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四维
一月十九日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诞辰纪念日。在今天美国宪政危机、民权倒退，少数族裔人人自危的多事之冬，重读他于 1963 年写下的《伯明翰狱中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这个理解美国宪政、种族与社会正义的经典文本，有着特别的意义。《伯明翰狱中信》原本是给几位白人牧师的回信，六十多年过去，美国已经不再是种族隔离法明目张胆的时代，但移民拘押中心的铁门、ICE 清晨上门的抓人行动，却让许多人再次想起那封狱中来信的逻辑：什么是“合法”却不正义的法律？什么时候必须用非暴力的“紧张”去打破虚假的“秩序”？谁在为“秩序”鼓掌，却让不公延续？在一个自称信奉宪政与人权的国家，要如何走出一轮又一轮的危机，而不是在 1960 年代的阴影里徘徊。
《伯明翰狱中信》讲的不是“耐心”，而是“不再等待”
我们先看看这封信讲什么。这封信的直接对象，是几位好心但保守的白人教士。他们说金“行动太激进”“时机不对”，建议再等等、再温和一点。金的回应，结构清晰，有几层意思。
首先，金交代他“为什么在这里”。他不是随便去伯明翰制造“外来麻烦”。他是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负责人，本地团体正式邀请他，他才来的。更关键的是，他提出那句后来被不断引用的话：“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正义的威胁”（King 1963）。一个人身在亚特兰大，如果对伯明翰的种族暴力无动于衷，那就等于默许不公。他把美国社会看成一个命运连在一起的整体，“缠在同一张关系网里”。
第二，他说明非暴力运动的“四个步骤”。收集事实，看是否真的存在不公；尝试谈判；自我净化（包括训练自己承受辱骂与殴打）；最后才是直接行动。伯明翰当地的种族暴力、炸弹袭击、法院的不公，他都列出事实，再指出谈判一再破裂，于是只能进入下一步：用静坐、游行、抵制消费，在城市运转上制造“紧张”。金对“紧张”的理解很特别。他反对暴力，但不反对“建设性的紧张”。社会如果一味追求表面安静，那只是把伤口遮住，不让空气和阳光进来。非暴力行动就是把冲突摆到台面上，让人们不得不面对。
第三，他区分“公正的法律”和“不公的法律”。这部分后来成为法哲学与公民不服从讨论的经典。对金来说，公正的法律是提升人格、尊严的法律；不公的法律则贬低人的人格，把人从“你”变成“它”。种族隔离法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因其目的就是让黑人永远矮一截，所以在道德上根本不正义，因此可以、不但可以而且有道德责任去不服从。金引用奥古斯丁的话：“不公正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在他眼里，一个少数群体被剥夺了真正参与制定法律的权利，却要单方面服从那套法律，这种“合法”，本身就是不义的结构。
第四，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温和派”与教会。在金看来，阻碍民权运动的，既不是最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也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白人至上”的政客，而是自认为“理性、温和”的大多数——他们口头上同意平等，却一次次告诫黑人“再等等”“不要太激进”“注意秩序”。他们更珍惜的是“没有冲突的平静”，而不是“包含正义的和平”。同样，在教会问题上，金的失望也写得非常具体。他以牧师的身份说，很多教会满足于做“道德的温度计”，反映社会温度，却不愿做改变结构的“恒温器”。当黑人冒着风险游行、入狱的时候，教会常常沉默，甚至站在“法律与秩序”的一边。
第五，他把自己定义为“为爱而极端”的人。当有人说他“极端”时，他索性接过这个帽子，只是把它改造了一下：历史上的耶稣、保罗、林肯、杰斐逊，在当时也曾被视为“极端”。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极端”，而在于“为谁极端、为何极端”。金主张做“为爱、为正义的极端主义者”，在非暴力的道路上走到最远。
