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圆桌谈判与民主转型：1989年的东欧中国》，引用请查明原书页码（原著：热奈∙艾斯特；翻译：张小山、杨子立；审校：王天成。出版: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事件
谈判前的形势
到了1988年，匈牙利的经济困境已经恶化到了甚至共产党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地步。由于和经济危机有关的原因，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在1988年的党代会上取得控制权。在1988年的夏天，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HSWP——共产党人）新形成的领导班子表现出对寻求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和新的权力安排感兴趣。以卡罗伊•格罗兹（Karoly Grosz）为首的领导集团的新政策取向可以由几个方面的因素做出解释。
这个领导集团想要从老卫道士的铁腕中保护自己，老卫道士以年迈的亚诺什•卡达尔（Janos Kadar）为代表，他在匈共的党代会上当选为荣誉主席。
这个国家正面临日益加深的经济困难，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也导致对共产党政权的公开支持受到削弱。跟之前预期的观点相反，在匈共倒台后，对它的支持反倒相当可观。
为了解决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危机，格罗兹集团试图获得西方在经济上和道义（外交）上的支持。为了得到这种支持，他们不得不满足西方设置的人权标准。
苏联由于推行改革与公开性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在1988年中期以下事实还不甚明朗：勃烈日涅夫教条即将完蛋，而苏联的领导层将既没有维持苏联在匈牙利存在的实力、也没有那样做的兴趣。
匈牙利反对派那时相当孤立，而且人数很少。然而，1988年由更激进的异见群体组织的壮观的游行——3月15日的游行和6月16日的街头示威以纪念被暗杀的伊姆雷•纳吉（Imre Nagi），以及青年民主党人（FIDESZ）的静坐——还是给了匈共一个明确的警告。在某种程度上匈共不得不把反对派力量加以考虑，反对派依赖西方的媒体宣传来表达他们的要求。不过，公众只在一个方面对反对派有支持。环保主义者努力动员了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多瑙河大坝工程，这个工程在生态上和商业上都被认为是灾难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修改宪法对匈共很有吸引力。匈共领导人认为，修改后的宪法将会导致有法治保障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会尊重基本人权但是仍会维持共产党人对社会各领域的统治，包括政治统治。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建立起来，领导者是新的司法部长卡尔曼﹒库沙(Kalman Kulcsar）。此人强调司法的独立性，他同时建议成立宪法法院。
新的领导班子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绩（包括由格罗兹领队的对美国的访问），似乎给温和的改革议程加分不少。法律体系的变化使得私有产权更广泛存在，并且支持外国投资。然而，格罗兹集团却无法控制整个局势。共产党内部的争斗加剧了，并且匈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伊姆雷•波日高伊（Imre Pozsgay）领导下的改革派要求更激进的宪法改革。他们也试图在普通党员、大众媒体甚至反对派中寻求外部支持，特别青睐民族主义味道更浓的“软”民粹运动。有人试图促成真正的“人民阵线”类型的会谈，在温和左翼基础上协商国家政权。但这种努力失败了。匈共内部的局面更加紧张。党内一些派别跟核心越来越疏远。在1956年革命期间产生了分裂——那是一场赋予匈共统治合法性的历史运动 。在官方眼中，1956年事件被定性为一场反革命运动，并且伊姆雷•纳吉和他的伙伴被以共谋者的罪名处死。尽管给那件事平反日益具有政治紧迫性，但格罗兹并不想改变党对此事的定性。基于来自反对派运动的努力和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对1956年事件的再解读变得重要起来。而格罗兹倚重的西方则认为，平反1956年事件上的斗争比格罗兹三心二意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更重要。（那时，格罗兹反复把自己和“布尔什维克”群体和主流官僚集团绑在一起） 这起标志性的事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事。1989年1月，在格罗兹对外访问期间，波日高伊，党的1956年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头，宣布那次事件是一次民众起义。公共舆论迅速对此观点表示赞同。作为结果，1989年的2月10-11日，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那些仍然认为1956年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顽固派被孤立起来，多数人投票赞成通过自由选举向议会民主和平转型。为了这个目标，党的领导层希望创造出在选举期间和选举后对他们最有利的条件。匈共试图使用的策略之一是与正在日渐成型的各个反对派力量分别进行谈判。这么做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被分隔孤立起来的反对派团体很明显不是共产党人的对手。匈共邀请了不同的独立团体进行双边对谈。有些会谈发生在3月3日和14日之间。3月15日的游行将如何进行在会谈中也非正式讨论过。
根据新的集会自由法律，3月15日的游行是合法的。这次游行显示，民众对反对派给予了更多的支持 。 3月29日的会议上，匈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份文件（起草于3月21日），决定授权中央委员会组建一个工作小组“为合作”进行正式谈判。文件中没有特别指明合作的对象是哪些党派或团体。所计划的谈判的目的是协调关于新宪法和选举制度的立场。
