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伟:二战尘封探秘一一为什么必须刺杀海德里希?
发布时间:2026-01-29    编辑:zhangjie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成功刺杀纳粹德国党卫队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胆大的行动之一, 海德里希是二战中被刺杀的最高阶的纳粹德国官员。刺杀海德里希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它鼓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奋勇作战的人们, 也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眼中, 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国家, 并促使英国和法国废除了《慕尼黑协定》。

网上有很多刺杀海德里希的相关文章, 从众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物的介绍中, 也有不少海德里希及刺杀他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扬·库比什和约瑟夫·加布奇克的生平。即使翻阅许多有关的文章, 对刺杀海德里希的“类人猿行动”的来龙去脉, 和对海德里希及英勇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的经历、性格、行动的揭示, 仍不能令人满意。有的文章编造或渲染许多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 在时间和地点也存在错误。有的文章甚至为海德里希在捷克的残酷统治评功摆好。

我在柏林, 德累斯顿, 和布拉格参观了几个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德國史有关的博物馆和纪念地, 其中包括位于布拉格的海德里希恐怖英雄国家纪念博物馆 (The National Memorial to the Heroes of the Heydrich Terror), 布拉格军事博物馆(The Army Museum of Prague), 位于柏林的恐怖地形图博物馆(Topographie des Terrors, 位于柏林的德国抵抗运动纪念中心(German Resistance Memorial Center), 和位于德累斯顿的德国国家军事历史博物馆(Militärhistorisches Museum der Bundeswehr), 试图详细了解和还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1. 纳粹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和吞并

1942年5月27日, 纳粹德国党卫队头子, 在捷克的纳粹占领当局总督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 在布拉格的科比利西附近的一个路口被捷克斯洛伐克士兵扬·库比什(Jan Kubiš )和约瑟夫·加布奇克(Josef Gabčík)刺杀。此后, 库比什和加布奇克等七名捷克斯洛伐克士兵躲进了圣.西里尔和圣.梅托迪乌斯东正教大教堂(St. Cyril and St. Methodius) 的地下室内。海德里希在刺杀后不治身亡, 纳粹军队在捷克宣布实施戒严, 并展开报复性屠杀, 这段时期后来被称为“海德里希恐怖”(Heydrich Terror)。

捷克斯洛伐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是由奥匈帝国分裂的部分地区组成的。这是以法国、英国、俄罗斯为首的协约国改变由德国主导的中欧地区计划的一部分, 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将获得自治权。1919年后, 在苏台德地区定居的德国人被并入捷克斯洛伐克国。

之后, 纳粹德国企图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三百多万德意志族裔中找到了众多的支持者。他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没有遵守自治的承诺, 而是推行了“捷克化”政策。

同时, 希特勒需要一条安全的南部边境, 并且认为法国和苏联试图让捷克斯洛伐克充当边境上“刺向德国软肋的匕首”。这使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司令部意识到了新的战争危险, 他们在193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有条不紊地为与德国的可能战争做准备。

1938年3月, 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 德国军队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维也纳。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直接与捷克斯洛伐克南部接壤, 从而暴露了当时防守薄弱的捷克斯洛伐克南部边境。与此同时, 一场旨在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压, 并使其陷入政治孤立的行动也随之展开。显然, 捷克斯洛伐克已成为纳粹德国扩张的又一目标。

希特勒进一步声称, 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有超过300万德裔人, 不能容许他们受欺压。1938年9月12日, 苏台德地区爆发公开的德裔人暴乱, 局势升级, 而镇压暴乱需要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介入。鉴于国际形势不利, 且预见到战争即将爆发,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1938年9月23日下令进行全国总动员。总动员令适用于所有捷克斯洛伐克40岁以下的预备役人员, 并促使应征入伍的预备役人员迅速报到。此外, 民众也在为化学战做准备。

对纳粹德国的扩张, 西方列强毫无准备。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约定, 捷克斯洛伐克受英法保护, 如果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英法就必须和德国开战。由于担心战争爆发, 英国于1938年9月29日在德国慕尼黑发起会议, 紧急与德国磋商, 以解决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会议汇聚了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四个欧洲强国的代表。最终英、法、德、意四国达成一致, 提出一项方案, 将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接壤、德意志族裔占多数的苏台德区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地区割让给了德国。

在慕尼黑的整个谈判过程中, 捷克斯洛伐克都没有参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选择了妥协接受, 没有动员部队上战场, 未经政府批准便接受了该方案, 贝奈斯随即辞职。

残余的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了不到六个月。1939年3月14日下午, 希特勒邀请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查博士(Dr. Emil Hácha)前往柏林会面, 告知他德国计划于次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领土。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 哈查总统签署了一项命令, 呼吁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不要抵抗德军。

然而, 这项哈查总统夜间下达的命令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传达到所有部队。但是在喀尔巴阡-鲁塞尼亚地区仍爆发了激烈的抵抗, 这个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国家的军队一直抵抗匈牙利军队。直到3月17日, 在绝望的政治形势下, 捷克士兵才撤退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 和波兰。

与此同时, 在德国的操纵下, 斯洛伐克罗马天主教神父和斯洛伐克人民党领袖约瑟夫·蒂索 (Jozef Tiso)也在1939年3月14日于布拉迪斯拉发 (Bratislava) 召集议会, 宣布斯洛伐克独立, 并请求希特勒的保护。斯洛伐克独立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彻底瓦解。这是纳粹德国通过分化和控制邻国, 进一步扩大其势力范围的典型例子。

3月15日清晨, 纳粹德国占领军抵达布拉格, 希特勒在3月16日亲临布拉格城堡, 宣布德国已经吞并了捷克。这次事件是纳粹德国违反《慕尼黑协定》、颠覆欧洲秩序的重要一步, 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纳粹德国对捷克的占领引发了一 场新的国际危机。被占领的捷克领土在纳粹给予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的新名称下, 最初几个月爆发了一系列公众示威活动, 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媒体对德国占领捷克的报道。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是纳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建立的半吞并傀儡政权, 1939年3月15日由希特勒亲自宣布成立。它的成立违反了《慕尼黑协定》, 并随着纳粹德国投降而灭亡。该保护国包括今天的捷克共和国, 但不包括苏台德区, 因为这部分区域已被纳粹划归给德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捷克人为主, 而苏台德区的人口由德裔人占主导地位。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是一个名义上的自治国, 而德国政府是视其为大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由于建立保护国的行动在德国历史上并无先例, 因而纳粹德国当局有意让保护国拥有表面上的独立, 以鼓励捷克人与他们合作。

然而, 尽管保护国拥有自己的邮票和总统卫队, 但真正的权力却掌握在纳粹当局手中。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总统埃米尔·哈查被任命为该保护国的总统, 哈查被暗示需从保护国的纳粹德国总督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那里得到“指导”来统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捷克劳动力丰富的经验和发达的工业被迫为德国的战争经济做出重大贡献。捷克对德国至关重要:三分之一的坦克、四分之一的卡车, 和许多的德国军方使用的武器都是在那里生产的。由于保护国在盟军轰炸的范围之外, 捷克的经济几乎可以不受干扰地运作, 直到战争结束。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成立后, 捷克人民的抵抗运动开始形成, 其目标是恢复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秉承军团士兵的传统, 一些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人和爱国人士逃到国外, 组建捷克斯洛伐克志愿者军队。其他人则留在国内, 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性起义做准备。

  1. 库比什和加布奇克加入捷克斯洛伐克海外军团

扬·库比斯1916年出生于特雷比奇(Trebic) 附近的多尔尼·维莱莫维采(Doini Vilemovice), 接受过锅炉工培训。他于1935年9月加入在伊赫拉瓦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第31“阿尔科”步兵团, 完成基础军事训练后, 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被分配到驻扎在兹诺伊莫(Znojmo)的第3营第9连。在完成士官学校的培训后, 他于1936年10月晋升为下士, 并在一年后晋升为上士。之后, 他决定继续在军队中服役, 在北摩拉维亚(North Moravia)的第13警卫营担任士官。1937年10月中旬, 他被调往布伦塔尔的第34步兵团, 该团由神枪手扬·恰佩克指挥, 他在那里担任第3连的班长和教官。

1938年初, 库比什晋升为长期服役的士官, 并被分配到奥帕瓦第15步兵团。同年4月, 他被调往第13近卫营, 该营的任务是监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防御工事的建设。在边境防御工事建设结束后, 库比什于1938年11月退役, 返回家乡多伊尼·维莱莫维采。

约瑟夫·加布奇克早在1932年10月就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 在科希策(Kosice)的第14步兵团第3营第12连服役。在完成士官学校的培训后, 他于1933年5月晋升为下士, 同年9月晋升为上士。1934年4月, 他成为一名长期服役士官。同年10月, 他晋升为军士长。

1937年4月, 加布奇克的服役期满, 前往斯洛伐克的日利纳(Žilina) 第四军用化工厂工作, 该工厂生产化学武器。1938年秋, 因为他在工作中吸入了过氧化氢蒸汽, 而高浓度的过氧化氢属危险化学品, 对皮肤、眼睛有强腐蚀性, 因此他于同年晚些时候被调往圣贝纳迪克镇 (St. Benadik) 担任军队仓库管理员。在納粹德國扶植的”斯洛伐克国”成立后, 他拒绝将仓库交给德军, 并从那里偷走了两支军用手枪和其他物资。

当时, 许多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和青年无法接受其边境地区被德国吞并, 以及随后納粹德國扶植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成立, 他们决定逃到国外。1939年6月初, 约瑟夫·加布奇克率先越过波兰边境, 扬·库比什紧随其后。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ów)成为他们的目的地, 当时许多捷克斯洛伐克军官和士兵逃到那里。

1939年7月6日, 他们转移到马莱布罗诺维采的一个营地, 在那里他们被编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库比什和加布奇克加入了步兵营第一连。

1939年7月下旬, 他们与450名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一起前往波兰的格丁尼亚港(Gdynia), 在那里登上“克罗布里”号轮船前往法国。 8月3日, 在法国的里尔(Lille), 他们与法国外籍军团签署了一份为期五年的服役协议。两天后,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被安置在马赛的兵营中。随后, 他们乘坐“西迪贝勒阿贝斯”号轮船前往北非阿尔及利亚的奥兰。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得以解除与法国外籍军团的服役协议, 并组建自己的部队。1939年9月24日,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们抵达法国港口马赛, 随后前往附近的阿格德镇(Agde)。一个曾由西班牙国际纵队驻扎的难民营成为了他们的驻地, 在法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动员之后, 这里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海外军队的驻地。

