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傅士卓（Joseph Fewsmith，1949–2025）是波士顿大学帕迪学院（Pardee School）的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傅士卓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以及中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他著有七部专著，最近的一部是《在中国铸造列宁主义：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之重塑，1927–1934》（Forging Leninism in China: Mao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7–1934）。其他代表作包括《改写中国政治》（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2021 年 6 月）、《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与限度》（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2013 年 1 月）以及《天安门之后的中国》（China since Tiananmen，第二版，2008 年）。更早的著作还有《当代中国的精英政治》（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2001 年）、《中国改革的两难：政治冲突与经济辩论》（The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1994 年）以及《民国时期的党、国与地方精英：上海商人团体与政治，1890–1930》（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1985 年）。自 2002 年至 2014 年，他还是季刊网络出版物《中国领导力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的七位固定撰稿人之一，长期分析中国时局发展。新冠疫情爆发前，傅士卓经常赴华访问，并积极参与“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学术活动。他的论文发表在多种期刊上，包括《Asian Surve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The China Journal》《The China Quarterly》《Current History》《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Problems of Communism》和《Modern China》。他曾是哈佛大学约翰·金·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的中心合作者，也是波士顿大学“帕迪远程未来研究中心”（Parde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Longer-Range Future）的研究合作者。】

约瑟夫·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的《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李梦唐将书名翻译为“改开四十年的中国政治史”，非常确切。书名看似冷静，其实野心很大：不是简单回顾“改革开放史”，而是要重写一部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的中共政治史，把这四十多年放回“列宁主义体制”这个大坐标里重新审视。这本书出版后，在英语学界被视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集大成之作之一。它的锋利之处，不在于抛出几个新名词，而是对过去二三十年西方“中国研究”一些流行判断，大胆提出质疑：中共是否真的走向了“制度化的集体领导”？权力交接是不是已经常规化、程序化？“威权韧性”“碎片化威权主义”的故事讲得热闹，是否遮蔽了列宁主义体制的深层逻辑？傅士卓给出的回答是：很多看似“走向常态化”的表象，只是列宁主义体制在改革年代的一种短暂变体，本质并没有改。

从“邓式权力结构”到“改革列宁主义”

书的起点不是1978年三中全会，而是“邓式权力结构”（Dengist structure of power）。在傅士卓的分析里，邓小平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不只是“改革开放”这个口号，而是一整套绕开、压住、又利用体制的执政方式：最高领导人可以不必兼任所有正式职务，却牢牢握住军队、人事和关键议题的小组；党内允许有限度的政策争论，但人事大权集中在少数“核心”手里；通过不断调整规则来管理接班人，而不是把权力真正交给一个稳定的制度。

这一套安排，既延续了列宁主义党国“一元化领导”的传统，又在改革语境下披上“集体决策”“专业治理”的外衣。傅士卓用“改革列宁主义”（reform Leninism）来概括：在不放弃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化和有限度的制度化，来刺激增长、安抚精英和社会。

在这个框架下，本书前几章顺着时间线展开：先写邓小平如何处置胡耀邦、赵紫阳，如何安排江泽民；再写江泽民时代通过人事布局和组织重组巩固权力；接着讨论胡锦涛时期所谓“制度化接班”的高潮与极限；然后才进入习近平的集权与“再列宁化”。结构清晰，重点始终围绕一个问题：列宁主义体制在改革年代是怎样被维护、被改造、被扭曲，最后又被习近平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种写法，与传统的“改革史”“发展史”很不一样。很多中国和海外的著作，更习惯从政策线索——农村联产承包、国企改革、入世、脱贫攻坚——来讲故事。傅士卓则把政策放在第二位，把权力运行放在第一位：谁能决定政策，谁能调动组织资源，谁掌握换届提名权，谁就决定了改革向哪里走、停在何处。这让全书带上鲜明的政治学色彩，也逼着读者把目光从“发展奇迹”“治理绩效”重新拉回到体制本身。

接班、集体领导与“制度化的极限”

二十多年来，西方中国研究有一个流行说法：邓以后，中共逐步实现了“精英政治的制度化”和“集体领导”，权力交接按部就班，军队国家化程度提高，党内不再依赖个人魅力，而是依赖程序与惯例。

傅士卓在书中逐条拆解这一叙事。他并不否认制度化努力的存在，例如任期制、年龄上限、“七上八下”、政治局常委人数大致稳定等。但他认为，这些“规则”，从一开始就是由强势领袖与小圈子政治服务的工具，而不是可以约束最高权力的“宪法”。

书中关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章节，尤其有助于理解这种“有限制度化”的真实边界。江泽民利用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三位一体”的权力组合，通过提拔“上海帮”与技术官僚，把自己的影响力推到胡锦涛时代；胡锦涛虽然名义上接班，却在很长时间里被江系人马制衡，既难以主导军队，也难以彻底掌控组织系统。

