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中国建成了一套庞大而精密的数字监控体系。流行的解释强调党国自上而下的主导。黄靖洋(音译)这篇基于 177 次实地访谈的论文讲了另一个故事:中央定目标、压期限,却不给钱;分税制改革后财力吃紧的地方公安,只好把技术开发外包给民营企业。由此催生出公安机关与安防企业相互交织的“安全产业复合体”。作者明确表示,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这张网络威胁党国的自主性,“放权加外包”恰恰是党国灵活达成安全目标的方式。
文章的价值在于把“监控国家”还原为具体的政治经济机制:考核压力、财政约束和企业求生,共同推动了技术扩张,维稳需求本身成了产业增长的引擎。文中还有一层意涵值得注意:法治缺位不只伤及公民。地方政府拖欠货款、随意毁约、回扣成风,企业同样深受其害。作者着墨不多、却值得读者追问的是:监控由层层外包的市场主体建造和运营时,权力的边界和问责又落在何处?

一、问题与方法
中国的安防与监控产业,在短时间内帮助党国建起了大规模监控体系,还把相关技术和设备出口到海外。常见的“国家主义”叙事把这归功于党国的强力干预,例如任正非的军人背景、国企控股海康威视。作者认为这种看法片面:华为和海康早年都历经艰难的创业期,华为曾“农村包围城市”,海康的技术骨干曾不得不自寻天使投资。
作者借用“军工复合体”的说法,提出“安全产业复合体”(security-industrial complex)。这个词指公安系统、安防承包商及其支持者在采购和外包中结成的网络。作者特别说明,用这个词并不表示他认为这张网络构成威胁党国自主性的利益集团。
研究材料是 2017 至 2022 年间在广州、深圳、东莞、香港、上海、北京、杭州、长沙、武汉进行的 177 次访谈。受访者包括企业创始人和高管、行业协会负责人、中央和地方的在职或退休干部、技术专家、学者和基层公务员。作者还参考了行业年鉴、企业年报和券商报告。
二、四十年建设脉络:从“技防”到“雪亮”
起步(1979 年起): 改革开放后,毛时代的社会控制机制逐渐松动,公安转而向技术寻求补偿。1979 年 3 月,公安部召开全国技防会议,把“安全技术防范”定为公安工作的一部分。当时的技术主要是防盗门、锁、保险箱和报警设备。直到 1990 年代末,基层公安仍主要靠传统的人力追踪。
金盾工程与平安城市(2003–2007):
2003 年 11 月,中央提出以科技强化公安工作。2004 年,公安部启动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试点,从 49 个申请城市中选出 22 个。2005 年底起推行“3111 工程”,在每个省选一个市、每个市选一个县、每个县选一个社区作为试点。北京借奥运建设“四网”防控体系,并试行把社区划分为网格的管理方式,这就是后来全国推行的“网格化管理”的雏形。
平安建设与平安中国(2007–2014):
第二批 38 个试点城市接受评估。监控项目在招标中常被称为“天网工程”,覆盖金融机构、学校、医院、能源设施直至住宅小区。2010 年,公安部要求 2013 年底前基本建成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2011 年,公安部提出到 2015 年,东部、中部、西部农村地区的视频监控覆盖率分别达到 80%、70%、60%。一位退休的公安部官员用“大安防”概括这种扩张:“人、财、物、建筑,所有要保护的对象都纳入安全应用的范围。”(编译,非原话)习近平 2013 年就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指示,2014 年提出“总体安全观”,安全的范围从治安扩展到“综合社会治理”。
智慧城市与雪亮工程(2015–2019):
2015 年,国务院要求加强重点行业和城乡基层的“防控网”。同年,公安部等十部门联合发文,推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全覆盖、全联网。2016 年,中央选定 45 个城市给予视频图像专网建设补贴。2017 年,“雪亮工程”推广到街道和村一级:在路口和人群聚集处安装高清摄像头,把画面接入县、乡、村三级平台,甚至通过电视网络传到居民家中。
三、为什么外包:财政与考核的夹缝
作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与地方的分工。中央(主要是公安部)负责定目标、做考核;省、市两级掌握激励资源的分配;基层负责落实。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没有为地方早期的平安城市建设提供足够资金,任务又总是有时限的。结果是,地方公安机关越来越依赖技术外包,安防产业从公安内部的技术部门中分离出来。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地方层面的“适应性监控资本主义”。作者特别指出,强制力机关与企业界(尤其是民营企业)借助大规模政府采购结成公私联盟,要到 2009 年才真正出现。
据作者引用的研究,全国各级地方公安机关签下了全部监控相关合同的 65.8%(Batke 和 Ohlberg,2020)。
四、企业从哪里来:红色工程师、技术掮客与民营老板