  1. 在法国勇敢战斗后撤离到英国

离开被納粹德国占领的祖国后,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大多前往波兰或南斯拉夫, 之后再前往法国。因此, 驻扎在马赛著名的圣让(St. Jean)要塞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们, 都面临着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的义务。他们唯一的慰藉是, 如果法国与德国开战, 他们将被解除外籍军团的义务, 并获准在法国组建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

1939年9月1日, 德国入侵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等待终于结束。法国兑现了他们的承诺, 法国地中海沿岸的阿格德镇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海外军队的集结地, 而法国急需的捷克斯洛伐克籍飞行员则直接加入了法国空军。

经过一个平静的冬季, 法国预期已久的德军攻势于1940年5月打响。纳粹德国对法国的进攻最终使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得以参加战斗。新组建的捷克斯洛伐克海外军队第一师的的两个步兵团被迅速派往法国前线, 前往大莫兰河(Grand Morin River)桥头堡的防御阵地。然而, 第一师第一团的士兵很快就被迫撤离。

在吉安(Gien),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与德军交战, 他们坚守在卢瓦尔河上的主要通道。从1940年6月16日至18日, 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师第一团的士兵顽强抵抗德军的进攻。

在这些战斗中, 最勇敢的士兵之一是准尉扬·库比什, 他后来因在6月18日吉安地区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法国战争十字勋章。当时, 他作为副排长, 带领他的小队掩护撤退。约瑟夫·加布奇克准尉同样也表现出色, 他在卢瓦尔河撤退期间, 巧妙地避开战斗, 抢救了重机枪和弹药。

由于法军撤退,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不得不离开该地区, 前往位于法国南部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中心。但法国的命运早已注定, 1940年6月22日, 法国与纳粹德国签署了屈辱的停战协定。

因此,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继续向南撤退, 那里有几艘驶往英国的船只在等候他们, 英国是最后一个决心与纳粹德国作战的国家。1940年6月下旬, 经过艰苦的旅程, 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师的两个团在法国南部的塞特港(Sete)会合。

从那里, 库比什和加布奇克搭乘埃及轮船“罗德·法拉克”号, 经直布罗陀前往英国。总共约有5000名捷克斯洛伐克士兵撤离到英国, 其中约有1000名是飞行员。

  1. 在英国克服困难重新武装

法国战败后, 许多捷克斯洛伐克士兵撤往英国, 第一批撤退人员于1940年6月26日抵达英国利物浦。在这些解除了武装, 士气低落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中, 有许多人曾在法国前线浴血奋战, 抵达英国后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

由于不列颠空战仍在进行, 英国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捷克斯洛伐克飞行员身上, 因为他们从法国带来了卓越的声誉。扬·库比什和约瑟夫·加布奇克于1940年7月12日抵达英国, 他们看到的第一个城市是利物浦港。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被安置在乔蒙德利 (Cholmondeley)的一个营地, 然而他们士气低落的情况进一步加剧。在共产主义宣传的煽动下, 一些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对继续战斗的厌恶情绪变得明显。尽管一些军官和士兵努力鼓舞士气, 但最终仍有超过500名不满的士兵于 7月下旬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

一部分人离开军队后, 其余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得以重新武装, 被组建为一支约3000人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混合旅。随着时间的推移,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承担了保卫不列颠群岛, 以对应纳粹德国入侵的任务。后来, 他们的训练课程也纳入了进攻行动。

部队重组后, 库比什和加布奇克被分配到第一营第三连。根据营长泽曼·巴罗夫斯基中校的推荐, 库比什和加布奇克被特种作战部队的卡雷尔·帕莱切克少校选中, 准备在被占领的祖国执行可能的任务。

1940年12月初, 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总统爱德华·贝奈斯视察了在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的训练情况, 并亲自为他们在法国的战斗颁发了勋章。1941年1月, 库比什和加布奇克参加了士官培训课程, 并于1941年3月初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由战前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博士在英国领导的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 在政治上代表着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 海外的爱国者也没有放弃抵抗。贝奈斯念念不忘的是驱逐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的德国人, 并推翻《慕尼黑协定》, 恢复捷克斯洛伐克之前的边界。然而,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诉求, 和推翻《慕尼黑协定》, 英法两国一直没有同意。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内部存在着各种矛盾, 其领导层并不稳定, 只有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人民的广泛支持, 才能在盟军眼中确立其合法性。然而, 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两年后, 流亡政府与祖国的联系只能通过极大的努力才能维持。

  1. 在敌后执行特种任务的人选和训练

1940年12月, 秉承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点燃欧洲战火”(Set Europe Ablaze!)的口号, 在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与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 (SOE) 的一次会议上, 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提出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占领区部署特工的想法, 并开始寻找在敌后执行特种任务的人选。

“点燃欧洲战火”指的是二战期间丘吉尔下达给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的指令。SOE是一个秘密组织, 负责在被占领的欧洲地区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 并支持抵抗战士, 以扰乱敌军行动。”点燃欧洲战火” 象征着秘密战争, 以及在敌后点燃反抗之火, 以瓦解纳粹暴政所使用的“非传统”战术。

当时, 在伦敦的捷克政客们正忙于争夺临时政府的职位。在英国也有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商人, 但他们大多忙于快速赚钱, 无暇顾及此事。

在英国的皇家空军战斗机和轰炸机部队中, 也有一些勇敢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籍飞行员和士兵, 但英国空军绝不会放他们走。因此, 最终的选择范围缩小到驻扎在乔蒙德利附近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混合旅。

但是, 这批人选也有其自身的弊病。一个3000人的营地就像一个3000人的小镇, 彼此都认识, 并且对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充满好奇。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几乎不会说英语, 对营地以外的世界也知之甚少。因此, 每一次调动、每一次旅行, 甚至任何琐事, 都会成为新闻, 成为人们谈论和分析的话题。

为了筛选在敌后执行特种任务的人选, 部队的人事档案只包含每个人对自己的陈述, 或者在极少数情况下, 包含他们之前在家乡认识的人的信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情报部门根本无法进行背景调查或邻里调查, 也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对爱国忠诚度的独立核实。

在这种情况下, 流亡政府情报部门的功劳可见一斑: 从英国空降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总计153名士兵中, 最后只有3人成为了叛徒。

1941年1月初, 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负责选拔、训练、和准备执行敌后特种任务的志愿者所需的一切条件得到满足。该特别行动小组由卡雷尔·帕莱切克少校指挥, 后由雅罗斯拉夫·苏斯特上尉接任。这个特别行动小组分为指挥部、训练部和后勤部。

为了开展这些敌后活动和必要的策划, 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需要一个合适的场所。位于伦敦海德公园附近贝斯沃特路(Bayswater Road)的波切斯特门大楼成为了情报部门的中心。

由于不可避免地会知道部分或全部信息的人数实在太多, 最终选定的执行特种任务的人员必须既勇敢又谨慎。两名英国教官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混合旅, 一名负责训练伞兵, 另一名负责训练地面部队。他们名义上是教官, 实际上却是观察员, 这两名军官知道他们的任务是挑选最合适的人选执行危险的任务。

由经验丰富的英国教官讲授的课程, 对被选拔执行特殊任务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进行深入的训练。1941年7月, 约瑟夫·加布奇克入选首期战斗课程, 成为八名学员之一。1941年8月中旬, 扬·库比什入选, 参加了第二期战斗课程。

战斗课程是对将要部署在占领区的士兵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全面介绍和训练。战斗课程的内容包括工程、射击、通信、地形学和体能训练。学员们要学习如何使用炸药和手榴弹, 并练习步兵武器的射击。体能训练的目的是克服恐高症, 并提高整体耐力。艰苦的训练涵盖各种天气条件, 还包括与执行破坏任务相关的长途行军。

战斗课程结束后, 学员们立即前往曼彻斯特的林格威机场 (Ringway Airport), 参加伞兵训练课程。伞兵训练课程包括全面的理论准备, 以及从固定气球和飞机上进行五次跳伞。其中包括一次夜间跳伞, 和一次携带物资的跳伞。

对于那些刚刚完成战斗训练课程的人员, 以及未来的伞兵来说, 为了保持训练成果, 他们必须集中在一个合适的地方, 以便继续提升训练水平。位于多尔金(Dorking)附近, 贝拉西斯大厦的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的特种训练学校(STS-2)是一个理想的场所。

  1. 布拉格屠夫海德里希

1941年6月22日, 希特勒突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伙同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等国军队, 发动闪电打击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1941年下半年时, 纳粹德国已占领了大半个欧洲, 德军也正在逐步逼近莫斯科。自从1939年3月实质并吞捷克后, 德国在捷克的统治大致安定。

希特勒袭击苏联后, 盟军呼吁数百万受压迫的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团结起来, 破坏德国的战争机器, 尽最大努力破坏为奴役者制造的武器, 并破坏铁路, 炸毁桥梁, 扰乱交通系统。英国BBC也时时播报:“Pomalu Pracuj”, 在波兰语中意为“慢慢工作”, 以此煽动在德国占领区的工人。

因此, 捷克工厂生产的战争物资产量下降, 一些工厂下降了30%多, 反纳粹德国占领当局的情绪和破坏活动盛行。盖世太保曾威胁要对捷克占领区采取严厉措施, 但纳粹德国占领当局在捷克的年迈总督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不允许, 他是前德国外交部长。自战争爆发以来, 冯·诺伊拉特一直担任被占领的捷克”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总督。但希特勒和希姆莱认为冯·诺伊拉特管制捷克的手段过于温和, 因此被派去“休假”。

希特勒决定更换冯·诺伊拉特后, 党卫队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被挑选为新的保护国总督。海德里希于1941年9月27日抵达布拉格, 担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海德里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主要领导人, 他是纳粹党卫军和保安局的创始人, 负责通过逮捕、驱逐和谋杀以挫败反对纳粹的活动, 他也是纳粹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

海德里希有着非凡的经历, 他于1904年出生于德国哈雷(Halle), 一个位于普鲁士萨克森省的城镇。他的父亲是一位音乐教师, 作曲家和歌剧演员, 也是哈雷音乐、戏剧和教学学院的创始人, 其母亲在学院教授钢琴。海德里希本人热爱小提琴, 并将这一喜好延续到了其成年时期, 其音乐才能时常令人赞叹。

