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圆桌谈判与民主转型：1989年的东欧中国》，引用请查明原书页码（原著：热奈∙艾斯特；翻译：张小山、杨子立；审校：王天成。出版: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第一章  波兰的圆桌谈判（上）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Wiktor Osiatynski）

引言          
这一章呈现的是1989年间发生在波兰的圆桌谈判的动态过程。反对派和政府达成的圆桌谈判协议, 为50年来东欧第一次自由的党派选举以及最终实现共产政权的和平转型, 铺平了道路。因此，圆桌谈判在启动东欧接下来的改变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另一方面，紧随圆桌谈判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那些谈判变得模糊不清，很快将对那些谈判的重要性的认识一扫而空。对波兰人来说，一旦反对派获得权力，共产党不再存在，共产党政府和反对派签署的合约也就变成一个过去的遗物。 后共产政权建立后很快发生的团结工会运动的内部分裂、胜利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新政党的涌现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问题，更把那些谈判结果推入阴影之中。对一些人来说，签署的协议已变得可疑：它被认为是共产政权和新的后共产政府的一个秘密交易。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变成了新宪法需要克服的一个负担。今天，波兰政治中只有极少数大人物看起来相信协议对未来具有约束力。
不过，由圆桌谈判创设的机制在转型中保存下来了，并且获得了它们自己的生命力。权力的分割、强总统、上议院，是圆桌谈判的持久遗产的最明显例子。国会引入的大量立法也与圆桌谈判期间团结工会所要求的一致。而且，对许多波兰人来说，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机制和“圆桌精神”继续清楚地被视为政治行为的价值观和路标。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圆桌谈判成为让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或者说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着迷的学术主题。 在团结工会的领导们和8年前用坦克镇压他们的势力之间——即在最近的囚徒和他们的狱警之间达成共识的机制——是值得研究的。
这章从宪法的角度分析圆桌谈判。它聚焦于三次谈判其中的一次，即处理政治变革的那次。它检视了政府和反对派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的机制，并且把双方最初的目标和最后的结果做比较。
这个报告部分基于我自己的回忆和印象，也基于我当时作为记者参加一些会议所做的笔记。  更大程度上，它基于在波兰出版的有关圆桌会议的文献。  文献的主体内容包括在谈判结束时签署的所有协议的文本，一本对参与过所有谈判的各反对派代表团领导人的访谈，还包括一个详尽的依会议次序对政治谈判的分析。
尤其，对这章最有价值的资源是我在1990年春天对一些参与圆桌谈判的主要谈判者所做的个人访谈。  他们中的两个——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和亚努兹•拉科夫斯基（Janusz Reykowski）代表政府一方。四个——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 Bujak），布罗尼斯洛•葛莱米克（Bronislaw Geremek），亚罗斯洛•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斯特凡•布拉特克瓦斯基（Stefan Bratkowski）代表反对派。总统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同样没有参与谈判，但是他在谈判的前后做出了关键的决定。正是他最初把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带到谈判桌。除一人以外（亚努兹•雷克夫斯基已经返回心理学学术职业），所有的访谈者现在继续在波兰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布扎克、卡克兹恩斯基、 克瓦希涅夫斯基是主要政党或运动的领导人；葛莱米克是国会自由联盟（Freedom Union）派别的领导人，在1989至1991年间领导波兰国会的宪法委员会。当他们接受访谈时，他们关于圆桌谈判的观点清晰地反映了他们在1990年波兰政治中的立场。同时，他们对未来的计划界定了他们可能受到圆周谈判及其所签协议的约束的程度。
通向谈判之路
圆桌谈判的前提条件
至1989年春，波兰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道德的。由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于1981年12月引进的、镇压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的戒严法，并没有解决波兰的众多问题。波兰社会——组织在地下团结工会运动周围——依然在坚持抵抗。军管政府的计划是把某种版本的匈牙利“卡达尔主义（Kadarism）”引入波兰，即运用非同寻常的权力来改善经济、赢得大众的支持。  然而，很快就发现，没有激进的经济改革，经济改善是不可能取得的。而激进改革将带来急剧的价格上涨和牺牲，若没有人民优先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1982年和1987年间，政府交替使用“胡萝卜和大棒” 竭力赢得合法性。1985年，波兰国会在刑法典上做了非常大的改变。结果是，大量戒严法条款被引入“普通”法律之中。同时，政府的政治变得更加“自由”，好像这个国家想要随意利用法律武器对付社会却无需求助于社会。1987年，政府尝试推行一项经济改革，此改革涉及到大幅提高消费商品的价格。为获得合法性，政府提交了一个方案让人民公投，公投结果是否决了这个方案。在1988年5月，团结工会的诞生地格但斯克（Gdansk）造船厂爆发了罢工，在克拉科夫附近的诺瓦胡塔炼钢厂也爆发了罢工。9月，更多的工厂爆发一波新的罢工。
