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教授95岁高龄去世，看到消息虽不太意外，依然感到震惊和哀痛。他1970年代去中国，对中国的关注跨越了将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后毛中国的法律变迁、改革的兴起与死亡。他帮助过许多中国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包括我本人。昨天在路途、会议中，今天在赶一个项目申请，现在写几句话，略表我的哀思和致敬。

2009年夏，我在哥大的访学即将结束，需要找下家。一位朋友帮助联系去纽约大学见科恩教授。在领我去科恩教授的办公室的路上，那位朋友提醒我，我如果来纽约大学，可能会给科恩教授领导的亚美法研究所带来有压力和不便，因为科恩教授和同事们需要经常去中国做实地研究。我理解这一点，期待着被拒绝。

科恩教授的办公室颇为凌乱，书桌前后摆满了书、打印材料。我在门边沙发坐下后，很快开始讲述我正在做的研究和写作计划。告诉他我在研究总统制与议会制问题，计划写一篇长文讨论中国未来的选择，希望能来纽约大学一段时间。柯恩教授听完后，立即说：“需要有人计划中国的未来。来吧，我去帮你找钱”。

我在纽约大学访学了一年。我没有按事前承诺写一篇长文，而开始写一本书，主题也变了，超出了总统制与议会制问题。那本书就是2012年在香港出版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总统制与议会制是其中附带讨论的问题，留待进一步研究再做更深入讨论。

回想我来美国后的岁月，在纽约大学那段时间特别有效率。科恩教授的帮助使我能安心研究写作，暂时不必为生计所累。科恩教授当然知道帮助对于异议者、流亡者的意义。但作为受益人，我的感受可能比他的理解还要丰富。一个人能帮助许多人的生活与事业，他的人生是荣耀靓丽的。柯恩教授安息！

(王天成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主季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