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來到台灣的學子們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馴化了。」台灣《文訊》（2024年10月號）雜誌的一句話激起千層浪，詩人廖偉棠認為這是莫大的污名。「香港已死」敘事，自1995年美國《財富》封面預言香港淪陷開始。2020年《國安法》實行後，這種敘事成為海外港人流行敘事，強調制度崩壞（如法治、言論自由受損）與文化心態危機（港人被馴化）。然而，原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佔中三子之一陳健民辨析此說的盲點：留港人並非全然馴服，多展現「調適型韌性」，如集體不作為（2023區選投票率僅27%）、日常抵抗（獨立書店、網媒、家庭教育），及「受苦共同體」守望。而離散港人（約40萬，多中產民主派）面臨創傷：孤立、經濟艱難、情感斷裂，視離開為忠誠香港精神的延續，透過重述「香港已死」保存集體記憶。離散港人的敘事強化其離散身分，卻忽略了留守港人的努力（如文化創作、公民社會平行網絡），這導致導致雙方誤解加劇：留守港人批評海外媒體「離地」、打擊士氣；離散港人難以讀取隱性抗爭。作者呼籲溝通理解，避免漸行漸遠。

本文為《香港：離散與連結（思想52）》文章，《思想》雜誌授權轉發。

香港人被馴化了嗎?

「來到台灣的學子們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馴化了。」1 這句話來自台灣《文訊》（2024年10月號）刊出的〈MZ第一宇宙速度： 1990後臺灣作家評選紀錄〉，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大量留港的作家和讀者反駁馴化之說。

詩人廖偉棠認為這句話「對依然在香港為言論自由奮鬥、在夾縫中力保良知與記憶的不可玷污的青年（及中老年）都是莫大的污名……被迫沉默與主動賣身求榮，是有本質差別的。更何況，表面的沉默並不代表喑啞，地火依然在運行。」他目擊近年在港出版的小說集、詩集、文集裡觸及時代的痛、怒與愛的，大有人在，而勇於出版和銷售的獨立出版單位和書店亦不在少數。他寄語留港的同儕不必因海外人士的誤解而感到憤懣。「我們野性難馴，無論在港還是在香港以外都是一樣。南蠻子是我們的污名嗎？不，是我們的驕傲。」

連這次被《文訊》推介的90後香港旅台作家沐羽都為文反詰。他認為香港人是最難被馴化的人群，所謂的香港精神，其實就是鑽研馴化和收編的漏洞，然後反過來利用和榨取最大價值的精神。「桀驁不馴就是made in Hong Kong。」特別是文學，靠的是「挺直的腰桿去平視這個世界」2，就是自願不被馴化的藝術。他承認因為掌權者要馴服人民，會生產出各種各樣的治理手段：規則、特殊知識、格言、檢查、招供、儀式。而文學、批判哲學、以至香港精神就是：不願意被這樣治理。 反而是留港作家韓麗珠認為這種誤解是無法避免，因為活在新香港，馴化和反抗並非如此黑白分明。

我有時會收到報館總編輯給所有專欄作者的信件，向我們傳達恐懼。我不止一次被專欄編輯勸喻修改稿件，避開敏感的字眼和說法。我有時無視，有時同意而配合，有時堅決不改一字。……有時候，我感到自己成功地反抗了，有時候，我懷疑自己馴服了。……我身在反抗和馴化的現實之中，每天都在經歷它。人不會因為一次成功的反抗而可以驕傲地說，我沒有馴化。也不會因為一次屈從而認定自己是馴化之人。在反抗和馴化之間有著更幽微和複雜的無數刻度。人活在其中，只可以血肉之軀和脆弱的精神體驗和衝撞它。

但廖偉棠認為台灣對香港現狀的誤解，一方面是由於地理與文化距離，造成對韓所謂「幽微和複雜的無數刻度」難以分辨，另一方面是因為某種「香港已死」的想像所致。他指出這種想像自2019抗爭失敗後，經某些台媒或網紅渲染，已經深入民心。而按筆者的觀察，這種「香港已死」的論述在離散港人的社群中亦非常流行，造成他們與留下的港人隔膜日深，彼此漸行漸遠。