海德里希身材高大, 体型瘦削, 金发碧眼, 眼神深邃。他拥有军人的气质和冰冷的坚毅, 似乎完美地体现了纳粹神话中的“北欧雅利安人”形象。他是一位一流的击剑手、优秀的骑手和熟练的飞行员。他作为小提琴家的才能, 和一丝不苟、纪律严明的作风给希姆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希姆莱选择他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由于纳粹党内对海德里希雅利安血统的质疑, 他曾三次为此受问询。

1922年3月, 海德里希进入基尔的德国海军服役, 但因未婚妻怀孕后, 他拒绝结婚而被开除军籍。之后, 他为纳粹党效力, 希特勒上台后, 任命他为达豪集中营的负责人。1934年, 他担任柏林盖世太保的负责人。1936年, 海德里希成为德国特别警察部队 (SIPO) 的首脑。特别警察部队与党卫军总安全局合并后, 海德里希担任帝国安全总局(RSHA)的局长和警察上将, 管辖盖世太保、刑事警察, 及帝国安全总局。

海德里希是一位精于权术的能手, 冷酷无情、精于算计, 毫不犹豫地执行最残忍的措施, 成为纳粹统治者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参与筹划了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 (Kristallnacht), 纳粹党员与冲锋队在德国全境对犹太人展开袭击。他于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西南部万湖区玛里尔别墅 主持召开了”万湖会议” (Wannseekonferenz), 会议制订了系统性清洗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并推动了在德占欧洲地区内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和种族灭绝。

海德里希被认为是纳粹高层中最狠心的角色, 甚至希特勒亦称海德里希为“铁石心肠之人”(The Man with the Iron Heart)。这位纳粹德国极有权势的人物来到布拉格, 不仅反映了捷克对德国战时经济的重要性, 也反映了纳粹高层对捷克国内抵抗运动日益活跃的担忧。

捷克人原本对海德里希的任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是, 海德里希来到布拉格后, 大肆抓捕和处决反纳粹分子, 营造恐怖气氛, 以确保对德国进行战争极为重要的捷克制马达和枪械达到定额。他认为捷克是德国的重要壁垒, 要求对捷克人实行”日耳曼化”思想改造和管理。

海德里希来到布拉格一天以后, 他宣布在布拉格、克拉德诺、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布尔诺、奥洛穆茨, 和摩拉维亚奥斯特拉瓦等地实施戒严。次日, 兹林的三个区也被列入戒严名单。

海德里希上任初始, 就下令逮捕了保护国政府首脑, 捷克的阿洛伊斯·埃利亚斯(Alois Eliáš), 盖世太保收集了有关他与抵抗运动密切合作的材料, 他长期以来一直被德国占领当局怀疑与捷克抵抗组织合作。埃利亚斯是一位捷克将军和政治家, 他自1939年4月27日起一直担任德国占领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傀儡政府的总理, 但他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保持着联系。由于参与反纳粹抵抗运动, 他是二战期间唯一被纳粹杀害的捷克政府首脑。

此后, 大量抵抗组织成员被捕, 组织领导人被处决。在海德里希抵达布拉格的三天内, 纳粹当局就处决了92人, 头五个星期内就处决了300人, 并将这些人的姓名公告于海报上。

纳粹占领当局也查禁了几乎所有能让捷克人宣传、表达捷克文化的报纸和杂志, 许多短波广播电台被禁播。纳粹当局的逮捕人数大幅增长, 未处决者则送往位于奥地利的毛特豪森-古森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Mauthausen)集中营。该集中营是一个位于上奥地利毛特豪森村与古森河畔圣格奥尔根村的大型纳粹集中营群落, 后来成为纳粹德国在欧洲最大的集中营之一, 只有4%的捷克囚犯幸存到战后。

恐惧和恐怖笼罩了整个捷克, 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德国占领当局的戒严法庭只有三种判决:释放、死刑, 或移交盖世太保。而移交盖世太保意味着被送往集中营。

捷克国内抵抗组织“民族保卫军”的前高级官员约瑟夫·比利将军(Josef Bílý), 和雨果·沃伊塔将军(Hugo Vojta)在戒严令生效的第一天就被处决。海德里希的戒严令在捷克境内一直持续到1942年1月20日, 这期间有近500人被判处死刑, 另有2200人被送往集中营。

在这一时期, 海德里希的无情手段使其获得了“布拉格屠夫”和”金发野兽”的外号。在海德里希的残酷的统治下, 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德国奴役的抵抗运动组织基本瘫痪, 只有少数的抵抗组织仍然存在。

在布拉格期间, 海德里希在公众场合向捷克民众示好, 但私下其仍旧坚守其最终目标: “这一地区终有一天将彻底转变为日耳曼, 捷克人在此将全无所得。” 若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 一大半的捷克民众将被送往俄罗斯地区, 或被完全消灭, 捷克将直接并入德国。

海德里希事实上成为了捷克的独裁者。为了加强其亲民形象, 他承诺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 在大工厂建立食堂, 打击黑市商人, 改善食物和其他商品供应。他从物质层面呼吁, 工人只需多做工作, 就可以获得额外的脂肪券、肉券和面包券。

海德里希出访巡视时一律不携带随身侍卫, 时常乘敞篷车行驶在布拉格, 显示纳粹政权的威信, 并展现其对军事占领和政府运作的极度自信。当时布拉格没有宵禁, 捷克是希特勒帝国一个安全的角落, 海德里希确信他已经驯服捷克民族。

  1. 谁应该成为刺杀目标

当海德里希接管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后, 捷克人民体会到了生活在纳粹德国压迫统治下的滋味。当时, 战争前线远在天边, 也近在眼前, 纳粹德国在巴尔干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法国和苏联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捷克人民几乎听不到任何海德里希不想让他们听到的消息, 捷克的地下抵抗运动遭到了系统性的渗透, 几乎被彻底摧毁。伦敦与布拉格和莫斯科的地下无线电通讯也遭到破坏, 特工被捕, 捷克人民士气低落。

当时在伦敦, 所有被纳粹德国占领国家的抵抗力量都会定期被评估, 并根据各国对盟军事业的援助程度进行排名。捷克斯洛伐克总是被排在最后, 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对此感到非常尴尬。

流亡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十分担忧, 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不奋起反抗, 盟军战后可能会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任何诉求都置之不理。他命令情报部门加强敌后抵抗活动。然而, 要让空降活动或加密无线电信息通过警惕的海德里希耳目是难上加难。

此时, 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也面临着国内人民的批评, 认为他们对被占领的祖国态度消极。因此, 为了证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力量和意志, 也为了打击纳粹在捷克的统治, 提振沦陷区人民的信心, 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决定, 必须坚决回击这场海德里希的恐怖, 使捷克人民自“第三帝国兵工厂”的处境中觉醒。

根据有关海德里希恐怖统治的报告, 在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在总参谋部上校弗朗蒂谢克·莫拉维茨(František Moravec) 的领导下, 于1941年10月3日在伦敦召开会议, 决定采取报复行动, 刺杀在捷克的纳粹统治者, 目标是一位显赫的纳粹分子或捷克卖国贼。如此大胆的刺杀行动将重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威望, 并提升流亡政府在伦敦的地位。当然, 纳粹的报复行动必将残酷无情, 但这种残酷或许能够激发捷克人民的爱国热情。

那么, 谁应该成为刺杀目标呢? 当时考虑的目标有被占领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国务部长卡尔·赫尔曼·弗兰克(Karl Hermann Frank), 或者海德里希本人。弗兰克是捷克苏台德地区出身的德裔捷克人, 纳粹德国官员和卖国贼。但是弗兰克在国外名不见经传, 消灭他并不会显著提升捷克抵抗运动的威望。

海德里希则截然不同, 他兼具卓越的才智和残暴的手段, 即使在纳粹德国也无人能及, 击毙他的枪响必将传遍全世界。因为海德里希恶名昭彰的恐怖统治, 和他在纳粹德国政府中的代表性地位, 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最终把行动目标定在了海德里希上。他们希望借助这次行动, 向世人证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抗。

  1. 回击海德里希恐怖统治的类人猿行动

回击海德里希恐怖统治的“类人猿行动”(ANTHROPOID) 由捷克流亡政府提出设想, 英国表示了支持, 由英国特种作战部门SOE (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 制定计划。

经英国教官推荐的“类人猿行动”人选由斯特拉格穆勒(Stragmueller)中校逐一面试。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特殊训练时, 几乎所有被问及的十个人都同意了。他们需要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 和全面的​​突击队战术训练, 包括使用各种小型武器、自制炸弹、掩护和隐蔽、破坏活动、徒手搏斗、无线电传输操作等。

在这种高强度训练期间, 这十人受到严密监视, 关键在于不仅要找出最勇敢、最有能力的人, 还要找出那些最擅长双人合作的人, 因为刺杀行动已被确定为两人行动。其他因素也需要考虑, 例如来自布拉格的人由于抵达后容易被认出, 因此被自动排除在外。

最后, 此次刺杀行动的入选者是成功完成特殊训练课程的准尉约瑟夫·加布奇克, 和准尉卡雷尔·斯沃博达(Karel Svoboda)。之后, 两人都被送去接受进一步的伞兵训练。在伞兵训练期间, 斯沃博达头部受伤, 无法参加此次任务。

应加布奇克的要求, 斯沃博达被准尉扬·库比什取代, 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了特种部队指挥官卡雷尔·帕莱切克少校的确认, 帕莱切克少校此前曾亲自挑选过扬·库比什。

扬·库比什自1935年9月起就在捷克军队中服役, 并于1940年在法国作战, 被授予法国战争十字勋章。他体格健壮, 身高1.75米, 体重73公斤, 身材却显得精瘦。他行动缓慢, 沉默寡言, 却意志坚定, 同时又聪明机智, 富有创造力。

约瑟夫·加布奇克于1932年10月年加入捷克军队。1940年, 他在法国被授予十字勋章。他体格强壮结实, 是一名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他身高1.73米, 体重68公斤, 身材精瘦, 眼睛炯炯有神, 面部表情丰富。加布奇克才华横溢, 聪明伶俐, 性情温和, 即使在巨大的压力或令人恼火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乐观。

