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2026年10月25日，塞尔维亚“学生名单”在议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武契奇在投票结束数分钟后即认输。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学教授斯帕伊奇（Bojan Spaić）与博洛尼亚大学法哲学学者克里斯坦（M. Victoria Kristan）提醒，胜选只回答了执政党能否被选下台。更难的是，新多数如何依法处置一套专为比建造者活得更久而设计的制度安排与非正式结构。2000年米洛舍维奇倒台后，旧安全机构得以延续，2003年刺杀总理金吉奇的凶手就出自其中的”红色贝雷帽”部队。这段历史正是学生们的前车之鉴。文章最有启发的地方，是区分”恢复法治”与”借法律报复”：撤换官员须有法定理由、个案证据、听证和独立复核，不能因为某人是在前政府时期获得任命，就一概清洗；任命本身是否有效，则应另行裁定。这触及转型正义的核心难题：清理被俘获的机构时，如何不重蹈滥权的覆辙。

来源

Bojan Spaić, M. Victoria Kristan, “Democratic Resistance in the Serbian Elections: Not the Bulldozer, but the Ballot,” Verfassungsblog, 28 October 2026.
https://verfassungsblog.de/democratic-resistance-in-the-serbian-elections/

作者：Bojan Spaić，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学教授；M. Victoria Kristan，博洛尼亚大学法哲学助理教授，曾为卢布尔雅那大学玛丽·居里学者。

摘要

一、胜选只是开始

初步结果： 截至已处理的8,155个投票站，学生名单得票52.73%（2,257,863票），武契奇领导的”统一塞尔维亚”得票39.15%（1,676,138票）。

席位预测：

• Ipsos 与 CeSID 的最终预测：250席中，学生名单141席，统一塞尔维亚103席，四份少数民族名单共6席。
• CeSID 自己的预测：学生名单140席，统一塞尔维亚103席，少数民族名单7席。

作者认为，这次选举的意义不止于议会构成，更在于它让塞尔维亚有机会摆脱什么。塞尔维亚和波兰、匈牙利一样，法院等关键机构已被执政党“俘获”，也就是被执政党控制、为其利益服务。新多数要做的，是让宪法保障和法定职责在这些机构中真正发挥作用，而这些机构的人员大多仍由塞尔维亚前进党（SNS）安插。

塞尔维亚有过类似的教训。2000年10月5日，米洛舍维奇拒绝承认9月的选举结果，柳比萨夫·焦基奇开着推土机冲进贝尔格莱德的国家电视台大楼，米洛舍维奇次日认输。但他建立的国家机器基本保存了下来，首先是安全机构：2003年3月刺杀总理佐兰·金吉奇的凶手，就出自该体系的“红色贝雷帽”部队。后来建立今日 SNS 国家体制的许多人都曾为旧政权效力，武契奇本人1998年起就担任米洛舍维奇的新闻部长。可见赢得选举并不等于恢复法治，学生们也正是从这段经验出发的。

二、选票上承载的是什么

运动的起点是2024年11月1日诺维萨德火车站雨棚倒塌，16人遇难。车站大楼由中国中铁国际与中国交通建设两家中国国企组成的联合体改造，属于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铁路项目。这是”一带一路”项目，资金主要来自中国贷款。车站改造后重新开放仅四个月就发生了事故。承建企业和政府坚称雨棚不在改造范围内，当局则拒绝公开改造合同。”腐败杀人”成了抗议口号。

事故后几周内，学生封锁了60多所学院，提出以法治为核心的要求：公开文件，起诉责任人，让各机构履行职责。宪法学者维奥莱塔·贝希雷维奇称，这是要求法治政府，而不是一人统治。

此后几个月的事态，解释了学生为什么转向选举：

• 2025年5月，学生呼吁提前选举。
• 同年8月，有组织犯罪公诉署拘押了一名前建设部长和多名铁路高层，调查车站改造中的资金流向。有组织犯罪公诉署是专门负责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检察机关，塞尔维亚语缩写为 TOK。拘押之后，警察总长从追查资金的专案组中撤走了17名警员。
• 2026年1月，议会缩短了检察官借调到该署的期限。有组织犯罪公诉署发表声明，称调查人员被撤走、有关部门一再拒交文件，已使取证“实际上不可能”。作者指出，委员会7月的报告也证实了这种政治施压模式。

为参加选举，学生组建了公民名单“学生名单—学生必胜”。候选人标准由105个学生全体大会和各高校的公开大会共同制定，明确排除在校学生、反对党官员和前执政联盟成员。多个反对党为此退出竞选。这份名单向选民要的授权，是让各机构正常运转，日后也将以此标准接受检验。