罢工的参与者大部分是在1980-1981年还没有上班的年轻工人。他们没有体验过戒严法的肉体打击，不害怕为他们的权利抗争。“新一代正在走向前台，这一代带着革命的潜能，”雷克夫斯基说。虽然这些因素显然超越了党的控制，但是仍不清楚，他们是否受到了团结工会老一代领袖的控制。
“老”团结工会以及知识分子反对派的坚持抗争是铺平谈判道路的另一个因素。在1981年后，被宣布为不合法的团结工会受到了天主教会的主持，产生了一个公民社会的地下网络，这帮助团结工会的精神存续了下来。波兰公民社会最显著的元素是一个“不可击溃的出版帝国”（Geremek），它非法出版和发行着一千三百份期刊，来对抗国有媒体对大众的宣传运动。1987年，与这种抵抗力量相结合，团结工会的领导们给政府提出了一个谈判的方案。
此前，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已学到了惨痛的教训，关于他们的力量的局限性的教训。1980-81年间，他们在大众支持领域以及在象征性的和情绪性的领域收获了不可思议的成功，然而，他们的成功并没有对波兰的决策机构制度产生同等的、有意义的影响力。1981年12月，他们意识到，象征性的和情绪性的支持并不能战胜纯粹的权势。当然，社会反抗的延续性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迫使政府逐渐认识到反对派是社会中一个真实的力量、可信的谈判对手。
根据政府谈判代表的观察，1981年的教训促使反对派意识到自己“对国内权力平衡和国际大环境缺乏现实的估计。”  这也促使反对派的一些领导人撇开他们的“全赢或全输”战略。接下来的几年有助于修复戒严法带来的伤痛，在反对派的眼中，共产党员们的关注点从“外国势力和死敌的代理人转移到某些可能谈判的人身上”（雷克夫斯基，Reykowski）。
一个类似的演化也在波兰统一工人党（PUWP）和政府内部发生了。对一些领导人而言，他们目前处理危机的方式方法是无效的，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非常关键的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认识到了这一点。  同时，雅鲁泽尔斯基也从1981年的教训学到了不少，排除了使用武力镇压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据基什恰克说，党的领导层逐渐重新评价以下四条信念，这个改变把他们带向谈判桌：
1. 在1981年12月后，领导层克服了胜利以及蔑视被镇压的对手的态度。
2. 领导层承认，反对派并不是一个可以用高压的、行政性的以及意识形态手段处理的短暂现象。
3. 领导层认识到，提防、不信任那些没有权利参与决策过程的人，同时要求他们负责任，这种态度是不合情理的。
4. 在意识到所有上面提及的事之后，领导层同意结束一党垄断权力。

雅鲁泽尔斯基及其一些其他领导人采取这种立场，提升了一小部分在戒严法下幸存的党内改革者的地位。然而，赞同改革的依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中的少数派。大部分职业的党机关团体反对改革、谈判和权力分享。
有利于改革的关键改变来自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改革。到1987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保守派丧失了莫斯科的支持，不再能够利用苏联干涉的威胁反对改革派。波兰改革派的调和姿态受到莫斯科的欢迎和支持，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同时，波兰的反对派强调，既然戈尔巴乔夫承诺的急剧改变对苏联很好，为何这些措施不能用于波兰。
另一方面，苏联可能干涉的威胁仍多次被用在谈判中。最频繁的，它以下述问题的形式出现：苏联将会接受如此深远的改变吗？非常有趣的是，还不止是共产党员问这个问题。有时，团结工会的谈判者同样问这个问题。过于激进的改变的要求无论在何时提出来，总会有人用苏联对稳健和逐步改变的要求来回应。
总的来说，苏联改革对波兰的影响是双面的。首先，改革派和社会主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太把苏联可能干涉当作严重的威胁。其次，和苏联改革一道，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内的权力天平现在急剧倒向有利于改革派。再次，党内改革派可能更多感受到来自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而非批评。接受本研究项目采访的党内高层改革派没有提及任何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要求他们停止波兰的谈判进程。
改革不是唯一有利于改革和谈判的外部因素。西方领袖对波兰政府施加了持续的压力。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表达了对团结工会和反对派的支持。  波兰政府意识到，需要保证外国援助的安全和信用以拯救波兰经济。西方政府非常清楚地表达道，除非共产政府实施真正的改革，否则西方将不会紧急援助他们。因此，波兰领导人清楚“他们需要团结工会的帮助来赢得信用，或获得西方的援助”（布扎克，葛莱米克）。
据美国驻波兰大使乔治•戴维斯的解释，西方所要求的最低度改革包括：（1）政府和反对派进行严肃的谈判；（2）引进“政治多元主义”；（3）重新合法化团结工会；（4）反对派在政府中有足够数量的职位；（5）自由选举。前三个要求是不可谈判的，后面两个要求是“弹性的”。反对派领导人和戴维斯大使保持着朋友关系，知道所有这些要求。对团结工会而言，西方对援助波兰设定的前置条件建立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团结工会能够增加他们自己的要求。为了给这些要求以合理性，团结工会指出，需要根本改变波兰的内部环境，需要把深度改革当作反对派能够控制工人抗议的前置条件。
