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一本探讨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关系的著作在美国学术界引发争议。2025年4月14日，波士顿大学国际历史教授、2025-2026年古根海姆学者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出版新作《海耶克的私生子：种族、黄金、智商与极右资本主义的兴起》（Hayek’s Bastards: Race, Gold, IQ, and the Capitalism of the Far Right，Zone Books）。作为斯洛博迪安的第七部作品，该书延续了他对新自由主义历史的深入研究。

在《海耶克的私生子：种族、黄金、智商与极右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奎因·斯洛博迪安探讨了冷战后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如何转向自然等级（如种族、智商和金本位）以对抗进步主义对平等的诉求。作者追溯了从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到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的思想脉络，论证当代极右翼是新自由主义的衍生品，而非对其的反动。

该书出版两天后，美国评论家杰西·沃克（Jesse Walker）在《理性》（Reason）杂志发表批评文章《在〈海耶克的私生子〉中，奎因·斯洛博迪安曲解了海耶克和米塞斯》（In ‘Hayek’s Bastards’, Quinn Slobodian bastardizes Hayek and Mises，2025年4月16日）。

在《海耶克的私生子：种族、黄金、智商与极右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奎因·斯洛博迪安通过分析海耶克和米塞斯的著作，提出他们的思想为极右翼提供了“括号式开口”（parenthetical openings），特别是在移民和种族问题上。虽然他们的思想并非直接导致极右翼的兴起，但这些思想被后来的思想家，如查尔斯·默里、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和哈维尔·米莱，重新解释和利用，形成了一种融合自由市场与自然等级（如种族、智商和金本位）的极端意识形态。因此，斯洛博迪安认为，极右翼并非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动，而是其内部发展的结果，例如特朗普主义（Trumpism）和米莱的“无政府资本主义”（anarcho-capitalism）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变种。

斯洛博迪安将海耶克和米塞斯置于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关系的谱系中，这一观点遭到了杰西·沃克的批评。沃克认为斯洛博迪安夸大了这些联系，缺乏直接证据，并称其“未能准确传达海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沃克指出，斯洛博迪安选择性地编辑米塞斯在1944年《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中谴责优生学和种族理论的段落。斯洛博迪安将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视为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融合的例子，但沃克指出，米莱于2024年10月在X帖子中公开批评汉斯-赫尔曼·霍普为“经济白痴”（X post），显示其立场与传统奥地利经济学派（Austrian School）的分歧。沃克还批评斯洛博迪安自创的“萨凡纳故事”（savanna story，指查尔斯·默里2005年演讲中的概念）与海耶克的著作无关。

此外，沃克指出，斯洛博迪安在结论中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民族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另类右翼（alt-right）、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和米莱等不同群体归为新自由主义，忽略了这些群体之间的矛盾，例如支持封锁的技术自由主义者（techno-libertarians）与大巴灵顿宣言的冲突。

有趣的是，这本书在中国也引发了争论。2025年6月24日，《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发表了学者李晋和梁捷的文章《抽象自由的代价：奥地利学派如何为种族主义铺路》，同样引发了独立评论人西门不暗的批评。澎湃书评认为，奥地利学派为当今的种族主义铺路。西门不暗则认为书评作者误读了斯洛博迪安的意图，因为斯洛博迪安聚焦于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等人如何篡改和歪曲米塞斯和海耶克的理论，以及后来的思想家如何冒用海耶克的名头推行极端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恶劣行径。

2025年6月24日一早，我读到《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发表的由经济史学者李晋和梁捷撰写的书评文章《抽象自由的代价：奥地利学派如何为种族主义铺路》。同日，我阅读了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的原著《海耶克的私生子：种族、黄金、智商与极右翼的资本主义》（Hayek’s Bastards: Race, Gold, IQ, and the Capitalism of the Far Right，2025）。遗憾的是，我发现书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斯洛博迪安的原意，原因不明。以下分析书评如何偏离原著意图。

书评称：“无论是因为种族清洗而被迫流亡的米塞斯，还是批判理性傲慢、科学主义和’假冒知识’的海耶克，这些奥地利学派思想家的理论为何成为孕育种族主义和欧美极右翼的温床。”

这一“温床”论断未能准确传达斯洛博迪安的意图。斯洛博迪安采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系谱学方法，探讨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思想的非连续性和断裂性，聚焦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等人如何篡改和歪曲米塞斯与海耶克的理论，冒用海耶克的名头推行极端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他对海耶克持同情性批判态度，明确指出：“这些极右翼自由主义者并非海耶克的忠实继承者”（Slobodian, 2025, p. 47）。书评却将海耶克的责任夸大为“温床”，忽视其对思想异变的揭示，未能体现学术严谨性。

事实上，斯洛博迪安以“区分”与“揭示异变”的态度写作，采用福柯的系谱学方法，揭示权力如何操控思想谱系与概念的漂移，而非寻找“思想责任人”。他对海耶克的立场是同情性批判，强调极右翼思想家并非海耶克的忠实继承者。

书评还引用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作为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融合的例子，但斯洛博迪安指出，米莱是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的信徒，而非海耶克的继承者。米莱曾于2024年10月在X帖子中批评海耶克的折衷主义（如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中主张政府保障基本生存需求），认为海耶克支持国家干预（X post）。极右自由意志主义者甚至视海耶克为“不够纯粹的自由派”。因此，澎湃书评将米莱的立场与海耶克挂钩，逻辑上不严谨。

若不厘清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在理论上的根本差异，用“奥地利学派”和“抽象自由”笼统指责海耶克和米塞斯为种族主义和极右翼负责，缺乏学术严谨性。