尽管反对派团体之间早期有冲突，但他们很容易懂得，成立一个反对匈共的联合阵线 是非常重要的。在约茨塞夫﹒安泰尔（Jozsef Antal）的安排下，1988年的秋天在塞默维斯（Semmelweis）博物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安泰尔是正式的非政治性注册组织巴耶塞协会（Bajsy Society，BZSBT）的成员）。在安泰尔的会议上露面的大部分人也是后来圆桌会谈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然而，那时并没有就圆桌谈判做出联合行动的决定。发起者最终来自，独立法律人论坛（Fuggetlen Jogasz Forum，FJF），这是个主要由律师于1988年11月5日成立的组织，主要目的是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促进立法上的变化。在3月15日游行之后，独立法律人论坛的领导人伊姆雷﹒孔亚（Imre Konya）建议反对派力量应该讨论选举法以及对修建多瑙河大坝的禁令。他同时建议独立法律人论坛应该充当会议的组织者。独立法律人论坛支持孔亚的提议，一个三人小组（伊姆雷﹒孔亚（Imre Konya），帕尔﹒巴特费（Pal Bartfay）， 吉奥吉﹒桑多菲（Gyorgy Sandorfy））建立起来，有两个律师自愿操持会议的行政部分。 孔亚与匈牙利民主论坛（MDF）的执行主席佐坦﹒柏洛（Zoltan Biro）进行协商。柏洛跟波日高伊走的很近，并且对合作建议持坚定的反对立场。但最终他同意将找个人代行，他任命的人是吉奥吉﹒斯查巴德（Gyorgy Szabad）教授。
自由民主党人联盟（SZDSZ，坚定的反对派 ）准备了“对匈牙利同胞呼吁书”（Magyarorszagi Baratainkhoz），在3月19日于大影剧院（Corvin）进行的公开会议中提交上来。孔亚的提议得到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赞同。热诺斯﹒凯斯（Janos Kis）， 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一位领导人，在会上宣布，他的团体现在准备好就独立法律人论坛建议的议题开始谈判。
反对派圆桌会议（简称EKA）于3月22日在布达佩斯法学院（ELTE）开始了。
反对派圆桌会议的参加者
由于匈共对政治自由化做出越来越多的承诺以及警察势力的退缩，造成越来越多的政治小团体在1988年下半年涌现出来。他们的法律地位即便在1989年出台结社自由法案之后也不清楚。89年的法案给予结社以可能性，不需要再取得预先批准，并且仅仅服从法院的注册。还不清楚政治性结社（也就是说政党）是否也适用该法案，也不清楚他们是否还要等待专门为政党制定的法规。看起来他们将不得不接受当时的宪法，而那时的宪法确立了匈共的领导地位。格罗兹似乎倾向于对该法给予限制性解释，而司法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暗示他支持自由化的解释。
到了1989年3月，一些政治性组织已经准备像准政党那样活动了。一些活动家企图复兴先前的政党，他们在许多场合宣称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存在。这包括独立小农党（Kisgazda），该党在1947年举行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获得过57%的选票。这些“复兴”的党常常被指称为“历史上的”政党（由于它们的前身在被共产党人摧毁之前使用同样的名字）用以区别新成立的党。而新的党一般都是从异议民主反对派中出现的。这些新的党包括自由民主党人联盟，青年民主党——一个跟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紧密合作的激进青年团体，还有半非法的匈牙利民主论坛（MDF）运动，他们是受波日高伊支持的民粹主义者。
参加第一次EKA会议的其他团体还有巴耶茨—兹林斯基（Bajacsy-Zsilinszky）之友社（BZSBT），此团体以一位非常有争议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英雄的名字来命名，此人作为匈牙利人反纳粹运动领袖之一遭到杀害。这个团体尤其对特兰西瓦尼亚事务感兴趣，它的一些成员跟波日高伊走的比较近（见下面）。BZSBT从来没能得到大规模的拥护，并且逐渐转向支持匈牙利民主论坛。
出席的团体还有匈牙利人民党（Magyar Neppart），这个党倡导战前的人民阵线理念并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味道。它跟匈牙利民主论坛有密切联系，匈牙利民主论坛后来给了匈牙利人民党“一个暂借的主席”（它在选举中得到了大约1%的选票）。
自由工会联盟（Liga）是一个公会运动，其成员和支持者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它的立场和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相近。 科学工作者民主联盟（TDDSZ）是自由工会联盟的前身，该团体自发形成，受到了警方和企业主们以及后来支持共产党的官方工会的打压。自由工会联盟以及会谈后期基督教民主人民党（KDNP）都受到邀请参加EKA会谈，而社会民主党的出席资格则因为内部党争的原因被搁置。
发出邀请的是独立法律人论坛，它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标准决定邀请谁（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在第一次EKA会谈中坚持主张任何一个党如果不能证明有大批拥护者就不应被接受）。基本上，基于布达佩斯并且一定程度上公布了独立宗旨的团体都受到了邀请。人们互相认识，并且邀请很大程度上靠熟人之间传播。是否经过法庭注册并不在受邀的标准里。反对派团体代表由他们自己的组织派出。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那些组织选择参会代表的标准是什么；代表团成员构成一直在变化，部分是因为不同党派的内部变化，部分是因为一些参会人员有其他诉求并且不能再参会。代表团成员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会议的政治规格的升级。
最初参会的人有：
• 巴耶茨—兹林斯基之友社（BZSBT）：卡洛里﹒微艾（Karoly Vigh，历史学家，生于1918年），该协会的主席。
• 青年民主党：卡洛里﹒克瓦（Karoly Kover，律师，生于1959年）和维克多﹒奥班（Viktor Orban，律师，生于1963年），都是青年民主党主席团成员。
• 独立小业主党（FGKP）：伊姆雷﹒波拉斯（Imre Boross，律师，生于1926年），该党的临时执行委员会成员。
• 匈牙利民主论坛：安得拉斯﹒格果里（Andras Gergely，历史学家）；吉奥吉﹒斯查巴德（Gyorgy Szabad，历史学家，生于1924年），匈牙利民主论坛的主席团成员。
• 匈牙利人民党：查巴﹒瓦嘉（Csaba Varga，作家），匈牙利人民党的总书记。
• 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巴林特﹒马格亚（Balint Magyar, 社会学家，生于1952年），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主席团成员。
• 社会民主党：塔马斯﹒热微思（Tamas Revesz，律师，生于1946年），党主席的儿子。
• 自由工会联盟：拉斯洛﹒布鲁斯特（Laszlo Bruszt，社会学家，副大使，生于1953年）；拉斯洛﹒维特泽（Laszlo Vitezy，电影导演，生于1940年）
