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作者：黄宣颖（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医疗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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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夏天，“政治性抑郁”（政治性抑郁）开始进入中国网络话语，并在新冠疫情期间广泛传播。最初，这一说法与公众对武汉疫情应对失当的愤怒和绝望有关；此后，随着“动态清零”政策长期持续，人们的无力感与疲惫感进一步加深。与“丧”、“内卷”、“躺平”、“润”等网络热词类似，“政治性抑郁”表达了威权社会中不断累积的消极情绪。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既明确将痛苦指向政治，又借用了精神医学中的“抑郁”概念，试图说明个人的情绪困境可能具有政治根源。

这一概念并非单纯的网络流行语。其早期传播与青年活动人士小卡及其创办的公益组织有关。这类组织通过公众教育、心理社会支持等方式推动心理健康议题，强调精神疾病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这种实践为讨论政治与心理困境的关系提供了空间。

然而，抑郁症成为中国社会熟悉的疾病概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转变。精神病学家兼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1980年和1983年在湖南开展研究时，发现当地常见的诊断并非抑郁症，而是当时在西方已逐渐式微的“神经衰弱”。该病最初由美国医生乔治·比尔德（George M. Beard）于1869年提出，用来描述现代化社会中与疲劳、焦虑、失眠、易怒及身体不适有关的疾病。20世纪初，这一诊断传入中国，并在此后获得广泛认可。

克莱曼的湖南研究后来形成《社会起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与疼痛》（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一书。研究的重要问题是：不同文化中的精神疾病是否具有普遍一致的表现？他指出，中国患者往往通过疲劳、头晕和疼痛等躯体症状表达痛苦，而美国患者则更习惯直接诉说内心的悲伤与情绪困扰。因此，神经衰弱和抑郁症不仅是不同的诊断类别，也与各自社会中表达、理解痛苦的方式有关。

克莱曼进一步按照当时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II）的标准重新评估神经衰弱患者，发现其中多数也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这一发现被部分中国精神科医生理解为中国存在诊断错误，并推动了神经衰弱向抑郁症的转变。但克莱曼研究的意义并不止于诊断比较，更在于揭示痛苦的社会起源。

《社会起源》通过患者的生命经历，呈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审讯、酷刑、公开羞辱、下乡经历以及家庭分离等政治创伤。克莱曼认为，个人在家庭、工作单位和人际关系中承受的长期压力固然重要，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宏观社会创伤具有更深刻的影响。神经衰弱的身体症状因而不仅是疾病表现，也可能承载社会记忆，成为人们在压抑环境中表达痛苦、间接批评现实的方式。

随着全球化的精神医学标准进入中国，抑郁症逐渐取代神经衰弱，并从专业诊断进入公共话语。然而，克莱曼担忧，新的生物医学诊断可能无法完整承载旧诊断所包含的历史创伤。1999年，他追问：神经衰弱的消退，是否也意味着人们忽略了中国政治失败带来的深层疏离、失去正当性与内心痛苦？

疫情期间兴起的“政治性抑郁”，似乎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它借助抑郁症的语言，表达源于政治现实的疲惫、绝望与无力。不过，小卡也曾指出，这一概念逐渐成为吸引流量的标签，其内涵可能被稀释，难以支撑持续而深入的讨论。

原文作者最终提醒，“政治性抑郁”虽然广为流行，但其政治化潜力仍然脆弱。它能否像克莱曼夫妇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唤回历史记忆的工具，使被压抑的社会痛苦重新获得表达，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