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2026年第37卷第1期

作者：Erica Chenoweth 和 Matthew Cebul

调查数据显示，Z世代（13-28岁年轻人）普遍与政治脱节并对民主感到幻灭。青年动员已成为全球问责无效政府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

2025年，一波“Z世代抗议”浪潮席卷全球，从印度尼西亚到肯尼亚，从马达加斯加到秘鲁。结果喜忧参半：青年领导的起义有的推翻政府、倒逼改革，有的引发了暴力冲突。

在塞尔维亚等地，还有一些由青年领导的斗争仍在继续。

当今Z世代抗议运动延续着一个长期趋势：抗议运动往往由年轻人驱动。一项研究发现，在1990年至2020年间，旨在推翻现任国家领导人或实现自决的非暴力运动中，80%都有大量青年参与，其中30岁以下估计至少占前线参与者的四分之一。

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于2001年将约瑟夫·埃斯特拉达赶下台，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将叙利亚军队驱逐出境，2019年苏丹起义导致奥马尔·巴希尔倒台，这些都是主要由年轻人积极参与前线行动来推动社会变革的几个例子。

虽然青年对现有治理模式确实存在幻灭，但青年动员挑战国家权力的潜在力量同样显而易见。如今，Z世代正在崛起。

Z世代抗议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运动与过去的抗议活动相比如何？青年活动家能否逆转当前威权主义潮流，带来新一轮民主变革，他们会受到阻挠吗？更进一步说，这些运动与民主有关吗？青年动员兴起又将预示着未来几年会发生什么？

年轻人参与抗议的动机源于多种因素。青年群体在经济动荡中尤为脆弱，停滞不前的经济使年轻人陷入长期的失业困境，使其向上流动的梦想化为泡影，即便是有学历的大学毕业生也是如此。以2010年的突尼斯为例，经济疲软、恶棍统治以及政府滥权且逍遥法外，令受挫的年轻人满腔愤慨。他们围绕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阿齐齐的自焚事件集会抗议，由此拉开了“阿拉伯之春”的序幕。此外，年轻人在正式的体制内政治中代表性严重不足，由于老人政治体制排挤，年轻一代被隔绝在左右其命运的权力殿堂之外。

Z世代的抗议潮正是这些趋势的缩影。 许多爆发Z世代抗议的国家都有以下特征：经济持续疲软、青年失业率高，持续增长的青年人口受制于老龄化政治精英。在爆发抗议活动之前，尼泊尔青年失业率约为20%，摩洛哥更是达到了35%，两国经济均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举步维艰。

但Z世代抗议真正诉求似乎是反腐败：年轻人对政治精英感到极其愤怒，这些政治精英在国家遇到困难时，仍厚颜无耻地收割特权红利。

尼泊尔 “权贵子弟”炫耀奢侈品的照片在网上疯传引发了大规模民愤。印度尼西亚议员领取的每月住房津贴竟然是普通人最低工资的很多倍，这个情况披露出来也引爆了抗议。塞尔维亚 2024年诺维萨德（Novi Sad）火车站坍塌导致十余人丧生，青年群体随即动员起来，指责政府腐败和渎职。秘鲁抗议者要求惩治日渐泛滥的勒索和暴力犯罪，他们指责政府明目张胆勾结有组织犯罪。菲律宾2025年7月一份政府报告显示，有超过20亿美元的洪灾救济款被贪污，这也引爆了抗议浪潮。

在所有这些案例以及其他没有提到的案例中，Z世代都是反抗将特权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贪得无厌的精英阶层。

2025年的“反腐败十字军东征”首先在亚洲蔓延。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尼泊尔的抗议活动，受到斯里兰卡（2022年）和孟加拉国（2024年）早前起义启发。随后，反腐运动开始席卷全球。

从马达加斯加到秘鲁，日本漫画《海贼王》标志性符号频频浮现在公众视野。Z世代抗议者们用各种创意办法打出各式各样的“草帽海贼旗”，作为将民众从腐败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的象征。

反腐败是一个能引发广泛共鸣的普遍主题。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不断深化的全球互联互通，很可能促成抗议活动跨越地域边界进一步扩散。