加布奇克为人坦诚热情, 与性格较为安静内向的库比什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两人都顺利完成了艰苦的训练, 没有生病, 也没有抱怨。两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枪法也十分精湛。

莫拉维茨上校分别与他们二人谈话, 解释说这次任务的唯一目的就是刺杀海德里希。他向两位年轻人强调, 他们极有可能被捕并处决。如果海德里希被刺杀, 他们几乎不可能从被纳粹德国包围的捷克斯洛伐克逃脱。即使两人藏身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直到战争结束, 他们的生存机会也极其渺茫。他们也很可能在刺杀行动现场就被击毙。

虽然两人在布拉格都没有亲朋好友, 但在乡下却有亲戚。莫拉维茨上校提醒他们, 现在不是在考验你们, 你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爱国情怀, 但接受这项任务几乎就等于接受了死亡, 或许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死法。如果刺杀海德里希的人太晚才意识到自己也会死, 从而受到惊吓, 那么他不可能成功。

加布奇克和库比什深思熟虑地同意了加入“类人猿行动”, 并没有丝毫犹豫。他们都为被选中而感到由衷的自豪。莫拉维茨上校随后解释说, 从现在开始, 他们将与其他捷克士兵分开, 最后的准备工作将在绝对隐蔽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两人中有人在任何时候感到无法完成刺杀任务, 他们都必须出于职责和荣誉立即坦白, 无需感到羞愧。

他们还需要接受一些训练, 必须学会骑自行车, 必须像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里生活多年那样熟悉这座城市。两人都需要学习如何应对敌人的审讯, 都必须记住各自掩护身份的所有细节, 以便在最初的抵抗之后, 能够向盖世太保“坦白”。最后, 他们每人都被给予了致命剂量的氰化物胶囊, 并被告知如何将其藏匿于体内, 这是抵御纳粹酷刑的最后一道防线。

刺杀后的逃亡计划同样经过精心策划, 他们将徒步前往斯洛伐克, 那里德军的压力要小得多。加布奇克对斯洛伐克的山区非常熟悉, 他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地区, 那里没有他的亲朋好友居住。食物方面, 他们只能自谋生路。

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中没有多少人知道“类人猿行动”, 贝奈斯总统只知道行动的目的和执行人员的姓名。其他负责训练的人只知道某些人将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执行秘密行动, 但并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意图。运送士兵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英国机组人员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和时间, 但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或任务。

然而, 类人猿行动的紧迫性逐渐降低, 特别行动的优先权转移到了“银色行动” (SILVER) 。该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与国内抵抗组织失去的无线电联系。与此同时, 库比什和加布奇克在英国教官的指导下, 接受了补充的伞兵训练和射击训练。

由于缺乏合适的飞机, 类人猿行动被多次推迟, 最后该小组于1941年12月28日英国从出发。由于使用了英国皇家空军”哈利法克斯”大型轰炸机 (Halifax), “银色行动A” (SILVER A)和“银色行动B” (SILVER B)情报通信小组的七名捷克军人也搭乘同一飞机, 空降到被占领领土。

库比什和加布奇克在皮尔森(Plzeň)与盟军的接应人员取得联络后, 随后前往布拉格展开刺杀行动。

  1. 更多的伞兵空投行动和结局

在此之前的1941年10月3日, 首次被空投到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是下士弗朗蒂谢克·帕维尔卡(Frantisek Pavelka), 但不到一个月后, 帕维尔卡便被盖世太保逮捕。直到1941年12月28日夜间, 才有捷克斯洛伐克伞兵再次空投到被占领的领土上, 当时有“类人猿行动”、“银色行动A”、和“银色行动B”三个伞兵小组空降。

其中, “银色行动B”小组的两名成员跳伞后, 未能找到彼此, 之后两人都生活在被占领领土上,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银色行动A”小组则恢复了捷克与伦敦之间重要的无线电通讯。

1942年3月28日, 又有“远距离” (OUT DISTANCE) 和“锌” (ZINC) 两个伞兵小组空降到被占领领土。而 “锌”伞兵小组首次引起纳粹占领当局的关注, 是在他们从斯洛伐克越过边境进入捷克时, 小组指挥官奥尔德里奇·佩沙尔(Oldrich Pechal) 中尉在边境被检查身份证件时暴露, 他枪杀了边境的两名德国官员。

几天以后, “远距离”伞兵小组的成员伊万·科拉里克(Ivan Kolařík)在受到盖世太保的密切追捕时自杀, 以避免暴露该小组的其他成员。

1942年4月4日, 另一名空投伞兵维利亚姆·格里克(Viliam Gerik) 向盖世太保自首, 造成了又一次致命的损失。空投后, 格里克与他的同胞失散, 未能重新取得联系。当想到自己在布拉格的孤独处境时, 他感到恐慌失措, 此后他向纳粹占领当局自首, 成为盖世太保的合作者, 出卖了地下抵抗组织的同伴。

重要的是, 格里克辨认出了与他一同跳伞的同伴阿尔诺斯特·米克什(Arnost Miks)的尸体。跳伞后, 米克什在试图取回伞兵小组的作战物资时, 在枪战中他杀死一名纳粹宪兵, 为了避免被捕而选择了自杀。格里克提供的线索使得盖世太保枪杀了米克什在捷克国内的其他兄弟。

后来, 格里克试图摆脱盖世太保的控制, 重新与抵抗组织取得联系, 却被纳粹占领当局关进了达豪集中营。在战后的1947年4月29日, 格里克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

在1942年4月27日夜间, 另外三个伞兵小组: “钢铁”(STEEL)、“露营”(BIVOUAC), 和“生物侦察兵”(BIOSCOP) 被空投到克里沃克拉特(Křivoklát)地区。

第二天晚上, 另一架英国轰炸机将“不过渡” (INTRANSITIVE) 和“锡” (TIN) 两个伞兵小组空投到布尔迪(Brdy)地区, 至此在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的第一波伞兵空投行动结束。

此后, 空投伞兵博胡斯拉夫·库巴(Bohuslav Kouba)在1942年5月初绝望自杀, 利博尔·扎普莱塔尔(Libor Zapletal) 和金德里奇·库佩克(Jindrich Coupek)被盖世太保逮捕。

因此, 许多空投小组未能完成任务, 大部分作战装备被毁。最终, 在全部10个空投小组中, 只有“类人猿行动”和“银色行动A”两个小组成员完成了原定任务。

  1. 索科尔抵抗运动成员的帮助

一次导航失误, 导致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情报部门与捷克国内的索科尔(Sokol)抵抗运动意外的建立了联系, 而这对“类人猿行动”的最终成功至关重要。

索科尔抵抗运动是捷克”索科尔体操协会”内的一个地下组织。该组织以“索科尔抵抗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索科尔抵抗组织是捷克著名的抵抗组织, 虽然遭到纳粹镇压, 但它仍然秘密运作。该组织在二战期间积极反抗纳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 成员们进行重要的破坏活动, 向其他抵抗组织提供情报, 藏匿抵抗组织的同伴, 并为被捕者筹集资金。

米勒·鲍曼是一位捷克的磨坊主, 也是索科尔抵抗运动的成员, 他帮助“类人猿行动”的伞兵与当地抵抗组织的联络人建立了联系。鲍曼将空投伞兵通往布拉格的路线告知了索科尔抵抗组织的负责人雅罗斯洛夫·斯塔里和雅罗斯拉夫·皮斯卡切克。

索科尔抵抗组织与前马萨里克(Masaryk)抗肺结核联盟的部分成员一起, 为空投的伞兵们在布拉格提供了住所和各种援助。例如, 帮助他们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居留身份合法化, 为他们提供警察登记申请、工作簿、个人军事文件、以及配给券。

索科尔抵抗运动对捷克抵抗运动的发展至关重要, 也对刺杀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类人猿行动”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 刺杀海德里希行动的成功之路将会异常艰难, 甚至完全不可能。

在很大程度上, 索科尔抵抗运动的成员将刺杀海德里希的行动视为血仇报复, 因为有数百名索科尔成员在1941年10月该组织被纳粹德国占领当局解散后, 因海德里希的迫害而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类人猿行动”的空投伞兵们在布拉格居住的家庭包括日什科夫区的莫拉韦茨和泽伦卡家、卡林区的奥克塔别茨家、利登区的诺瓦克家, 以及维诺赫拉迪区的法夫卡家。

弗朗里谢克·佩查克(Franrisek Pechaeck)是“类人猿行动”的忠实助手, 莫拉维茨(Moravec)一家为伞兵们提供了所需的一切, 索科尔组织官员兼教师扬·泽伦卡·哈亚基(Jan Zelenka Hajaky)是“类人猿行动”小组最重要的助手。

  1. 类人猿行动小组刺杀行动

当时, 海德里希一家搬进了位于布拉格以北约10公里​​, 位于帕内斯克.布热扎尼村(Panenské Břežan)的一座豪宅。海德里希是一个习惯性的人, 他经常乘飞机或火车前往柏林, 总是遵循相同的习惯。他的司机会开着敞篷奔驰车, 载着他走相同的路线。当他去上班时, 也在同一时间出行。他的这些习惯都违反了纳粹当局的规定, 其中一些规定还是海德里希自己制定的。例如, 他下令官员使用的汽车座椅靠背要用钢板加固, 但是他的奔驰车却没有用钢板加固。

希特勒对海德里希在捷克的无情手段印象深刻, 认为他已经完成了工作。由于当时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出现新问题, 伦敦在这些国家组织了破坏活动, 希特勒指望任命海德里希为这些地方的高级官员来发挥他的魔力。因此, 海德里希被指示于1942年5月27日前往柏林, 接受新的任命。

当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确定刺杀海德里希后, 约瑟夫·加布奇克和扬·库比什和两人负责领衔”类人猿行动”小组。当时他们拥有超标准的作战装备, 因此执行该任务有多种方案。

一开始, 他们想要在火车上刺杀海德利希, 但在实地勘察后发现计划并不可行。在海德里希上班途中的乡村刺杀计划也被放弃了, 因为汽车行驶速度太快, 在空旷的乡村也无处藏身。

