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福山 1989 年的《历史的终结？》常被当作“自由民主永久胜利”的宣言，屡遭批判甚至嘲讽。9·11 二十五周年之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莱因与福山重读此书，指出其中被忽视的另一半：“最后的人”。自由民主满足了人们对和平与富足的需求，却难以安放人们渴望被承认、乃至被承认为高人一等的心理。福山以此解释民粹主义、特朗普的“再家产制化”（repatrimonializing），以及 9·11 后的战争。
他对中国的判断尤其值得中文读者关注。中国拥有治理能力很强的国家（competent state），却不受法治与选举约束，是唯一可能与自由民主竞争的体制，但能否持续仍是未知数。
访谈的另一条主线是“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福山认为，美国政府已难以兑现自己宣布的目标，这正是特朗普崛起所回应的“真实问题”（real problem）。他希望美国能把全民医保、高铁这类并不激进的目标（not radical），在合理的时间内、以合理的成本办成。
来源
Ezra Klein, “Was Francis Fukuyama Right All Along?” The Ezra Klein Show, The New York Times Opinion, September 11, 2026（经编辑的文字稿；视频标题为 “Francis Fukuyama on Trump, China and the Legacy of 9/11″）。
人物：
- 福山（Francis Fukuyama），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者，新书为回忆录 In the Realm of the Last Man。
- 克莱因（Ezra Klein），《纽约时报》评论版专栏作家、播客主持人，与德里克·汤普森合著《富足》（Abundance）。
（以下为对谈内容的编译摘要，非逐字直译。）
一、“历史的终结”究竟指什么
- 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 福山说，“历史的终结”不是他发明的说法，而是借自黑格尔。黑格尔所说的“历史”是大写的历史（History with a capital H），接近今天所说的“发展”或“现代化”：一个有方向、不断进步的过程。“终结”指这一过程的目标（objective），而不是不再有事件发生。
- 当年的判断。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的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1980 年代末，福山判断人类会停在“倒数第二站”（penultimate stage），即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
- 一个挑战，而非宣告胜利。 各种系统性的替代方案，要么自我瓦解，要么被其追随者抛弃。福山当年问的是：有没有一种政治与社会组织方式，能让人更幸福、生活更充实？他说，至今没有人真正提出过。
- 关于阶级矛盾。 福山不否认阶级矛盾可能是致命的。他指出，战后发达国家实行的其实是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靠再分配和劳动者实际收入的增长维持稳定。技术变革与全球化正在扩大不平等，若不以政治手段加以缓和，民主就无法稳定。
二、“承认的政治”：平等认可与优越认可
- thymos 与两个自造词。 福山回溯到柏拉图《理想国》中灵魂的第三部分 thymos（意气、自尊）：一种非物质的、希望他人承认自己人格的驱动力。他据此自造了两个词：
- isothymia（平等认可欲望）：要求被承认与他人平等。自由社会通过赋予权利来满足它。
- megalothymia（优越认可欲望）：要求被承认高人一等。
- 例证。 同性婚姻运动不满足于“民事结合”所解决的财产与继承问题，它要的是尊严上的平等承认。拉尔夫·艾里森的小说《隐形人》写的，是北方黑人不被当作同类“看见”的痛苦。
- 民粹的根源。 福山认为，当代许多民粹主义源于“隐形感”（invisible）：人们觉得世界由受过教育的精英掌管，自己不被平等对待。克莱因补充说，左翼的“觉醒”政治与右翼民粹都含有“颠倒地位”的冲动；科技右翼的激进化，部分也源于“我们照规则发了财，你们却恨我们”的感受。
- 特朗普：财富已不够。 福山在 1992 年的书中就写过特朗普。他当时认为，资本主义民主的一大好处，是优越认可欲望可以通过发财来释放（bleeding off）。“没想到 30 年后，财富对特朗普已经不够，他还要政治权力。”
- 优越认可欲望的两面。 它既威胁民主，又是一切卓越成就（艺术、体育等）的动力。因此，社会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的认可。
三、“最后的人”与为斗争而斗争
- 尼采的“最后的人”。 尼采所说的“最后的人”（last man），满足于自由主义提供的和平与富足，再无更高的追求，也没有任何愿意为之冒生命危险的事。