现有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参与政治抗议，与“极致主义非暴力运动”（即旨在推翻现任国家领导人或争取领土独立的运动）的成功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事实上，绝大多数有青年广泛参与的抗议事件最终都取得了成功，而缺乏青年参与的运动则多以失败告终。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在青年“广泛参与”（即前线参与者中年轻人占比超过 50%）的情况下，非暴力运动的平均成功率是青年“有限参与”（年轻人占比不足 10%）时的两倍以上。

此外，在运动结束后的几年里，青年参与度与衡量平权民主及自由民主的指标之间，也存在着正向关联。西丽安·达鲁姆（Sirianne Dahlum）和亚当·博尼卡（Adam Bonica）强调了过去 70 年间，从韩国、台湾到东德、巴西，学生抗议在民主运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为什么青年浓度高的运动更容易赢？

学者们认为，年轻人是极具奉献精神的行动主义者，他们能采取新颖且富有创意的抗议策略，并且更善于跨越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鸿沟，建立起广泛的联盟。这类动态案例屡见不鲜：

乌克兰（2013-14年）： 在寒风刺骨的冬日里，乌克兰学生在“欧洲广场”抗议中占领了基辅独立广场；黎巴嫩（2019年）： 在“十月革命”期间，黎巴嫩青年跨越了盘根错节的教派分歧，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香港（2019年）： 充满巧思的香港年轻人不断推陈出新，利用各种新手段来躲避监控。

然而，年轻人也面临着巨大阻碍。最关键的一点是，尽管青年主导的抗议运动本身并不会更倾向于使用暴力，但它们往往更容易招致更猛烈的国家镇压。这一发现与拉格希尔德·诺达斯（Ragnhild Nordås）、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Christian Davenport）以及阿亚尔·芬伯格（Ayal Feinberg）、伊丁·萨利扬（Idean Salehyan）的研究不谋而合。这些学者指出，独裁政权及其安全部队认为年轻人具有极高的威胁性，因此往往倾向于对其进行暴力镇压。

不幸的是，这一规律在近期的“Z世代”抗议潮中得到了残酷的印证，许多运动都遭遇了致命的血腥镇压：

在孟加拉国，政府于2024年7月开枪镇压，屠杀了数百人。然而，这种铁腕手段很快引发了反噬，不断激化的民愤最终迫使总理谢赫·哈西娜于8月流亡海外。在肯尼亚，有数十人在反对《2024年财政法案》的抗议活动中丧生，2025年又有数十人不幸遇难；此外，安全部队还绑架了大量年轻活动人士，企图扼杀异见，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摩洛哥安全部队则对Z世代的“212运动”进行了激进镇压，逮捕了数千人并判处沉重的有期徒刑。而最惨烈的则是最近在坦桑尼亚，2025年底选举后爆发的青年抗议遭到军警残酷血洗，导致一千多人丧生。

此外，即便青年主导的抗议活动成功推翻了独裁政权，年轻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未必能迎来实质性改善。例如，一项研究表明，青年参与抗议的程度，与随后几年里青年失业率的缓解之间毫无关联。尽管青年抗议在客观上有助于推动政治自由化，但“更换国家元首”往往远比“解决引发抗议的底层社会经济顽疾”要容易得多。

如今的“Z世代”抗议浪潮恐怕正与这一残酷现实迎头相撞。如果新上台的政府最终无法兑现改善民生的承诺，那么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恐怕将不得不面对一轮又一轮卷土重来的社会抗议。

近年来的多项研究表明，一个被充分动员的公民社会，是抵御当下全球“民主倒退”趋势的一剂关键解药。循着这一思路，知情的读者或许会推断，Z世代的抗议潮是大众抵抗威权主义的积极信号，是阻挡全球反自由主义浪潮中赫然伫立的一道新防线。

在预测Z世代抗议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时，乐观与审慎的态度并存。Z世代的大规模动员确实可能促成民主制度的巩固；然而，这场抗议潮中至少有四个维度的特质，应当让我们给那些过于理想化的民主预期“浇一浇冷水”。

一、 非暴力纪律：难以把控的“和平底线”

首先，近期的Z世代抗议能否完全秉持或执行“非暴力纪律”，目前还存在疑问。大量研究表明，与暴力抗争相比，非暴力抵抗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公众往往认为非暴力在道德上更具号召力和正当性，从而能吸引更多人参与。同时，非暴力的联盟构建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多元与包容等核心民主价值，有助于将亲民主网络扩展到不同的关键利益群体中，并与长期的民主巩固息息相关。

