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编译

* 原文作者：Rabah Arezki

* 原文链接：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the-real-liberation-technology/

我们曾以为，社交媒体能够打破威权统治的信息壁垒。但现实证明，政府可以关闭网络、监控发言，甚至把数字工具变成控制社会的武器。真正难以被轻易关掉的，或许不是人们发声的渠道，而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资金流动。

2010年，学者戴雅门（Larry Diamond）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解放技术”（Liberation Technology）的概念，用来描述互联网、移动通信和社交平台帮助公民传播信息、揭露不公、监督选举和组织集体行动的潜力。他也提醒人们，威权政府同样能够学习和利用这些技术。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主任拉巴赫·阿雷兹基（Rabah Arezki）在近期发表于《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政府掌握着互联网的开关，甚至能够利用网络监控和压制反对者，那么，社交媒体真的能够带来自由吗？在他看来，真正具有长期解放潜力的，可能是数字支付和金融科技。

政府可以封锁信息，却难以轻易切断经济

2011年，中东和北非的抗议浪潮曾被视为“解放技术”的胜利。社交媒体加速了消息传播和抗议动员，其中，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事件及相关影像的传播，也成为推动地区抗议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十多年后，许多国家的政治空间不增反减。一些国家陷入内战，另一些国家经历政治反扑，就连曾被视为民主转型典范的突尼斯，也出现了明显的民主倒退。

这暴露了社交媒体的结构性弱点：它的政治作用始终受到政府控制底层基础设施的能力制约。掌权者可以封锁平台、监控用户，甚至直接切断国际互联网。

伊朗便是一个典型案例。面对抗议活动，政府多次限制Instagram、WhatsApp等国际平台的访问，却努力维持本国银行、电子商务和网约车服务运行。阿雷兹基的文章指出，伊朗通信部长承认，仅2026年1月的一次互联网中断，每天就造成约35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独立估算甚至更高。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社交媒体可能直接威胁政权，因此可以被关闭；支付系统却关系到商户经营、家庭生活和经济运转，贸然切断它，政府也将承受沉重代价。

数字金融由此具有一种特殊优势：它在短期内符合统治者发展经济的利益，却可能在长期内改变统治者赖以维持权力的社会结构。

数字支付如何孕育新的社会力量？

传统威权体制往往依赖少数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和利益集团维持经济控制，同时让大量民众留在规模庞大、生产率较低且缺乏政治代表性的非正规经济部门。

数字支付改变了这一格局。它降低交易成本，使过去被传统银行排除在外的人能够收款、储蓄、经营生意并进入正规市场。越来越多的小商户、个体经营者和创业者因此获得独立的经济利益。

这些人开始需要稳定的法律规则、可执行的商业合同、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免受任意侵占的财产权。随着经济自主权增强，他们也可能逐渐形成对法治和政府问责的共同诉求。

这一机制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有相似之处。蒸汽动力推动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催生了力量日益壮大的工商业阶层，进而改变君主、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

蒸汽机并不是为了实现民主而发明的，却改变了推动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数字金融也可能如此：它不一定直接发动政治革命，却可能通过扩大经济参与、分散市场机会，逐步改变社会与权力的关系。

数据已经揭示了变化的规模

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包容性数据库（Global Findex）的数据显示，全球拥有金融机构账户或移动货币账户的成年人比例，从2011年的51%升至2024年的79%；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这一比例也从42%升至约75%。

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UPI）在2024年处理了约1700亿笔交易。巴西的Pix支付系统则在推出后的五年内覆盖了超过90%的成年人。数字支付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肯尼亚移动支付平台M-Pesa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变化的实际影响。研究人员利用该平台分阶段推广所形成的准实验条件进行分析，估计其普及帮助约19.4万户家庭摆脱贫困。受益尤为明显的是女性户主家庭，部分女性也因此从维持生计的农业转向商业和零售行业。

这不仅意味着交易更加便利，还意味着更多人获得了参与市场、拓展生意和积累资产的机会。经济自主权的扩散，为新的社会力量形成提供了基础。

当政府试图征税，经济变化开始显现政治力量

数字金融最值得关注的政治效应，体现在政府试图从新兴经济活动中获取收入时。

2018年，乌干达政府对移动货币交易征收1%的交易税，同时对社交媒体使用征税。相关措施引发交易量下滑和街头抗议。面对以“必须取消这项税”为口号的抗争，政府最终将移动货币税率降至0.5%，并把征税范围缩小至提现环节。

这一案例表明，当数字支付已经成为大量民众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政府即使能够控制政治表达，也未必能够毫无代价地向新兴经济活动加税。经济赋权开始转化为现实的集体行动能力。

巴西和加纳的经历也提供了参照，但两者需要与乌干达区别看待。

2025年初，巴西政府试图扩大对Pix交易的监测范围。尽管这项措施本身并未新增税种，却因“Pix税”即将出现的错误信息而引发强烈反弹。政府数日内撤销相关措施，并发布禁止对Pix征税的法令。

加纳则在2022年实施电子转账税。由于民众反对声势强烈，这项税收成为2024年大选的重要议题，并于2025年被新一届政府废除。

这些案例共同表明，随着经济活动进入更加正式、可追踪的金融渠道，政府的财政触角与民众对税收公平、政策透明和责任回报的要求可能同步扩大。不过，巴西和加纳拥有竞争性选举制度，民众可以通过选举推动政策改变；乌干达案例更直接地显示，在问责渠道受限的体制中，不满可能通过抗议迫使政府让步。

数字金融不是民主的保证，但可能改变民主的条件

阿雷兹基的论点并不意味着数字金融必然带来民主。中国蚂蚁集团的经历恰好说明了它的局限。

2020年，蚂蚁集团创始人批评金融监管后，公司原计划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被突然叫停，随后被要求重组；其关联企业阿里巴巴也遭到巨额反垄断处罚。这表明，新兴数字金融力量一旦挑战既有的金融与政治权力，便可能遭遇强力压制。

美国部分科技富豪与政治权力深度结合的现象，则揭示了另一个风险：当新兴商业阶层从权力的挑战者变成权力的参与者甚至受益者时，它也可能转而削弱公平竞争和制度约束。

因此，关键不在于数字技术天然进步还是天然危险，而在于新兴经济力量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处于权力之外的企业和商户，往往需要法治保护自身；一旦获得特权地位，他们也可能开始寻求有利于自己的规则。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社会可以从推广数字支付入手支持更广泛的社会发展。金融普惠具有促进增长、提升效率和扩大经济参与等直接收益，更容易得到政府支持；而由此产生的政治变化，则可能缓慢而深远。

真正的解放未必始于一场抗议，也可能始于一笔普通的交易。 社交媒体能够帮助人们表达不满，数字金融则可能让更多人拥有独立谋生、积累资产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当经济权力逐渐分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要求公平规则和政府问责，既有政治秩序便可能面临新的压力。

数字金融不是民主的必然答案，却可能是一条不那么显眼、也更难被轻易切断的变革路径：自由未必只在口号中诞生，也可能在日复一日的经济活动中逐渐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