奥地利学派通常被视为经济学领域，但这一划分不够准确。米塞斯的《人的行为》（Human Action，1949）和海耶克的《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属于政治哲学或政治经济学，旨在阐释经济与自由的一般原理。奥地利学派学者的底层哲学至关重要，其分歧极为显著：

• 米塞斯的哲学：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先验理性哲学，欧陆传统），从“人的理性”出发，建立逻辑上不可动摇的自由与经济法则。自由是先验的、不证自明的公理。
• 海耶克的哲学：经验主义（empiricism，苏格兰传统），继承大卫·休谟（David Hume），从历史制度和文化习俗出发，观察秩序如何自然演化。自由和自发秩序依赖法律、传统和习俗的演化。
• 罗斯巴德的哲学：自然法（natural law），继承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主张自由是自然权利，源自“人之为人”的本质，而非制度演化。

因此，米塞斯视自由为先验公理，罗斯巴德视自由为自然权利，而海耶克反对两者的自由观，认为自由既非先验公理也非自然权利，而是经验世界中演化而来的自发秩序，受法律、传统、习俗等影响。这种分歧显示，书评以“奥地利学派”概括三者并指责海耶克为种族主义“纽带”，缺乏依据。海耶克生前反对极权和种族主义，其理论不应被污名化为极右翼的“温床”。

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和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明确支持种族主义，但与海耶克无关。海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罗斯巴德是米塞斯门下的传播者，但他们在学术观点上针锋相对。海耶克的经验主义认为各族群文化会演化，种族非静态不变，反对种族主义；而罗斯巴德的自然法认可种族生物学差异。1974年南橙县会议（South Orange County Conference，由自由意志主义智库组织）标志美国奥地利学派的兴起，米塞斯已去世（1973年），海耶克未参加，显示美国奥派与欧洲奥派的断裂。斯洛博迪安为此做了大量澄清，书评却未提及。

斯洛博迪安的书名《海耶克的私生子》利用海耶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声誉吸引注意力，但可能导致误解。若改为“米塞斯的私生子”，或更贴合内容，因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和霍普（Hans-Hermann Hoppe）是米塞斯的追随者。然而，书评进一步放大书名的误解，将海耶克的责任夸大为“温床”。

在书中，斯洛博迪安明确指出：海耶克强调文化制度演化，拒绝以遗传学或智商（IQ）判断群体差异，对“科学种族主义”持批判态度，如《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1988）中批判罗斯巴德的“建构主义理性”（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书评忽视了这些澄清。

还有，斯洛博迪安提到金本位（gold standard）作为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工具，但书评错误地将之与海耶克关联。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12）中支持金本位，而海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The Denationalisation of Money，1976）中主张私人货币竞争，反对单一货币标准。极右翼的金本位倡导与海耶克无关。

通过以上分析，斯洛博迪安书名中的关键词——种族、金本位、智商——与海耶克的理论无直接关联。极右翼的滥用应归咎于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等人，而非海耶克，斯洛博迪安一书结论一章标题为《罗斯巴德的猛犬CONCLUSION: ROTHBARD’S MASTIFF 》也点明这一点。

但是，书评称罗斯巴德代表当下奥地利学派，则忽视学派内部多样性。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的边际效用理论、米塞斯的新康德主义和海耶克的经验主义各不相同，罗斯巴德无法代表门格尔或海耶克。

可以说，斯洛博迪安通过奥地利学派分析极右翼现象有一定价值，但易陷入单一归因的局限。小尤金·约瑟夫·迪昂（E.J. Dionne Jr.）在《美国人为什么恨政治》（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1991）中指出，美国极右翼受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保守主义运动、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安·兰德（Ayn Rand）的个人主义、三K党（Ku Klux Klan）的余绪、罗素·柯克的（Russell Kirk）文化保守主义（cultural conservatism）、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新保守主义和罗斯巴德的新融合主义（paleolibertarianism）等多重影响。迪昂避免单一归因，强调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斯洛博迪安聚焦“自由主义被极右劫持的支脉”，但极右翼源流庞杂，不应简化为奥地利学派的延伸。因为海耶克、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差异显著。罗斯巴德的无政府资本主义（anarcho-capitalism）被海耶克视为脱离现实的乌托邦。海耶克支持政府保障基本生存需求和城市规划，与罗斯巴德的立场对立。书评应厘清这些差异，而非以“抽象自由”概括奥地利学派，误导不熟悉的读者。

在其书中，斯洛博迪安梳理了奥地利学派历史中的断裂性，揭示美国奥地利学派如何篡改海耶克的学说。但书评错误地将海耶克视为极右翼的“纽带”。海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批判罗斯巴德的自然法方法论为“建构主义理性”，认为其抽象原则会导致乌托邦梦想。将“抽象”“空洞”这些词用于奥地利学派，进而指责海耶克为种族主义“温床”，反映了书评作者对斯洛博迪安原意的误读，而非海耶克的责任。

本文引文：

• 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海耶克的私生子：种族、黄金、智商与极右资本主义的兴起》（Hayek’s Bastards: Race, Gold, IQ, and the Capitalism of the Far Right），Zone Books，2025。
• 李晋、梁捷，《抽象自由的代价：奥地利学派如何为种族主义铺路》，《澎湃新闻·思想市场》，2025年6月24日。
• 杰西·沃克（Jesse Walker），《在〈海耶克的私生子〉中，奎因·斯洛博迪安曲解了海耶克和米塞斯》，《理性》（Reason），2025年4月16日，链接。
• 海耶克（Friedrich Hayek），《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1988）。
•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12）、《人的行为》（Human Action，1949）、《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1944）。
• 迪昂（E.J. Dionne Jr.），《美国人为什么恨政治》（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2004年修订版）。
• 文章来源：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 2025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