「香港已死」論述的誕生與盲點

「香港已死」出自1995年美國《財富》（Fortune）的封面故事《香港已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預言香港將由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一個權貴資本主義、英語衰落、解放軍橫行、北京欽點特首和議員、媒體自我審查等。但香港在主權轉移十年後，《財富》於2007年以〈哎呀！香港根本沒有死〉（“ Oops！Hongkong is hardly dead”）發文，承認當年的預測並無實現，香港經濟反而步步高升。 但「香港已死」的論述卻在2020年7月《國安法》實施以後復活。譬如英國媒體iNews刊出一篇題為〈香港已死：港人稱這座城巿已失去身分〉的專題報道，訪問了多位從事不同行業的港人，認為土生土長的港人紛紛離開、國際企業撤離、遊客亦不再到訪，香港的國際地位正在下降。 連當年唱好中國的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也在報章發表題為〈我很痛心地說，香港已玩完〉（It pains me to say Hong Kong is over）評論文章，稱在香港政治、中國經濟、中美關係共同影響下，香港已步向消亡， 和應港人亦自嘲香港已變成國際金融中心「遺址」。

「香港已死」亦成為離散港人群體的流行論述，海外港人媒體 （包括網上傳媒及自媒體）時有以此為題報導。譬如在英國成立的《綠豆》（Green Bean Media），於2022年以〈張燦輝論我城 ：香港已死，是誰人的香港已死？〉拍攝專輯。張燦輝認為中國要將香港文化「清零」，當自由、法治、開放性、公民社會被一一摧毀，香港已經死亡。 而當《綠豆》於2024年初發布職人阿港一幅政治漫畫，描寫一隻猴子一面吃蕉，一面說這裡「好食好住、自由自在、更有人餵養，不明白為甚麼有人要離開」，引發大量留港的網民批評，指責海外港人背棄了香港，還對留下的人冷言冷語。可能因為批評太過猛烈，該漫畫已經下架。究竟當時漫畫家只是針對一些「藍絲」（親政府港人 ），抑或真是嘲諷所有留下的港人，實在不得而知，但卻反映在離散與留下的港人之間，積累已久的張力終於爆發。留港的青年學者黃宇軒在Facebook指出，造成矛盾的原因，是有些人沒有看到「非常多香港人在出盡全力、用心耕耘、創做好事物出來，讓彼此在香港好好過活……當下最重要的spirit是，看到所有這些在努力的人，看到這座城市持續有許多好事物被創造出來。只要願意張開眼，就會看得到。」

為甚麼離散的港人沒有張開眼睛？究竟香港已經死亡，抑或每天仍在創造美好的事物？

「香港已死」兩個層面的拉鋸

首先，「香港已死」的論述涉及兩個層面，一方面是指香港固有的制度，如法治、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的自由受到破壞 （而認為經濟下滑只是政治打壓和庸官治港的連帶後果） ，另一方面則涉及留下的港人的文化心態，亦即被「馴化」的危機。前者爭議性較少，後者卻引發強烈爭論。但即使是前者，中國對香港加強控制的方式亦並非鐵板一塊地運用暴力，而是混雜各種擠壓和收編手段，以鞏固港共政權並同時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中研院和日本立教大學於2024年底在東京舉辦的香港研究研討會中，倉田徹教授指出香港在《國安法》實施後從「一國兩制」變成「一城兩制」，「中國式化」的力量與舊有香港（國際化／本土化）的力量在不斷拉扯。一方面香港仍是一個自由經濟體系，但經濟政策愈來愈要配合國家發展大局。為了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中國並無封閉互聯網， 但網上言論審查卻日趨嚴重。萩原隆太教授亦指出在一些國際評審指標中，香港法治的整體表現雖然下降，但排名仍然不算很低，因為不涉及政治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仍用普通法審理，只是「法律對政府的制衡」及「人權保障」方面的水平則急速下降 。可見香港的制度已死的說法雖有其基礎，但並非立即倒退至如中國、朝鮮及一些非洲國家般。更具爭議的是對留下港人的文化心態的理解。自從 2020年實施《國安法》後，約四十萬人已離散至英國、加拿大、台灣等地。但大部分港人仍選擇留下，在政府「由治及興」的主旋律下告別街頭政治、默默生活。有些海外港人擔心港人太快習慣「新香港」，更無法理解「黃絲」（支持民主自由的港人）會去「藍店」（支持政府的商店如美心餐廳） 吃飯、北上消費、回復當年「淘寶」的習慣，看見學校全面推行洗腦的愛國教育，訝異家長仍願意讓孩子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留下的人是否因為社運的挫折，已經放棄了過往對民主自由的信念，甘心成為「港豬」？