相反，暴力抵抗往往会降低大众对运动的认同感，吓退潜在的参与者，并极易让政府针对抗议运动和异见人士的镇压行为获得更多舆论支持。

需要明确的是，许多Z世代活动人士在最初动员时，都明确呼吁进行和平抗议：

摩洛哥： 与“Z世代212”共同组织早期抗议的团体“摩洛哥青年之声”，曾发布过一份行为准则，明确支持非暴力，并谴责暴力与破坏行为。

马达加斯加： 起初的抗议也是和平的，但在警方开始使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等强硬的手段控制人群后，示威活动才演变成混乱。

然而，无论运动组织者的初衷多么美好，始于非暴力的抗议并不总能贯彻到底。在尼泊尔，一场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迅速被暴徒劫持，次日，愤怒的民众纵火焚烧了议会大厦和多位政要的住宅，导致数十人死亡。类似的一幕也在摩洛哥、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上演，抗议者与安全部队爆发冲突，纵火犯烧毁了政府大楼和警察局。

虽然许多抗议者的暴力行为显然是由国家机器的暴力镇压激化的，但无论导火索是什么，一旦与运动同盟的人员开始向对手诉诸暴力，局势就会迅速脱离组织者的控制。这不仅会让和平活动人士遭到边缘化，整个运动还可能被更激进的分子“劫持”，抑或是被反革命势力以及政治温和派冷落——因为后者虽然支持变革，但绝不愿付出暴力动荡的代价。

短期来看，正如在尼泊尔和马达加斯加所见，暴力抗议或许仍能逼迫政权做出改变；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手段通常不利于构建持久、稳定的民主制度。

二、 去中心化运动：灵活性与谈判力的“双刃剑”

Z世代运动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无领导者”的组织架构。现代社会运动经常将“去中心化”奉为核心美德。年轻的活动人士往往摒弃刻板的层级化领导体制，更青睐通过数字工具进行组织，从而形成弥散的、横向的伙伴网络。这使得现代抗议运动能够更快速地完成动员，对底层自发的呼声做出最直接的响应，也让官方更难将其彻底取缔（如2019年香港“六月革命”中的行动者就明确采取了这种模式）。

然而，“无领导者”的运动并非对镇压天然免疫，许多关键的组织者就曾直接遭遇过铁拳。并且，这类运动在赢得了适应力的同时，可能牺牲的是联盟的凝聚力和谈判桌上的筹码。

缺乏一个集中的权威核心，运动往往很难确立和执行明确的行为标准，无法在暴力冲突蔓延失控前将其扑灭，更无法在谈判桌上做出具有公信力的承诺。由于通过“谈判”实现的民主转型往往被证明是最稳固的，因此在谈判中拥有更清晰组织代表的公民社会团体，才更有可能塑造国家的未来图景。

三、“民主”运动？诉求的核心在于经济与民生

Z世代的抗议并不一定是为了“民主本身”。当然，一些Z世代运动确实围绕着明确的民主改革诉求展开：

孟加拉国： 在2024年的起义之后，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宪法修订。

秘鲁： 知名活动人士痛斥其政府为“披着民主外衣的独裁政权”，将反腐败与争取民主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尼泊尔： Z世代活动人士利用抗议作为契机，推动政党改革，以淘汰旧精英并提高青年在议会中的代表比例。

尽管如此，Z世代抗议的主要驱动力依然是社会经济不平等、腐败和裙带关系——这些诉求虽关乎“良好治理（良政）”，但并不等同于聚焦于“民主制度”。例如：

摩洛哥： Z世代抗议者要求国家加大投入以改善破败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而非废除君主制。

马达加斯加： 如果新一届军政府能够解决停水停电问题，抗议者是否还会继续抵制这场终结了总统安德里·拉乔利纳统治的军事政变，目前仍是个未知数。

简而言之，尽管部分Z世代抗议可能会援引民主的话语体系，但民主本身或许并不是他们的首要存在理由。当大众叙事习惯于将反对腐败政府的抗议运动统称为“民主运动”时，观察者应当保持谨慎，切勿将特定的意识形态承诺，强加到抗议者自身陈述的现实诉求之上。

