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Kori Schake（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主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约翰·W·克鲁格中心的基辛格讲席研究员）

* 本文系编译，如有需要请查阅原文，原文来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hy-we-should-fight-kori-schake

 

在美国外交史上，一些重要的战略原则，恰恰诞生于失败的决策。所谓“鲍威尔主义”（Powell Doctrine）就是如此。它通常与美国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但这一思想实际上并非由其名字的主人公、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首创，其真正源头是1980年代美国在黎巴嫩的一场灾难。

1982年，以色列入侵内战中的黎巴嫩后，里根政府内部围绕是否派遣美军参与多国部队发生争论。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Shultz）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文职官员认为，美国应该派兵帮助稳定局势；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和军方高级将领则担心任务目标模糊，会使美国不断升级介入，重蹈越南战争覆辙。最终支持军事介入的一方占据上风。

结果很快证明温伯格的担忧并非多余。多国部队不仅没有稳定黎巴嫩，反而逐渐成为战争参与者和袭击目标。1983年10月，与真主党有关的武装人员用卡车炸弹袭击贝鲁特机场附近的美军营房，造成241名美国军人死亡。里根政府内部再次争论是否报复，但这次主张克制的一方占了上风，美国没有对真主党及其伊朗、叙利亚支持者发动大规模报复，并于1984年2月撤出部队。

温伯格随后试图总结这场悲剧的教训。1984年11月，他发表演讲，提出任何动用美国武力的计划都必须通过六项检验：第一，必须涉及重大的国家利益；第二，美国必须愿意投入取得胜利所需的资源；第三，政治和军事目标必须明确；第四，要随着局势变化不断重新评估行动和资源投入；第五，必须通过坦诚沟通和协商获得美国公众及国会支持；第六，使用武力必须是最后手段。里根随后认可这一原则，这就是“温伯格主义”。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这套原则第一次接受真正考验。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负责军事规划。他不仅贯彻温伯格的原则，又增加了两个重要条件：必须有明确的退出战略，并获得国际支持。

鲍威尔认为，理想的退出方式就是“胜利”——敌方接受战争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由于战争充满偶然性，不能只准备“勉强够用”的军事力量，而必须给自己留下巨大安全余量。因此，他主张使用压倒性的“决定性武力”（decisive force）。海湾战争中，美军的作战成功以及鲍威尔频繁举行的公开简报，使“温伯格主义”逐渐被称为“鲍威尔主义”。

这一思想的核心并不是鼓励战争，而恰恰是限制战争。鲍威尔希望防止美国政府因为“总得做点什么”而轻易动武。如果必须战争，就应该有明确目的、足够力量、国际支持、退出方案，并将军事力量与外交、经济等其他国家力量结合起来。鲍威尔认为，国家把军人送上战场，就有责任确保他们不是为了模糊而毫无意义的目标牺牲。

不过，鲍威尔本人后来也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克林顿时期，他强烈反对轻率介入巴尔干战争。1993年，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曾质问：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军队，如果不能使用，又有什么意义？鲍威尔对此极为反感，认为美国士兵不是可以随意摆弄的“玩具士兵”。

然而，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后，鲍威尔参与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这两场战争都很难完全符合他自己提出的标准。他曾以著名的“陶器店法则”（Pottery Barn rule）提醒布什政府：“你打碎了它，就得负责收拾。”但最终仍未能阻止伊拉克战争。这也构成鲍威尔主义历史上的重要讽刺：其主要倡导者最终参与了使这一原则边缘化的战争。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主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约翰·W·克鲁格中心的基辛格讲席研究员，科里·夏克（Kori Schake），将这一历史框架用于评价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伊朗战争。她认为，2025年的对伊军事行动虽然没有完全满足鲍威尔主义的要求，但至少有较明确的目标——摧毁伊朗核能力，并最终停火；而2026年2月重新发动战争后，美国的战争目标却变得异常庞杂，包括摧毁伊朗导弹工业、消灭海军、打击地区代理人、阻止核武器、甚至推动政权更迭。目标过多，反而意味着没有真正明确的目标。

更严重的是，军事资源与目标之间并不匹配。美国不愿投入地面部队，却试图通过远程空袭实现广泛的战略目标；同时，政府似乎没有充分准备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造成的后果，也没有充分考虑弹药消耗、军队战备下降以及盟国受到报复等长期成本。

科里·夏克还指出，战争开始时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尚未耗尽，美国也没有用尽经济制裁等其他施压手段，因此很难说军事行动已经成为“最后手段”。美国也没有充分争取国会和盟友支持。相反，一些海湾国家甚至因为担心伊朗报复而限制美国使用基地。

鲍威尔主义的另一核心是“胜利”与“退出战略”。科里·夏克认为，特朗普政府在战争过程中不断改变目标：一开始强调摧毁伊朗军事和核设施，后来又对伊朗领导层释放缓和信号，甚至接受伊朗继续拥有远程导弹。停火协议最终破裂，而美国目前似乎也没有清晰的结束战争方案。

因此，科里·夏克不同意把特朗普的做法简单理解为一种全新的“美国战争方式”。战略分析人士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曾把这种做法称为“反鲍威尔主义”，即以模糊取代明确，以灵活取代决定性力量。但科里·夏克认为，这并不是一种经过设计的新战略，而更多体现为目标不清、政策反复以及缺乏退出方案的后果。

科里·夏克认为，总统拥有军事决策权，但国会拥有战争授权和财政拨款等重要制衡工具。2026年国会曾出现要求结束伊朗战争的表决，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生效以来的一个重要事件。科里·夏克主张，国会应该要求政府提出符合鲍威尔主义标准的完整战争方案，再决定是否继续提供战争资金。

鲍威尔主义并不能保证战争胜利，鲍威尔本人也并非永远正确。但它提出的几个基本问题仍具有现实意义：美国究竟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战争目标是什么？需要投入多少力量？外交和经济手段是否已经用尽？美国公众、国会和盟友是否支持？怎样定义胜利？战争最终如何结束？

从1983年贝鲁特军营爆炸到1991年海湾战争，再到21世纪的阿富汗、伊拉克和今天的伊朗，科里·夏克认为，美国反复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轻易使用这种力量；真正困难的，是在开战之前明确为什么而战，以及知道什么时候、以什么条件结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