首先，誰是留下的人？為此，讓我們先看看離散港人的特質，再去推論留下的人的組成。根據英國利物蒲大學於2022對新一波移英港人的研究， 發現他們有近八成曾接受大學教育，絕大多數曾任專業或管理工作，98%認為司法獨立、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和政府誠信非常重要，移民主要是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因素， 61%表示在可見的將來沒有回流香港的打算。 可見他們是一群支持民主自由、 對香港近乎絕望的中產階級。這批港人離開後，不單流失了一群消費力強的中產，對香港樓市、零售餐飲及其他服務行業有重大影響，在黃、藍絲的比例上亦出現微妙的變化。過往在立法會投票中支持民主派與建制派的比例大約為六比四，現在雙方的支持度會變得平均。

香港中文大學2019年的研究與利物蒲大學的研究結果與頗為一致，該調查已發現約有四成港人打算移民海外，當中更有一成已付諸行動，而政治問題為移民最大因素。但大多數港人始終沒有離開，除了一些客觀因素（如需照顧年邁父母或經濟能力不足），政治取態亦是關鍵。支持政府的藍絲樂見香港「重回正軌」而留下，但「深黃」的市民一樣有人留下要見證大時代，「放長雙眼」等專制倒台。亦有不少「淺黃」的市民表示只要不看新聞、保持一點冷漠，生活可以如常度過，何需離鄉背井？可以想像，留下的人各有顏色，愈來愈難自命主流。

因為港府鼓勵舉報涉嫌違反《國安法》人士，再加上藍黃人口比例的變化，許多支持民主的港人都覺得在公共場合不宜談論政治，更遑論在被監視的網上平台，這種禁聲令海外港人愈來愈難聽到留下港人的心聲。由於政治形勢每下愈況，不少人在憤怒和悲傷之後，出現疲憊甚至憂鬱的狀態，不得不啟動「自我保護機制」去適應一個陌生的「新香港」。「見攰就抖」（感到疲倦便休息） 成為留下港人流行的座右銘。有些港人向筆者表示，不能時刻都保持「政治正確」，否則會活得非常疲憊。黃店被政府滋擾後陸續關門，一家人吃飯要找黃店談何容易？筆者曾詢問一位黃絲何以北上消費，答案是：「現在能省便省，何況我痛恨香港政府甚於北京。自己人搞自己人是最可惡的！甚麼「夜繽紛」（港府的復興經濟政策）都是笑話，我就是不想見到這個垃圾政府能搞活經濟！」許多留下的港人是滿腹悲憤，只是無從發聲，但有不少人仍在自己能力範圍內，撐開一線自由的空間——堅持報導事實的《庭刊》、《法庭線》、《集誌社》、《獨立媒體》等網媒、在紅線邊沿每日評論時事的自媒體、頂著壓力出售敏感書籍和舉辦沙龍的獨立書店，更不要說那些在敏感日子拿著白花獨自走上街頭的人們。「但在黑暗中，螢火蟲的光亦是罪。」（中國維權律師常瑋平妻子陳紫娟語）更多沒法在公眾視野內發光的人只能採取消極的抵抗，老師木無表情地講授國安課程、家長幫助孩子裝備國際視野以抗衡狹隘的愛國主義教育。 再退一步，圍爐取暖也有助保存信念和希望。不要小看一個跑班或行山隊的意義，同路人一起流汗，有時宣泄幾句心底話，就能跨過情緒的低谷。有些市民每天清早便到法庭默默為受審的抗爭者打氣，或者長途跋涉探望獄中的政治犯，更多人經常寫信給獄中的政治犯，讓他們不至在牆內感到被世界遺忘。通過這樣的互相守望，漸漸形成一個「受苦共同體」，共度政治的嚴冬。

