业战略设计的原则是：
依据自身的核心能力和具备的资源去选择自己能做的事情，确立自己的目标。
对于企业来说，商品市场容量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则是充分条件。企业必须依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决定要进入的行业，选择提供的产品。表面上企业提供的是商品，实际上提供的是自身的核心能力。无论是世界贸易，还是国内贸易，表面上是商品交易，实际上是能力交易。工业时代经济，表面上是商品经济，实质上是能力经济。企业经营需要资本家具有抗风险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等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经营管理能力。正是资本家的经营管理能力启动了商品价值的创造过程。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及生产的商品，没有看到资本家的经营管理能力。
马克思从“商品”而不是从“能力”开始的研究，犯了逻辑起点错误。
定义域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讲：“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4）。
我们来看商品经营全过程：
在决定某种产品生产之前，企业首先要有信息收集与分析时间：产品市场容量信息收集和分析、竞争对手信息收集和分析，投资收益和风险分析等时间;其后是产品立项决策时间：投资规模、股份构成、投资收益分配等时间;再后是企业筹备时间：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结构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时间。此后，企业才进入产品生产时间。产品生产出来之后，企业进入销售时间。由此可知，企业经营过程不仅仅包括产品生产时间和销售时间，还包括产品信息收集与分析、立项决策、筹备时间。
马克思只看见了生产和销售，没有看见商品经营全过程，就武断提出是工人创造了价值。他根本无视资本家参与的经营管理工作，否认了资本家创造的价值。任何一个参与过企业经营管理的人，都不会否认资本家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常识。劳动要有报酬，投资也要回报。马克思只看到生产和销售时间，没有注意到整个经营过程时间，仅仅从生产和销售来论证剩余价值，导致他犯下定义域错误。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
从暴力公有制到党国专制制度
人类历史主要存在两大类公有制：暴力公有制和民主公有制。
暴力公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用暴力消灭人类的交易活动，消灭私有制，建立暴力公有制为核心的政治纲领。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起义，夺取了国家政权。 苏联政权建立后，苏联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基于暴力公有制的党国专制制度，具体表现为：
经济上，苏共通过暴力将银行、铁路、企业等等收归国有，没收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苏共使用暴力建立了暴力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否定价值规律，消灭了商品和市场，取消了国民的贸易活动，控制着国民的吃穿住行等一切经济生活，完全剥夺了苏联国民的经济自由。
政治上，苏联共产党垄断了一切国家权力，党国不分，党政不分，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权力高度集中于苏共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最终形成了斯大林个人独裁。苏共剥夺了苏联国民的政治自由，将国民变成臣民。
思想上，苏联共产党自我标榜为先锋队组织，代表着真理，自我歌颂，吹捧领袖。苏联共产党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统制，以此来确保对国民的思想控制。苏联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以及科学等一切领域，都必须贯彻这种意识形态，完全剥夺了苏联国民的言论自由。
我们可以看到，沿着暴力公有制、消灭贸易活动，这条强加于社会的暴力路径，苏共将国家的公共权力和资产集中于手中，建立了党国专制制度。
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告诉我们，暴力公有制催生了极权国家。
从以上事实可知，暴力私有制导致君主国家的诞生，暴力公有制催生了极权国家。以交易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国家逐渐发展成为宪政国家。
民主公有制
美国是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国家，实行交易私有制和宪政制度。英国同样是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国家，实行交易私有制和宪政制度。但是，由于费边主义的影响，1945年，社会民主主义工党执政时期开始实行民主公有制。
民主公有制给英国带来什么？
3、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困境
进入八十年代，历史小组首先开始研究费边主义。
1884年，乔治·肖伯纳、悉尼·韦伯等人在伦敦成立费边社，创立了费边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提倡走和平宪政道路。
在《费边主义》一文中，乔治·肖伯纳写道，费边社的目的是：“用下述方法对社会进行重新改造：使土地和工业资本从个人所有制下解放出来，把它们转归公社所有，以谋公众的福利” 。此外，还要“通过立宪办法将可以由社会经营的一切工业转移给公社”，和“建立公共利益以代替私人利益，作为调节生产、分配和服务的指导性的考虑”。（5）
悉尼·韦伯是著名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他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的公开演讲成为费边社的纲领性文件。
肖伯纳和韦伯等费边社领导人系统地阐明了费边社会主义理论，主张废止土地私有制、工业国有化，以及实现各种社会福利。鉴于英国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工人阶级已经取得选举权，因此，他们反对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而是要通过选举，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地将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韦伯具体提出了社会改造的四大原则：（一）民主主义的变革。（二）渐进的变革。（三）合乎道德的变革。（四）合乎宪法的与和平的变革（6）。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费边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英国工党的理论和政策基础。工党主张生产资料民主公有制，实行计划管理，以达到公平分配。
1945年，工党政府上台后推行民主公有制，先后实施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改革，把银行、航空、煤矿、钢铁、电力、天然气、电话、交通运输、军工等关键领域的企业整合成大型国有化集团。工党政府实行民主公有制的经济后果如何呢？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没有提升反而下降，大面积亏损，这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由于篇幅原因，此文仅提供事实，没有提供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分析。）