在波兰内部，天主教会持续呼吁政府启动与反对派的谈判。另一个内部因素是，根据波兰宪法，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将在1989年开始。反对派暗示抵制这些选举，政府害怕选举无法达到50%的合格选民的要求，它因此将会在表面上也丧失合法性。同时，抵制选举也将从根本上在国内和国际上破坏政府声称的合法性。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让抵制选举不发生，而这需要承认反对派、与他们的代表谈判。因此，反对派提出的谈判建议也符合政府的利益。
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指出了另一个导致谈判的因素。他是政府一边最积极的谈判者，是后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该党的前身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党错误地相信了党还足够强大，足以继续保持权力以及落实谈判可能做出的让步。“这个幻想救了我们，避免了罗马尼亚的结果。如果党意识到它有多虚弱，将不会有任何圆桌谈判与和平转型，”克瓦希涅夫斯基说。
初步接触：圆桌谈判的准备工作
政府准备寻求某种和反对派重组的信号，首先在1984年（当时大赦政治犯正在谈判）和1985年切斯瓦夫•基什恰克（Czesław Kiszczak）将军与天主教大主教布罗尼斯洛•达布洛斯基（Bronislaw Dabrowski）和神父阿罗亚扎•奥斯祖力克（Alojzy Orszulik）透露出来。然而，那个时候，政府“相信经济改革会加强现体制和政权、削弱反对派，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使反对派利用社会不满提出的大多数主张不再有市场。”  只有到这个幻想破裂并随之在1988年5月发生罢工之后，政府才准备与反对派谈判。
表明反对派有意寻求与政府达成协议的信号，首先由团结工会顶层顾问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ław Geremek）教授发出，他在1988年年初提出了“反危机协议”（anticrisis pact）的设想。这个倡议以月刊《对抗》（Konfrontacje）上的一篇文章的形式出现，文章表达了1987年秋团结工会地下领导层的立场。这个概念是新的，它与继续抵抗、不想和共产政权妥协的团结工会普通成员的立场是相反的。团结工会的主要“武器”是道义正当性；与政府协议和谈判将破坏这个正当性，解除团结工会联盟的“武装”。然而，至1987年底，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明白，波兰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只有通过公共生活的急剧重组，毁灭性的进程才可能被阻止。
总结一下，冲突的双方此前都从1981年12月学到了教训。团结工会学到了：如果不冒对公共生活产生严重威胁的风险，有些局限性是不可能跨过去的。政府学到了：不可能用高压击溃波兰的公民社会。在已经学到这些教训后，两边才可能坐下来谈判。接下来，会谈的唯一前提条件是认识到有一个共同的国家利益，它不同于冲突双方任何一方的特殊利益。
用更实用的话说，葛莱米克的反危机协议已经假定共产政权承认了团结工会的存在，暗示需要一个实施系列经济改革的合约。虽然最初的倡议没有公开一一列出政治改革，但团结工会假定政府承认工会就意味着要进行政治改革。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引入一个威权体系后，不和极权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对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来说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团结工会的领导们设想，一旦当局理解了这种危险，他们自己应该也承认在政治体制内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政府非正式的反应，是提议创造一个广泛的“改革联盟”（coalition for reforms），“建设性的反对派”（constructive opposition）可以参加这个联盟。团结工会不能让它的成员无条件加入这个空洞含糊的联盟；相反，他们坚持需要一个由两个不同的阵营（parties）签署的协议。
葛莱米克的倡议鼓励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一些领导人去讨论接受反对派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准备谈判的可能性。在此之前，改革派早已经将这些问题提出来，作为1987年夏末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一个特别的“意识形态”全会的主要议题。然而，那个时候，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拒绝考虑这种提议，他们反对政治改革，而聚焦于化妆性的经济改革。随着共产党具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们者面对中央委员会内部攀升的反对，裂痕因而发展开来变得更宽。如果不与中央委员会的愿望交锋，领导层就只能在中央委员会不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启动变革。。在1988年春的罢工后，领导层比之前更加确信需要谈判，分歧进一步扩大了。
1988年早春，基什恰克以一个独立律师伍拉迪斯罗•斯拉洛维奇（Wladyslaw Sila-Nowicki）为中介，问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他是否准备谈判。瓦文萨在1988年7月21日的回信中同意谈判。在1988年8月22日的第二波罢工期间，基什恰克在一个电视讲话里警告公众，如果罢工继续失去控制将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并且提出和反对派谈判只要取消罢工。四天后，在政治局会议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提出进行圆桌谈判，并建议宣布和实施谈判应该是内政部长基什恰克将军的责任。