最后, 他们改为在布拉格进行暗杀, 认为袭击一辆大幅减速的汽车似乎是理想之选。海德里希的司机在进城的路上必须通过一个急弯, 这迫使他放慢了车速。

海德里希经常乘敞篷奔驰汽车出行, 只有他和司机, 不带任何保镖。海德里希对自己相当自信, 但这也给袭击有了可趁之机。

经过对各种方案和路线的探索, 加布切克和库比什最终选定了布拉格的利本区(Liben), 在维霍瓦特尔纳街的一个弯道处袭击海德里希的汽车, 旁边还有一个电车站可以为刺杀行动提供掩护。海德里希常常经过这里, 从他在帕内斯克.布热扎尼的住所前往布拉格城堡的纳粹德国占领当局。

为了保证刺杀任务顺利完成, 加布切克和库比什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共有5名在英国受训的其他空投小组成员帮助了他们, 包括约瑟夫·加布利克 (Josef Bublík) 、杨·赫鲁伯 (Jan Hruby)、约瑟夫·瓦尔奇克(Josef Valčík)、雅罗斯拉夫·斯瓦尔茨 (Jaroslav Švarc)、和阿道夫·奥帕卡 (Adolf Opálka)。在这些士兵的帮助下, 加布切克和库比什才能最终完成刺杀任务。虽然这些士兵没有直接将枪口对准海德里希, 但是他们同样英勇的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5月27日早上, 阳光明媚, 海德里希和往常一样, 从家里乘车前往布拉格, 他要亲自驾驶飞机飞往柏林。早上十点半刚过几分钟, 海德里希的贴身警卫, 约翰内斯·克莱因驾驶的汽车在维霍瓦特尔纳街的一个急弯处减速, 加布切克和库比什早已埋伏在此, 另外还有5名捷克士兵在附近望风。瓦尔奇克被安排在弯道上方的街道上, 他用镜子发出信号, 告知海德里希的车到了。

当时, 加布奇克就在弯道前方, 外套里藏着一把英国制斯登MK. II型冲锋枪。这时一辆电车即将驶来, 情况不十分明朗, 加布奇克利用这个机会, 突然跳到黑色敞篷奔驰车前方, 近距离向车里的海德里希开枪。然而, 加布奇克的冲锋枪在关键时刻卡壳了。

就在这危急时刻, 海德里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没有命令司机加速驶去, 而是命令司机停车, 试图应对刺杀者。此时汽车冲出几米远, 海德里希和克莱因掏出手枪, 开火反击。

在一旁的库比什随即从附近引爆了一枚特制的手雷, 向海德里希扔了过去。虽然手雷落到了汽车后部, 没有扔进汽车内, 但爆炸损坏了汽车的右后侧。爆炸的碎片击中了海德里希的身体, 弹片嵌进了他的体内。但他没有察觉, 仍然跳下汽车继续向加布奇克开火。

但海德里希没有当场毙命, 库比什的脸部也受了轻伤。之后, 库比什和加布奇克迅速逃离了袭击现场。加布奇克在逃离过程中, 还开枪击伤了海德里希的贴身警卫克莱因。负责望风的加布利克、瓦尔奇克等捷克士兵也有幸逃脱。

  1. 海德里希之死

由于未能当场毙击海德里希, 库比什和加布奇克初步认定刺杀失败。

1942年5月27日下午, 纳粹德国占领当局的布拉格电台义愤填膺地报道说: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海德里希当天早上遭到谋杀, 身负重伤。凶手向海德里希的汽车投掷了一枚炸弹。有人看到两名男子骑自行车离开现场, 搜捕行动正在进行中, 他们必将落网。”

海德里希被刺杀的消息迅速传遍国际媒体, 捷克国内民众都感到紧张不安。各种“真实内幕”报道层出不穷, 最流行的是捷克地下抵抗组织发动了袭击。

另一个同样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德国国防军情报局 (Abwehr) 杀害了海德里希。德国国防军情报局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军事情报机构, 成立于1921年, 总部设在柏林, 职能涵盖情报收集、反间谍和军事战略支持, 尤其关注人力情报, 但其运作常与盖世太保等其他纳粹情报部门发生冲突。

在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旅的驻地乔蒙德利,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们一片沸腾。人们都在谈论失踪的加布奇克和库比什, 他们已经失踪很久了。但是和许多其他执行任务的士兵一样, 没有理由只关注这两个人, 而忽略其它一去不返的人。

海德里希的腹部伤势严重, 其横膈膜、脾脏和肺均受到重伤, 还折断了一根肋骨。医生为其包扎了腹部伤口, 并尝试取出弹片, 但未能成功, 于是决定立刻进行手术。手术过程中海德里希接受了数次输血, 切除了脾脏, 其胸口、左肺和横膈膜均经历清创和缝合。

希姆莱派出医生卡尔·弗朗茨·格布哈特 (Karl Franz Gebhardt) 前往布拉格参与治疗。海德里希虽经受了发烧, 但其伤势似乎恢复良好。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特奥多尔·吉尔贝特·莫雷尔 (Theodor Gilbert Morell) 建议使用新研发的抗菌药物磺胺, 但格布哈特认为海德里希将会痊愈, 由此拒绝了这一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 格布哈特是对拉文斯布吕克 (Ravensbrück) 集中营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进行纳粹人体实验的主要医生。当时德国医学界已经研发出了抗生素疗法, 但格布哈特坚持要用人体实验来证明自己的疗法的优越性。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期间, 格布哈特被起诉, 他最终被判犯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 于1947年8月20日被判处死刑。

而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雷尔以其非常规的治疗方法而闻名于德国。长期以来, 他通过实际行动协助希特勒完成其政府首脑职能, 并长期陪伴在他身边, 直到希特勒自尽。莫雷尔后来被美军俘虏并接受审讯, 尽管他被关押在拘留营中, 并因与希特勒关系密切而受到质疑, 但莫雷尔从未被指控有罪。由于极度肥胖且健康状况不佳, 他于1948年5月26日去世。

尽管海德里希的病情逐渐好转, 纳粹占领当局调集了最优秀的医生来抢救海德里希, 包括从柏林召来了三位医生, 但最终还是因为细菌感染及败血症, 海德里希于1942年6月4日不治身亡, 时年38岁。

纳粹当局为海德里希举行了两场隆重的葬礼。1942年6月7日, 海德里希的第一场葬礼在布拉格城堡举行, 聚集了数千人, 前往布拉格城堡的路上站满了举着火炬的纳粹党卫军成员。海德里希的尸体停放在城堡区的院子里, 背景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党卫队和高级军官组成仪仗队, 将黑白两色的党卫军旗帜降半旗。
随后, 海德里希的棺材被运往柏林, 在总理府进行了第二场葬礼, 这是纳粹政权短暂历史上最隆重的国葬。在精心设计的仪式上, 海德里希的棺材上面覆盖着一面巨大的纳粹万字旗, 并将希特勒追赠的德意志十字勋章 (Deutsches Kreuz) 置于葬棺之上。葬礼上演奏了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四部《诸神的黄昏》中出现的”齐格弗里德的葬礼进行曲”:”点燃安置英雄灵柩的木柴, 一切在熊熊烈火中都被吞噬而结束, 人间英雄回归天神的列席。如同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的自然循环, 一切又将重生。”

纳粹德国的所有高官悉数到场, 希特勒现场致辞, 这是德国自威玛共和国的兴登堡总统(Paul von Hindenburg)逝世以来最隆重的葬礼。希姆莱称海德里希是“不可替代的优秀将军”, 并宣布“为他的死亡赎罪, 接管他的任务,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毫不怜悯地消灭我们人民的敌人”。而希特勒则称赞海德里希为 “最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德意志帝国思想的最坚强的捍卫者。”

虽然纳粹当局以海德里希之死广为宣传, 但希特勒在私下却称其大意, 不够小心, 在大街上肆意行驶未加固的敞篷汽车, 这般壮举实为愚蠢, 应对自己的死负责。

  1. 纳粹占领当局的报复性大屠杀

海德里希刺杀事件发生后, 德军立即封锁了布拉格, 所有列车停运, 纳粹占领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全城贴满了抓捕袭击者的告示。第二天紧急状态扩大到整个捷克, 喇叭不停播送纳粹的公告, 并展开了大规模的入室搜查和逮捕行动。所有路口、火车站、旅馆、港口都严加盘查, 每天日落后都实行严格的宵禁。

纳粹当局的公告宣布, 任何窝藏刺客, 或以任何方式协助他们的人都将被立即处决, 无需审判。所有在布拉格的人, 只要没有纳粹占领当局的身份证明, 都将被逮捕并枪决。所有非法持有武器者, 甚至原则上支持刺杀海德里希的人, 都被宣布为死罪。

希姆莱亲自指挥了大规模的搜捕和报复行动。在随后的行动中, 希姆莱的首席执行官是臭名昭著的苏台德地区出身的德裔捷克人,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国务部长卡尔·赫尔曼·弗兰克。他们还抛出诱饵, 任何人提供线, 促成刺客的死亡或落网, 即可获得100万德国马克的奖励。

在紧急状态宣布后, 数百名当时被纳粹占领当局监禁的人遭到处决。首批受害者包括斯特赫利克(Stehlik)一家, 他们在“类人猿行动”的伞兵跳伞后不久便伸出援手。随后, 在捷克国内多处地点, 抵抗运动成员和其他帮助过伞兵的人遭到处决。

大规模逮捕和处决开始后, 许多捷克人未经调查、未经审判、甚至未经审讯就被杀害, 通常仅凭一些含糊不清或歪曲的告发。即使仅仅是支持刺杀行动, 也足以招致逮捕, 并最终被判处死刑。这一时期纳粹报复的标志性事件是利迪策村(Lidice)和莱扎基村(Ležáky)这两个捷克村庄被焚毁。

纳粹当局的屠杀持续了十多天后, 无论是恐怖统治还是盖世太保的特遣队都未能抓住刺杀者。于是, 希姆莱和弗兰克又有了新的想法, 除了在布拉格大肆捕杀外, 他们还把魔爪伸向了布拉格市郊。因为纳粹当局认为利迪策村的村民曾协助过一些捷克伞兵, 利迪策村遭德军报复性摧毁。

1942年6月9日夜间, 利迪策村被德军包围。所有15至84岁的成年男子都被集中到霍拉克农场, 而妇女和儿童则被带到学校, 随后被押往克拉德诺。6月10日清晨, 德军开始在霍拉克农场里处决利迪策村的男子, 173名男子当场被处决。另有九名男子在致命之夜身处利迪策村外, 和一些被发现在此之前已满15岁的男孩, 随后也在布拉格被德军处决。