1948年，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赢得了英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是，维持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要靠沉重的赋税来支撑。英国成为福利主义的重灾区，被称为欧洲病夫。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民主公有制实践的失败，工党内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右派认为，社会主义应是“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而不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为目的。但左派仍坚持国有化，认为没有国有化就没有社会主义。
七十年代末年，英国和中国都实行了体制改革。历史小组密切地关注着中英两国的体制改革动态，纳入了他们的“重新认识私有制和公有制”课题。（本文仅谈英国体制改革）
4、撒切尔改革
英国体制改革的起步要归功于撒切尔夫人。
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击败工党。上任伊始，撒切尔夫人表示要扭转“大政府、小市场”的英国病积习。她首先精简政府，大批公务员下岗；减少政府干预、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私有化作为振兴经济的重要政策。撒切尔政府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股份，先后将电信、航天航空、造船、汽车、钢铁、电力、供气供水等国有垄断公司的股票卖给民众。撒切尔政府通过特许投标的方式，将学校伙食、路面清洁、垃圾收集、公路养护等公共服务服务承包给私人企业。为了减少政府开支，撒切尔夫人在力推私有化的同时，力推“小政府”，不断削减福利。
1979-1990年，撒切尔政府实行放松管制、推行私有化、减税、以及削减福利开支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显著效果，推动了英国的经济发展，使得英国成功改变了“欧洲病夫”的形象。
5、工党的转变
撒切尔发动的私有化改革，震动了工党的国有化信念和政策。1980年年会上，工党左翼激进派重申了扩大公有制的主张。“工党1982年纲领”指出，工党的社会和经济目标只有通过扩大公有制才能达到，发誓将那些被撒切尔政府私有化了的企业重新变为公有制企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有制的范围。然而，1983年大选，工党遭遇了1918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失败。大选的失败使工党认识到“扩大公有制”是没有出路的。为了重返执政党的位置，工党开始从左向右转。在经济问题上，工党承认了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的作用，已不再片面强调公有制。
1990年5月，工党提出了新的施政大纲，放弃了老式国有化政策，主张政府必须负责解决教育、培训、运输、通信等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社会分配先考虑“创造财富的人”。
1994年的工党大会上，尼·布莱尔发言表示，要更改党章的第四款，删除该款对“生产工具成为公有产权”的追求。工党修改了党章第四条，放弃了国有化，接纳了市场经济，相信利用自由市场可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
布莱尔认为，传统左派主张国家统治和高税率，新右派主张个人主义和市场决定论，他主张走“大胆的民营化”、“降低社会福利标准”和加大政府对公共设施投资的“第三条道路”。1997年英国大选， 托尼·布莱尔在竞选期间以“第三条道路”作为竞选口号，放弃过往激进的左翼路线，重新定位，工党终于在经历在野18年之痛后赢得了大选，重新上台。
民主公有制问题分析
工业时代诞生后，人类的交易活动越来越频繁，交易种类越来越多，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复杂的以交易活动为主线的产品网络。众多产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限于篇幅，混合产品类本文不做讨论）。
私人产品是用来满足私人消费的产品，由购买者付款，它的效用只对购买者提供。例如住房、食品、服装、电视机等等。私人产品生产者可以获得利润。
公共产品是用来满足公共消费的产品，由政府公共财政支付，它的效用向全体国民提供。例如，国防、公安、司法、公共福利、义务教育等等。公共产品提供者一般没有利润。
私人产品经营存在一定风险。具体原因如下：
其一，私人产品的效用只对为其付款的购买者提供，并且是非强制购买的私人消费产品。因此，企业难以把握私人产品的市场需求量。
其二，由于私人产品对所有愿意提供产品的企业开放，致使相同或近似的产品众多，产品竞争性强。提供质量好、价格便宜、交期短的产品的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的胜利，赢得利润，而提供质量差、价格高、交期长的产品的企业必将竞争失败，导致经营亏损，甚至血本无归，企业要承担自己的经营亏损。
基于以上两点，私人产品不应交由政府提供，只能由私营企业提供。因为，如果政府经营私人产品，一旦发生亏损，政府的亏损将由纳税人负担。这是国营企业必须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根本原因。
私人产品定义了企业的职能，提供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定义了政府的职能，提供公共产品。用于生产私人产品的生产资料采用私有制，企业一般是民营企业。私人产品定义了私有制的边界。用于生产公共产品的生产资料可采用公有制，政府是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代理人，企业一般是国有企业。公共产品规定了公有制的边界。
政党是一个以执政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执政前，政党的重要职能是向国民提出自己的一套充分反映民意的执政纲领，以赢得国民的支持，实现成为执政党的目标。纲领中，包括向选民提供的该党认为是合理的公共产品结构，阐述将如何提高公共产品的质量，满足选民的需求，将如何有效地利用财政收入，建立何种快捷的运作流程和简化的政府组织，以保证政府的工作效率，降低行政管理费用，减少税收。执政后，执政党要在执政过程中证明自己的公共管理能力。政党不是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组织。执政期间，政党通过政府向国民提供公共产品，无权直接插手私人产品领域。
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和意义
公民的自由主要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
英国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保障了公民的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然而，1945年后，工党政府超出了公有制边界，进入了私人产品领域，剥夺了公民的进入某些私人产品领域的经济自由，侵犯了公民的经济权利，使得具有经济才能并努力拼搏向上的人丧失了获得财富和名誉的机会。最终，导致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民主公有制实践失败。这是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所在。
英国工党民主公有制实践的意义在于，一场私有制和公有制边界的国家实验使得民主国家逐渐明确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局限性，逐步确立了企业、政府和政党的职能边界。
注释
2024年8月29日
作者：海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