傅士卓把胡锦涛时代概括为“制度化的极限”：党内引入了更多程序、集体决策名义上更重要，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更细，但真正的权威却被摊薄，责任与权力错位，导致政策经常呈现“拉锯”状态。金融危机后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地方债务膨胀、腐败系统化、意识形态空心化，都是这种“改革列宁主义”内在矛盾累积的结果——制度似乎在走向成熟，实际上却越来越难以协调利益、约束权力。

这一部分，对今天回看胡锦涛时代尤为重要。国内不少舆论喜欢把那十年简单地归结为“软弱”“无作为”，或者相反美化为“黄金十年”。傅士卓的分析提醒读者：那十年的问题，不只是领导人个人性格，而是列宁主义体制与市场化改革结合后形成的一整套“病理”（pathologies of reform Leninism）：权责不清、地方与中央博弈、精英集团分化、意识形态与现实脱节。

习近平的集权与“再列宁化”

在这一结构下，习近平的上台就不再只是“个人崛起”的故事，而被放进更大的因果链条。傅士卓认为，胡锦涛时期不断暴露的治理困境，为党内呼唤“强势领袖”提供了土壤。反腐、整风、意识形态再动员、军队重整，不是偶然而起的几项政策，而是一次系统性的“再列宁化”工程：通过大规模反腐，打掉政治、军队、国企和地方的另类权力网络，把干部重新绑回组织线上；通过强化党组、党委和各类领导小组，把党嵌入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通过意识形态收紧和个人权威塑造，把政治忠诚重新定义为对“核心”的个人忠诚。

这种分析，对理解当下的“习近平体制”有直接启发。很多观察喜欢在“集体领导”与“个人独裁”之间做简单对比，把2012 年以后看成一个断裂点。傅士卓的处理更侧重延续性：习近平确实在个人集权方面走得更远，但所依托的仍然是列宁主义党国那套组织逻辑，只是把邓以后的“改革列宁主义”推向一个新方向——在增长放缓、外部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把“效率优先”的改革逻辑，重新让位于“安全优先”“政治控制优先”。

从这个角度看，理解习近平体制，不能只盯着个人履历和性格，也不能只盯着若干“新机构”“新概念”，而要回到列宁主义体制的长期演化史。毛时代的个人崇拜、邓时代的“老人政治”、江胡时代的集体领导，都不是彼此孤立的阶段，而是一种体制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表情。傅士卓的书把这些表情串了起来，让读者看到背后那套较为稳定的骨架。

与传统汉学中国研究的对话与分歧

和很多前辈汉学家相比，傅士卓的研究视角更偏政治学，尤其是比较威权主义研究。他并不太迷恋“文化解释”，也不沉溺于制度细节本身，而是始终把中共放在“列宁主义体制”这一更大传统里，对照苏东、越南等案例来思考。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研究，往往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儒家传统、皇权—官僚结构、地域差异、基层社会网络等等。很多经典作品在解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为何能“成功发展”时，喜欢从文化弹性、本土治理经验、地方实验等角度切入。例如“碎片化威权主义”“协商式威权主义”“威权韧性”等概念，把注意力放在官僚体系内部的分权博弈与协商机制上。

傅士卓并不否认这些维度的重要性，但他警惕一种“去列宁主义化”的倾向：一旦过度强调“中国例外”，就容易忽视中共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与其他类似体制之间的共通之处——例如对组织控制的痴迷、对意识形态正当性的依赖、对精英忠诚的结构性焦虑。

在这一点上，本书与传统汉学既是对话，也是纠偏。它把改革开放四十年重新拉回“列宁主义体制改革”的谱系中，提醒读者：中国的故事固然有本土特色，但不能只用“文明论”来理解，也必须放在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冷战后威权转型的背景下考察。

当然，本书的着力点主要在精英政治和高层博弈，对基层社会、文化变迁的关注相对有限。这也是它与一些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作品最大的差别：前者从上往下看体制，后者从下往上看国家。在两类研究之间搭桥，仍然是一项有待继续的工作。

“改革列宁主义”视角对毛泽东与当下中国的再解读

虽然书的时间起点在改革开放，但其理论框架向前延伸到毛泽东时代。列宁主义体制并不是1978 年以后才出现的东西，而是在1949 年建国前后就已经扎根，在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党政军架构中奠定了基本样貌。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并没有专门研究毛泽东的题注、批语，却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帮助读者重新理解这些历史文本：那些看似随手写在党内文件、报纸边上的批注，其实是在不断重申一件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高于一切，组织路线永远优先于政策细节。毛的题注不是单纯的“文学趣味”或情绪表达，而是列宁主义体制内部对忠诚与路线的反复界定。

同样地，理解习近平时代的“批示”“重要指示”，不能只把它们当作个人风格，而要看到背后那条延续线：最高领导人通过不断发出“定性”用语，为整个系统划定可说与不可说、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傅士卓的“改革列宁主义”视角，把这种做法放进制度历史里面，使其不再显得突兀。

对普通读者来说，这种视角还有一个直接作用：在面对大众媒体里那些频繁出现的政治修辞时，不再只停留在语义层面，而能更敏感地捕捉它们在组织运行中的功能——哪些话在动员，哪些话在警告，哪些话在重申旧规则，哪些话实际上在为新权力配置铺路。