利迪策村的所有男性, 除了毫无疑问是儿童的男孩, 都被屠杀殆尽, 即使是少数侥幸逃脱的人也被追赶杀害。妇女被送往集中营, 儿童被运往德国。利迪策村的104名儿童中, 仅有17人幸存, 利迪策村有53名妇女死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1942年6月, 利迪策村共有483位村民, 居住在96栋民居中, 另有五栋房屋被纳入马科特拉西村的地籍记录。此后数日, 利迪策村地面上的一切, 所有的建筑物, 都被夷为平地。利迪策变成了一片空地, 土地被犁成一片整齐划一的棕色犁沟。

利迪策村的名称也从”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地图上抹去。令人发指的是, 德军安排摄制组, 全程拍摄了屠杀和摧毁利迪策村的过程。

然而, 杀害海德里希的凶手仍然杳无踪迹。于是, 纳粹当局在西南部的另一个小村庄, 莱扎基村也做了同样残酷的屠杀。1942年6月24日, 位于赫鲁迪姆 (Chrudim) 附近的莱扎基村被德军围困, 因为该村村民曾协助过 “SILVER A” 空投小组的伞兵。与利迪策村的屠杀不同, 莱扎基村所有成年男女村民, 共有34人被全部处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被驱逐到德国的13名莱扎基村儿童中, 仅有2人被找到。利迪策村和莱扎基村的命运警示了所有捷克人民。

捷克的精英也在布拉格、帕尔杜比采城堡、布尔诺、奥洛莫什等地被德军行刑队枪决。就连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理兼战前陆军将领阿洛伊斯·埃利亚斯, 也于1942年6月19日在布拉格被纳粹占领当局处决。

纳粹当局在海德里希刺杀事件发生后的这次戒严令于1942年7月3日结束, 这次戒严令的残酷程度几乎是之前海德里希宣布的第一次戒严令的十倍。在此期间被处决的总人数超过1400人。还有超过1万3000人在这波行动中被逮捕, 包括扬·库比什的女友安娜·玛莉诺娃, 她后来死在毛特豪森-古森集中营中。此外, 还有近3000名犹太人被分三批送往集中营, 他们的死亡人数也应计入其中。

希特勒对于海德里希之死大为光火, 本来要下令捕杀一万名随机选出的捷克人作为报复。但是希特勒与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 国务部长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商讨后, 顾及捷克作为德军重要的工业生产区, 此举可能会影响德国的战时生产力, 故未能执行。

1942年10月24日, 德国纳粹在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发生了针对捷克爱国者、捷克伞兵的帮助者及其亲属的大规模处决。当天共有262人遇难。 1943年1月26日和2月3日, 对捷克伞兵帮助者的处决仍在继续。

  1. 藏身之处的最后战斗

海德里希刺杀事件发生后, 库比什和加布奇克最初躲藏于两个布拉格家庭中。但抵抗运动必须为“类人猿行动”的士兵, 以及其他在布拉格的捷克士兵找到一个合适的安全避难所。

得益于捷克斯洛伐克东正教会成员的无私帮助, 他们为捷克士兵们在布拉格市中心找到了相对安全的避难所。位于雷斯洛瓦街的圣西里尔和圣梅托迪乌斯(St. Cyril and St. Methodius)东正教堂成为了理想的藏身之处。戈拉兹德主教(Bishop Gorazd)、弗拉基米尔·佩特雷克牧师(Chaplain Vladimir Petrek), 和瓦茨拉夫·齐基神父(Priest Vaclav Ciki)为捷克士兵们提供了通讯和食物的帮助。

此后, 圣西里尔和圣梅托迪乌斯东正教堂成为了七名捷克士兵的避难所, 他们是扬·库比什, 约瑟夫·加布奇克, 阿道夫·奥帕尔卡(Adolf Opálka), 约瑟夫·加布利克 (Josef Bublík), 雅罗斯拉夫·斯瓦尔茨 (Jaroslav Švarc), 扬·赫鲁比(Jan Hruby), 和约瑟夫·瓦尔奇克(Josef Valčík) 。

德国占领当局残酷的镇压, 逮捕和处决, 及其他惩罚威胁, 导致了“远距离行动”(OUT DISTANCE)成员卡雷尔·库尔达(Karel Čurda)的背叛。在恐惧的压力和金钱的诱惑之下, 1942年6月16日, 库尔达主动向布拉格盖世太保总部投案自首, 供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虽然库尔达不知道库比什和加布奇克等人的具体藏身之所, 但他知道抵抗组织在布拉格的接头据点, 因此抵抗组织受到纳粹占领当局沉重打击。

库尔达指认了刺杀行动的士兵, 供出了所有同伙的姓名, 并帮助盖世太保追踪到了捷克士兵帮助者莫拉韦茨(Moravec)的家。莫拉维茨太太服用氰化钾自杀后, 盖世太保残酷的审讯迫使莫拉韦茨的小儿子供出了士兵们的藏身之处。此后, 抵抗运动帮助士兵们的网络被瓦解, 布拉格东正教的成员也被逮捕。

1942年6月18日清晨, 德军出动700多人, 将圣西里尔和圣梅托迪乌斯东正教堂团团围住, 开始了对教堂内捷克士兵的猛烈进攻。德军攻入教堂后, 遭到了三位捷克士兵从阁楼上的猛烈还击。约瑟夫·布勃利克和阿道夫·奥帕尔卡在弹药耗尽后试图自杀, 扬·库比什则被手榴弹碎片严重炸伤。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战, 他们最终被德军抓捕。

布勃利克和库比什当时仍有生命迹象, 被德军立即被送往附近的波多利区纳粹党卫军医院。他们两人均身负重伤, 昏迷不醒, 最终不治身亡。他们的遗体随后被运回教堂, 进行身份识别。

在德军肯定教堂内还有其他捷克士兵后, 他们又发现了地下室墓穴, 于是德军的攻势转向了教堂的地下室墓穴。首先, 德军在墓穴窗户旁架着一盏强光探照灯, 然后从街上一个小窗户向墓穴内投掷催泪瓦斯和手榴弹。捷克士兵则从窗户向外投掷装满酒精的燃烧瓶, 并成功摧毁了探照灯。

为了迫使捷克士兵投降, 德军试图淹没墓穴。捷克的消防员在那场灾难中扮演了悲剧的角色, 因为他们积极参与了德军的淹没墓穴行动。

一段时间后, 德军又打开了从教堂通往地下室墓穴的另一个入口。然而, 德军从那里发起的进攻也被捷克士兵击退。由于处境危急, 且弹药匮乏, 在墓穴里的四名捷克士兵, 约瑟夫·加布奇克, 约瑟夫·瓦尔奇克, 雅罗斯拉夫·斯瓦雷, 和扬·赫鲁比全部饮弹自尽。之后, 他们的遗体被摆放在教堂前, 由背叛他们的同伴库尔达辨认。

在七名捷克士兵全部牺牲之后, 戈拉兹德主教为了保护教会的其他人员, 向纳粹当局表明自己愿意担负所有责任。但局势已无法挽回, 1942年9月4日, 戈拉兹德主教在布拉格郊外被纳粹处决, 时年63岁, 教堂的两位神父和教堂的职员也一同被处决。戈拉兹德主教是捷克斯洛伐克东正教会的奠基人之一, 也是一位以其牺牲精神和坚定的信仰而闻名的新殉道者。

后来, 捷克斯洛伐克东正教会拒绝了纳粹占领当局对戈拉兹德主教的行为进行谴责的要求, 被惹怒的纳粹当局因此把圣西里尔和圣梅托迪乌斯东正教堂关闭, 并限制捷克东正教会的宗教活动。

1987年8月24日, 捷克斯洛伐克东正教会正式宣布封戈拉兹德主教为圣人, 并在奥洛穆茨 (Olomouc) 的圣戈拉兹德主教座堂举行了封圣仪式, 他的纪念日定在每年的9月4日。戈拉兹德主教的英勇行为使布拉格的圣西里尔和圣梅托迪乌斯教堂闻名于世, 成为反抗纳粹暴行的象征。

  1. 海德里希刺杀事件的疑虑和争议

卡雷尔·库尔达向盖世太保投案自首后, 获得了1000万捷克克朗, 约合100万德国马克。他也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卡尔·耶尔霍特”。后来, 库尔达娶了一位德国女子, 并在战时成作为盖世太保的合作者。

在二战后, 库尔达被追踪并逮捕。当法庭问他为何要出卖自己的同志时, 他回答说:“我想, 如果给你100万马克, 你也会这么做。” 他被判叛国罪, 并于1947年4月29日在布拉格的潘克拉茨监狱 (Pankrac Prison)被处以绞刑。

关于库尔达投案自首的动机, 一种解释是: 在海德里希刺杀事件发生后, 库尔达逃到乡下, 居住在南波西米亚的家人身边, 这让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知道, 纳粹可能会像屠杀利迪策村和莱扎基村一样, 彻底消灭他的全家或整个村庄, 这可能是他投案自首的关键因素。

纳粹德国为报复海德里希遇刺而发动的恐怖统治, 彻底改变了捷克的面貌。德国占领当局对捷克平民的残酷报复, 在利迪策村和莱扎基村这两个被夷为平地的村庄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因为纳粹的屠杀仍在继续, 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喜悦很快被疑虑所取代, 随后又演变成了相互指责。起初, 贝奈斯总统对此不以为然, 他每天都收听布拉格电台的广播, 电台每天有多次播报被处决者的姓名和人数。

“他们为什么不反抗?” 贝奈斯总统问他的幕僚。

“他们为什么不像游击队员那样, 像真正的男人那样, 在森林和山脉中战斗, 尽可能多地杀死德国人? 看看波兰人、南斯拉夫人、法国人, 他们不会像绵羊一样乖乖地排队等候被处决。”

无论答案是什么, 很明显流亡政府所期望的结果之一, 增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抵抗意志并没有实现。海德里希刺杀事件并非没有争议, 尽管有些人担心德国人会进行血腥报复, 但刺杀计划仍然付诸实施。在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政治圈里, 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与纳粹报复行动造成的死亡人数成正比。