整封信的核心逻辑是：不公不是抽象问题，而是具体制度与法律的问题；不公不会“自然好转”，对受害者来说，“拖延的正义就是被拒绝的正义”；未来的正义不是真实的正义；非暴力不是被动忍耐，而是积极制造道德与政治上的压力；温和的沉默往往比公开的仇恨更可怕；真正的爱，必然要冒风险去冲破不公的秩序。
当下美国的宪政危机与人权困境
今天的美国虽然不再有写着 “白人专用”（White Only）的饮水机，黑人也不再被法律禁止投票，但《伯明翰狱中信》的许多句子，对照当下的现实，依然没有过时。一方面，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和警务实践，仍被大量研究认为带有结构性的种族偏见：黑人与拉丁裔更容易被警察临检、被判更重的刑期，在监狱、贫困社区中的比例远高于人口占比。另一方面，自 2010 年代以来，对移民与难民的刻板形象、对“非法移民”的妖魔化，在选举话语和媒体中不断升级，“治安”“边境”成为动员选民的重要工具。
金当年在伯明翰面对的是南方白人政客与警察局长“公牛”·康纳（Eugene “Bull” Connor）；今天，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身着制服、手持步枪的联邦执法人员，在清晨敲开移民家庭的大门，把人带走。在许多移民社区，“ICE”三个字已经成了恐惧的代名词。
《伯明翰狱中信》的重要性在于，它提醒人们，不能只看“秩序”表面是否平静，而要看“秩序”背后是否正义。当政府用“法律”之名去做的事情，事实上是在系统性地把一部分人变成“低一等”的人，把他们当作工具、数字、甚至“威胁”来处理，那么这些法律与政策，就必须被放到《伯明翰狱中信》的天平上重新审视。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近年来在人权方面的争议不断。美国移民拘押体系在过去几年中大幅扩张，有研究指出，联邦政府拘押的非公民人数，在 2024–2025 年间增加到每天约 6 万至 6.6 万人，拘押容量和经费都在刷新纪录。在这些设施里，许多被拘押者并未被判任何犯罪，只是行政程序中的“被拘留对象”。
人权组织多次调查发现，一些拘押中心存在极度恶劣的条件，包括拥挤、医疗不足、长期单独关押、严冬没有暖气、灯光通宵亮着、心理健康支持缺失等，导致被拘押者身心受到严重伤害。2025 年，人权观察披露佛罗里达三处移民拘押设施存在“侮辱性、有时甚至威胁生命”的待遇，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没有药，被拘押者形容在那里“感觉人生已经结束”。
在拘押之外，ICE 的执法方式也饱受争议。有报道指出，执法人员在社区中使用诱骗或武力强制的方式拦车、上门，甚至用车辆包夹、持枪指向目标；在一些极端案例中，ICE 人员进入医院，把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从病床上带走，进入中学把学生从课堂带走，甚至进入印第安人保留地，把美国土著从部族土地上带走。法律学者和维权组织批评，这类行动不仅突破了执法惯例的底线，也实质上侵蚀了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障的免于不合理搜查与扣押的权利。这些做法在法庭上不断遭到挑战，但程序性的纠偏往往缓慢而零碎，留给许多移民社区的，却是挥之不去的日常恐惧与不安全感：人们不知道哪一天、在哪一种场合，自己的名字会突然出现在执法人员的“目标名单”上，也不知道哪一天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被ICE带走，孩子立刻失去父母的照顾。
