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编译

* 原文作者：Alina B. López Hernández

* 原文来源：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the-frontline/cubans-are-leading-from-the-inside/

当停电、食品短缺与政治压制交织，当越来越多古巴人不再把移民视为逃离危机的出口，一场潜在的政治转型正面临关键考验：假如现有体制出现裂缝，岛内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接住变化？

古巴历史学者阿莉娜·B. 洛佩斯·埃尔南德斯（Alina B. López Hernández）认为，民众争取自由的勇气正在增长，但真正决定未来的，不仅是抗议者有多少，更是他们能否把分散的反抗转化为持续的组织力量。

《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2026年10月刊发了洛佩斯·埃尔南德斯的文章《古巴人正在从内部引领变革》（Cubans Are Leading from the Inside）。作者长期生活在古巴，兼具历史研究与公民社会实践背景。文章从岛内视角分析古巴社会的变化，并指出：民间力量虽然正在觉醒，但从社会不满走向真正的民主转型，仍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经济与政治双重压力，推动社会不满走向公开抗争

作者认为，古巴公民社会的重新活跃，既与经济保障体系的削弱有关，也与信息传播环境的变化密切相连。

2008年，古巴政府削减部分社会支出，退休保障、医疗与教育投入以及食品配给等方面的调整，增加了个人和家庭承担的压力。2018年12月开始普及的互联网，则打破了政府对信息、交流和公共舆论的部分垄断，使更多民众得以认识自身处境、表达诉求并尝试自主行动。

在经济困境与公民权利受限的共同作用下，2021年7月11日，古巴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抗议，数千人参与其中。作者将其视为持续性社会危机的重要节点。此后，能源供应恶化、公共服务承压，以及政府应对危机能力受到质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古巴政府对独立组织和异议人士的压制，则构成另一重障碍。作者指出，遭到打压的不只是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反对者，还包括记录政治犯遭遇、要求改善供电、反对强制服兵役，甚至帮助贫困家庭的人士。她认为，问题的核心并不总是意识形态冲突，而是任何不受政府控制的自主行动，都可能被视为对权力垄断的挑战。

从网络表达走向街头，民众诉求正在发生变化

作者特别关注2025年以来抗议方式与社会心理的变化。

2025年5月30日，古巴政府大幅提高互联网资费。次日，多地大学出现学生抗议。此后，网络接入受限、持续停电和通信设施老化，使依赖社交媒体进行全国性即时协调变得更加困难。与2021年相比，抗议行动因此更多呈现社区化、地方化特征。有关学生因网络资费上涨而展开抗争的情况，也受到国际媒体关注。

作者同时强调，抗议的政治表达正在增强。2026年3月，古巴莫龙市民众因停电和生活物资短缺走上街头，示威最终演变为对当地共产党办公地点的冲击，现场物品被搬出并焚烧。路透社等媒体也报道了这一事件及其引发的逮捕行动。

在作者看来，变化不仅体现在抗议规模或方式上，更体现在诉求内容上。民众最初关注电力、饮水、食品与药品短缺，如今越来越多行动开始涉及自由和政治权利。她还提到，儿童和青少年开始与父母一同参与抗议，公开表达不满的现象也更加明显。

与此同时，部分民众通过社交媒体记录地方抗议、公共服务恶化与腐败问题；社区互助网络则为单亲母亲、老人和无家可归者提供支持。作者认为，这些看似零散的行动，正在积累自主组织与公共参与的经验。

变革的最大障碍，是分散的力量尚未形成全国性组织

尽管如此，作者并未将当前局势描述为民主转型已然到来。她认为，古巴反对派与公民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地方性抗争转化为持久、协调且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性运动。

首先，持续镇压与人员外流削弱了组织能力。异议人士、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被迫离开，部分离境者又无法返回；行动者受到地域限制，也难以持续联系所在社区。大量潜在的组织者、记者、法律人才和具备数字安全技能的人士流失，进一步增加了建立社会网络的难度。

其次，反对派内部存在个人竞争与合作不足的问题。一些组织已经提出转型方案，包括民主转型委员会、D’Frente、Cuba Próxima，以及古巴公民思想实验室CubaxCuba等，但不同力量仍未能形成足够广泛的共同平台。部分诉求一旦被贴上鲜明意识形态标签，也更难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同。

此外，作者提醒，海外反对派的国际能见度并不等于其在岛内的社会代表性。国际关注往往集中于更容易被海外媒体接触的人士，而真正身处社区、直接承受危机的抗议者，反而可能得不到足够支持。

文章特别指出，古巴仍有超过一千名政治犯的释放问题需要面对。公众对变化的期待虽然增强，但要让这种情绪转化为持久的民主力量，还需要公民教育、组织实践，以及不同群体之间更牢固的联系。

历史经验表明，制度裂缝出现之前，组织建设就必须开始

为说明组织能力的重要性，作者比较了波兰、南非与利比亚、叙利亚的历史经验。

在她的分析中，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与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之所以能够为政治转型提供支撑，不仅因为参与者勇敢，更因为它们在转型窗口出现之前，就已建立持续运作的地方组织、独立传播网络和协作机制。当政治谈判的机会到来时，社会中已经存在具备代表性、纪律性和协商能力的力量。

相较之下，作者认为，利比亚与叙利亚的部分反抗力量虽展现出勇气，却未能充分建立足以维持长期协作、参与政治谈判的组织架构。她据此判断，当下古巴公民社会虽然活跃，却仍缺乏把局部抗争连接起来的组织网络，因此尚未具备成熟的转型承接能力。

洛佩斯·埃尔南德斯的核心观察并非是古巴政权即将倒台，而是古巴社会内部正在出现值得关注的变化：人们逐渐不再等待官方许可，而是开始提出要求、传播信息、开展互助并尝试组织行动。未来能否形成真正的政治转型，不只取决于经济危机是否继续恶化，也取决于这些分散的力量能否建立共同目标与稳定联系。对作者而言，真正决定道路能走多远的，不是变革的入口有多宽，而是社会是否已为走过这道入口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