对理解中美关系与中台局势的启示

这本书并不是外交史著作，但对理解当下的中美关系、中台关系，仍然有不少启发。

第一，列宁主义体制对“政权安全”的高度敏感，决定了对外政策很难摆脱安全—意识形态的双重过滤。对外开放和加入全球市场，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只是换了一套叙事方式。傅士卓对“改革列宁主义病理”的分析表明：当内部腐败、分裂和合法性焦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领导层更倾向于通过强化意识形态、强调“外部威胁”来重建团结，而不是用进一步政治开放来化解矛盾。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关系很难回到“单纯的经贸合作”阶段，而更像一场围绕体制安全、制度竞争和技术控制的长期拉锯。理解中共内部如何看待“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理解党内对苏东剧变、阿拉伯之春的集体记忆，是理解北京对华盛顿态度摇摆的关键。本书通过梳理改革时期党内对苏联解体的反思，间接为此提供了不少线索。

第二，对台湾问题，本书提供的是“政体视角”的补课。很多关于两岸关系的争论，容易陷入民族主义或地缘政治框架，忽视北京对台政策同样深受列宁主义体制逻辑的制约：统一不仅是领土目标，更被视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支撑；在列宁主义语境中，“分裂”与“颜色革命”“外部渗透”常常被打包在一起。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看清近年来对台军事与法律施压升级的内在动机。

从华盛顿与台北的角度看，如何与一个“再列宁化”的中国打交道，是未来十年必须面对的课题。本书没有给出政策处方，但其历史梳理提醒各方：一厢情愿地把中国视为“正在自由化的威权国家”，或者相反简单贴上“新极权”的标签，都容易误判。真正的难点在于，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拆解列宁主义体制，反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加持下，让这个体制长出新的工具和资源。

尚待回答的问题：从精英政治到社会结构

作为一部以精英政治为主线的著作，《改开四十年的中国政治史》在分析高层博弈、组织运行方面可谓扎实，资料翔实、逻辑严密。但它同样留下不少值得继续追问的空间。

其一，是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之间的互动。书中对城乡分化、中产阶层崛起、民营经济和平台经济的政治含义涉及较少。改革列宁主义的“病理”不仅体现在精英冲突和体制内腐败上，也体现在社会阶层的断裂、地区差异的拉大、代际观念的分化。如何把这些社会学层面的变迁，纳入列宁主义体制分析框架，仍有很大余地。

其二，是科技与治理的关系。书成于 2021 年，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监控、社交媒体平台等新技术，在党国治理中的深度嵌入，只能略有触及。近年来，从健康码到社会信用体系，从舆情监测到算法推荐，数字化已经改变了列宁主义体制下的信息流动与控制方式。这些变化，可能正在重塑“改革列宁主义”的工具箱，也值得在后续研究中与傅士卓的框架对话。

其三，是比较视角的进一步展开。傅士卓把中国放在列宁主义传统中考察，但主要对照对象还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古巴、北朝鲜等其他仍在运行的党国体制，与中国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比较这些国家在改革、开放、对外冲突中的不同路径，有助于检验“改革列宁主义”的一般性，也能帮助读者区分哪些是体制共性，哪些是真正的“中国特殊”。

其四，是对未来的开放性判断。本书在习近平“十九大之后”的章节，强调了“再列宁化”趋势和强人政治的回潮，但对这种回潮能否持续、会带来怎样的长期后果，保持相当克制，并没有下“终局判断”。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提醒：任何关于中国政治未来的预测，如果脱离对体制历史的深入理解，只靠短期事件做推论，都很容易走向空洞的“乐观”或“悲观”。

一把理解当代中国的钥匙

总体来看，《改开四十年的中国政治史》之所以值得反复阅读，不在于它提供了某种“终极答案”，而在于它逼着读者放下若干舒服的幻觉。它提醒读者，改革开放并没有自然带来政治自由化，反而可能在一段时间里加强体制韧性；它提醒读者，所谓“集体领导”“制度化接班”，在列宁主义语境中从来都是有条件的，随时可能被强势领袖重新塑形；它提醒读者，理解中国经济奇迹，不能只看增长曲线，也要看支撑增长的那套权力结构怎样运作、怎样腐蚀自己。

对今天想要理解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的是一把“硬核”的钥匙：不是文化趣闻，不是政策八卦，而是一套关于体制如何在时间中变形、又如何在变形中保持自我的分析工具。

对关心中美关系和两岸未来的人来说，它同样是一面镜子：在这场越来越像“体制竞争”的长期对峙里，如果不了解对手体制的内部逻辑，就很难做出稳健判断；如果把对方简单视为“即将崩溃”或“不可战胜”，也都会误事。

傅士卓离世之后，这本书更像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厚重提纲。它没有替任何人做价值选择，却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坚实起点：讨论中国走到了哪里，也讨论世界该如何与这样一个“改革列宁主义”重新缠绕的中国相处。接下来的工作，既属于学界，也属于每一个关心现实的人。

文章来源：艺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