这些党派都承认所有反对派联合行动的重要性。他们同意所有EKA的决定都要经过一致同意，并且他们的行动范围仅限于直接跟和平转型相关的事务。在3月30日，他们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在给匈共中央委员会发送了一封信之后）。这个声明拒绝匈共对一些EKA成员发出单独的和经过选择的邀请。他们坚持要求在EKA和匈共之间举行双边谈判。
预备性会谈
EKA和匈共之间的预备性会谈达成的最重要协议是关于程序问题的。
一旦EKA清楚的表示为会谈做好了准备，匈共就原则上接受了将EKA作为一个单独实体对待。然而在国家圆桌会议的预备性会谈中，匈共仅仅邀请了反对派团体中的一部分。巴耶茨—兹林斯基之友社、青年民主党、还有自由工会联盟都没有邀请。在预定会谈日的前一天，EKA参与者之间发生了一场实实在在的争论。多数意见认为，尽管某些参与者被排除是令人不快的，但那些受到邀请的党派还是应该参加会谈。但是青年民主党坚持认为匈共已经违背了承诺，并且EKA现在被它所作的决定已经绑在一起。EKA试图向匈共阐明这一点，但是负责这次会谈的秘书长吉奥吉﹒费替（Gyorgy Fejti）却没能使对方收回成命。匈牙利民主论坛最初没有在此问题上采取明确立场，但是最终却使天平倾向于不参加。
有两个星期似乎出现僵局。没有证据显示究竟是什么促使匈共最终决定他们应该接纳EKA作为一个单独的复合体。从他们的总体策略来看，人们会想当然认为他们仍然希望能够分裂EKA。同时对匈共来说，要想谴责反对派为延期负责也变得日益困难。匈共已经承诺将和反对派合作来准备民主转型，很明显的是它没有打算履行承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匈共总算开始了和EKA代表们的预备性会谈；不过，这次匈共保持了低姿态。
拉斯罗﹒斯来奥姆（Laszlo Slyom）和彼得﹒托尔盖塞（Peter Tolgyessy）是参加预备性会谈的EKA代表，这次会谈开始于4月22日。据斯来奥姆所说，他有兴趣作为观察员参加了EKA的第一次会议并且也是因为那次会议在他当教授的法学院召开。他和托尔盖塞被选中不仅因为他们是律师，也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党内（分别是匈牙利民主论坛和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法律专家。他们的党是参加会谈的最重要的团体。托尔盖塞和斯来奥姆定期向EKA汇报预备性会谈的情况，会谈的具体情况成功地对外界观察者进行了保密。第二期预备性会谈在5月2日举行；在这次会谈后，显示匈共将要拒绝做进一步的让步。它同意在5月8日同时举行一个多党派会谈，但是仍然拒绝接受EKA作为一个单独实体。在5月13日，报纸报道EKA强烈要求匈共在48小时内恢复谈判。
EKA和匈共之间谈判的主要争议之点是：
1. 匈共，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总书记，拒绝作出一个礼仪性的联合公开声明。
2. EKA最初的立场是应该保证媒体全面报道这些会谈。不过明显的是，很早就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专家团体应该在秘密状态下工作，只有全体会议应该向媒体公开。（在圆桌谈判的第一个星期，当一轮中层谈判后来被接受时，曾辩论过究竟对公众开放应该适用什么规则）。
3. 对参加圆桌谈判的参加者的人数存在不同意见。
4. EKA代表试图避开扩展可能的议题；而匈共似乎乐于把治理责任共享，尽管还没有进行授权的决定。
据托尔盖塞所说，匈共代表对他们想达成什么结果并没有清楚的概念，但是在他看来很明显的是匈共想要把EKA分裂成8个成员党派。
EKA的代表在预备性会谈中试图构建一份精心的妥协方案，宣称他们准备接受圆桌谈判中的共产党同路人，但是仍然坚持由他们自己决定EKA的组成。
对如何评价匈共的意图，EKA似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巴耶茨—兹林斯基之友社跟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波日高伊有密切接触，坚持把谈判向改革运动开放，那时的改革运动正在全国组织动员但尚未掌握党的决定权。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和独立法律人论坛都公开声明，他们乐于和改革集团谈判。这被匈共代表团在预备性会谈中批评为“干涉内部事务”。
在整个预备性会谈期间（也就是贯穿整个5月），跟共产党改革派的关系仍然既是EKA内部的话题，也是在讨论哪些组织跟匈共进行预备性会谈的前期谈判中的议题。匈牙利人民党，独立小农党以及巴耶茨—兹林斯基之友社坚持对波日高伊和独立的地方改革团体的主动性表示欢迎。但这没有被EKA接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清晰的立场，然而在1989年的9月对波日高伊的接纳变得具有决定性。1989年5月，党内的分裂刚刚开始变得有点更明显，奥班（青年民主党）的观点“让他们打起来”变得流行一时。
EKA建议，匈共中央委员会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命令国会内的共产党员不要在EKA认为应该在谈判中解决的问题上推进立法活动。此时，只有一些刑法和选举法议题被认为是相关的。如其先前在声明中所说，EKA认为由国会通过法律没有合法性。在适合立法的领域从来没有一份严格的核查清单，但有一个例外：圆桌谈判的管辖权仅限于为向选举民主和平转型做准备。
EKA代表们接受了预备性会谈中说好的关于媒体问题的妥协性建议。特别的，他们赞同最高层次的会谈几乎都把媒体排除在外。他们决定当达成协议时就发布联合声明，只有当达不成协议时，各党才保有各自发布声明的权利——但是这样的各自声明不能在谈判期间发布。
EKA特别关注共产党控制下的国会。有些人，尤其是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人，认为政府将继续立法进程并将在圆桌谈判期间由国会通过不公平的法律草案。大概是在5月底，匈共代表团公开威胁说，如果EKA再不合作，就要在下个月通过新立法。为了对付匈共的手段，EKA讨论了不同的策略进行抵抗：（1）应该预先宣布，这些法律的通过将会自动触发退出谈判。（2）如果通过了新的法律，将会诉诸全民公决。（3）进一步使用“美国人的反应”作为应对（也就是说，美国人将会谴责特定的行为；布什总统的访问预订在7月）。
逐渐地，EKA开始明白，谈判不是对抗，而是应该理解成“技术性”问题，并且最好交给专家处理。奥班（Orban）建议，实质性的工作应该在圆桌谈判的大框架下交给专家委员会来做。这对于企图将EKA刻画成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变革的障碍的图谋来说，很清楚是个反击。EKA逐渐赞同在议程内把更多议题包括进来（土地改革，国企转型成私有企业等）。
EKA会议上有一种总体上的感觉是，这场运动仅仅是某种神秘较量的傀儡，并且最终决定将会由其他势力做出——尽管还不清楚是什么势力。波兰是个引用的例子，在那里所有重要决定都是在圆桌谈判之前已经做出，决策者是秘密的共产党政治局几巨头和天主教会。