2026 年 1 月，明尼阿波利斯发生的“古德之死”，把这种恐惧推到了全美的电视镜头前。7 日，ICE 在明尼苏达州展开针对“非法移民”的大规模执法行动，37 岁的美国公民蕾恩·妮科尔·古德（Renee Nicole Good）在行动中被当场射杀。 在寒冷冬夜，明尼阿波利斯街头迅速聚集起上千名示威者，几天之内扩展到数万人，抗议很快蔓延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西雅图、旧金山等数十座城市。人们打出“为古德伸张正义”“唤醒美国”的标语，高喊“不要 ICE！不要三 K 党！不要法西斯美国！”这样的口号。对很多普通美国人来说，这已经不只是一起“移民执法误伤”的个案，而是把移民、枪支、种族歧视和联邦暴力执法这些老问题，集中到一声枪响里。
古德之死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个别执法人员的判断失误”。这更像是一条从伯明翰一直拉到明尼阿波利斯的长线：国家在法条上讲平等，在街头却默许一种“对某些人可以更狠一点”的双重标准；法院可以在纸面上反复重申宪法权利，现实中的黑人、移民和原住民却要在日常生活里随时为自己的身体安全做心理准备。《伯明翰狱中信》区分了“正义的法律”和“不义的法律”，强调“任何降低人的人格的法律都是不义的”；放到今天，这种区分可以延伸为对“正义的执法”和“不义的执法”的判断：一切以恐惧为手段、以排斥与侮辱为代价的执法，哪怕在形式上再“合法”，在道德上也都站不住脚。古德之死提醒美国社会，这样的不义，不再只是南方小城里的黑白隔离，而是联邦层面移民执法权力被放大的制度性后果。
通过极端的非暴力唤醒失落的良知
用马丁·路德·金这封信的视角审视当下美国的ICE以暴力为手段、以排斥与侮辱为代价、以恐惧为目的的执法，几个问题特别突出：
第一，法律形式与道德正义的断裂。移民拘押与家门口的抓捕行动，往往有法条依据，有行政命令，有预算拨款，却很难说在道德上“提升人的人格”。相反，许多做法把人当作数字与“威胁”，让家庭破碎，让孩童目睹父母被带走，让许多合法居民和公民因为肤色和口音，被莫名卷入执法行动。这种制度性贬抑人格的法律与政策，在金的标准下，很接近“不公正的法律”。
第二，程序参与的缺位。金在信中强调，不公正的法律往往是由多数群体强加给少数群体，而少数人缺乏真正参与立法的机会。美国的移民人口在很多地方连选举权都没有，却要承受最严厉的执法压力。即便是拥有公民身份的拉丁裔、亚裔群体，在移民与边境话题的立法过程中，话语权也远弱于政治精英和安全官僚体系。这种“替别人设计命运”的决策结构，与 20 世纪中叶南方各州由白人议会单方面制定黑人命运的情形，有相似之处。
第三，“秩序”与“暴力”的关系被扭曲。伯明翰的市政当局当年宣称，警察只是为了维护“秩序”，防止街头冲突。今天，许多为 ICE 辩护的声音，也会强调“法律与秩序”“国家安全”“防止犯罪”。但金在信中提醒，人们不能只看表面是否“非暴力”，还要看手段服务的目的。如果“非暴力”的拘押程序，是用来维持一套系统性的歧视结构，那么这种“秩序”，本身就是对宪政精神的慢性暴力。
当然，历史场景并不完全相同。1963 年的伯明翰，是公开的州法种族隔离；今天的美国，在法律文本上承认平等权利，许多法院也在不断纠偏，媒体与公民社会比当年更强。但在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交叠的地方，一些旧的逻辑仍然活着：谁是“外人”？谁才配得上宪法保障？谁的恐惧被当回事，谁的恐惧被视为“附带损害”？
1960 年代与马丁路德金同时期的另外一个民权领袖马尔科姆 X 提出“以任何必要手段”（“by any means necessary”），代表了另一条路线。他指出，黑人遭遇的是结构性的暴力，法律与秩序本身就是压迫工具，因此单靠温和呼吁难以撼动结构。这种愤怒，在今天的许多少数族裔与移民群体中，同样存在。
马丁·路德·金并没有否认这种愤怒的正当性，他在信中一再提醒白人社会：如果非暴力路线被边缘化，如果温和的多数继续拖延，黑人青年很可能转向更激进、更暴力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对金来说，非暴力是一种积极的选择，而不是对暴力的天真否认。他清楚国家暴力的存在，也理解“以暴易暴”的诱惑，但他判断，暴力只会强化国家机器的正当性，让社会更容易接受更严厉的镇压，也会割裂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盟。