体制内起步: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北京)和第三研究所(上海)在 1984 年改组。1991 年,经公安部游说,“公安产品产业”被列为机电行业的子类,交由公安部管理,公安部由此首次获得管理这类产品和市场的职权。1980 年代,政府曾明令禁止并打击民间企业生产安防产品。转业到公安系统的军队技术人员的作用有限:据一位官员说,最好的人才都留在了军队或进了公安部。
向西方“引进来”: 广东因毗邻香港,率先通过考察和贸易引进西方的报警技术。一批有政治背景的“技术掮客”帮沿海公安引进成熟的境外产品;在六四之后西方实施技术制裁的时期,他们尤其活跃。
民营创业: 一位马来西亚出生的侨商马先生,最初靠出租安检设备起家,按报纸和电视上的演出信息逐一给安保单位打电话推销。一位 1998 年离开公安系统的创业者,凭体制内背景赢得了大量地方合同。加入世贸组织后,又一批中小企业进场,早期主要是组装境外产品。外资也起过重要作用:美国 C&K 公司从 1990 年北京亚运会起成为早期城市报警系统的主要供应商,到 1993 年全国新建的报警中心几乎都用它的产品;霍尼韦尔提供视频监控系统,华为与 3Com 的合资企业则带来了网络技术。
四万亿的转折: 受访者普遍认为,2008–2009 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产业的分水岭。一位创业者说,2008 年以前,一家公司能拿到“数千万”的合同就很了不起,此后很多合同动辄“数亿”。(编译,原文货币单位写作美元)
两种建设模式: 一种是公安自建、自营、自管;另一种是由国有电信运营商出资建设运营,公安租用。2008 年以前多数地方采用后一种。以浙江为例,2008 年奥运前全省建成 45,613 个摄像头,其中公安安装 20,190 个,花费约 8 亿元,占总支出的 64%;电信运营商安装 25,423 个,花费约 4.5 亿元,占 36%。
广东的规模: 2012 至 2014 年,广东新建视频图像采集点 1,084,000 个;2015 至 2016 年又新建 765,000 个。
五、四种交易:从“承包”到长期分包
作者指出,在缺乏稳定、可信承诺的制度环境下,政企之间、企业之间的交易并不总能得到执行或法律保护。他据此归纳出四类交易:
非常规形态之一:机会主义合作。 中小企业借外国合作方急于扩张市场的机会学习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环境下,一些企业“借用”外方的设计起家。珠三角还形成了“山寨”产业集群,基层公安有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采购了这类山寨安防产品。
非常规形态之二:临时“承包”。 作者借用黄宗智区分“承包”与“契约”的思路:“承包”是上级单方面压任务,“契约”是双方对等履约。在权力不受约束、法治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常常要承受政府的单方面要求。2001 至 2006 年间,项目高度碎片化,中小企业靠招标或人情关系在区县一级拿单,门槛低,但回款没有保障。有企业被要求在资金未落实的情况下提前完工,欠款拖了三年甚至更久,有的公司因此倒闭。2000 年代,基层项目普遍存在给官员回扣的“潜规则”,还曝光过量身定制招标条件的腐败案。这种模式对政府和市场两败俱伤。一位基层民警抱怨,某个派单系统非但没有提高效率,反而增加了一线的负担,坏了之后也找不到人维护。
常规形态之一:战略耦合。 加入世贸组织后,企业接入全球芯片、传感器和镜头供应链,通过购买专利、招聘海归和跨国公司工程师来提升研发能力,逐渐从代工(OEM)走向自主创新。少数技术巨头因此与省、市公安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常规形态之二:长期分包。 作者用“资产专用性”来解释:系统一旦建成,政府就离不开原厂的技术人员驻场维护和升级,这种依赖反过来制约了政府的任意行为。双方由此走向长期分包。但依赖也有另一面:企业可以说服政府采购并非必需的技术。一位前产品经理坦言,各个工程团队都想把自己的技术塞进系统以求生存,“其中有些技术可能并不合适”。(编译,非原话)
作者总结,这些交易形态整体上从非常规走向常规化。尽管政府违约屡见不鲜,企业仍依靠 2008 至 2016 年项目规模的急剧扩张维持利润。据受访者说,这种格局至少延续到新冠疫情结束。
六、结论与开放问题
作者认为,地方安全机构在考核压力和财政、时间约束下,放弃了内部研发,转向外包,催生了“适应性监控资本主义”(adaptive surveillance capitalism)——指地方政府在财政与考核压力下,把监控建设外包给企业,由此“自下而上”催生出一个依附于政府采购的安防产业(编者注)。安全在这里不仅是控制工具,也是推动创新的力量;党国借助灵活授权保住了自主性,同时也被它释放出的企业逻辑悄悄重塑。作者借用洪源远(Yuen Yuen Ang)的“受控的即兴”(controlled improvisation)概括这一模式,并提出两个开放问题:
国际制裁加码时,这种全球供应链耦合是否会被打断?
安全开支不断膨胀、基层财政持续紧张,政府违约可能加剧,从而动摇支撑这个产业的激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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