回到我們要討論的核心問題：留下的人的價值觀變了嗎? 不能否認有部分港人在連串社運失敗後變得意興闌珊，但李立峯教授在2023年12月於中研院的香港研究國際研討會中發表主題演講時卻指出，今天低著頭過活的港人，內裡蘊含一種「調適型靱性」（adaptive resilience）。其中一個證據是有近八成的被訪者表示會如實地向下一代述說2019的故事。此外，香港雖然再見不到集體行動，我們卻可從「集體不作為」（collective inaction）了解港人的價值觀。2023年區議會選舉，在政府大力動員下，投票人數不足120萬，投票率只有27%，比起2019年的71%可謂大幅倒退。顯然大多數人並不認同「完善後」的選舉制度，也證明了港人並非如此容易馴化。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在制度層面也許奄奄一息，但並無證據顯示人心已死。既然如此，「香港已死」的論述何以在離散港人中如此流行？

離散之苦與傳承的使命

離散的港人難以分辨「香港已死」在制度層面和文化心態層面有著微妙的差別 ，除了是由於地理距離（特別是移居英國的港人難以經常回港探親） 和缺乏訊息渠道外 （自從《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等媒體被打壓後，新一波離散港人幾乎不再通過香港媒體了解香港時事），還有是離散的心理創傷與及保衛香港精神的使命，影響了海外港人對故土的理解。

先談失去家園的創傷。筆者除了在台灣接觸不少離散港人外，亦親到英國研究當地港人的處境。利物蒲大學的調查發現有近四成移英的港人感到孤立。特別是一些年輕的抗爭者，用血肉之軀對抗暴政後飄零異地，感到無所依靠、前路茫茫。我在訪問中聽到有年輕港人在英國難民旅館被性騷擾、亦有誤會清晨闖入旅館房間的保全是香港警察、而弄至情緒崩潰，有的在台的年輕港人因和家人割斷關係而陷入經濟和情感泥澤，有的感到公義不彰和命途坎坷而墮入憂鬱、失格甚至自殺。即使是成熟的港人，在英國難以找到專業的工作，必須跨過心理關口在貨倉做搬運工人。跨不過的，惟有減少出行、不上館子、關暖氣過冬。反送中運動後，每年有千計港人以投資或專業移民來到台灣，當中只有一千多人取得定居，其餘或被拒絕或被延宕，結果要連根拔起，「二次移民」到英國或加拿大。在疫情封關與轉輾流徙中，有人沒法照顧在港臨終的父母，或因打亂了子女的教育而心生內疚。許多港人都說自己是「難民」而不是移民，因為本來在香港安居樂業，只是被迫流落異鄉，絕非一般到別國尋找更好生活的移民。許多港人匆匆離港，沒機會與親友同事好好告別，有種不辭而別之憾，甚至覺得美好的事物總是無疾而終。有些人覺得自己背棄了香港，每看到新一輪打壓在香港發生便眼淚盈眶。