选举还决定了由谁掌控对过去的问责：

• 赦免： 武契奇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天宣布赦免49人，名单至今没有公布，只有少数几人的名字公开。外界猜测，加上武契奇本人的公开暗示，被赦免者可能包括因雨棚坍塌等重大案件被调查、起诉的官员。
• Sky 通讯记录： 两天后，媒体 Radar 公布了一批”Sky”加密通讯记录。武契奇在其中据称化名”奥斯卡”，记录还提到可以用赦免来”纠正”毒贩达尔科·沙里奇不利的判决结果。作者强调，这些说法需要独立调查，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沙里奇在49人之中。但其中描述的运作方式，即与权力的亲疏可以换来法律后果的减免，正是学生口号”塞尔维亚还是黑手党”要选民作出抉择的问题。
• 选举时机： 投票的时间和方式都由武契奇选定。他9月9日解散议会，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转而竞选总理。

投票过程本身也是法治问题：

• 10月20日，巴尔干调查报道网络（BIRN）发表调查，记录了公职人员在调岗或解职的威胁下被迫”交票”、参加 SNS 集会、为党干活。这些证词无法说明这种做法有多普遍，但揭示了”靠公职吃饭”如何变成政治服从。欧安组织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ODIHR）10月9日的中期报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 作者认为，被俘获的公权力帮助制造了选举支持，这种支持又被拿来为公权力的党派化使用辩护。所以13个百分点的差距，衡量的是在不可接受的条件下仍然出现的变革诉求之强。
• 武契奇当晚认输，消除了选举结果引发争议的风险。ODIHR 的初步结论是：投票率高，投票总体组织良好，但竞选严重失衡，存在执政党优势、滥用国家资源、恐吓和媒体偏颇。

作者因此对”恢复”一词用得很谨慎：在许多领域，并没有一套正常运转的法律秩序可供”恢复”，学生们要做的是让法律在政府和机构中生效，有些领域甚至是第一次。

三、为什么重要：要的是有效性，不是修宪

作者认为，学生运动在现行宪法规则下赢得权力，人们也会期待它在同一规则下行使权力。与波兰、匈牙利比较，可以看清继承下来的任命和盘根错节的权力，也能看出学生方案的特点：让现有的保障和职责产生实际效力。用”是否拥有修宪多数”来衡量这个目标，标尺就选错了。

学生面对的不只是为执政党量身定做的法律。政治指令、选择性执法、人事任命和对公职的依赖，可以在法律条文不变的情况下架空规则。机构照常处理日常事务，但一旦某项调查、任命或监管决定威胁到受保护的利益，就会失灵。不过作者也提醒，把所有机构都说成”空壳”并不公平，许多法官、检察官和大学一直在抵抗，支持着这场运动。

作者主张分开三个问题：

• 一项规范在法律上是否有效；
• 它是否真正生效；
• 权力的行使是否符合法治标准。

有效的规范本身不能指导官员的行为；有效的强制也不能让行为变得合法，因为专断的命令同样可以执行得很高效。在塞尔维亚，恢复法治需要这样的官员：接到一通”不受欢迎的电话”之后，仍把法律当作行动的理由。还需要这样的公民：官员失职时，能够要求官员依法履职。

欧洲方面也有责任。欧洲议会7月的评估指出，塞尔维亚在立法上与欧盟接轨，执行却长期落后。贝希雷维奇认为，根源在于欧盟长期把地区稳定放在塞尔维亚的民主化之前。这道落差对政府在政治上也有用：法律改革为它在国外赢得信誉，国内的非正式控制则照旧。作者主张，欧洲的审视应该看，当法律要求采取当权者不愿采取的行动时，各机构实际上怎么做。

四、10月25日之后：在宪法框架内行事

权力交接的宪法程序： 依照宪法第109、113、120、127条，由代理总统提名总理人选，该人选须获得全体议员的过半数支持。如果 SNS 赢得12月的总统选举，总统可以把法案退回议会、拖延立法，但议会以全体议员过半数再次通过后，总统必须公布。

学生名单的十一点纲领： 纲领以机构独立、尊重宪法和法律为核心，不提修宪。它把”塞尔维亚还是黑手党”的诉求，即公职机构应履行法定职能，转化为现行宪法秩序下的具体措施：设立专门的检察警察单位，打击非法财富，审查政府采购合同，让媒体监管机构正常运转，按专业标准任命官员。这些措施针对的障碍多半是实际操作上的，消除它们需要立法、经费和可执行的程序。