由于几家参与者的担心，匈牙利民主论坛建议把政府纳入到会谈中来，作为一种手段制约共产党人的操控能力。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如奥班（青年民主党）所说，决策权力属于匈共 ， 人民应该被允许看到这一点，这样的话，匈共将会为它自己的统治的错误受到谴责。
奥班在即将到来的圆桌谈判中坚持EKA的激进立场。根据他的观点，EKA没有能力像团结工会所做的那样动员大批群众去游行示威。“团结工会的力量使得他们足够强大到收回协议。”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激进的要求将会更有效，因为这使得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有更大的操控机会。那些将会自动保证共产党人在政府中的位置的妥协性协议必须要避免，因为EKA一旦同意了条件，将没有力量——意思是他们缺乏必要的公众支持——再去修订。因此，成立一个过渡性的由共产党人和反对派部长们组成的民族拯救联合内阁的想法就变得难以接受。
不过，一件即将发生的事将至少是临时性地展示了公众对EKA的坚定支持。到5月底，在经过了长达三周的僵持之后，很明显的是将有一场群众游行来纪念伊姆雷•纳吉和其他1956年遇难的烈士，他们在被处死后被埋葬在无名公墓中，现在则要重新安葬，并且国际媒体对这次纪念仪式非常关注。EKA也明白匈共内部对不能控制群众游行的担心变得越来越强烈。在5月31日，EKA认识到6月16日的重新安葬仪式对他们是个至关重要的机会。在移葬前，EKA的势力必定会增强，可一旦这一天平静的过去，匈共将重新变得强硬起来。
争议最大问题仍然是那个非常正式的议题：谁将被授权参加圆桌谈判？选项之一是，对自由工会联盟和共产党同路人（比如共产党的工会以及爱国阵线）都授予观察员地位，另外的选项是把跟共产党一路的都纳入到匈共代表团。在EKA内部产生了激烈争执，有些出席者强调6月16日的重要性（凯任尼（Kerenyi），自由工会联盟）。EKA内支持波日高伊的势力坚持在这一点上必须要对共产党人做一些让步。他们辩论道：“你不得不考虑此时他们行事的方式，”还有“民族团结先于一切”。另一方面，奥班坚持更激进的版本。他的论点建立在所谓的青年民主党和美国使馆的关系上：“我们听到一个谣传，布什不想要不惜任何代价的谈判。”
在青年民主党拒绝了以遏制其参加圆桌谈判的需求为代价换取极端布尔什维克化的费伦克慕尼黑协会（Ferenc Munich Society）被排除在外的方案之后，斯查巴德提出了一个温和让步的建议：进行三方会谈而以众议院发言人玛塔亚斯﹒苏洛斯（Matyas Szuros，一个共产党改革派领袖，当时就职为临时总统）为主席。
这些方案中EKA和匈共双方代表之间讨论了三天（6月1日-3日）。匈共代表一开始敌意很浓，但第二天则变得非常“友好”并且要求修订前一场会谈的备忘录，而在最初的备忘录里，匈共无条件地“拒绝”了这些提议。他们还要去对备忘录进行第二次修正，改为下文：“已经提及第三方的主张。”看来此时在更高层次上，这个主张已经变得有吸引力，并且匈共希望避免让人认为这个主张来自EKA。EKA代表对此变化表示欣赏。在第三天，匈共提出一个宣言，宣言中说第三方参与的主意是它自己提出的。EKA代表再次表示接受但附有一个警告：圆桌谈判的第三方对EKA和匈共达成的协议没有否决权。
时间对双方都很紧迫。 在6月10日，一份见证谈判开始的协议由所有相关党派进行了签署。他们同意，自由工会联盟将作为观察员和EKA在一起，而匈共要求出席的其同路人的参与方式则是作为谈判桌的第三方就座（包括工会的民族联合会，爱国阵线，以及慕尼黑协会）。三方都有相同的参与权，都有一个发言人做代表。议程中的主题包括如何确定民主转型期间的原则和规则以及怎样克服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战略对话。要通过谈判决定更具体的要讨论的问题。
谈判要在三个层次上展开：1，全体会议，每一方都可以在全体会议上发出公开声明；2，“政治性”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将会根据议程安排就通过的主题准备相关协议；3，专家分委员会，由工作团队组建，用来处理特殊议题上错综复杂的具体问题。
立法草案要在政府的专家介入下进行准备。符合总体协议的草案——并经由表示同意的谈判各方签署——将要提交给全体会议。在谈判有了结果后，所有会议上讨论的协议文本可以被出版。做出决议的基础是“共同利益”和一致同意。如果有细节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且持有不同意见的党派并不认为是根本性的分歧，那就在将来再寻求一致。
只有全体会议向公众开放。不时地，党派们会发布联合通报。只有谈判破裂的情况下，才能发各自的通报。
公开的全会于6月13日召开。 伊姆雷﹒孔亚（Imre Konya）代表EKA发表讲话。他强调了共产党的罪行以及1956年革命的重要，并且谴责苏联人和共产党人为镇压这次革命和当前的国家危机负责。他也强调和平地重新安葬国家的烈士们及谈判的开始代表了国家和解的起点。他指出，EKA将要就自由选举原则的基础进行谈判，并且谈判必定要保证和平转型。还有，匈共不应该被允许继续控制武装力量或者保有一只私人军队。
总书记格罗兹代表匈共指出，是匈共决定应该允许多党制。匈共已经为建立这样一个制度迈出了第一步。他强调跟“正在成型的政党”维持一致努力方向的重要性。他承认匈共对目前的匈牙利危机负有责任。
一周之后，关于重新安葬仪式上的公众游行已经清楚的显示民众对反对派势力支持的程度，此时圆桌谈判的第二轮全会召开了。利用支持EKA的力量，斯查巴德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他坚持强调法律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自由选举。他宣称，宪法法院的建立以及总统职位的制度化应该纳入到谈判内容中。他宣布说EKA仔细拟定增强未来国会立法活动、不能侵占国会立法范围的通用原则。并且他要求关于政党的立法要在圆桌谈判中决定，以保证各政党在选举进行前至少有三个月的独立且完全合法的存在。其他跟当前国会的立法权有关的问题也需要谈判：（1）改革刑法中涉及政治犯罪的条款；（2）制定新的信息法案，保证在选举中新出现的政党对媒体有平等的受访问权；（3）禁止使用暴力（包括对特工行为的法律限制 ； 武装力量的去政治化，也就是说从军队和警察中取消党员身份；以及解散共产党控制的工人自卫队，这支准私人军队）。
EKA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由伊凡﹒陪托（Ivan Peto，自由民主党人联盟）来代表阐述（也是他掌握）。他解释了为什么EKA反对把经济问题纳入议程：相信没有什么能保证经济改革成果，除非有了政治保障。他说EKA将不会从政府那里接手日常经济决策的责任，除非它被允许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EKA会赞同把经济事务纳入到议程中，那就是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匈共及其政府正在推动的国会法案即将造成选举后经济上的既定事实。他特别提到《转型法案》，该法案对选举后的产权结构造成了显著改变。在强调阻止不可逆的立法决议的重要性之外，EKA觉得它自己有责任缓解由于政府政策带给民众的不幸遭遇。
国家圆桌谈判