如果香港沒有死去，如果人們仍能夠如常過著自由的生活，他們承受離散的痛楚意義何在？這種創傷會否影響離散港人的視野，對香港負面消息更加敏銳，甚至出現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呢？不少港人覺得如果留下，根本沒法做個「真香港人」，那種創傷比離散更甚，所以只有離開才是對香港的忠誠。基於這種忠誠，他們認為必須要在寄居的東道國多談「香港已死」。這種「保存真我」思維的緣起要追溯至2013-14年的「佔中運動」。該運動以爭取「真普選」為目標，要求《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選」必須符合自由、開放、有競爭性的「國際標準」。因為中共長時間以「中國特色」來說明其經濟和政治制度有別於西方的市場經濟及民主政治，結果這論述常被用來合理化封建、專制的措施，令「中國特色」變成「假」的代號。因此，追尋「真」（authenticity）成為香港政治運動的重心，而哈維爾的「活得磊落真誠」（living in truth）更成為許多港人的座右銘。

為甚麼離開香港才能做個真正的香港人？因為只有在自由的國度，才能將香港的文化和價值活現出來。故此，離散的港人非常在意保存港人的身分——講廣東話、在人口普查中有關種族（ethnicity）一欄填上 Hongkonger而非Chinese、包場看香港電影、到中國領事館外示威時展示港獨標語。因為要讓海外人士了解中共如何破壞法治、打壓自由，希望當地政府能對專制中國有所警惕，甚至對中國及香港官員實施制裁，重覆述說「香港已死」是要讓當地人更明白香港在《國安法》下如何急速淪陷。

不少海外港人團體認為香港已難以自救，惟有寄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對中國和香港施加壓力，局勢才有轉機。這種思路源於2019年的「攬炒理論」或更早期的「焦土策略」，即不惜玉石俱焚與獨裁者抗爭。當北京以鐵腕手段進行鎮壓，將引至西方經濟制裁，令中國陷入經濟危機，最終導致中共下台甚至「支爆」（中國分崩離析） ，香港便能如火鳳凰般重生。換句話說，「香港已死」是這種抗爭策略的預期後果，亦是海外抗爭（即國際線）在政治論述上的策略性選擇，以便說明中國崛起的破壞性後果。而對於一般海外港人，這種論述亦最能說明他們如何失去家園，落得花果飄零。

留下與離散港人漸行漸遠

正如「馴化論」和「食蕉猴子」引發的爭論，不少留下的港人埋怨離散的港人不單放棄了香港，還在製造無謂的噪音。 他們討厭海外港人重覆述說「香港已死」、無視許多人在努力保存香港價值，還打擊留下者的士氣。「香港仍然存在，香港人仍活在這裡！這些海外港人怎能說香港已死？」一位被BBC訪問的港人如此說。 黃宇軒在他的Facebook舉出下列例子說明香港人仍在努力令這個城市充滿活力：「游學修開4小時live將創作諗法講清楚、 拉麵達人講有店鋪在嘗試做比日本還要出色的拉麵、保錡搞大埔民間體育會、球迷用各種方法撐出戰亞洲盃的香港足球隊、廣受讚譽的西貢海藝術節、每天都人頭湧湧的見山書店、正在招名字的香港稻米、搞包場睇港產片的影迷、出書講香港書店的插畫師、關心新田魚塘濕地的觀鳥會等……不同界別、不同方向的新計劃、湧動的創造力，多得無可能全部列出。」和當年的「示威之都」不同，現在香港公民社會的生命力展現於李立峯所述的「調適型靱性」，或者James Scott所述的「日常生活的抗爭」。其行動的場域從過往的公共領域轉移至有如前共產東歐下的「平行社會」（parallel society）、甚至私人世界。有說流亡者「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土地」，離散的港人愈來愈難閱讀上述這種隱約的抗爭，但同一時間亦難以令留下的人理解離散的狀態。不少港人初到異鄉時都出現「失語」的狀態：如果在社交媒體上傳一些吃喝玩樂的照片，會擔心令留港的朋友覺得涼薄，因為每天仍有人因為2019的抗爭而鋃鐺入獄。如果在網上書寫在外國找房子、找工作、找醫生等種種困難，又恐怕被說成是無病呻吟。離散者的心理糾纏並非留下的港人所能理解，兩個群體有漸行漸遠的跡象。

