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人口学上的“下行”在中国已不是预测，而是现实：总人口自2021年见顶后，每年减少三四百万人。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此文的贡献在于，他没有把人口衰退当作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把它和政治制度的演变放在一起看。他认为，改革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能把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带来的增长优势）转化为增长，是因为当时高层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领域都有一定的开放性，能容纳像农村改革、分税制、国企改制那样代价高昂的政策调整。如今，党的体制回到一人统治，官员习惯于执行中央意志而非解决问题，延迟退休、城乡养老差距等明显的改革议题都被一拖再拖。作者更进一步指出，官方推动的本土主义与传统性别观念，会让婚育和引进外劳都更困难，使人口问题恶化而非缓解；当社会矛盾积累，国家的应对方式是把它“安全化”，也就是把社会问题当作维稳和安全问题处理。他借晚明张居正改革失败、万历怠政、李自成起事作类比，警示中国可能在2030—2040年代面临继承危机与社会断裂叠加的局面。文章最后转向美国，指出生育率下降、反移民和国会僵局同样可能侵蚀一个大国。这一比较的价值在于提醒读者：人口趋势本身不决定命运，决定命运的是制度能否持续地作出纠错和选择。

• 原文：Carl Minzner, “China’s Long Twilight: Demographic Decline, Political Paralysis, and the Fate of Great Powers,”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26（网络版发布于2026年10月5日）
• 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chinas-long-twilight-carl-minzner

摘要

1. 人口红利的退潮

改革时代，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比从1978年的57%升至2010年的近75%，支撑了三十年近10%的年增速，经济规模扩大约20倍。

独生子女政策，加上整个东亚共有的社会因素，使中国生育率已连续三十年低于更替水平。更替水平指维持人口规模不变所需的生育率，约为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

总人口在2021年以14亿见顶，此后每年减少三四百万，相当于每年少一个洛杉矶。若延续东亚的超低生育率，2040年代每年将减少约1%，即约1000万人。

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目前的15%翻倍到2040年代的约30%，本世纪后期超过40%。美国同一比例预计从约19%缓升至2060年的略高于23%。

2. 政治倒退：从技术官僚治理到一人统治

作者引用《纽约时报》专栏作者袁莉的说法：美国存在一种“中国羡慕”，即惊叹于中国的AI、电池、光伏和高铁。但他认为表象之下，中国正在经历同样深刻、只是更安静的政治侵蚀。

他列举的个人化统治迹象：

1. 2018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2. 2022年二十大清洗高层并安插亲信；
3. 军队高层反复整肃，2026年连习近平亲自挑选的张又侠也被拿下。

习近平将于2027年开始第四个总书记任期；2032年他将79岁，至今没有接班安排。

作者以农村改革亲历者赵树凯为证：改革时代的突破依赖“高层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

他还对比了两段史实：江泽民授权朱镕基推行1994年分税制；朱镕基不惜数千万人下岗、引发大规模劳工抗议，推动国企改制以加入世贸组织。

今天的情形相反。2022年上海原本尝试精准防疫，但与习近平押上个人威信的“清零”政策冲突，最终演变为两个月封城。时任市委书记李强非但未被问责，反而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出任总理。

3. 改革停滞：养老金与城乡鸿沟

中国的退休年龄长期处于世界最低之列：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中国学者预测，覆盖约5亿人的城镇职工养老金将在2030年代中期耗尽。

2024年才宣布渐进式延迟退休，到2040年完全实施后也只有：男63岁，女干部58岁，女工人55岁。

2022年，约1.38亿城镇退休人员年均养老金6080美元，约为1.75亿农村和流动人口退休者（年均345美元）的18倍。

作者认为，再分配改革迟迟不推，是因为官员更害怕得罪城市既得利益群体（公务员、国企职工、中产），而农村和流动人口缺乏组织动员能力。

4. “明朝重演”：本土主义与性别保守化

作者称，官方警惕“外来文化渗透”，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女性作为“贤妻良母”的“独特作用”。这些做法在助推一种本土主义（排斥外来人和外来文化）和新传统主义（回到旧家庭和性别规范）的复兴。

他拿明朝作类比。明朝在蒙元统治之后转向内向保守：压制摩尼教等外来信仰，推动少数民族通婚同化，回归理学的女性观。对应的当代现象包括：2010年以来的宗教“中国化”、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国妇联被要求“做好家庭工作”。

2013—2024年，中国新登记结婚数量下降约55%。作者认为，全部由男性组成的政治局只把问题当作激励不足：2021年推出育儿补贴、育儿假，同时限制离婚、堕胎和输精管结扎。这些政策收效甚微，还恶化了性别关系。

5. 移民这条路也被堵上

韩国外籍居民占比已从1990年代初近乎为零升至约5%。中国2010年和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中，外籍居民都只占0.1%。

2025年8月，中国推出吸引青年外籍理工人才的新签证（即“K字签证”，这一名称为编者补充）。当月青年失业率为18.9%，网上随即爆发强烈反弹：有人把为政府辩护者骂作“汉奸”，有人担心印度工程师抢工作、抢婚恋对象。一年多后，仍无该签证实际签发的报道。

作者认为，男女之间、中外之间、城乡之间的社会裂痕，将在2049年建政百年前进一步加深。

6. “定时炸弹”：社会问题的安全化

作者不完全认同“中国会在下行前冒险攻台”的“理性赌博论”，即 Brands 与 Beckley 在《危险地带》（Danger Zone）中的观点。他认为，更大的风险是孤立的年迈领导人严重误判，类比普京2022年入侵乌克兰、特朗普2026年对伊朗开战。

但他认为更深的风险在内部。2023年成立的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关注“四缺”人员（无配偶子女、无工作或稳定收入、无正常社交、无房车等资产）和“五失”人员（投资失败、事业或人生受挫、情绪失衡、精神疾病、人际关系失败），将其视为可能制造恶性事件的安全隐患。作者举的例子是2024年11月一名62岁男子因离婚财产分割不满驾车冲撞人群、致数十人死亡。

作者预计，未来人口变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都会被“安全化”，即当作安全和维稳问题处理，依靠监控和网格化管理（把城乡划成小格、由专人包干监控的基层治理方式）来压住。

晚明的类比：

1. 张居正试图让士绅承担更多税负，1582年死后改革被推翻
2. 万历皇帝与官僚长期对峙，导致朝政瘫痪；
3. 1620年代裁撤驿站，使驿卒李自成失业，后来他率领饥民起事，1644年推翻明朝。

当代的对应迹象：

1. 地方财政吃紧，拖欠教师和公务员工资；
2. 城乡居民医保保费二十年来年均上涨20%，约8300万人近年退保。

7. 对美国的警示

作者主张，美国应回应中国的具体威胁，但不应把对华竞争渲染成“文明生存之战”，否则正好替北京转嫁内部不满。

他指出，过度的对华猜疑已伤害美国自身：麦卡锡时代逼走了钱学森；今天收紧签证、多州立法禁止中国公民购地，2025年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下降17%。

美国生育率自2008年起低于更替水平，又在收紧移民，2027年公布的数据可能显示美国人口史上首次下降。国会平均年龄是有记录以来第三高，政府停摆已成常态，贫富差距也与中国相当。

作者的结论：人口危机不是宿命，而是一连串选择的累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已失去选择的余地，美国仍然可以作出不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