尽管对EKA在圆桌谈判中的角色有基本的了解，但仍然不清楚什么样的策略将最大程度使EKA在谈判中受益。6月26日EKA召开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工作团队和分委员会上的代表问题。尚不清楚的是，究竟应该EKA内每个党派都派一个代表参加分委员会还是EKA应该派一个总代表以便维持一个整体。从以上角度来说，托尔盖塞在EKA会议上的行为是代表自由民主党人联盟，而不是作为EKA的代表。他引用了1945-47年的联合政府的例子，那时各联合政党都在不同的下属委员会中享有理论上平等的代表权。这样的代表权不依赖于国会中各党派控制的席位个数。这种安排使得保证进程的效率相当困难。大家都同意绝大多数党派都没有能力提供足够数目的专家服务。于是联合代表权的传统得到了拥护。
把EKA分开的问题很快变得明朗起来。6月6日的EKA会议致力于解决总统制问题。尽管对此问题形成了正式解决方案（见下面），但每个EKA会程都在持续不休的争论中进入下一章节的讨论 。
支持波日高伊的党派从各种角度去努力说服其他党派接受半总统制。大家都认为大众参与的总统选举中的胜利者当是波日高伊无疑，那时他正被大众媒体高效的宣传。支持波日高伊当总统的观点一个常用论据是关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在1989年夏天，对反改革暗流的担心与日俱增。在苏联内部产生了严重混乱（比如矿工的罢工），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导层都转趋强硬。未经证实的传言暗示，国会中的共产党多数人计划解散这届议会并要求提前进行自由选举，这样的选举将会证明对正在形成中的反对派非常不利。
青年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坚持认为界定总统权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不能由现在的国会来决定。托尔盖耶斯 (Tolgyessy) 指控支持波日高伊的基督教民主人民党根本就不能算作一个反对党。他后来公开道歉以避免成为丑闻。
7月中旬的两个新来者左右着EKA。热诺斯﹒凯斯（Janos Kis）来自美国并成为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领导人。几周前， 安泰尔加入了匈牙利民主论坛并且立即被选进其主席团中。他也被要求参加匈牙利民主论坛的代表团，而之前代表团由斯查巴德统领。安泰尔于6月13日加入了EKA。他也积极参加圆桌谈判的制宪分委员会（那里讨论总统权力问题）。在一次采访中，他叙述了自己的参加情况 ：
圆桌的开放性似乎给某些实质性的东西提供了可能性。6月之后，EKA的角色有了改变，需要有更多的活力。对我来说，定位自己的角色挺困难的。由于我搞政治的经历和我的人际关系，也许对我来说，跟反对党派的代表建立联系比接触我们自己的代表更容易些。我更熟悉的人际圈子明显会导致跟小农党、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巴耶茨协会更紧密的合作。后来造成了政治冲突，因为很明显这是造成常被人批评的国家中心主义的源头。然而我不得不强调，我没有意图对抗自由民主党人联盟或者青年民主党。我跟孔斯（Goncz）保有长期的友谊。
安泰尔在EKA的会议坚称，在国会选举前不应该举行总统选举，因为这会给共产党人带来影响力。他承认匈牙利民主论坛内部对这个职位有争议，但最终这成为多数人的意见。
关于总统选举的日期产生了无穷无尽的争论。巴耶茨—兹林斯基之友社（由微艾（Vigh）做代表）最急切希望提前举行选举，它强调如同波日高伊和他的代表在圆桌谈判中所做的，总统角色的重要性在于转型过程中能提供急需的对稳定的保障。波洛斯（Boross，独立小农党）争辩说，只有在选举后，总统职位才能给予共产党人，这应该作为谈判筹码。他强调波兰反对派的策略应该被颠倒过来。7月14日，进行了一次正式投票，这是EKA内部一次影响深远的事件。匈牙利民主论坛的动议被接受了，但有两处被去掉。安泰尔的提议是，总统职位的规定应该立即制定出来，但是总统应该在国会选举之后再选举产生。众议院议长应该以有限的权力出任临时总统。安泰尔在圆桌谈判中强调了“准连续”的概念（托尔盖塞借用了这一概念，他作为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专家，在8月10日完全接受了这个概念作为“匈牙利人优秀老传统”）。安泰尔相信，1946年的共和国总统的有限权力模式应该得到恢复，并且应该尽快用以支持塑造宪政体系。这和他早先的立场相反：安泰尔在起草一份早期（1989年春）的匈牙利民主论坛建议书时起了不少作用，该建议书倡议提前进行制宪大会选举。
到了8月，匈共给出了一份非正式的提议：为了交换对波日高伊的总统职位的接受，匈共将解散工人自卫队。然而应该说明的是，很可能是通过波日高伊的影响，圆桌谈判的议程才拓宽到把解散工人自卫队包括进来，把这作为保障和平转型的措施之一。（工人自卫队是旧话语体系中的精髓并因此是格罗兹的天然盟友。）
尽管对总统问题上有了正式立场，但这个问题还是讨论来讨论去。有些人否认正式决议已经做出，并且认为对“各党对EKA决定需一致同意的承诺”的含义总体上并没有达成协议。自由民主党人联盟马格亚（Magyar，受斯查巴德支持）拿出签署的一致同意的协议文本，并且在某些场合甚至拿出录像带来试图澄清谁说了什么话。巴耶茨—兹林斯基之友社和匈牙利人民党则争辩说，各党保有接受党的领导人发布新命令的权利，并且新的情况很可能出现（也许确实如此），因此“我们不能成为一纸协议的囚徒”。
由于在总统问题上的紧张度持续升温，EKA在其他重要的议题上出台其政策相当缓慢。在国会选举分委员会要举行预定会议前五天，EKA成员们还没有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代表匈共的政府专家在圆桌谈判中一再指责EKA阻碍议事和不做准备。后来由安泰尔提议或梳理出一个对EKA各党派以及匈共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尽管这个方案在其他场合已经提起过。他建议国会选举制度应该由市镇选举的个人和党派名单指定的代表混合而成，两个程序各产生一半的选举席位。“历史上的”诸政党支持名单指定制度，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党派名称的吸引力。结果是，他们想要在名单基础上决定的席位至少占三分之二。共产党人则倾向于个人的市镇选举，因为他们党的名称看似没有吸引力，但他们拥有曝光率很高的人。自由民主党人联盟，部分是受到青年民主党支持，赞同市镇选举的个人席位占多数，但这将给地方上的共产党反对派联盟以更多机会。他们也反对那时设置5%得票率的议会席位分配门槛线。后来在1989年10月30日出台的选举法中（第34号法案），也就是说在许久之后的阶段，4%的门槛被接受，并且大约一半的席位被分配给市镇选举的个人。