1988年8月31日是格但斯克协议纪念日，1980年的这一天，格但斯克协议承认团结工会而结束了罢工。基什恰克在政治局另一位改革者斯丹利斯洛•科奥萨克（Stanislaw Ciosek）的陪伴下，在阿切比少普•达布洛斯基见证下，在华沙会晤了瓦文萨。基什恰克提出可以进行谈判，如果瓦文萨和达布洛斯基帮助结束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和其他工厂的罢工。瓦文萨要求给他一些时间与地下工会领导者和顾问们商议。在反对派中有一个协议——会谈的前提条件是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
这个条件被瓦文萨在9月16日的一次有20个谈判者参与的会议上提出。这次会议在靠近华沙的马格达莱卡（Magdalenka）的内政部长的豪华别墅里召开。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和亲政府的劳工联盟（OPZZ）争辩说，他们没有得到授权同意这个要求。相反，他们所代表的两个组织的决策层明确禁止他们承认团结工会。这导致了僵局，因而不可能发布联合公报。在四个小时的讨价还价后，基什恰克请瓦文萨和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私下协商，在这次会议以及和反对派的其他领导人会见后，所有出席的谈判者接受了一个公报，那个公报把 “工会多元主义”（union pluralism）的讨论作为即将到来的圆桌谈判的首要议题。
接下来的几个月充满了不确定性。党的机构开始逆向而动。51个地方党委中的39个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反对基什恰克和瓦文萨最初的会谈。9月27日，总理日比格涅夫•梅斯内尔（Zbigniew Messner）被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取代。拉科夫斯基在党内被视为危险的改革派，同时又因为他傲慢自负以及在1980-81年戒严法实施头一年的负面角色而不被团结工会信任。新总理最初一批决策之一是关闭格但斯克造船厂，据称是依经济理由。造船厂是团结工会的诞生地之一，团结工会把这个举动视为一个对抗性的含有个人敌意的行动。  在一封10月5日给基什恰克的信中，瓦文萨强烈要求拉科夫斯基收回他的决定，并要求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和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被允许参与已安排好的谈判。这两人有 “职业反对共产主义”的声誉，被党的机构痛恨与害怕，所以，在他们是否能够参与谈判这个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差不多花了三个月。这期间，最初会谈的承诺看起来已经被背弃了，拉科夫斯基政府将努力实施反对反对派而非同反对派一道的经济改革。
此时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在团结工会领袖莱赫•瓦文萨和劳工联盟（OPZZ）主席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Alfred Miodowicz）的电视辩论。劳工联盟这个亲政府的工会工会在团结工会被取缔后的1982年成立。从那以后，米奥多维奇的权力和影响力看涨。他控制着五到七百万工人，早已变成执政的政治局委员。为阻止团结工会重新浮出，米奥多维奇提议和瓦文萨辩论。虽然瓦文萨继续领导团结工会和反对派，但是大部分波兰人对他的地下活动缺乏了解。米奥多维奇确信他将压倒性地胜过这个简单的电工，证明政府声称“瓦文萨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已经属于过去时是正确的。然而，结果瓦文萨赢得了辩论，他立即以一个大众领袖和未来希望的代表而成为全国性任务。
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联系在教会的努力下被恢复，基什恰克和科奥萨克为一方，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为另一方的有一场会谈，于1988年11月18日在靠近华沙的维拉努夫宫召开。格但斯克的主教塔德乌什•高科洛夫斯基（Tadeusz Goclowski）后来也加入到大主教达布洛斯基和神父奥斯祖力克两人中。据基什恰克说，高科洛夫斯基的协调拯救了这次以及后来的会谈。瓦文萨的让步是，团结工会的合法性将作为一个结果而非谈判的前提条件。有关未来会谈条件的细节谈判由科奥萨克、奥斯祖力克和马佐维耶茨基继续进行。就这样，未来的总理（指马佐维耶茨基—译者）成了那个对圆桌谈判的准备细节进行谈判的人。
从此以后，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党内。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一群改革者最终赢得获得批准承认将团结工会。中央委员会开了两次会。第一次会在12月份召开，雅鲁泽尔斯基设法在政治局做出人事改变以有利于赞同改革和谈判的人加入政治局。在政治局新委员中，有斯丹利斯洛•科奥萨克，他曾经于1980-81年间与团结工会谈判；还有拉科夫斯基，他后来在政治和宪法改革上成为政府一方的主要谈判者。1989年1月，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团结工会的合法化，雅鲁泽尔斯基、基什恰克、拉科夫斯基和国防部长弗洛里安•斯维茨基威胁辞职，甚至离开了会议。在政治局缺乏强硬领导的保守派恐慌了，失去了他们的优势机会。  雅鲁泽尔斯基和一群改革派获胜了，为圆桌谈判铺平了道路。而且，雅鲁泽尔斯基获得了中央委员会的模糊授权与反对派谈判。因为授权并不具体，改革派后来能够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解释它。
1989年1月27日，第二次会议在马格达莱卡举行。  谈判的意愿再次得到确认，谈判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定下来了。
谈判的形式方面
圆桌谈判，三个主谈判桌，几个副谈判桌，以及马格达莱卡