四、 掌舵政治转型：充满迷雾的博弈

最后，政权转型期往往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转型牵涉到权力角逐和复杂的政治互动，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难以预测。保守势力中断民主改革、导致历史倒退的例子屡见不鲜。

虽然一些Z世代的抗议成功罢免了犯下众怒的国家元首，但这些国家的未来依然胜负未卜。

孟加拉国： 随着总理哈西娜逃往印度，该国一度陷入宪法危机，不过其临时政府目前看似正按部就班地筹备明年的选举和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

尼泊尔： 过渡政府（由Z世代活动人士通过Discord社群协调选出）正承受着巨大压力，必须在2026年3月前恢复社会秩序，以确保能够安全、自由、公正地举行选举。

马达加斯加： 新军政府可能会巩固其权力，但也可能随时面临新一轮的大众抗议。

秘鲁： 被罢免总统迪娜·博鲁阿尔特的继任者何塞·赫里承诺将严厉打击犯罪，但Z世代抗议者认为整个秘鲁政坛已经烂透、毫无信用可言，并已开始要求赫里下台。

政治抗争研究表明，在转型期间保持持续的非暴力动员，是成功实现民主化的关键。

如果民主运动过早退场，就会给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精英留下可乘之机，去破坏转型议程并将青年活动人士排挤出局。在这方面，Z世代的活动人士或许可以从塞尔维亚的同行身上汲取灵感——那里的青年已经坚持不懈地抗议了一年多，向外界释放出决不妥协的强烈信号：在问责诉求得到完全满足之前，他们绝不会被噤声。

与此相关的是，民主转型能否成功，还取决于民主运动内部的阶层构成。研究表明，能够将不同社会阶层凝聚在一起的、具有高度社会多样性的非暴力运动，不仅与民主制度的突破密切相关，更是日后实现持久民主化的关键。因此，Z世代能否成功度过政权转型期的惊涛骇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在青年、女性以及少数群体等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构建起真正具有实质意义且坚固长久的纽带。

现有学术研究的核心主线，正如俗话所说：非暴力运动是一场“持久的运动”，而非“一时的狂欢”。成功需要战略规划、纪律严明的组织及长期坚持。显而易见的是，很大一部分 Z 世代已经厌倦了在政治体制令他们失望时作壁上观。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全球民主出现倒退、政府往往对群众运动占据优势的时期，许多 Z 世代运动却带来了重大的变局。然而，这些年轻的反抗者能否展现并保持成功非暴力运动的核心特质，仍有待观察。

展望未来，一个关键问题在于 Z 世代能否将抗议带来的势头转化为正式的体制内政治。至少在民主体制中，选举政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纽带，民主运动正是通过它，将通过破坏性抗议所获得的短期筹码，转化为能够历久弥坚的政治改革。然而，许多活动家对政党和宏观政治持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这完全可以理解——全球的年轻人早已对既有的政党和其他政治机构感到幻灭，在他们看来，这些机构似乎已经无可救药地腐败，并且刻意将年轻人排除在权力之外。

在这方面，政治家和政党在将 Z 世代的能量转化为正向动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些真诚地与青年互动并赢得 Z 世代支持的政府或政治领袖，将有望获得巨大的回报。

民主社会主义者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2025 年竞选纽约市长的历程，就生动地证明了这种潜藏的青年政治力量。马姆达尼最初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但他直接向年轻人喊话，提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愿景——打造“一座我们负担得起的城市”，谴责初选对手根深蒂固的腐败，并通过精通数字媒体的竞选活动与选民建立联系，从而与那些脱离群众的年长候选人拉开了差距。在选举日，马姆达尼对青年的争取获得了极其丰厚的回报，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们合力将他推向了胜利。

从根本上说，Z 世代可能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政治觉醒。如今，年轻人构成了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群体——据估计，全球 10 至 29 岁之间的人口有 28 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果年轻人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势头，并致力于持久的政治行动，同时那些僵化保守的政府也努力将年轻人纳入口袋，那么 2025 年可能会被证明是世界事务中一场深刻世代变革的开端。为了全球民主的未来，更广泛的青年参与可以说是刻不容缓。

* 以上内容编译自《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2026年第37卷第1期：《为什么说Z世代正在崛起》（Why Gen-Z is Rising）。

* 原出处：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why-gen-z-is-ri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