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到一条信息，说近几年来有些人在检讨六四运动失败的归因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激进。这背后的逻辑是学生领袖和当时的知识人应当对八九失败负责。把八九民运失败的责任归结到他们头上，我认为这对学生领袖和知识人是相当不公平的。

一、把责任归咎于大学生与学生领袖相当不公平

我说“相当不公平”，是指八九民运的学生们及其领袖们不仅年轻而且缺乏政治经验，这不是他们的错，是中共极权统治的罪过。

中共从1949掌握国家权力起，几十年一贯制地压制民间组织和民众言论。中共国是极权主义国家，其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国家吞没社会。他们美名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是“有主义无社会”。1980年代尽管中国对外开放，但中共对内始终警惕与变相打压民间组织。仅我所知的就有北京、湖南、安徽、深圳的大学生们，无论是争取民主选举、还是组织社团活动、包括表达对邓小平对中共政府的批评意见等，都曾经触怒当局，也曾经遭遇各种压制。1980年代那十年间起起伏伏的学生运动，其实是中国公民社会艰难生长的土壤与民间组织的萌芽。在中共长期的打压下，中国民间一直没能生长出成熟的公民组织，更何谈形成公民社会。当1989年春天那么多学生热血沸腾地站出来大声表达意见诉求时，他们超常的勇敢与担当，深深地打动了北京市民与全国人民；面对当时政局的极为复杂与各类矛盾的错综交织，他们没有经验，客观上缺乏必须的大智慧和某种深层理性的引导。但，这不是学生们的错。因为中共根本不给中国人有任何空间、任何机会和条件，来推动公民社会的生长发育，来提升全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有效沟通合作的公民能力。

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集会，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完全自发的行动，也是中共党始料未及的事，这才有了6.4前紧扣全国人心、聚焦全世界目光的历史性场面。中共军队6.4的开枪镇压、中共当局冷酷无情地追捕广场学生与学生领袖们，他们自己撕掉了几十年的伪善面具，自己灭了中共政府的虚假合法性。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推动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共党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用钱（所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交换中国人接受他们的继续统治。这是一种金钱与政治的交易，他们用钱来收买人民对他们权力合法性的认可。

很自然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生长与复苏。中共党最怕人民组织起来，2008、2009年以后，我亲眼看到他们一个一个地打压中国的民间组织，出台各种条例条文，甚至国际社会组织到中国开展活动都受到各种限制和打压。1990年代后期互联网在中国出现后，中共当局一方面限制民间网络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利用高科技人工智能技术加大力度监控中国民众，这种精致的新极权国家，导致中国社会始终一盘散沙，而使民众几乎完全丧失自助自救能力。即便在未来的中国政治变革进程中，中国民众也许依旧逃不脱承受惨痛代价的命运。亡，百姓苦，兴，百姓苦！

二，中国的知识精英应付部分责任

八九以后已经36年了！6.4在人们心中的伤口依旧在流血，因为36年来民运似乎在衰败。在某种意义上说，八九以后中国民主运动难以复兴的责任，部分归咎于知识精英是有道理的。今天回头来看，中国知识界确实应该为中国民主运动难以复兴而感到羞愧。

通观欧美国家，知识人作为社会的大脑与民众的栋梁，站在历史发展前列的不在少数，然而中国知识人的软弱性似乎一直未改。中共建立国家政权后，对中国知识分子是软硬两手并用，一是收买，一是打断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笔者曾经亲耳听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讲过一堂课：“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是如何被打断的”。资先生从19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历数起，1957年反右运动、3年大饥荒中的夹边沟（几千名右派知识分子饿死在那里）、1966年文革浩劫、1982年反精神污染、1986年反自由化直至1989年的6.4，中国知识人被一轮轮的思想整肃与暴力摧残并行，许多人早已丧失了人格尊严，也丧失了主体意识和自尊自重。在中共暴力威吓高压下，知识人依靠犬儒哲学为岁月静好地活着提供自我安慰的借口。吴国光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曾经提到八九以后，有些知识分子似乎忘却了天安门广场的那个血光之夜，他们避而不谈当年参与民主运动的经历。依我看，吴国光教授是给他们留了面子的。

知识分子本应该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然而，有些人退却了，有些人改换门庭投靠当局了！中共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后，当局拿钱收买精英，不仅收买一些经济精英、科技精英，而且收买文科知识精英，也让文科知识分子有”捞钱”的机会。最明显的是政府给他们名头，如“xx学科带头人”，让他们承担国家科研课题，他们就能拿到国家资金，也能提升学术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因此，一部分知识人努力迎合政府需要，每年申报国家“科研项目”。所谓的科研，其实是以学术外衣作包装的欺骗性的宣传。

进入2000年后，中共搞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把一些学科中有影响力的人定为“首席理论家”，这些人参与由中宣部组织的“理论工程”，可以获得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巨额经费。他们的门生、手下人则可以通过承接子课题、参与写书等方式分得利益。

由此，将来历史追究责任，真正需要负责的是这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他们本应比学生懂得更多，却在名利地位等利益面前选择妥协与交易。这不仅是知识人的软弱，而且而且因抵挡不住诱惑而自贬人格自我扭曲。

三、八九民运注定会失败

其实，八九六四这场运动注定要失败，这是八九民运的宿命。 这不是因为某些学生领袖或知识分子的错误，即使他们没有缺陷，八九运动也难以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第一，1949年之后，中共建立的极权国家而不是威权国家。它的极权体制决定了，只要有一口气在，它一定会毫不留情地镇压民主运动。

第二，1980年代是解冻时期，中国的公民组织和中产阶级都尚未真正成长，社会没有足够的根基和力量来支撑这场民主运动。虽然人们有诉求，但缺乏经济资源、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等。而且，当时人们对共产党仍抱幻想，八九学生运动，没有人提出推翻共产党，而是希望它改革、讲民主、讲自由，人们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第三，共产党内部几千万党员和干部，不少人由于长期受马列主义洗脑毒害，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政治工具，他们泯灭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意识，一切以中共的谎言欺骗说法为准。

举个例子来说。我家一位亲戚，他是12.9运动出来的老革命；我父亲是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后参加游击队的中共军人。那年我亲耳听到这两位老人在电话中谈论6.4开枪的事，态度截然不同。

那位亲戚说：“他们真的在天安门开枪打了我们的孩子啊！”
我父亲回答：“你怎么那么糊涂？孩子们背后是有黑手的。”

我当时震惊了！不管怎么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手无寸铁。解放军被称为“人民子弟兵”，怎么能对平民开枪？我一直不理解父亲的态度。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思考中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三十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我与父亲各自守的底线是不一样的。我父亲坚守的是“党性原则”的底线，而我“震惊”，是因为我坚守“人道主义”的底线。

我认为，做人的底线，应是人道主义，而不是党性。像我父亲那样，把政治立场当作底线的，在党内有许多人，他们被洗脑成了政治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他们把政治意识置于人的生命之上。共产党就是靠这种训练，把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改造成反人性的工具人。邓小平镇压六四后，党内开展“思想教育”，没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共就这样把八九民运压下去，在天安门广场的斑斑血迹上建起一个虚假的市场经济，而且一路走到今天。

后来我才真正明白，在人道主义和党性之间，哪个更根本，这一点绝对不能含糊不清。

Jun 5,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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