圆桌谈判仅有两次正式会议——1982年2月6日，谈判开始时的一次，以及1989年4月5日，谈判结束时的一次。在这两个会议上，55个代表（29个来自党、政府，26个来自反对派）加上来自天主教会的三个观察员，坐在了圆形的桌子边。  参与圆桌的所有党派的领导人发表了纲领性的声明。谈判完全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出席者包括正式代表和相关领域专家。
三个主要的谈判领域已确定好了，谈判参与者同意设置更小的谈判桌讨论专门问题。三个主谈判桌是：
（1） “关于工会多元主义”：这个谈判桌的目标是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36个谈判者——14个为团结工会一方、22个为政府一方参与这桌谈判，并辅以17个专家参与的更小的工作组）；
（2） “关于政治改革”：这个谈判桌起初的目标是谈判团结工会能够参加选举的条件（18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2个政府谈判者，并辅以10个专家）；
（3） “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体制改革”：这桌的目标是致力于制定出“反危机协定”的细节，最初由团结工会提议设定这桌（24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2个政府谈判者）。

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桌设立了以下一些副谈判桌和工作组（在这些副谈判桌上，团结工会的代表有权引入他们自己的专家；他们包含在团结工会谈判者的总数之内）：
1. 关于立法和司法改革（16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0个政府谈判者）；
2. 关于媒体政策（24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3个政府谈判者）；
3. 关于地方政府（一个含有14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17个政府谈判者的工作组）；
4. 关于社团（一个含有18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11个政府谈判者的工作组）；
5. 关于教育、研究和发展（22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31个政府谈判者）；
6. 关于青年一代问题（20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17个政府谈判者）；
7. 关于住房政策（10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0个政府谈判者）；
8. 关于农业和偏远地区社会政策（16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18个政府谈判者）；
9. 关于矿业（28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5个政府谈判者）；
10. 关于健康保障（14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0个政府谈判者）；
11. 关于环境（25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17个政府谈判者）。

    此外，还有一些组织色彩不太明显的专家参加了副谈判桌和更小的工作组。总的来说，大量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工会领导人参加了圆桌谈判。事后看，这些谈判成了一所学校培养、造就了一群在1989年6月国会选举后崛起在波兰的新政治精英的学校，为非共产党政府的组成输送了人才。
正是团结工会要求建立大量专题小组。葛莱米克如此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小组：“政府加入谈判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合法化团结工会以换得我们对选举的承认。我们不想把谈判限制在如此简单的一个交易上。我们努力通过引入专题组而扩大谈判的规模。”
安杰伊•塞林斯基（Andrzej Celinski）是团结工会在青年议题副谈判桌的主谈判代表，他说，引入更小一点的专题组的另外一个理由，是“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担心如果次要的议题都被拿到主谈判桌讨论，它们将毁掉谈判的整体构想。因此他们决定把它们放到一边。” 
设置这么多谈判小组，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对反对派而言，圆桌谈判首次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等接触媒体的机会。以前媒体操纵和一边倒的宣传是党和政府控制社会最重要的手段，现在日报和电视对两方的代表报道给了团结工会一个机会向公众展示它的要求和观点。赛林斯基承认，他有意把诸次会谈砍短，延长在青年一代议题副谈判桌的谈判期限，使得会议次数尽可能多，因为每次会议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机会让团结工会的立场呈现在电视上。
这些会谈的详尽和时长还产生了一些其他效应。它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育经历：参与者学会了怎样去谈判，学会了所谈判领域的许多专业的细节。因此，团结工会-反对派专家团队形成了，他们一起工作；在未来的新国家行政系统，他们再次创立了了与目前类似的某些非正式结构。
会谈时长的另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是，随着时间流逝和不断的会面，恐惧、愤怒、憎恨的情绪逐渐消退，怨恨融化了。在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形成后，这一点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新的分歧和障碍也逐渐浮现出来危及整个谈判进程。1989年3月3日，基什恰克邀请瓦文萨（基什恰克和瓦文萨都没有正式参与谈判）和一小部分顶层的团结工会谈判者，到马格达莱卡的别墅和党内的顶层改革派进行一次非正式会谈（两个教会代表也在场）。在那次会谈中，一些基本的冲突得以和解，并由此设定了一个先例。在圆桌谈判结束之前，进行了11场类似的会谈，谈判的重担逐渐转到马格达莱卡。