那些在捷克国内失去亲人和朋友的人尤其感到痛苦, 尽管贝奈斯总统仍然坚信刺杀海德里希是正当且必要的, 但他开始觉得有必要修改自己的观点。

在捷克斯洛伐克投降纳粹德国造成的士气低落之后, 当时的国家迫切需要重振士气。毫无疑问, 刺杀海德里希达到了预期的重振士气, 和提升捷克斯洛伐克声望的目的。向盟国提出废除慕尼黑协定, 为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主张是正确的。而这次刺杀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表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并没有向占领者屈服, 他们渴望重返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捷克斯洛伐克在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眼中, 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国家。尽管刺杀行动的捷克士兵将被铭记为英雄, 比如加布奇克、库比什、布勃利克、和奥帕尔卡, 但唤醒人民抵抗的目的并没有到达,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并没有更多的反抗纳粹的占领。

纳粹对海德里希遇刺事件的反应极其残暴,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例子就是利迪策村和莱扎基村的大屠杀。国际社会对这些屠杀事件, 尤其是利迪策村惨案的强烈谴责, 加上刺杀行动的成功, 极大地增强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地位。英国最终正式承认了该政府, 并废除了慕尼黑协定, 但为此付出的生命代价是巨大的。

现代战争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所有人, 妇女和儿童的死亡速度与士兵一样快, 数百万人为了摧毁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而牺牲。所有相信法西斯主义必须被摧毁的人, 都对南斯拉夫游击队员、法国抵抗运动成员、勇敢的挪威人和波兰人、所有与纳粹德国作战的人充满了敬佩。捷克国内的人民并没有战斗, 所以海外的捷克人必须替他们完成这项任务。慕尼黑协定是绥靖者的行径, 而刺杀海德里希则是勇敢者的壮举。

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当初就拒绝了张伯伦在慕尼黑对德国的妥协, 那么真正的抵抗运动就会在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尊严中诞生。国家要生存, 就必须有人牺牲。安逸的生活无法增强国力, 安逸的代价是力量的衰弱, 而力量衰弱的代价是自由的丧失。所以, 必须杀死海德里希, 如果任由他这样罪该万死的人逍遥法外, 国家就会走向灭亡。

  1. 类人猿行动到达目的, 《慕尼黑协定》被废除

纳粹在利迪策村惨无人道的屠杀后来成为了6月1日国际儿童节的来源。1949年11月,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 决定将每年的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这个决定是对二战期间, 特别是对1942年6月10日利迪策村惨案中牺牲的儿童表示哀悼, 并反对虐待和毒害儿童。

战争结束后, 海德里希的继任者, 疯狂搜捕和报复的党卫军高阶军官卡尔·赫尔曼·弗兰克遭到逮捕。作为苏台德地区出身的纳粹德国官员, 弗兰克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国务部长。1945年5月9日, 弗兰克被美军逮捕, 其后被引渡到布拉格, 因战争罪和对利迪策村的屠杀被判处绞刑。

海德里希后来葬于柏林的荣军公墓中。希特勒曾经计划为海德里希建造一座纪念陵墓, 但由于德国战况日渐不佳, 故未能实现。1945年5月初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时, 标注其下葬处的木牌已不见踪影, 此地因而无法成为新纳粹主义者的集结处。

约瑟夫·加布奇克和扬·库比什的遗体, 连同其他五名伞兵战友的遗体一起被秘密埋葬。在二战后, 他们埋葬的地点无人知晓, 真相直到十多年前才开始浮出水面。

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致认为, 在捷克布拉格北部的达布利采公墓 (Ďáblice Cemetery) 的万人坑不仅是加布奇克和库比斯的最终安息之地, 也是他们的五名伞兵同伴、数十名庇护他们的公民、以及数百名因海德里希之死而被报复性处决的人的安息之地。虽然每个捷克人都听说过加布奇克和库比斯, 但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埋葬在这里。

如果在1948年后, 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人们能更早的确切知道加布奇克、库比斯、和其他伞兵的埋葬的地点。但由于他们是从在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派来的, 而英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也是共产主义政权的敌人, 所以在二战后, 他们并没有被应有的视为英雄。

捷克士兵的英勇行为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奋勇作战的人们, 刺杀海德里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胆大的行动之一。海德里希以极端的残暴统治捷克, 并且他是欧洲犹太人种族灭绝计划的策划者之一。海德里希遇刺对捷克民族的影响巨大,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而言, 捷克平民的大规模伤亡足以支持其对英国和法国发起要求, 要他们废除《慕尼黑协定》, 并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慕尼黑协定》之前的边界。

海德里希刺杀行动改变了历史。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Anthony Eden)于1942年8月5日致函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 表示同意废除《慕尼黑协定》。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国民委员会, 也于1942年9月底表示同意废除《慕尼黑协定》。于是英法两国迅速废除了慕尼黑协定, 并要求德国战败后归还1938年分割给德国的苏台德地区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地区。至此, “类人猿行动”到达目的, 圆满完成任务。

  1. 被忽视和淡化的民族英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8年2月开始掌权, 此后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没有正式的反对党。在亲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 库比什、加布奇克和其他伞兵作为民族英雄的地位长期以来被忽视或淡化。因为他们接受了西方盟国的训练, 特别是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的训练, 和流亡伦敦的爱德华·贝奈什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派遣, 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对亲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权来说非常棘手。

在二战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 库比什和加布奇克都没有被视为主要的民族英雄, 因为他们效忠于设在伦敦的流亡政府, 而不是苏联支持的派系。

1948年以后,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政权进行历史修正, 通常淡化他们的故事, 或者被刻意忽略, 以优先突出“红军解放”的叙事。即使提到库比什和加布奇克, 也常常被描绘成伦敦政府“鲁莽”政策的“受害者”, 而不是独立的民族英雄。

在政治叙事上,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政权推行了一种歪曲历史的叙事, 颂扬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内抵抗运动, 认为苏联红军是唯一的解放者。而承认与伦敦流亡政府有关的英雄会使他们的政治对手合法化, 并挑战共产党政权对权力的主张。

因此,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政权没有将刺杀海德里希视为一项重要的抵抗行动, 而是关注纳粹的残酷报复行动, 以及利迪策村和莱扎基村的苦难和毁灭。这种做法旨在突出伦敦流亡政府的决定所造成的人道代价, 以宣传其自身的抵抗叙事, 强调苏联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中所扮演的角色, 并与苏联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他们将纳粹报复行动的受害者描绘成烈士, 其中许多人被描绘成与共产党有联系, 而不管实际证据如何。

由于特定的政治和民族因素, 加布奇克在宣传和公众记忆中获得了高于库比什的知名度, 因为加布奇克是斯洛伐克人, 而库比什是捷克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政权常常利用加布奇克作为象征, 以展示斯洛伐克人参与反抗纳粹运动, 从而平衡二战时与纳粹合作的斯洛伐克国的影响。

在斯洛伐克地区, 以加布奇克的名义设立了纪念设施。最著名的是将一个村庄更名为加布奇科沃, 并在多瑙河上修建了大型的加布奇科沃大坝。同期, 在捷克地区没有以库比什的名字命名任何主要城镇或地标。

  1. 被正式承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

库比什、加布奇克、和其他捷克伞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应得的公众认可和荣誉, 他们的遗体被埋葬在布拉格达布利采公墓的乱葬坑中, 与纳粹官员和共产主义政权的受害者葬在一起, 以尽量减少公众对他们英雄事迹的记忆。

1989年11月, 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天鹅绒革命”, 结束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在天鹅绒革命中,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命令驻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士兵留在军营, 不得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 苏军也制止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对革命进行干涉。

1989年11月17日的国际学生日, 首都布拉格出现超过十万人的游行活动, 防暴警察在布拉格镇压学生示威。

国际学生日起源于1939年11月17日。在德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 布拉格大学等多家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在布拉格游行示威。德国军队镇压学生游行, 并杀害了布拉格大学的2位教授和9名学生, 其余被捕学生被流放至纳粹集中营。1942年11月17日, 世界各国学生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集会哀悼, 并宣布每年11月17日是国际学生日。

此后, 从1989年11月19日到12月下旬, 布拉格出现了一系列反对共产党统治的示威游行活动。11月20日, 在布拉格聚集的抗议者数量从前一天的20万人增加到大约50万人。为了应对其他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 和越来越多的街头抗议,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全体高级领导人一起辞职, 包括共产党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Miloš Jakeš), 全部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书记处成员。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1月28日宣布, 它将放弃权力并取消一党专政。两天后, 立法机关正式删除了宪法中赋予共产党垄断权力的部分。之后, 捷克斯洛伐克与西德和奥地利国界上的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被移除, 在布拉格之春中失势的前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选为联邦议会议议长, 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完成了政权的和平转移。

随著民主化的影响, 斯洛伐克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独立建国主张, 最后于1993年宣布独立。

直到1989年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之后, 库比什和加布奇克等士兵被正式承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 他们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历史上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库比什、加布奇克、以及其他抵抗战士被视为反抗纳粹统治的象征, 他们的英勇事迹被广泛纪念, 并在公共纪念碑、博物馆和国家庆典中被永远铭记。

如今, 达布利采公墓为他们设立了一个带有象征性的纪念地。达布利采公墓的这片区域已成为一个纪念场所, 以纪念这些为捷克斯洛伐克自由而牺牲的英雄们。

  1. 刺杀海德里希英雄纪念馆

现在, 位于布拉格圣.西里尔和圣.梅托迪乌斯东正教大教堂地下室内的刺杀海德里希英雄纪念馆 (National Monument to the Heroes of the Heydrich Terror) 成为了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 人们在这里缅怀七名英勇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的壮举, 他们在1942年6月18日于教堂内抵抗人数远多于自己的纳粹德国军队。

纪念馆的展览讲述了勇敢的捷克伞兵在“类人猿行动”中击毙党卫军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故事。扬·库比什、约瑟夫·加布奇克、与另外五名伞兵一起逃到这座教堂及其地下室, 20 天后他们在与 700 名纳粹士兵的战斗中牺牲于此。

刺杀海德里希英雄纪念馆不仅记录了历史, 也展示了发生在圣西里尔和圣梅托迪乌斯教堂地下室的英勇抵抗行动, 是了解布拉格抵抗运动和二战历史的重要景点。这个纪念馆提醒着人们, 在纳粹的恐怖统治下, 仍有无数英雄为自由而战, 它是了解二战布拉格历史不可错过的地点。