五、恢复法治，还是借法律报复

作者认为，最难的是同一个机构里可能同时存在被收编的领导层、违法的做法和保持独立的专业人员。把整个司法系统或检察系统都视为被俘获，会摧毁改革所依赖的能力；但检察官指挥不动警察，个人独立也没有多大用处。因此，恢复法治要做到三件事：保护想依法履职的人，追究阻挠者的责任，让合法的决定真正得到执行。对不当行为的指控要逐案评估，任命是否有效则另作处理。

作者援引美国宪法学者马克·图什内特（Mark Tushnet）的”宪法硬球”（constitutional hardball）概念，区分”恢复合法性条件”与”借法律手段报复”。”宪法硬球”指形式上合法、却突破政治惯例和制度默契的手段，专门用来压制对手。”恢复”是改变公共决策的条件，让官员必须给出法律理由，偏离法律时要承担责任。”报复”则是用法律工具预先决定谁该丢官、谁该被起诉、谁该受优待，是一种滥权：借用法律形式，达成规则本身并不授权的目的。一项措施属于哪一种，取决于它的设计和实际运作，而不是制定者声称的意图。

这一区分在人事问题上最关键，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

• 撤职： 不能因为某位法官或检察官是在 SNS 执政期间任命的，就撤他的职，更不能因为推测他效忠谁而撤职。撤职需要有法定理由、个人行为的证据、听证程序，并经独立机构复核。
• 任命无效： 如果做出任命的机构本身就是违反授权规则组成的，问题就变成这个职位是否曾经被有效授予。这是”有或无”的问题，应通过有权的程序裁定。比例原则适用于此人任内所作决定的效力，此人的身份则取决于任命是否有效的结论。

对依法任职的人，改革应该缩小其在职位上滥权的空间，而不是编造撤职理由。这条标准同样保护那些依法作出、却让新政府不满的决定的官员。

实务议程：

• 应该从法定职责被架空的地方入手，比如有组织犯罪公诉署的合法指令被直接搁置。作者认为这属于违法，因为造成无能为力的，正是有义务提供调查手段的一方，这和机构能力不足是两回事。
• 拟议中的检察警察单位，目的是确保行政机关倾向于不作为时，调查人员仍然听从检察官的指令。它最终是达到这个目的，还是变成一支新的党派力量，取决于由谁指挥、成员如何任命、掌握哪些资源、由谁监督。衡量它成败的标准是：一道合法指令能否可靠地带来调查行动，包括针对有权势的人。
• 9月的赦免决定须公开并依法审查。宪法授予赦免权，并不意味着每一次赦免都服务于公共目的。如果一项赦免形式上合乎权限，实际上却在保护私人效忠网络，那就是滥用权力：守住了权限的字面，却违背了设立这项权限的原则。
• 选举授权既不能确定任何人的刑事责任，也不允许新政府无视现行法律文件。新多数必须重建认定责任、施加后果的程序，这些程序同样约束新多数自己。

作者明确表示不采取”等距”立场，也就是对双方说法各打五十大板：有据可查的胁迫证据和毫无根据的否认，分量不能相等。法律分析应该向读者交代清楚证据标准，把机构层面的诊断和个人的刑事罪责分开，并始终如一地适用。这样可以避免两种同样有害的错误：要求被俘获的机构自己证明自己被俘获，批评就无从谈起；把每一项指控都当成已经证实的罪行，问责就会变成按政治标签惩罚。

六、败选没有抹去的东西

SNS 虽然失去了政府，在国家机器里仍然实力雄厚：

• 它保有103个议席；
• 在新议会召开之前，它掌握代理总统职位；
• 它还有机会赢得总统选举，一旦获胜，总统可以任命宪法法院15名法官中的5名；
• 它安插的人员仍然遍布司法系统、检察系统、各监管机构和公共广播机构；
• 全国性媒体仍以亲政府媒体为主。

武契奇已经承诺要当一个强硬的反对派。如果他从议会之外的这些位置发力，危险就在于新政府赢了选举，却指挥不动各个机构。因此，检验学生方案的标准是：无论谁执政，法官、检察官和非政府力量能否不经政治许可就采取行动。

作者的结论是，学生们最初的要求，即让机构履行职责，仍然是衡量此后进展的正确标尺。这是一种不靠政治许可生活和工作的要求：公职人员可以拒绝替政党干活而不丢饭碗，检察官可以调查受庇护的嫌疑人，大学可以教学、批评而不受报复。政府更替只有让规范在这些地方真正生效，才有意义；而且这些职责也应该同样约束学生名单政府。SNS 的败选让这种可能成为现实，能否实现，要看在有权势的人希望机构另作他为时，机构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