虽然马格达莱卡的角色后来在团结工会阵营里变成一个激烈的争议，但在这些会谈期间达成的决定和妥协并没有产生了一个精英间的“秘密协定”。相反的，它们提升了相互妥协的程度，界定了各个专题小组未来会谈的方向。  据葛莱米克回忆，马格达莱卡达成的协议不能在任何专门的谈判桌上达成。  总得来说，马格达莱卡是一个论坛，在谈判中对权贵阶层的抵制情绪在这里得以克服。   据参与者回忆，马格达莱卡的会议并没有侵犯专题小组的主权。
一些没有参与马格达莱卡会谈的参与者似乎也赞同这一点。据斯特凡•布拉特可夫斯基（Stefan Bratkowski）说——他当时在社团副谈判桌，马格达莱卡的角色被夸大了。没有参与马格达莱卡会谈的谈判者立即收到了这些谈判细节的简报，并没有形成有秘密交易的印象。在这个社团小组，他们并没有感受到马格达莱卡的暗示。“也许因为我们的对手也没有参加马格达莱卡的会谈，” 布拉特可夫斯基评论道，“然而，非常清楚的是，他们的谈判是边缘性的谈判，在政治和工会谈判桌上的谈判才是真正重要的谈判。”
主要人物
圆桌谈判仅在它的外形上是圆形的，因两边分得很清楚。团结工会一边或多或少是统一的，而政府代表一边则分为几个不同的派系。
团结工会
上面已经提及，从预备性的会谈开始，团结工会努力想要把“圆桌”变成“方桌”。团结工会想要被当做政府唯一的反对者，而非更广泛的谈判团队或联合体中的一员。团结工会希望政府承认自己，重新和它签署一个双边协议。这个方案被党拒绝了，党担心权贵阶层以及亲政府的劳工联（OPZZ）的反对。劳工联盟（OPZZ）不希望自己作为政府的一部分而坐在谈判桌上，而试图在谈判时寻求某种程度上的独立。因此，两边同意一个代表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两个劳工工会（团结工会和劳工联盟（OPZZ））将有8-9个代表。（“如果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人代表团结工会，劳工联盟（OPZZ）将可以这样说，谈判将仅在两个工会之间进行，”葛莱米克说。）除了“工会分子”在反对者派一边外，还有独立职业和艺术家协会，以及一些反对派代表顾问。（因此在谈判期间，此方的正式名字叫“团结工会和反对派边”。）
这两个群体的分野在谈判之初是不明显的。随着时间的推进，政治家和工会分子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清晰。政治家们和顾问们看起来更愿意寻求妥协和同意，而工会分子觉得受到他们所代表的工人的期望束缚，不能轻易妥协。这一点在处理经济问题的谈判时非常明显，尤其在处理采矿业问题时。
政治家和工会分子的差异在圆桌谈判和选举之后加剧了。团结工会从来没有重新获得1980-1981年间的力量，一部分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顾问在国会、政府和新的行政机构里而不是在工会里变得更加积极。正是在此时，“知识分子顾问”在政治进程中的控制力变得明显，种下了知识界和工人、工会分子之间未来冲突的种子。然而，据葛莱米克说，这些分裂不是在圆桌谈判之前而是源于圆桌谈判。
团结工会-反对派代表中的一个特别群体是“独立学生协会”（Independent Student’Association，NZS）。NZS比老一代领导层激进得多。类似的，参与圆桌谈判的1988年罢工的年轻领导们比1980-81经历过谈判和戒严法的团结工会老一代领导人们和顾问们更少妥协。
然而，虽然伴随着这些分裂和未来冲突的种子，团结工会-反对派一方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极其有凝聚力和团结。谈判的另一方可不是这样。
政府
至少在形式上，波兰统一工人党是和两个小党联合执政的，那两个小党是农民联合协会（United Peasants Association，ZSL）和民主党（Democratic，SD），以及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小的亲共产政权的天主教组织。它们必须在谈判中得到代表。在第十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最后的召集会议之前，雅鲁泽尔斯基会见了它们的领导人，后来在1989年2月3日，圆桌谈判召开前三天，再次会见了农民联合协会和民主党的领导人。因此，政府这边的官方名称为“政府-同盟方”。
这些党派成员之中有几个矛盾的倾向。它们的领导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来自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授权。他们分享了党的权贵阶层的一些特权，担心改革将会使得他们丧失特权地位。此外，农民联合协会和民主党的领导层害怕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反对派联合起来，因为在这样一个联合体里面没有他们的位置。另一方面，许多代表农民联合协会和民主党的谈判者认识到，他们的党本身没有多少合法性，他们经常试图使用会谈提高他们的公共形象。因此，有些令人惊奇，在许多争论中，农民联合协会和民主党经常与波兰统一工人党有分歧，反而支持团结工会-反对派这一边的声明。
共产党自己内部的分裂甚至更大。有一条重要的线区分改革派和大多数党官僚、权贵阶层。改革派领导着谈判团队，而党官僚经常代表党政内更保守的因素。当改革派寻求妥协时，这些顽固的官僚保卫自己的利益。在有关经济、矿产、农业、健康服务等等领域的更细节性的谈判时，这一点尤其明显。
在这些会谈中，官僚们努力反对改变，尤其反对党政官僚中层水平上的裁减。他们喜欢的论点是“我们需要改进这个体制，而非摧毁它。”还有，中层机构的裁减必须是“民主化的”，也就是说，裁减不能自上而下强加给他们，而必须经过直接相关机构的同意。虽然对必须改革的口号沉默或者总体同意，但官僚们能够立即感受到所有的改革将从根本上侵蚀他们的权力垄断，因而他们努力抵制那些改革。
在党内改革派和政府、国会成员之间有类似的分裂。圆桌谈判期间，政府自己做了一系列和谈判精神相反的保守决定。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揽子农业法律提案，那个提案强烈批评反对派。国会依次批准了团结工会所拒绝的政府经济措施。在谈判结束之前，国会的代表提交了一份反对圆桌协议的正式抗议。他们声称，重要的决策是以一种违反宪法的方式在国会之外做出的。甚至在最终协议签署之后，国会委员会单方面在由圆桌谈判决定的预算里加入了一些改变；所有那些改变都是为了保护权贵阶层的利益。
