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2026 年 10 月下旬，约 300 名中共中央委员在北京闭门召开二十届五中全会，会议确认了数十名中央委员被除名。自 2022 年开始第三个任期以来，习近平对党内高层发动了毛泽东时代以来最彻底的清洗：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几乎被清洗一空，除他本人外，只剩下主管调查工作的张升民；仅过去一年，就有三名政治局委员落马，其中包括他长期倚重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清洗为何走到这一步？美利坚大学教授托里吉安（Joseph Torigian）是习仲勋英文传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The Party’s Interests Come First）的作者。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播客节目中给出的解释值得重视：在习近平的政治观念里，干部犯错从来不是能力或环境的问题，而是“政治觉悟”出了问题，是对事业失去了信仰，因此不能轻罚，只能清除。与毛时代不同的是，被清洗的人不再有平反的可能，“要么上升，要么彻底出局”，体制内的恐惧也因此更深。托里吉安同时提醒，观察 2027 年党代会前的接班政治，应当保持分析上的谦逊。斯大林和毛泽东身后的历史表明，接班斗争的胜出者未必是政策最得人心的人，结果往往取决于谁能操纵模糊的规则；而在规则模糊的时候，关键在于谁能调动军队和政治警察。

来源

The Beijing Brief 播客第 18 期：“Why is Xi Jinping purging leaders of his own party?”，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2026 年 11 月 10 日。主持人：乔纳森·钦（Jonathan A. Czin，布鲁金斯 Michael H. Armacost 外交政策讲席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嘉宾：托里吉安（Joseph Torigian，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副教授）。
原文与完整文字稿：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why-is-xi-jinping-purging-leaders-of-his-own-party/

摘要

一、谣言、恐惧与“不再平反”的清洗

托里吉安开篇就强调要保持“分析上的谦逊”。社交媒体上关于中共高层的传言，大多是因为人们“愿意相信”才流传开来，而且没有人能够证实或证伪。张又侠落马前的传言碰巧属实，但“停了的钟一天也能对两次”。他长期查阅美国档案，发现其中充斥着某位领导人已经去世、某地发生政变之类的假消息。在他看来，历史的作用在于提供时间纵深，帮助我们在证据极少的情况下提出假设，而不是去鉴别某一条传言是否可靠。

他还指出了本轮清洗与毛时代相比的变与不变。1959 年彭德怀被整肃时，毛泽东说“我们不用苏联人那种办法解决问题”，意思是不搞处决。习仲勋被整了 16 年，单独关押期间，他每天来回踱步、数着步数，为的是等到党“回心转意”那一天，身体还能撑得住。如今，处决依然罕见，但平反也不再出现。毛泽东尚且认为蒙冤受难是一种“淬炼”，熬过去的人会更加努力地赢回党的信任；习近平却从来没有对谁说过：“你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我们反而更倚重你。”犯错的代价极其沉重，而且几乎不可能全身而退，这说明体制内的恐惧有多深。托里吉安说：“在美国，你不喜欢自己的政党，可以退出；对这些人来说却没有退路，要么上升，要么彻底出局。”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记述，当年高层很多人因为压力过大而出现类似的病症，不少人靠安眠药度日。在他看来，这些全会提醒我们，身处这个正与美国竞争的组织之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处境。

二、犯错即“政治觉悟”问题：清洗背后的意识形态逻辑

托里吉安认为，理解这轮清洗的关键，在于习近平对“党的自我治理”的执着。习近平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把这个国家组织起来、实现“复兴”。他还宣称，党解决了一个连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想到”的问题：一个长期执政的政权，如何保持纯洁，保持理想信念。而谁有“党性”（即相信党的使命，把比个人更大的事业放在生命的中心），由他本人来判定。于是，犯错不再是在复杂环境中的失误，而是“信仰出了问题”，必须清除，以“纯洁队伍”。这种逻辑在党史话语中根深蒂固，习仲勋也说过类似的话：身体再健康，只要沾上一丁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病菌，也可能一夜之间垮掉。换言之，清洗永远没有可以停下来的那一天。五中全会的文件一方面充满胜利者的口吻，另一方面又强调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还用植树护林作比：坏树要不断地拔，林子要不断地管。

地方官员因此左右为难。文件既要求扎紧“制度的笼子”，又批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要求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说这与担当作为、因地制宜“并不矛盾”。习近平还认为党内存在大量“两面人”，表面拥护，实际不然。这样一来，甄别干部只能依靠主观的、非法律的间接信号。谁受惩罚、罚得多重、罪名如何定性，取决于党在具体情境下的利益，取决于最高领导人想要达成什么，而通常只有他一个人掌握全部的盘算。托里吉安说，他研究中国政治最核心的困惑是：为什么极其忠诚的人会一再被清洗？问题从来不在于下属对领袖失去信任，而在于领袖对下属失去信任，“权力是自上而下流动的”。他估计，习近平自认为远没有走到毛时代那一步，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别人或许认为他走得太远，但这本身就是一种主观判断。

三、张升民与张又侠：清洗政治的两张面孔

张升民是这轮清洗的受益者，已升任军委副主席并进入政治局。他曾撰文说，高级军官应当少交朋友，要认识到任何交往都带有政治性质。毛时代一起打天下的老干部彼此往来随意，常常因此惹祸；如今这一代军官，大概不会在饭局上议论习近平。托里吉安引用赵紫阳 1980 年代的一句话：中国政治说到底，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获得提拔的人，有的兴奋不已，以为自己会是例外；有的则心怀恐惧，因为位子越高越容易出错，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软着陆”。人们常以为列宁式体制中的人都是权力最大化者，总在伺机扳倒习近平；但实际上，许多人只想平平安安地熬过去。而即便万分小心，也未必能保住自己。