教堂的地下室本身是一个礼拜场所, 现今仍大部分保留着伞兵藏身时的模样, 地下室装饰着七尊捷克斯洛伐克伞兵的半身像, 并附有雕塑家米兰·本达创作的传记。刺杀海德里希英雄纪念馆每年吸引着大约6万名游客前来参观。

在教堂地下室内的展览由布拉格军事历史研究所于2022年设立, 展览追溯了从1938年慕尼黑协定到1942年6月在教堂和地下室枪战的历史事件。参观者可以了解”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历史、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在英国的特殊训练情况、抵抗战士的家庭、索科尔组织、东正教以及所有援助者的故事, 以及利迪策村的历史。
电影《类人猿行动》(Anthropoid) 和《刺杀盖世太保》(The Man with the Iron Heart)对这个英勇的刺杀行动有详细描述, 值得观看。

  1. 在教堂里牺牲的七名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的简历

1) 准尉扬·库比斯 (Jan Kubiš, 1913年6月24日 – 1942年6月18日)

扬·库比斯出生于特雷比奇附近的多尔尼·维莱莫维采。他接受过锅炉工培训, 在伊赫拉瓦的第31步兵团完成基础军事训练后, 继续留在军队服役, 在北摩拉维亚的第十三警卫营担任士官。1939年6月, 他逃离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前往波兰, 之后又去了法国, 并在那里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他被分配到法国阿格德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预备营。由于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 他被授予法国战争十字勋章。

在英国, 他服役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混合旅第一营, 担任第三连第一排副排长。他自愿参加敌后特种任务, 经过必要的训练后, 他被选中接替受伤的参谋军士卡雷尔·斯沃博达, 加入“类人猿行动”小组, 负责刺杀莱因哈德·海德里希。1941年12月29日晚, 他被空运到捷克, 降落在布拉格郊外内赫维兹迪村附近。他最终在布拉格的圣西里尔和圣梅索迪乌斯教堂内的枪战中受伤身亡。

2) 准尉约瑟夫·加布奇克(Josef Gabčík, 1912年4月8日 – 1942年6月18日)

约瑟夫·加布奇克出生于波卢夫谢 (Poluvsie), 现位于斯洛伐克西北部。他学习过铁匠手艺, 还曾学习钟表制作。他在1932年10月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军队, 在科希策 (Kosice) 的第14步兵团第3营第12连服役。在完成士官学校的培训后, 他于1933年5月晋升为下士, 同年9月晋升为上士。1934年4月, 他成为一名长期服役士官, 同年十月他晋升为军士长。1937年4月, 加布奇克的服役期满, 前往日利纳 (Zilina)的第四军用化学工厂工作, 该工厂生产化学武器。在納粹德國扶植的”斯洛伐克国”成立后, 他拒绝将仓库交给德军, 并从那里偷走了两支军用手枪和其他物资。

为了逃避惩罚, 他在1939年6月6日逃往波兰, 并加入了在波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随后, 他与其他战友一起乘船前往法国, 并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第一团。1939年9月26日, 他在阿格德被征召入伍, 加入在法国组建的捷克斯洛伐克海外军队, 并被任命为驻法国第一捷克斯洛伐克步兵师第一步兵团机枪排副排长, 参加了1940年春季的法国战役。法国投降后, 他与剩余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一起撤离到英国, 并在那里接受了伞兵训练, 被授予上士军衔。他自愿参加敌后特种任务。经过必要的训练后, 他被选中加入“类人猿行动”小组, 负责刺杀莱因哈德·海德里希。1941年12月29日晚, 他被空运到捷克, 降落在布拉格郊外内赫维兹迪村附近。加布奇克最终在布拉格的圣西里尔和圣梅索迪乌斯教堂内的地下室自杀, 以避免被俘。

3)上尉阿道夫·奥帕尔卡 (Adolf Opálka, 1915年4月1日 – 1942年6月18日)

阿道夫·奥帕尔卡出生于兹诺伊莫附近的雷西采, 他毕业于布尔诺商业学院, 1936年开始在布尔诺第43步兵团服役。1937年至1938年, 他在赫拉尼采军事学院学习, 毕业时军衔为中尉。1939年7月, 他越境进入波兰, 随后前往法国, 他在西迪贝勒阿贝斯 (Sidi bel Abbes) 和后来的奥兰服役于法国外籍军团。1939年9月, 他在法国的阿格德入伍, 在捷克斯洛伐克师服役, 并参加了法国战线的战斗。

抵达英国后, 奥帕尔卡在机枪连服役。他被选中执行敌后任务, 他被派往被占领的祖国, 担任“OUT DISTANCE”小组的指挥官, 该小组负责执行破坏任务。1942年3月28日晚, 他与两名战友被空运到捷克的奥雷霍夫村。与“SILVER A”小组取得联系后, 他被派往布拉格, 指挥在该市的捷克伞兵。他参与了刺杀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行动, 最终牺牲在布拉格的圣西里尔和圣梅索迪乌斯教堂内, 他是牺牲的七名捷克伞兵当中军衔最高者。

4)准尉约瑟夫·瓦尔奇克 (Josef Valčík, 1914年2月11日 – 1942年6月18日)

约瑟夫·瓦尔奇克出生于瓦拉什凯克洛布基附近的斯莫利纳村。他曾是一名皮革匠, 在兹林的巴塔鞋厂工作。1936年至1938年, 他完成基础军事训练, 在伊钦的第22步兵团服役。1939年, 他经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希腊、土耳其、叙利亚和埃及逃往法国, 并于1940年3月被编入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步兵团, 他随该部队参加了法国战役。

在英国, 他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混合旅的连队军士长。他自愿参加敌后行动, 完成训练后, 成为“银A”行动小组的副指挥官。1941年12月29日晚, 他与两名战友被空投到波杰布拉迪附近的塞尼采村, 进入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在占领区, 他帮助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银A”行动是二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最成功的行动之一。在藏身之处暴露后, 他逃往布拉格, 并参与了刺杀海德里希的行动。他最终在圣西里尔和圣梅索迪乌斯教堂的地下室牺牲。

5)参谋军士雅罗斯拉夫·斯瓦尔茨 (Jaroslav Švarc, 1914年5月11日 – 1942年6月18日)

雅罗斯拉夫·斯瓦尔茨出生于奥洛穆茨附近的韦尔基·乌耶兹德。他曾在布拉格接受糕点师培训, 并从事相关工作。1938年10月, 他应征入伍, 在特尔纳瓦的第23步兵团服役。当慕尼黑协定签署, 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区被割让给德国时, 他正在第4边防团担任机枪班长。1940年1月, 他先前往斯洛伐克, 然后经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抵达法国, 并于1940年3月在法国阿格德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第2步兵团, 他参加了法国战线的战斗。

在英国组建捷克斯洛伐克第1混合旅后, 他被调到第2步兵营第7连服役。他自愿执行敌后特殊任务, 接受必要训练后, 他被分配到“TIN”小组, 该小组的任务是刺杀”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教育部长伊曼纽尔·莫拉维茨。1942年4月29日晚, 他被空投到敌后。在罗兹米塔尔地区韦辛村附近着陆时受伤, 随后在布拉格躲藏起来。最终, 他牺牲在圣西里尔和圣梅索迪乌斯教堂的地下室。

6)中士约瑟夫·加布利克 (Josef Bublík, 1920年2月12日 – 1942年6月18日)

约瑟夫·加布利克出生于乌赫尔斯克.赫拉迪什捷附近的巴诺夫村, 从乌赫尔斯基布罗德的省立文法学校毕业后, 他继续在布尔诺的法学院学习。1939年12月, 他经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叙利亚逃往法国, 并于1940年2月在法国的阿格德参军, 被分配到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步兵团, 他参加了在法国的战斗。

当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混合旅在英国成立后, 他加入了第二步兵营第二连。 后来, 加布利克志愿参加了敌后特种作战任务, 在接受所有必要的训练后, 他成为“BIOSCOP”小组的成员, 该小组负责执行破坏任务。1942年4月28日晚, 他与两名战友被空投到捷克境内。在建立联系的尝试失败后, 他在布拉格开展行动, 他最终牺牲在圣西里尔和圣梅索迪乌斯教堂内。

7)中士扬·赫鲁比 (Jan Hruby, 1915年3月4日 – 1942年6月18日)

扬·赫鲁比出生于乌赫尔斯克.赫拉迪什捷附近的库诺维采, 他曾是一名餐厅服务员学徒, 后来在兹林担任餐厅领班。1937年10月, 他应征入伍, 在特雷比索夫的第10边防营服役。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后, 他以预备役军人的身份退役。1940年1月, 他经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土耳其和贝鲁特逃往法国, 并于1940年6月在法国的阿格德参军, 被分配到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步兵团, 参加了法国战线的战斗。

在英国组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混合旅后, 他被调往第一步兵营第一连服役。后来, 他被派往敌后执行特殊任务, 并在接受必要的训练后成为”BIOSCOP”小组的成员, 负责执行破坏任务。1942年4月28日晚, 他与两名战友被空运到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摩拉维亚建立联系的尝试失败后, 他在布拉格开展活动, 他最终牺牲在圣西里尔和圣梅索迪乌斯教堂的地下室里。

以下是位于布拉格的”海德里希恐怖英雄国家纪念博物馆” 内, 在教堂里牺牲的七名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的雕像:

参考文献

1) Heydrich Terror Museum Memorial to Czech Heroes (https://prague-now.com/history/heydrich-terror-museum-memorial-to-czech-heroes/)

2) The Assassination of Reinhard Heydrich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109193613/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kent-csi/vol4no1/html/v04i1a01p_0001.htm)

3) Holocaust Historical Society – Reinhard Heydrich (https://www.holocausthistoricalsociety.org.uk/contents/germanbiographies/reinhardheydrich.html)

4) Czechs Search for Dead Heroes Who Killed SS Chief Heydrich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6944090)

5) Reinhard Heydrich: In Depth (https://encyclopedia.ushmm.org/content/en/article/reinhard-heydrich-in-depth)

6) Operation Anthropoid – The Story of Brave Czech Paratroopers (https://praguecityadventures.com/blog/operation-anthropoid/)

7) Assassination of Reinhard Heydric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sassination_of_Reinhard_Heydrich)

完稿于2025年12月31日

文章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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