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DALL·E协助生成
【内容来源声明】
本文内容整理自《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播客节目《鼓楼》（Drum Tower）2026年3月24日期，题为 China’s balancing act in the Middle East（中国在中东的平衡之道）。原播客以英文发布，本文由中国民主研究所编辑整理为中文转述稿，供读者参考。原版权归《经济学人》所有。如需收听完整原文播客，请访问 www.economist.com。
杰里米·佩吉（Jeremy Page）：《经济学人》首席中国记者，常驻台北，主持本期节目。
科宾·邓肯（Corbin Duncan）：《经济学人》驻伦敦全球通讯员，曾于2026年2月初赴迪拜实地采访，本期嘉宾。
节目开篇，佩吉指出，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在中东地区走平衡路线——同时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维持良好关系，推进经济合作，并保护日益增多的在当地工作与生活的中国企业和侨民。然而，近期爆发的伊朗战争对这一平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面对战事，北京的回应相当克制：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行动违反国际法，痛斥霍梅尼遭击毙，并呼吁立即停火。但据邓肯观察，这不过是例行表态，并无实质行动跟进。即便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了原定3月底的访华行程，中方官员实际上依然乐于接待，推迟之决定出自美方。
战事的涟漪效应已波及亚洲。佩吉特别指出，台湾方面私下对此高度关注——核心忧虑在于，美国因深陷中东军事行动，可能延迟向台湾交付武器，从而影响台海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
两位记者回顾了中国中东政策数十年来的演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仍是贫困国家，急需能源保障和外汇收入，曾向伊朗出售大量传统武器（尤其在两伊战争期间），并于九十年代提供导弹及核技术。彼时中国也希望借此在美苏之外建立自身外交影响力。
进入2000年代，随着中美经济关系日益重要，以及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施压加剧，中国开始削减对伊军事合作，转向能源贸易与一般经济往来。与此同时，中国扩大了与沙特及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关系。
关键节点出现在约2012年：中国自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联酋）进口的石油总量已超过自伊朗进口量。2013年，习近平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东多国包括以色列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随着投资扩张，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已大为多元化。目前约有100万中国公民生活在中东地区，其中约40万人在阿联酋，15,000家中国企业在当地运营——这两个数字均为2019年的两倍。中国公民的安全保障由此成为北京不得不考虑的新课题，而对许多海湾阿拉伯国家而言，伊朗恰恰是最主要的安全威胁。
与此同时，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期望也在降温。2021年两国签署的25年“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中方承诺新增4000亿美元投资，换取伊朗以优惠价格向中国出口石油以规避美国制裁。然而这批投资大部分未能落实，因为对中国企业而言，其他地方商业环境更具吸引力。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伊朗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却日益加深——截至最新冲突爆发前，伊朗约80%的石油出口流向中国，而中国自伊朗进口量约占其石油总进口的10%。
邓肯以迪拜为窗口，描绘了中国在中东存在的具体形态。他在当地中国超市温超（WeMart）看到了充满中国特色的生活场景：中文广播、活龙虾水箱，以及2020年开设的国立中国学校（学生可在迪拜参加高考）。这一华人社区颇为自给自足，成员平日共事于国有企业，周末同打羽毛球，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活圈。
迪拜的吸引力是多层次的。对富裕阶层而言，低税率、开放的财富展示环境（在北京开兰博基尼可能引来不必要的关注），加之迪拜被视为潜在制裁风险下的避风港，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后大量俄罗斯资产涌入迪拜之后，中国富人开始将其视为规避中美双方金融监管的缓冲地。此外，迪拜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市场，相较于国内低迷、流动性极差的楼市，对中国资本极具吸引力。
对中国企业而言，迪拜则是进军富裕市场的跳板。邓肯采访了中国自动驾驶出租车企业文远知行（WeRide）的资本市场负责人。该公司自2021年起在阿布扎比运营，当地每公里收费约1美元，远高于中国的每公里约0.2至0.3美元，市场支付意愿强劲。受访者指出，阿联酋监管部门对新技术高度支持，欢迎大胆探索，这与中国企业在西方市场遭受的审查形成鲜明对比。去年底，美团、京东等中国科技巨头也相继进驻阿联酋，加入早已布局当地的国有银行、华为等企业行列。
两位记者随后深入探讨了战争对中国利益的影响。尽管在场中国侨民普遍表示感到安全，但已有部分计划迁入的企业客户推迟了时间表。旅居迪拜15年的商务顾问WangMei表示，相信中国政府会保护海外公民，身为中国人，她深信自己会受到保护。
然而，更深层的战略问题也随之浮现。中国在中东拥有庞大的经济存在，却缺乏相应的军事与政治影响力——仅在非洲之角拥有一个小型军事基地，与美国在该地区多处大型基地、强大武器供应能力形成悬殊对比。中国曾于2023年声称调解了沙特与伊朗关系，并协助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集团，但这些外交成果在硬实力面前显得相当有限。
若伊朗政权更迭源于民众起义并建立民主政府，北京将颇为警觉，因为这类民主示范效应具有传染性。若战争旷日持久，高油价将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并为习近平2027年党代会谋求连任带来政治风险。但另一方面，战事拖延也将使美国深陷泥潭，转移其在亚太的战略注意力与军事资产，间接为中国在本地区腾挪更大空间。
佩吉以此次冲突为镜，指出它暴露了中国“综合国力”叙事中的重大短板：当美国动用硬实力时，习近平在亚洲以外几乎别无对策。伊朗与委内瑞拉虽非举足轻重的盟友，却是中国推进全球影响力的威权国家网络的组成部分。此次事件迫使北京直面一个战略抉择：是加大在中东的军事投入、提升远程力量投射能力，还是聚焦亚洲、构筑自身势力范围，并重新校准与美国进行全球竞争的雄心？
两位记者一致认为，中东战争正在实时重塑中国对美国实力的认知，以及其在保护海外利益方面的战略选择，接下来的走向值得持续关注。
整理：中国民主研究所编辑部｜原始来源：The Economist, Drum Tower podcast, 2026年3月24日
由于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民主季刊》资金来源变得不稳定。如果您认同季刊的价值，请打赏、支持。当然，您可以点击“稍后再说”，而直接阅读或下载。谢谢您，亲爱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