EKA于6月24日再一次进行了正式投票。这次投票结果很勉强（最后计票：一票[独立小农党]反对个人的市镇选举，另有三票弃权）。匈共的态度转向安泰尔建议的五五划分；然后这问题到8月10日再次被提出。尽管一些EKA党派互相谴责对方利用大众媒体，总的倾向还是接受安泰尔的国会选举妥协方案。 然而在EKA内部，关于总统选举的争议并没有平息。EKA党派强调他们所作的所有承诺都是有条件的，并且依赖于他们各自的党内领导人。安泰尔在EKA会议上坚持的主张如同在圆桌谈判的分委员会上一样，只有一个自由选举的国会才能决定新的总统如何选举产生——尽管这个方案将需要全民公决通过才能生效。EKA的参与者关于这个问题使用的论据集中于“顽固”的后果。论据在于，EKA持续的抵制总统选举将会导致圆桌谈判的崩溃。问题是，谁将为此崩溃负责？凯斯（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再三辩论道，必须要给共产党一些东西，但只能在选举后。另外，他使用国际关系（苏联的反应，波兰的进程，美国的利益）来进一步论证他的立场。
尽管在选举问题上，EKA内部和圆桌谈判都陷入了僵局（EKA代表在圆桌谈判中继续寻求一种不妥协的立场），但其他的分委员会却取得了可观的进步。这尤其体现在对重新起草刑法条款（政治犯罪）负责的分委员会上。这个分委员会成员来自于同一个专家团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内务刑事法典起草委员会”上成功合作过。他们接受了邀请，作为需要专家的不同组织的代表参加圆桌谈判；他们的参与没有对邀请方的强烈感情忠诚。关于经济问题的分委员会没有取得进展。虽然EKA没有在经济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它的各党派都认为所提议的政府政策是不可接受的。要不然，EKA的背书将已经成为反对派的妥协方案。官方的工会代表正在寻求独立自主的形象，他们对政府尤其挑剔，最后他们离开了谈判桌。
整个进程让人感觉太缓慢了。高层次的决议尚未做出，有些人开始想要休暑假了。一直到9月4日，全会才得以继续。全会一开始就受到共同的批评，因为“不公平的”使用了媒体。EKA强烈反对总书记格罗兹承认极左的慕尼黑协会，那个团体似乎接受了民众投票的原则，但是仍然坚持工人武装自卫的权利。波日高伊代表匈共批评了EKA的反共论调。（9月8日的全会上，再一次开始就由波日高伊表达了对反对派不公平使用媒体的担忧。）
争论一上来就集中对匈牙利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中立的宪法定义。匈共一再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应该在文本中提及，并且“对社会主义和市民 [小资产阶级]价值的宪法支持”应该被写进去。 托尔盖塞希望两个引用都被略掉。波日高伊讲到群众对不在宪法提社会主义会有的担心；奥班反驳说社会主义吓坏了数百万匈牙利人。波日高伊提供一个妥协版本，而斯查巴德给出了另一个。斯查巴德的版本是“国会宣布匈牙利是个自由独立的法治国家，并且匈牙利和欧洲文化价值、市民民主价值以及民主社会主义价值同时有效，以非排他形式并存。”波日高伊发现斯查巴德的版本是可接受的，并且提议这个议题由专家们的分委员会进行专业性起草工作。专家组成的分委员会接受了波日高伊的提议，这个提议来自司法部煞费苦心拟定的宪法草案 。应该另外说明的是，每次当EKA认为某个问题在政治上不重要的时候（也就是说，对于将来的政治权力并不关键），EKA通常会接受来自司法部的宪法性建议。这种接受部分原因是没多少利益关系，部分原因在于缺乏起草必需的知识，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其最初的立场，这个立场把EKA的责任限定在几个特定议题中。
9月6日的全会讨论的主题是关于政党。在这个问题上，EKA有一个紧密团结的平台。匈共希望通过允许所有政党在工作场所建立地方分部来体现政党平等。匈共倾向于一个无所不包的网络。EKA的立场是使工作场所都非政治化，包括军队和警察。匈共代表费替辩论道：许多西方国家没有禁止政党活动的规则，而EKA则反复强调匈共已经承诺要放弃它自己的事实上的垄断地位。EkA警告说所有维持现存垄断的努力都将减少达成协议的机会。波日高伊采取了令人惊讶的鲜明立场，他说匈共从工作场所的退缩是根本不可能的 。应该加以说明的是，政治局在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准备的材料中，反复申明它自己致力于维持工作场所的组织。在这个时刻，仅仅在党代会召开前几周，地方组织以及和政治控制相关的体系仍然看似代表了共产党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尽管这时民众已经离弃匈共。
进一步的辩论是关于匈共的财产。玛塔亚斯﹒扎萨卡利亚（Matyas Bdzsaklia）是匈共代表团的另一个成员，他反复告诉EKA，党将要在其代表大会上通告党的财务状况。党准备好了拿出一些财产（建筑物）给政府，这是为了给新的政党提供办公空间 。波日高伊指出，匈共财产问题不是需要经过协商同意的谈判议题，并且费替补充说，反对党应该有必要的进行活动的钱。匈共从分配的补贴预算中拿出了五千五百万匈牙利福林。EKA对此的反应令人沮丧。EKA发言人裴托（Peto）称，没有必要在此刻同意这一点，因为协议在不少其他问题上也都含糊不清。这就再次反应了EKA的战术：它计划在最后做出让步，作为回报得到关键问题上的同意。
这个手段得到EKA内所有党派的赞同。然而在某个特定问题上，他们不得不先就什么是最终可接受的让步达成内部一致。现在这个关键问题就是总统选举的时机。安泰尔继续在专家分委员会倡议他的“国会选举总统”主张，该主张多少在EKA内得到一些赞同。一些反对派团体把这个主张理解成一个战术性解决方案。匈共则坚持总统选举应该尽早举行。这个问题在中层谈判中提了出来。EKA不得不做出一个政治决策，这就重启了争论。至少三个反对派团体支持在国会选举前全民选总统（实际上，他们接受波日高伊作为总统）。9月9日那天，KEA再一次避免做出决定：它同意这个问题作为谈判筹码的一部分保留其开放性。尚不清楚EKA是否将接受匈共的提议以换取进一步的让步 。
9月11日全会的结果再一次导致匈共和EKA的对抗。匈共坚持提前进行全面投票的总统选举。他们的让步是（1）放弃主席团制以及（2）举行全民投票选举一位新总统（他们本可以通过听话的国会的程序选举出总统的）。
托尔盖塞，引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辩论说，按照匈共程序选举的总统将会受到“波拿巴主义”的诱惑。不过波日高伊和安泰尔迅速同意总统职位的权力将像1946年宪法中的总统一样受到限制。
这次，安泰尔的匈牙利民主论坛和支持波日高伊的EKA党派明显地至少某种程度上跟波日高伊达成了事实上的妥协。波日高伊和安泰尔承认他们在定期会晤。在波日高伊看来，他们俩关系非常好，并且安泰尔给了他关于EKA内部争论的相当细节化的情报。安泰尔则否认了他给过这样的情报。 跟6月一样，时间再次紧迫起来，但是这次是两方都感到了压力。匈共的党代会只有三周就要召开，还不清楚格罗兹和他的保守派核心是否能拉拢到多数。
9月15日，安泰尔在EKA会上宣布，已经没有时间可供拖延了。类似的，在匈共党代会召开前三周，匈牙利民主论坛和它的支持者如果想加强波日高伊在党代会上的地位，也没有更多时间可以浪费了。同样清楚的是，匈牙利民主论坛准备接受波日高伊的程序，而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和其他党派则不然。这节骨眼上没有谁努力去说服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匈牙利民主论坛代表们的精力集中在寻找一种能够导致和匈共签署协议的程序。斯查巴德建议少数派应该签署，同时附加上详细说明的保留条款。奥班继续警告匈牙利民主论坛和它的合作伙伴不要做让步，因为匈共将会立即理解成KEA的虚弱。提卜﹒巴兰亚（Tibor Baranyai，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提前的总统选举是在重复波兰的错误。自由民主党人联盟，青年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人同意他们不会否决协议，然而他们也不会签署它，并且他们还会公开阐述他们的不同意见 。 少数派（自由民主党人联盟，青年民主党，自由工会联盟，社会民主党）同意其他党派可以代表EKA签署协议以保存圆桌谈判的成果。