放到今天的美国语境，在 ICE、警察暴力、选举操弄等问题上，暴力抵抗看似“痛快”，代价却极大：会给强硬派更多借口，把一切异议打成“暴徒威胁”；会吓退那些本来愿意支持改革的中间力量；会让生活在这些社区里的弱势居民首当其冲，承受更多日常风险。从金的视角出发，合理的结论仍然是：必须拒绝“以暴易暴”的逻辑，同时拒绝那种把非暴力理解为“乖乖回家”等待的伪和平。非暴力可以、也应该是坚定而不退缩的。
非暴力不是劝大家“回家祷告”等结果，而是主动创造一种和平但不可回避的压力。不论是在伯明翰的抵制消费、静坐、入狱，还是今天可能的集会、罢工、抵制与拘押体系合作的企业，其核心都是让社会主流无法再假装“看不见”。从这个角度看，近年来围绕警察暴力、移民权利的游行与集会，虽然形式各异，但只要坚定底线——不攻击无辜者、不摧毁社区赖以生存的资源、不把仇恨投向整类群体——就仍可归入金所说的“创造性非暴力”。
走出新一轮政治危机
1960 年代的美国政治危机，最后靠几条关键的制度修正——《民权法案》《选举权法案》——才勉强止了血，同时伴随着一代人的牺牲与流血。今天的危机形式不完全一样：种族问题与移民问题交织，选区重划与选举制度被不断争抢，行政权扩张、国会高度对立、最高法院权威争议，共同构成了一种“慢性”的宪政压力。
用马丁·路德·金的思路看，要走出这种困境，大致有几条路必须同时走：一是回到宪政的“活的精神”，而不是字面字句的算计。宪法被写出来，是为了保护少数人、弱势者、防止权力集中，而不是用来为任何一届政府、任何一套安全叙事背书。任何让某类人长期活在恐惧中的政策，都应当被放到“正义能否实现”的标准上重新审视。
二是修补制度的硬伤。这包括：赋予移民法院更大的独立性，减少行政干预；对拘押时间与条件设定更严格的法律上限；加强对执法机构的外部监督与信息透明；在国会层面推动真正的移民法改革，减少对大规模拘押与“震慑性”执法的依赖。这些问题看似技术，其实对应的是金所说的“正义的法律”与“不正义的法律”的区别——是把人当作主体，还是当作被驱赶、被管理的对象。
三是重建跨群体的道德联盟。1960 年代的民权运动之所以能推动立法改变，很大程度上在于，部分白人中产阶层、教会、工会、学生，都在某个时刻被良心刺痛，愿意站在街头、走进法庭，为一个并非只关乎自己的议题发声。今天，要对抗将移民、少数族裔、穷人分而治之的政治技术，需要类似的跨界联盟。
今天，在边境围栏、拘押中心和 ICE 的标志前，这个选择又一次摆在人们面前。如果美国继续容忍一套让大量人长期活在恐惧中的制度，宪政承诺就会一点点被掏空；如果只靠几次选举、几句空洞口号，就想“自行修复”，那只是延长危机的时间表；如果暴力被当作唯一出路，那么国家很快会滑向更深的撕裂与镇压。
《伯明翰狱中信》写于冷战高峰、民权运动最紧张的几年。但它谈的，不只是美国南方的饮水机和巴士座位，而是一种更根本的选择：在面对不公时，是躲在程序与秩序的背后，还是愿意承担“创造性紧张”的代价。如果金还在世，大概会再次对“温和的多数”说那些话：不要再用“等待更好时机”来安慰良心；不要把对“秩序”的迷恋，放在对“正义”的追求之前；不要因为害怕冲突，就选择站在受害者的对面。
马丁·路德·金留下的，不是一套现成的政策清单，而是一种判断标准与行动逻辑：先看事实；再看法律是否提升或贬低人的人格；不把时间当成天然的“治愈者”；勇于使用非暴力行动制造紧张；把爱与正义当作可以“极端到底”的事业。
当下的美国，如果真的要走出新一轮的宪政与人权危机，移民政策只是一个入口，甚至只是症状。真正的考题，是这个社会还有没有勇气承认几句“难听的真话”：有些“合法”的做法，就是不正义的；有些“稳定”的秩序，就是不人道的；有些“多数”的沉默，本身就是对少数人的伤害与共谋。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些看上去朴素到有些“过时”的口号——“服从宪法，不服从残酷”“今晚是他们，明天可能就是所有人”“没有人天生非法”——才不只是游行横幅上的标语，而是对整个社会底线的最后提醒，像当年的“我有一个梦想”那样，一点一点敲开已经发硬、发麻的心。
非暴力从来不等于软弱。非暴力是不肯放弃理性、不肯放弃同情，却又拒绝向恐惧跪下的一种极端立场；是在尽量克制自己的愤怒，同时把问题推到权力者的面前，让制度而不是无辜者付出代价。用这样的方式去捍卫那些本来写在纸上、如今却被反复蚕食的承诺，不是温和，而是这个时代所能想象的、最坚决的抵抗。
文章来源：艺文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