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编译，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strategist-gray-suit-john-foster-dulles-beverly-gage

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用一句文字游戏挖苦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dull, duller, Dulles”（沉闷，更沉闷，杜勒斯）。杜勒斯本人也向保镖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是个“冷冰冰的人”。然而正是这个被嫌无趣的人，曾公开主张主动使用核武器，以“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政策威慑苏联，让全世界不寒而栗。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弗莉·盖奇（Beverly Gage）日前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书评，评介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学者贝文·休厄尔（Bevan Sewell）的新书《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美利坚帝国的使徒》（John Foster Dulles: Apostle of American Empire）。休厄尔试图重塑杜勒斯的形象：他不只是意识形态斗士，也是追求和平的务实派。

杜勒斯出身政治世家，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和舅父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都曾任美国国务卿。盖奇直言，用今天的话说，他就是个“官二代”（nepo baby）。一战后，他随舅父出席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质疑对德国的严苛赔款。1922年，他在《外交事务》创刊号上撰文，呼吁美国在战债问题上保持灵活。

据盖奇介绍，休厄尔的新发现在于，杜勒斯早年在巴黎索邦大学求学时深受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影响，相信变化不可避免，任何固化权力格局的企图终将引发战争。他因此一度质疑联合国安理会设立常任理事国的安排。

但盖奇也指出，该书八章中有六章写的是杜勒斯出任国务卿之前的经历，对危地马拉、伊朗政变等事件着墨甚少。1953年入主国务院后，杜勒斯与年轻时的自己判若两人。他曾寄望基督教信仰带来世界和平，后来却把它当作打击苏联无神论的武器。他曾批评民族主义撕裂世界，后来却高举美国民族主义。他曾主张给新兴国家更多空间，后来却打压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和运动。

盖奇认为，今天的美国政界常把冷战时期的两党共识浪漫化，视之为团结与自豪的年代，但这种共识同样滋生了傲慢，让大规模毁灭的政策变得可以接受。如今在多数美国人眼中，杜勒斯不过是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名字。而对仍追求“正义而持久的和平”的人来说，他的故事是一则警世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