尽管圆桌谈判在9月18日的协议之后仍在继续，EKA却永远失去了团结。 在签署协议时，斯查巴德强调EKA内部原则上的团结仍然存在，但是这话的意图仅仅是给公众做个姿态。协议里根本没有提到总统选举的问题。协议中说，宪法修正案，如所同意的，应该由国会通过，并且其它草案（关于宪法法院，政党的职能和财政安排，选举法，以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应该由政府提交给国会。圆桌协议中还说，对新政党的资助将来自政府，政府将根据公正报道的原则和“国家媒体” 中的信息，允许财政上提供覆盖他们竞选用的经费。另外9个待起草的法律列表也被添加进来，但是只有其中少数领域是受协议规范的，这些规则总的来说要由新的立法过程来决定。值得一提的是，工人自卫队的解散是协议签署20天后匈共崩溃的后果。
余波
协议签署不久，匈共的党代会产生了一个未预料到的重大变化：匈共被宣布停止活动，而社会党则脱颖而出。然而波日高伊并没有当选为新党的主席。就像结果表明那样，该党没有能力维持其前身匈共党员们的成员身份。权力真空产生了，尽管这一点还没有立即引人注意。人们期待几周内前匈共的大部分党员会加入有改革思维的社会党——尽管它由于内部领导权斗争仍处于瘫痪中。甚至国会中议员，最初都是被挑选的极其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其大部分也没有加入新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成为令人惊讶的活跃力量。出于对即将到来的1956年革命（引自那时的叫法）纪念日的民众游行和秩序失控的担忧，政府推动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国会对有关选举法的问题表现了些许抵制，因为议员们希望有更多的市镇个人选举以便增加他们再次当选的机会。他们取得一个小小的胜利（结果是个人席位增加了15个）。宪法修正案几乎没有经过讨论，一个小时内就被接受了。
宪法修正案改变了整个宪法文本（大概95%的词语是新的 ），但是还有些问题悬而未决。甚至国家的名称也改变了。10月23日，为了平息示威者，匈牙利共和国的名称公布了。因为没有什么代表共产党的势力进行抵抗，政府在争取民众支持的努力下，匆忙满足了更多激进反对派的愿望。工人自卫队被解散，军队和警察被宣布非政治化。甚至匈共财产也宣布接受公共审查。然而，最初的协议并没有被履行。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和青年民主党成功的发起了一次反对直接总统选举的民间倡议。结果关于总统选举的法律没有通过并且宪法修正案不得不把这个选举问题留给视“关于公决的全民公决”的结果再决定。在社会民主党和独立小农党的支持下，新的“反即刻选举力量”于11月26日取得勉强的胜利 。
国会的自由选举于1990年的3月25日举行。匈牙利民主论坛作为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以及独立小农党的联盟的一部分，组建了以安泰尔为总理的政府。 然而为了修订宪法，所有关系到基本权利的情况都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本来是为了保护反对派及其价值，因为EKA那时不相信它会在选举后占有多数。这样的比例如果没有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1990年5月，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领导人同意了安泰尔的许多宪法修正条款。由于除了有个法定人数（三分之二多数）限制外，没有修订宪法必需的特别程序，宪法在11个月当中至少修订了12次，并且1989年文本的大约25%已经被修改或者在没有任何希望整合进宪法体系的情况下被废除。
评估
选择参与者（EKA）
EKA会议上的EKA代表通常由他们自己的党派挑选。所有参与组织3月15日独立游行的团体都被允许加入EKA。选代表的标准是：党派内的高层，能出席，以及职业技能。代表团的组成人员由于其党内的剧烈变化经常跟着变动。一直以来这种情况影响着所有党派的地位的改变。
匈共的代表则是由匈共政治局提名，选择结果依赖于格罗兹集团（保守派）和波日高伊集团（改革派）之间的竞争。中层的和技术性的预备性会谈留给匈共统治集团的官僚体系，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专家。
可信的威胁（EKA对阵匈共）
在圆桌进程的开始，匈共似乎掌握着大部分行政管理权（警察），信息和专家资源。反对派的资源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他们宣称要成为1956年革命的继承人并且要表现出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坚定立场，这个政权已经被判定为对国家的经济和道德混乱负责。因为内部倾轧以及引入更多的法律限制，匈共在圆桌谈判期间丧失了一些权力；然而就技术能力和经济资源来说，它在谈判期间一直占优势。由于来自改革者的批评日益增多，匈共丧失了更多的合法性，它的弱点越来越明显可见，而大众媒体对党的忠诚度越来越低。
两方都威胁要退出谈判并且/或者要公开指责对方阻碍谈判。EKA在预备性会谈阶段成功地使用了匈牙利媒体和国际压力 。它成功的发出了5月12日的最后通牒，它在通牒中坚称谈判应该在48小时内得到恢复。来自EKA的压力导致了一份关于政党的草案被撤回。当时间慢慢流逝，很明显什么也没有发生，匈共的地位和声誉降低了，因为它是设置谈判条件的一方。当波兰的圆桌谈判有了成功结果后，这里的缺乏谈判变得更加令人不安。
对民众游行从来没有提及，尽管谁都明白6月16日和10月23日的游行中，反对派将会处在指挥民众的位置上。自由民主党人联盟代表EKA，至少在另一次至关重要的场合成功运用了媒体。匈共对其财产问题的不灵活态度造成的僵局至少被自由民主党人联盟传出的耸人听闻的匈共操作私有化的故事缓解了 。
最近的有效（非象征性）威胁或压力是召回国会成员，而国会主要是青年民主党在操持。匈牙利议会制度那时是根植于直接民主的某些因素。国会议员通过选民的召回投票可以被召回。为了能够召回，必须要在特别的请愿书上收集签名以便发起召回议员的地方投票。青年民主党活动家挨门挨户的做动员，并且成功做到了五次召回。国会发言人也被召回了。共产党议员对此行动感到特别不舒服。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这个行动被停止。