张又侠的经历有其特殊之处。他的父亲在文革中原本像个“不倒翁”，常常站在整人的一边，处境比习仲勋好得多，却在文革末期犯下大错，最终以失势告终。而张又侠在父亲失势的情况下，仍然上了对越作战的前线。这种忠诚，或许正是习近平所看重的。习近平喜欢讲，当年其他太子党不愿去基层时，他去了；不过那时他的父亲正位高权重，而张又侠的父亲已经失势。两人的人生故事，就这样耐人寻味地对应起来。然而到了今年，这位习近平如此倚重的人，也到了“该走的时候”。托里吉安由此想到毛泽东在 1959 年彭德怀被整肃前后说过的一句话：“我的思想、我的理智和我的感情始终是一致的。”常人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毛泽东做到了；在他看来，习近平大概也是如此。

四、军队大换血与台海风险

主持人钦（Jonathan A. Czin）指出，张又侠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解放军出身的中央委员大多已被免职。他把自己的观察方法比作印象派绘画：盯着一个点看，只会看得眼花；退后一步，才能看清整体图案。对军队领导层进行如此彻底的代际清洗，会带来什么影响？托里吉安坦言只能推测。在清洗的阴影下，解放军高层恐怕很难把多少心思放在台海作战上，很难说清洗对战备没有影响。但在习近平看来，解放军过去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它有正确的“政治觉悟”，因此必须以极大的力度反腐。对他来说，腐败不只是浪费的问题，更关乎在精英权斗、国内动乱或对美战争中，军队是否听他指挥。一支忠诚的、经过政治教育、有斗志的军队，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即便短期内要付出代价，也必须这么做，“他其实别无选择”。托里吉安还提到一些流传出来的对军队讲话：即使从军事上看打台湾是划算的，也不该打；但如果出于政治原因必须打，即使军事上不划算，也必须打。他对习近平的判断是（他强调这只是推测）：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最在乎的是能够说自己“把事情往前推进了”，局面比他接手时更好；就目前而言，做到这一点大概就够了。但威权领导人向来会做他们认为能够得逞的事。

五、接班政治：斯大林与毛泽东身后的教训

托里吉安比较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的权力交接。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那都是一场关于谁握有谁的把柄、谁整过谁、谁的旧账最多的较量，处处充满猜忌和恐惧。想要胜出，既要在混战中占据有利位置，又不能动摇党的根基。他从新档案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接班斗争通常并不存在“政策最受欢迎的人胜出”这样的遴选机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群体来做决定。结果取决于如何操纵模糊的规则：谁抢先一步，谁能左右在哪里决策、由谁决策。而当规则模糊时，“最终说了算的是手里有枪的人”。这并不是说军队会扮演“造王者”，关键在于谁能使用军队，而不是军队使用谁。

至于习近平是否会终身执政，托里吉安怀疑他自己也还没拿定主意，因为每一个选项都不理想。要避免身后出现混战、国家被带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就得在生前选定一个信得过的副手，考察他是否能干、是否听话，并给他时间积累权力和威望。这正是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的思路：“不能让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出现”，于是选了刘少奇。刘少奇对毛忠诚，但毛很难相处，他像一位“哲学王”，会一连几个月不露面，而且疑心很重，结果这条路没有走通。毛晚年考虑过多位接班人，最终选定华国锋，而华国锋斗不过邓小平。邓小平“同样挽救了革命，但走的是一条与毛的设想截然不同的路”。如果不选接班人，身后就可能出现他书中所描述的那种局面。影响习近平决定的因素包括：身边副手的政治手腕、其他国家的接班经验（他们一直密切关注俄罗斯）、对美关系是否稳定、经济能否撑住，以及他本人的健康状况。这些外人很难看清，恐怕他本人也不容易看清。托里吉安还补充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观察：习近平认为，西方搞垮共产党国家靠的不是暴力，而是用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拉拢体制内的人。在他看来，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手中解体，并不是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美国一场成功的渗透行动的结果。这个难题过去从来没有人找到好的答案，习近平身边的人恐怕也清楚，它对中国体制的稳定意味着多大的风险。托里吉安说：“我可不想和这样一个人共处一室：他选人的最高标准是‘和我一样’，同时又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你只是在他面前装成那样的人。”

节目最后，托里吉安提醒华盛顿，不要高估“派系”分析。共事关系确实非常重要，党内也历来存在相互庇护、相互提携的山头，这正是习近平深恶痛绝的，因为它会侵蚀军队的战斗力，也会让人们对这个体制失去信心。但共事并不等于交情。彭德怀经常对张又侠的父亲大发雷霆，还不止一次撤过他的职；周恩来也曾把他骂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因此对谁不忠。习仲勋和王震在 1950 年代初曾因新疆政策发生激烈冲突，后来却成了亦敌亦友的关系。共事经历能帮助我们留意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它能告诉我们的，远比想象的要少。他最后说，党史永远只是“最新的一稿”，“我们应当把彼此的分歧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不是当作政治觉悟错误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