党政权贵阶层尤其坚持他们对一些改革的反对立场，那些改革意在建立地方自治政府（这些措施意味着国务院将失去对10万雇员的控制）以及打破党政新干部来源——共产党青年组织的垄断。
类似的政策被政府独立的部门采用。一些经济压力团体足够强大以至于能够破坏谈判所签的协议。矿业游说团体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它的能量阻止了在圆桌谈判上达成关于矿业的协议。
总的来说，在党的谈判者中，我们能够区分那些尝试给团结工会最小的让步以换的团结工会放弃抵制选举的计划，和那些真正的改革者——后者准备更多让步以换取反对派在国会中的代表。
所有这些分裂在政府内部导致一些严酷的冲突，并影响了这边的决策进程。  通常，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寻求和外部联盟（农民联合协会，民主党和劳工联盟（OPZZ））的妥协，努力策略性地胜过党内的反对者，或者当必要时在政治局强加他的意图。团结工会显然知道，“党的决策是在圆桌谈判之外的，圆桌谈判是仅仅贯彻党的指导。”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政府内部的学术专家们时不时发表一些和党的领导人不一致的观点。有很多次我们有这个印象：总的来说，他们正努力赢得反对派和公众的信任。专家们的这个自由空间对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妥协和新的解决方案非常重要。
亲政府的工会
劳工联盟（OPZZ）尽可能与团结工会和政府都保持距离。劳工联盟（OPZZ）作为比团结工会顺从的替代物，由党在戒严法下成立，它聚焦于经济利益和增长稳定，至1989年赢得了超过5百万工人的拥护。它的领导人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Alfred Miodowicz），已经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局委员，也许是唯一个让“雅鲁泽尔斯基害怕”的人（据卡瓦斯涅夫斯基）。
劳工联盟（OPZZ）全神贯注地反对圆桌谈判，因为他担心反危机的前置条件——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破坏劳工联盟（OPZZ）的垄断和权力。因此在第一次圆桌谈判会议上，米奥多维奇坚持，他的联盟不接受“以工人为代价的精英协议”，将努力在谈判桌上维护工人的利益。在整个谈判期间，劳工联盟（OPZZ）反对马上和全部合法化团结工会（它建议这是一个需要几年的缓慢过程），在谈判快要结束的时候，它还试图使所有的会谈毁掉。
在圆桌谈判的过程中，劳工联盟（OPZZ）为党和保守官僚说话。当谈判结束后，劳工联盟（OPZZ）变成反对派的主要对手，反对任何涉及关闭无效工厂、引进其他激烈手段的改革。
天主教会
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天主教会没有参与谈判，但它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迫使政府和团结工会协商，帮助把双方凑到一起。它帮助界定了谈判的前提条件，以及它们最终的结果。后者最重要的是一个协议——在圆桌谈判前——举行一个结果预先决定的、半自由的国会选举。候选者名单以某种方式准备好，将确保共产党支配的联盟在国会是多数。因此，选举给了个人候选人一个机会，无需改变有利于共产党代理人的平衡。
两个天主教会的代表也参与了圆桌谈判期间在马格达莱卡举办的高层谈判者会议。他们的角色是在关键时刻做协调、见证谈判。
据党的谈判代表回忆，教会代表不是完全不偏不倚的。“他们是中立的，无疑偏向团结工会，寻求教会的利益，”拉科夫斯基说。卡瓦斯涅夫斯基说，教会明显寻求自己的利益，尤其在立法改革、结社以及审查制度上。  然而，在那时，天主教会的这些利益和团结工会的利益是一致的。
谈判者的选择
团结工会
在基什恰克将军和瓦文萨首次接触之后，团结工会领导层建立了自己的代表团，它代表（团结）工会和正在罢工的工人说话。与此同时，一个瓦文萨的顾问团，被称为“公民委员会”，也同其他各类专题委员会一样在华沙建立。实际上，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是由葛莱米克和他的亲密助手亨瑞克•武耶茨（Henryk Wujec）挑选的。
在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届全会召开，它打开了通向圆桌谈判之路，此后，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格但斯克修道院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团结工会参与谈判的准备团队。领导层包括莱赫•瓦文萨，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安杰伊•斯特尔马车夫斯基（Andrzej Stelmachowski），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 Bujak），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Wladyslaw Frasyniuk），米奇斯瓦夫•基尔（Mieczyslaw Gil），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
三个谈判桌的主要谈判者由瓦文萨指定。最重要的是“工会多元主义桌（Union Plurlism Table）”的谈判负责人，因为每个人都预测就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的谈判将是最为困难的。因此这一桌需要最好的谈判者。 马佐维耶茨基拥有这个声誉，他本人也想在工会多元主义桌谈判。葛莱米克是“政治改革桌”（Political Reform Table）谈判最显然的人选，实际也是这么决定的。当这一桌后来成为所有谈判桌中最重要和最富争议的一桌时，他的这个职位变得更加有影响。维托德•切恰科夫斯基 （Witold Trzeciakowski）被瓦文萨选为经济代表团的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他的全国和全球声誉。