- 为普遍平等辩护，但承认代价。 福山为普遍平等辩护，认为它源自基督教传统：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保护的道德内核。但自由主义诞生于 17 世纪宗教战争之后，刻意把人类的目标降低到“生存”层面，即“生命权高于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 对公民要求太少。 现代美国对公民的要求只是守法纳税，不需要牺牲。人性中渴望为某项事业献身的那一部分因此无处安放，于是有人“发明一项事业”。福山举 1 月 6 日国会事件中身穿迷彩服、自命爱国者的人为例。
- 世代循环。 最渴望自由社会的，是生活在独裁下的人；已经拥有它的人则视之为理所当然，转而寻找新的斗争对象，“把布鲁塞尔当成要反抗的独裁者”。福山认为，对自由主义的支持会起起落落，但它仍是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稳定状态。
四、9·11 二十五年：真正的冲击来自西方的过度反应
- 伊斯兰激进主义不构成普遍威胁。 福山认为它不同于马列主义：它只能在本就是穆斯林、相对贫穷混乱的社会扎根，此后也已逐渐式微。
- 真正的后果来自反应本身。 他认为，产生长远后果的是西方对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反应乃至过度反应（overreaction）：外交政策军事化，美国开始走向监控国家，两场战争又都没有好结局，由此造成对美国力量的普遍犬儒，直接催生了特朗普这样的人物。
- 与新保守主义决裂。 福山曾签署主张推翻萨达姆的公开信，伊拉克战争使他与新保守主义决裂。他说自己不反对以武力推翻独裁者，而是怀疑美国是否有长期改造异质社会的耐力（staying power）：“美国公众大约四五年就会厌倦，然后放弃，留下一个更糟的社会。”布什政府准备之不足，比他预料的还要糟。
- 反思社交圈的影响。 他引社会心理学家海特的“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承认自己的立场曾深受新保守主义社交圈影响；与之决裂，不只是改变政策立场，也意味着失去朋友。
- 战争不再能“振作”社会。 黑格尔等人认为，战争能让社会重新振作。福山认为，在核武器与高度破坏性常规武器的时代，这已不可能，社会必须为优越认可欲望找到和平的出口。
五、否决政体与自由派的困境
- 评奥巴马。 福山认为奥巴马用意良善，但不够有雄心：“后种族美国”的言辞没有触及背后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他过于接受“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没有用反垄断与税收政策应对财富集中。
- 否决政体（vetocracy）。 指制衡环节过多、任何方向的改革都难以推进的状态。福山举例说，参议院冗长辩论（filibuster）并非宪法规定的限制，民主党当时却连取消它都没有尝试。
- 克莱因的概括。 “先是自由派占领了制度，然后制度俘获了自由派”：自由派成了失灵制度的守护者，其道德抱负被制度所能达到的边界所限。
- 程序主义的两难。 福山同意，不能回到 2016 年之前那个政府无所作为（hobbled）的世界。他认为，推动特朗普上台的，是人们觉得政府束缚太多，而特朗普“干脆想当独裁者”。例如，一条把中部新能源电力送到西海岸的输电线，光许可程序就要十年，而这种程序主义主要由左翼建立。
- 民主党人的难题。 福山预计，2028 年若民主党人当选，“得看起来有点像特朗普”。关键在于守法，同时修改法律，赋予政府更多行动能力。克莱因指出，这与福山 2022 年《自由主义及其不满》所主张的“节制”存在张力。福山承认这一矛盾：坏的独裁政府和好的进步政府会有同样的毛病；同一套制度是好是坏，取决于用它来实现什么目标。
六、特朗普与“再家产制化”
- “家产制”（patrimonialism）的含义。 指国家为统治者及其亲友谋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常态。现代的非人格化国家（impersonal）始终面临倒退的诱惑。福山举奥斯曼帝国为例：帝国从巴尔干征召男孩，培养成不得成家的官员和将领，以防裙带关系，最终却向禁卫军成家的要求让步，退回了家产制。
- 当下的例子。 美国的中东政策由库什纳、威特科夫这些特朗普的亲友（friends and family）而非职业外交官处理，“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现代国家需要择优选拔、非人格化（meritocratic, impersonal）的人员来运作国家机器。
- 对腐败的容忍。 福山对美国公众和主流共和党人能够容忍当前政府的腐败程度“完全震惊”。他认为，支持者要的是“强人”（strong leader），愿意以腐败为代价换取边境管控等结果，而美国制度本是为防范这种领袖而设计的。
- 审慎的乐观。 他相信美国制度最终能挺住，但“我们正被带上一段非常危险的旅程”。
七、丹麦、欧洲与“国家能力”
- 丹麦还是目标吗？ 克莱因问：福山关于政治秩序的著作以“如何成为丹麦”为核心问题，在欧洲政治不稳、经济落后、中国突飞猛进的今天，丹麦还是目标吗？福山回答：仍然是。