没有证据表明匈共曾经提到使用武力，尽管在某些场合格罗兹在谈判之外发表过可能被解读成威胁的公开讲话（提到对慕尼黑协会的支持，该团体据称如果必要就支持工人自卫队的利益）。根据从格罗兹身边的高参传出的话，戈尔巴乔夫可能已经早在1989年2月在莫斯科就告诉过格罗兹，苏联将不会进行武装干涉。这能够解释共产党强硬派的垮台。在1989年5月，匈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大家都知道了苏联对匈牙利离开华沙条约组织并不反对。当然，匈共常用的一个论调是“我们不应该挑衅”苏联 。在对东德难民开放边界后，显而易见的是苏联保持了克制。尽管外长吉乌拉﹒洪恩（Gyula Horn）不承认，米克罗斯﹒奈麦斯（Miklos Nemeth，总理）暗示了事先问过苏联关于开放边界的事，而他们没有反对，这就清楚的向匈共领导层说明了苏联的立场 。
最可信的匈共威胁是关于国会的活动。在圆桌谈判的预备性会谈的不同阶段，加速立法进程的危险数次被提及。 “独立的”国会行为可能会导致并不激进地走向宪政。它可能会更好的维持匈共的地位和现有的政府官僚体系，并且它可能会减少转型过程中反对派的重要性。要是事态那么发展的话，就会对反对派的受欢迎度以及合法性给以沉重打击。一个类似的威胁来自匈牙利民主青年团（Demokratikus Ifjusagi Szovetseg），这是个继承共青团运动的组织，而共青团想塑造一个改革形象。在8月中旬，它发起了一个运动，想动员民众支持举行总统选举。这个行动被EKA宣布为是对原有协议的破坏。这样的民粹决定可能会造成在圆桌会谈之外的决策机制。波日高伊迅速取消了这次行动。
匈共的其他战术武器集中在分裂EKA。这种战法在预备性会谈时期一直使用着；当情况改变时，这导致了EKA的温和派和匈共改革派之间达成妥协。
可信的威胁（EKA内部）
在EKA内部，博弈围绕团结问题展开。团结被理解为运动合法性的重要源泉以及EKA的主要武器，因为它受到的大众支持很少。公共调查问卷显示，反对派的形成几乎不为人知，尽管就像在伊姆雷•纳吉的葬礼上的游行所显示的，他们有能力动员相当多的群众。更重要的是，在报纸和电子媒体节目对反对派成员的访问与日俱增的那一年，反对派的知名度提高了。反对党的典型威胁是退出圆桌谈判，这可能自动终结谈判。很难相信，一些更有影响力或更有信誉度的团体将会以它们自己的名义进行谈判。团结被看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民族利益”这个便利伞和简单正确口号下，它体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全国一致。也许他们更想塑造出独立的反对温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潮流的形象，这个潮流受到安泰尔 以及波日高伊的民粹主义的支持。通过让匈牙利民主论坛参与和共产党人的协议，激进派继续保持他们强硬的不合作传统。
圆桌谈判妥协方案对宪法的影响
因为协议没有得到所有反对派力量的赞同，妥协方案中的某些内容没有被接受并且在决定总统选举方法的全民公决中被修改。整个协议是出于如下坚定理念：协议必须致力于在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间维持精心的平衡。在选举之后，这个预想证明是错误的，圆桌谈判精心制定且整合进宪法的保障体制变得陈旧过时。
圆桌谈判采纳的措施中排除了起草一份有持久性的宪法：这把宪法降级成一系列临时性举措。圆桌进程排斥制宪大会的选择，那时制宪大会对反对派似乎显得过于冒险。结果是，修正案丧失了合法性，因为这些修正案明显是由非选举产生的“代表”团体制定的。甚至如果一个人承认1989年的修正案由于圆桌谈判协议获得了一些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又因为全民投票和轻易改变而受到了损害。除了法定人数之外，对宪法修正案没有其他专门的限定规则，这就把整个问题转化为一个数量问题。宪法因此很容易被错误理解成一个多数人意志问题。一时的政治妥协可能升级成宪法“原则”这个传统保存了下来，尽管这个传统并不是圆桌谈判产生的政治教训的后果。这个传统产生的部分原因可归于这个国家总体上缺乏宪政文化。在谈判桌上充满了对历史连续性和国家所受苦难的辩词，同时也伴有对公共暴力的实际恐惧。经典的宪法辩论或原则很难产生什么影响力，就算有也仅仅是用来作为政治修辞。在宪法法院的角色和重要性上，曾经达成了一致，但是几乎没有进行什么努力来把法院放置在权力制衡安排的这个背景下。几乎没有人把注意力放到宪法的措词等问题上。
圆桌谈判的遗产也许在宪法问题之外。对新的政治精英它起到了预科学校的作用，并且对参加圆桌谈判的现在这些政治人物提供了某些合法性。在那这种意义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暗中自诩国父的角色，但是他们的遗产几乎没有什么能够保留下来。
圆桌谈判中EKA采用的程序
对于圆桌谈判前建立程序规则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人懂得，然而大部分会谈却是集中于程序问题 。 一直就没有如何决定派出代表到EKA或者到圆桌谈判的标准。根据经验证据，在匈共决定其代表团组成时，使用了反应实际权力平衡的特别方法。选派代表的程序上的选择并不让人感到很重要，因为代表团并不是经过民主选举的选民代表。普遍性的看法正好相反，名义上，那些代表都不是选举产生的。
有个共同理解是，圆桌谈判的决议是各方共同同意的。理论上，EKA内部决定是全体一致同意的。但另一方面，匈共内部是多数决定的原则。对于一个甚至更重要的决策问题我没有可靠的数据：匈共决议的参加者符合什么标准？正式情况下，大多数决议都必须要政治局做出，但仍然不清楚的是，什么样的决定要交付政治局，什么样的决定要留给谈判团队。
由于代表团感觉他们不是人民代表，他们（特别是EKA）拒绝为将来的立法设置程序，除非是决定立法机关选举的方式和方法。
最后评论
政治形势和圆桌谈判的目的都使人觉得这些谈判非常接近于所描述的“无知面纱背景下的讨价还价”模型。当时有着无尽的不确定性，有种感觉是，当局者还没有准备好把无知之幕作为博弈的条件来接受。匈共和EKA的一部分党派都把一种特定结果接受下来，那就是波日高伊一定会当选为总统。另一方面，总体上存在一种设置程序规则的不情愿，这种规则本可以提供公平的解决方案而不管谁将赢得选举。结果是，反对派坚持要求一定要有超级多数（qualified majority）才能有立法权。一旦反对派团体赢得了选举，这反倒成了他们赞同要改变的第一个规则。就涉及的党派来说，对政治角色的理解并不是要制定宪法。相反，他们对自己角色的理解是对短期决策的延续。圆桌会议的参与者对于社会接受性并不感兴趣，从这个意义来说，圆桌谈判并不是一个实际的制宪大会。
很长时期以来，EKA明明白白的相信，要想让反对派团体被社会接受，需要一个长期的社会学习的过程。选举被认为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反对派取得迅速胜利的必要手段。关于选举法（除了保障自由选举意志之外）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要建立形式上不是偏向于某个党派的制度。其他许多问题上没有什么兴趣，包括关于选举多数的技术问题。这种缺乏兴趣，像其他许多领域的未解问题一样（从人身保护令到旅外匈牙利人的投票权），导致了法律的无原则性的且持续不断的变化，并且是造成任何宪法的合法性都受到损害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