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网络独家专栏，2026年4月 原文作者：Stefania Kapronczay（人权专家与战略顾问）、Breza Race Maksimovic（CANVAS项目总监） 转述整理：中国民主研究所编辑部

4月12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议会选举部分结果公布后，彼得·马扎尔挥舞着匈牙利国旗。Denes Erdos/The Associated Press

编按：

匈牙利的案例对研究民主转型的学者和关注中国政治前途的读者均有深刻的参考价值。欧尔班体制的演变路径——从选举民主到“选举威权主义”——揭示了制度侵蚀的内在逻辑：正式程序被保留，但其实质被系统性地掏空。而2026年4月12日的选举结果则提示了另一面：即便是看似固若金汤的威权体制，在腐败丑闻累积、经济失败显现、公民动员达到临界点之后，同样可能在一夜之间崩塌。公民社会如何在体制收窄的空间内保持战略韧性、建立跨界联盟，并在政治窗口打开时具备足够的组织能力加以把握，这些问题同样适用于任何处于威权治理下、正在思考转型路径的社会。

本文发表于投票日前夕。但根据基于超过98%的计票结果，蒂萨党赢得199个议席中的138席，超过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门槛；欧尔班当晚宣布承认败选。若最终结果得到正式确认，马扎尔政府将拥有完整的修宪权力，足以系统性拆解过去十六年欧尔班所构建的制度框架——包括选举规则、司法任命与媒体管控。原文作者预设的最大制度障碍，在选票面前已不复存在。

然而，正如两位作者在文中所反复强调的：选举打开了门，但不会自动带领社会走过门槛。三分之二的席位是历史性的授权，也是历史性的考验。如何将政治窗口转化为真正的民主巩固，仍然取决于公民社会是否做好了准备，取决于参与能否在选举日之后持续。匈牙利的经验，对所有正在思考威权体制如何终结、民主转型如何避免重蹈覆辙的社会，都具有深刻的参照意义。

一、欧尔班的统治走到了转折点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执政已逾十六年，其领导下的匈牙利被许多观察者视为现代威权主义的典型样本。2026年4月12日，匈牙利举行了新一届议会选举，欧尔班面临其执政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

欧尔班所领导的青民盟（Fidesz）不仅全面改造了匈牙利的政治制度，还通过立法手段与叙事操控，将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这套体制的韧性并不单纯依赖对制度的强制性控制，更在于它塑造了整个社会的激励结构与行为预期，使顺从与真正的认同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

二、选举规则本身就是武器

两位作者指出，此次选举的制度环境对青民盟高度倾斜：反对党蒂萨党（Tisza）若想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需要在得票率上领先4至5个百分点，才足以抵消规则的不平等。与此同时，国家选举委员会、国家审计局与媒体委员会这三大机构长期偏袒执政党，对选举舞弊举报置之不理。

在这次选战中，青民盟更进一步：利用与国家挂钩的网络资助大规模竞选活动，并运用类似俄式信息操控的数字策略，包括批量创建虚假社交媒体账号，散布不实信息。更为恶劣的是，亲政府媒体流传了一份由人工智能伪造的文件，谎称是蒂萨党的官方政纲，其中包含加税、对养老金征税等民众厌恶的内容。在媒体生态高度集中的匈牙利，AI生成的虚假信息几乎无从得到有效纠正。

三、体制内的裂缝

尽管如此，两位作者认为，欧尔班体制正在出现历史性的松动迹象。2024年，一桩震动社会的丑闻——总统特赦一名涉及儿童性侵案的人——催生了新兴反对党蒂萨党，其领导人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原本正是青民盟内部人士。自那以来，蒂萨党在独立民调中的支持率持续超过青民盟。

腐败丑闻接连曝光、儿童保护体系崩溃、为电池厂投资牺牲公民健康，乃至国家秘密机关被指介入打压反对党——这一系列事件正在动摇执政党对权力的掌控。越来越多的公务员、警察乃至军人开始公开支持政治变革。调查记者也发现，内部消息人士正变得前所未有地愿意披露信息。这些信号表明：欧尔班的叙事霸权与压制异见的能力，都在开始消退。

四、选举后的三种情景

本文发表于投票日前夕，原文作者基于当时的民调与制度现实，提出了三种可能情景：

情景一：蒂萨党赢得多数，但未获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席位。这是最具希望但也最为复杂的局面。蒂萨党将面对一套由青民盟量身定制的宪法框架，以及充斥各处的”制度地雷”。广泛的结构性改革将受到制约，但公务员、法官和检察官或将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领导层能否突破马扎尔个人的局限，形成更广泛的执政团队，将是关键。

情景二：青民盟保住执政但失去超级多数。失去三分之二多数意味着青民盟无法继续依赖紧急状态立法和行政令治国，替代性的权力中心或将浮现。蒂萨党可能采取更具攻击性的在野策略，结合议会工具与基层动员。但对普通公民而言，这一情景仍然令人沮丧，失望情绪、政治冷漠乃至移民潮可能随之而来。

情景三：结果争议，局势不明。若选情胶着且结果遭到质疑，两派支持者的对立将急剧激化，制度信任将进一步瓦解。这是三种情景中最为动荡的一种。在此情况下，公民社会的纪律与非暴力原则至关重要——若失去战略定力，公民动员可能被极端力量所利用，反而为强硬派提供借口。

五、公民社会的历史责任

两位作者强调，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公民社会都必须为”选举日之后”做好准备，而非仅仅聚焦于投票本身。

过去十六年最沉痛的教训之一，是公民社会与政治的疏离——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重建民主生活，意味着必须重新进入政治空间，以审慎和战略性的方式参与其中。公民社会不应与任何政党捆绑，但必须重新确立其作为公民与制度之间桥梁的位置：将公众诉求转化为政策压力，将问责要求转化为制度改革。

文章还特别强调联盟的重要性：分裂与孤立是威权政府的惯常策略。孤立的组织容易被断资、被污名化、被各个击破；而彼此连接的行动者则不然。持久的民主变革，需要超越传统公民社会范畴的广泛联盟，将专业人士、社区力量乃至体制内的开明人士纳入其中。

六、国际社会能做什么

两位作者对国际社会的常规介入方式提出批评：选举观察、外交声明、与精英层接触固然重要，却远远不够。真正有效的支持，应当指向公民社会与独立媒体的长期能力建设——提供可持续的灵活资助，而非碎片化的项目周期；保护和放大独立声音；投资于基层组织的基础设施。

尤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必须抵制”押注赢家”的诱惑——将支持过度集中于某个政治人物，只会削弱更广泛的民主生态，并制造出易被利用的依赖关系。外部介入的有效性，在于强化而非替代内部主导的变革进程。

本文为转述整理，非原文翻译。如需阅读英文原文，请访问： Journal of Democracy 网站：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online-exclusive/the-day-after-hungarys-pivotal-election/ 版权归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