- 看重的是治理能力。 他欣赏丹麦，不在于福利国家，而在于它治理能力强（run competently）。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国家行政的治理能力不是一种美德。无论目标是福利还是限制移民，治理能力强的现代公共行政体系（competent, 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都是优势：国家靠它致富，也靠它应对疫情、金融危机等冲击。
- 欧洲不是榜样。 欧洲的问题在于过度程序化：成员国与布鲁塞尔层层立规，导致没有统一大市场，也没有大型科技企业。福山认为，欧洲政府“其实没那么有治理能力”（not so competent），因为治理能力不以堆积规则的多少来衡量。治理能力强的政府应当削减规则，依靠管理者的常识与判断；合法性来自治理成果（outcomes）。
八、社交媒体：民粹兴起的关键变量
- 克莱因的观察。 民粹右翼在全球崛起，恰与政治传播的算法化同步。
- 福山的判断。 他认为，在各种民粹成因的清单里，社交媒体常被放在最后，实际上却比其他解释都重要：不考虑它，就无法解释民粹兴起的时间和形态。
- 例证。 阴谋论已成为民粹保守主义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网红靠越来越出格的言论获取关注，可信度由点赞数而非事实核查来衡量。
九、中国：唯一的竞争者，但能否持续存疑
- 核心区别。 福山说，自由民主建立在一个治理能力强的国家（competent state）之上，这个国家同时受到法治与选举的约束（limited both by rule of law and by elections）。中国拥有治理能力很强的国家（very competent），但既不受法治约束，也不受选举约束，因此治理质量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素质（quality of rulers）。
- 儒家传统。 他认为，儒家把官僚制作为基础性的文化特征，主张由受过教育的人治理；今天的党政干部仍从社会精英中选拔，因此中国拥有治理能力极强的国家（tremendously competent state）。
- 唯一的竞争者。 他说自己一直认为，中国是唯一有机会与自由民主竞争的体制，因为它能站在技术前沿，并由此推动经济增长。
- 能否持续仍是开放问题。 中国经济仍加倍依赖出口导向模式，而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房地产问题严重，青年失业率已处于极高水平。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可持续性都不能想当然。
- 美国在退化。 他说自己开始频繁比较中美，是因为美国模式在退化：现政府攻击科学界、攻击盟友，经济政策反复无常，“这不是一个治理能力强的国家会做的事”。
十、技术与民主：AI 的威胁
- 技术决定政治的可能形态。 福山说，他从未主张自由民主在任何技术条件下都是最佳制度；技术条件决定政治可能采取的形态。他早年就警告过，基因编辑可能制造出“不同等级的人”，动摇自由主义的平等前提；生物技术与 AI 结合，后果更难预料。
- 最大的危险。 他认为在于“代理式 AI”（agentic AI）：人类把权力委托给能够自主行动的机器，而机器可能发展出与设计者期望不一致的价值观。他形容前沿计算机科学家“像刚发现新物种的动物学家”，造出了它，却不清楚它内部如何运作。
- 中美能否立规。 他认为不必过度担心中国会放任 AI 发展：中共不是自由放任主义者，也会想要控制 AI，因此中美之间仍有可能就基本规则（ground rules）达成共识；即使强大如美国，也无法独自应对。但对克莱因提出的“协议是否可信”的问题，他承认“这种逻辑恐怕难以避免”，“也许这会是我们所有人的终结”。
十一、出路：赢得选举，重建能办成事的政府
- 匈牙利的经验。 在仍有自由公正选举的国家，出路就是赢得选举。福山以今年 4 月的匈牙利大选为范例：执政 16 年的欧尔班，被马扎尔组织的广泛联盟以大比分击败。他认为美国 11 月的中期选举也可能传递类似信号，虽然可能不那么决定性。
- 福山心目中的自由主义。 核心是“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他希望政府能设定被普遍接受、并不激进的目标（generally accepted, not radical, goals），如全民医保、修建高铁，并在合理的时间内、以合理的成本（reasonable amount of time, at a reasonable cost）真正办成。他以登月作对比：肯尼迪 1961 年宣布登月，1969 年即告实现，而如今重返月球的计划一再拖延。他说，美国国家执行自己所宣布目标的能力出了问题；这或许称不上道德愿景，但确实是另一种政治的愿景。
- 克莱因的补充。 人们不只想要更低的物价，还想相信自己参与了一项有道德抱负的事业；自由主义需要能同时回应这两种需求。福山认为，这在自由社会完全可以做到，例如改变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让科技寡头花上亿美元影响选举；又如让政府驾驭 AI，而不是被技术驾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