首席谈判者可以自由挑选人员组建他们自己的团队。  挑选的过程很快，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资格和地位。一些人在地下很积极；另一些人在1980-81年的团结工会工作过。因此一些选择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亚当•斯特勒波兹（Adam Strzembosz）被挑选为立法改革谈判团队的领导，安杰伊•瓦罗维耶斯基（Andrzej Wielowieyski）被挑选为社会福利专题的谈判领导，参与一些副谈判桌和工作组的谈判。
专家的选择没有那么多商议。他们经常由被同僚称为“圆桌人事官员”的亨瑞克•武耶茨任命。  他挑选时以专家和代表的兴趣与履历为依据，或者有时他只是没有可信任的人放在某个谈判桌上，便找一个人。
代表团成员身份在谈判期间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举例来说，矿业桌有许多工人和工会领导人，只有很少的政治家。矿业反对派知道，他们必须向工人报告；因而，他们像矿业权贵阶层一样不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不奇怪的是，一个超越他们之上的妥协在马格达莱卡达成了。
有些谈判者被选中是为了能够赢得追随者对谈判的支持。青年一代问题的副谈判桌就是这种情况。面对波兰青年人的激进主义，团结工会领导们任命了一些“独立学生协会”（NZS）的成员做谈判代表，以此希望赢得学生们对协议的支持。
团结工会不同谈判桌的谈判者在整个谈判期间定期举行会晤。他们互相通告谈判的进程，制定共同的战略。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满足支持者的期望，因而享有合法性。
政府
重要的谈判者由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约瑟夫•奇雷克 （Jozef Czyrek）、斯丹利斯洛•科奥萨克（Stanislaw Ciosek）来挑选。克瓦希涅夫斯基说，他本人因为“太年轻所以和1981年镇压团结工会没有什么关系”而被选为负责工会多元主义谈判桌的代表。亚努兹•拉科夫斯基被任命负责政治改革谈判桌，是因为雅鲁泽尔斯基信任他尊重他，而且作为教授他是葛莱米克的好对手。经济和社会政策桌由两个人共同负责，因为政府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副总理伊雷纽什•赛酷拉（Ireneusz Sekula），党的谈判代表是掌管经济的书记弗拉迪斯沃夫•巴卡（Wladyslaw Baka），他们存在冲突。
有两个任命是出于对官僚造反反对改革的担心。内政部长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将军作为整个谈判过程的领导人，确保控制军队和安全机构。为确保谈判合法性及与党中央一致，中央修正委员会主席卡齐米日•斯普雷尼亚克(Kazimierz cypryniak)被说服参与政治改革的谈判。
在一定的限制下，这三组领导挑选他们自己团队的成员。首先，党是执政联盟的一部分，农民联合协会、民主党和劳工联盟（OPZZ）派他们自己的代表参与专门小组。但即使在党政内部，有一个由党的书记处认可的人员名单；主席仅能在此名单内做出挑选。结果是，政府-联合一方比反对派在内部出现更明显的分裂。改革派与国家和党的权贵阶层坐在一起，农民联合协会、民主党和劳工联盟（OPZZ）的代表们各怀自己的利益计算。政府阵营的分歧和冲突有利于团结工会达到目的，有助于达成可行的妥协。
对各方合法性的看法
团结工会
反对派的领导人没有怀疑过他们自己的合法性。据葛莱米克说，他们代表波兰社会。 布扎克对合法性的看法有所不同。就他而言，莱赫•瓦文萨自己拥有一个广泛的社会授权，并把这个权威转移到他任命和接受的谈判者身上。葛莱米克和布扎克相信，反对派的授权是广泛的，意味着深远的改变，包括新的政治体制。亚罗斯洛•卡钦斯基对反对派所得到的授权的理解更狭窄一些；他相信，反对派所得到的授权限于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打破政治体制、实施转型。
在团结工会的领导者们看来，合法性依赖于谈判的公开化，依赖于让公众知晓谈判的过程。合法性会因为工会的重建，谈判者与工人、学生及工会积极分子的会谈而同时得以加强。反对派领袖们在华沙一家电影院，每周，举办两到三次公开的会议，任何关心的人都可以参加。团结工会的谈判者在这些会议上说明他们的立场以及寻求反馈。“这些会议提高了我们的合法性和信任感，”布扎克说，“因为我们正在变成一个真实的有形的力量。我们知道政府仔细分析了公众对两边发表在媒体上的观点的支持情况。他们意识到我们的支持度正在增长。这也反过来进一步松动了党在能接受什么妥协上所受的限制。在圆桌谈判开始之初对政府来说是不可以想象的妥协，在谈判结束之时却变成了可以接受的、必需的。”最好的例子是参议院完全自由的选举。
由1989年国会选举的结果，以及1990年地方选举的结果，布扎克、葛莱米克和其他领导人事后也看到了团结工会领导的反对派的合法性的证据。在这两次选举中，没有加入谈判的激进团体没有获可观的支持，胜利者是受到圆桌谈判之前由团结工会领导的反对派成立的公民委员会支持的那些候选人。
对与搭档——另一方的领导们的合法性，虽然反对派没有接受波兰统一工人党统治波兰的合法性，但他们接受圆桌谈判的合法性。
政府
对政府的代表而言，参与谈判的权利是基于掌握了国家权力。共产政权已经统治了45年，没有理由质疑他们的合法性。
另一个问题是党内改革派的合法性问题。由于党代会反对改革规划、第十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给出了一个对改革不清晰的授权，对于整个圆桌谈判进程的合法性在党内有越来越多的质疑。因此，在谈及他们的授权时， 克瓦希涅夫斯基和拉科夫斯基强调了改革者的道义合法性。
对党的领导者们来说，反对派的合法性出于“波兰社会一个重要部分”的支持（拉科夫斯基）。
对克瓦希涅夫斯基来说，还有一个因素存在于谈判的合法性中，他称这个因素为“超自然”。“两位主教坐在谈判桌前，祝福我们，为我们祈祷，在我们中间协调，和我们谈判。”他以这句话解释他所谓的“超自然”。
简而言之，双方都不怀疑自己的合法性或加入到自己一方的谈判者的合法性。然而，双方都担心圆桌谈判被社会解读为“一个精英的协议”，因为那将破坏双方以及整个协议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