正如前文所述，香港中文大學2019年的研究已發現約有四成港人打算移民海外，對於期後近40萬港人選擇離開，建制中人多是冷嘲熱諷， 但支持民主自由的市民多是抱持理解的態度。以筆者為例，於2021年前往國立政治大學出任客席教授的消息傳開後，大量市民在臉書留言表達祝福，更希望筆者暫時不要回港。這並非特殊的例子，其他民主派或本土派領袖流亡異地後，留下的港人反應都頗接近，更希望他們利用海外自由的空間為香港發聲。但當離散港人愈來愈不掌握香港的實際情況而只剩下「香港已死」的論述，當他們談論在異地的適應問題愈來愈對留下的人沒有參考價值，港人對離散者的聲音漸漸失去興趣。一個調查發現，只有25.8% 留下的港人經常留意「離散港人的媒體」（如《綠豆》、《光傳媒》、《追新聞》等），「沒有」或「很少留意」的占71.8%。 即是說，《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等媒體被迫關閉後，海外媒體並未能取而代之，為大多港人提供時事訊息，以至為離散與留下的港人提供一個共同的框架去理解歷史的進程。

筆者曾與一位留下的資深傳媒工作者談論這個現象。她認為在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港人普遍出現沮喪的情況，對局勢感到既不滿亦無奈，繼而減少追蹤時事，不管是本土或海外港人媒體都難以吸引大量讀者。加上海外媒體多是報導移民的辛酸或重覆「香港已死」的論調，令許多港人感到這些媒體太過離地，並非以留下港人作為目標讀者。她希望海外媒體多報導不同國家一些港人較少留意的風土人情，拓展留下港人的國際視野，而非只消費悲情。

Robin Cohen認為「離散群體」（diaspora） 與一般移民不同的地方是他們具備下列四個特徵：

經歷一個政治災難後被迫遷徙的宗教或種族群體；通過集體記憶傳遞遷徙的原因和文化傳統；該群體決意成為東道國的小數族裔以傳承其特有文化；即使經歷數代生活在東道國，仍致力保存其外向的集體身分「而非完全融入當地」。

根據上述標準，如果我們把自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遷離香港的人們視為「離散群體」，亦有相當的合理性——他們都是經歷2019年的抗爭和隨後的打壓、他們有鮮明的集體記憶和保存香港文化與身分的決心，但這種抱負能否在海外代代延續仍是未知之數。

猶太人是離散群體中最經典的例子，相對之下，港人的政治信念和港式生活的獨特性與猶太宗教和文化還有相當差距。此外，猶太人是整個族群同時流散各地，在第二次大戰後才在「錫安主義」引領下重回以色列復國；香港現有四十萬人離散各地，但更多人仍留在香港生活，和猶太人的離散史不能同日而語。無可否認，如果香港已死，將會強化上述離散群體的四個要素；但如果香港仍是充滿生機，離散會否便失去意義？這便是留下與離散群體張力之所在——他們要麼愈走愈遠，要麼通過溝通理解，去尋找相互效力的位置。

作者介紹：

陳健民，原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佔中三子之一，2021年到台灣出任政治大學客座教授，現為中研院客座研究員及台灣香港研究學會理事長。

本文注釋

1 廖偉棠，〈 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馴化了嗎？〉，《上報》2024年10月7日 。

2 《虛詞》編輯部，〈香港青年「被馴化了」？香港作者群起反駁 《文訊》雜誌致歉並將修正〉，《虛詞》2024年10月10日。

3 韓麗珠，〈舊香港人〉 ，《虛詞》2024年10月10日。

4 別學優，〈香港已死，香港未死？香港又已死，香港復活〉 ，《獨立媒體》2021年12月22日。

5 〈英媒專題｜港人稱這座城巿已失去身分：曾經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氛圍已成過去〉，《光傳媒》2024年8月7日。

6 陳韻妍編輯，〈香港股市｜羅奇：承認「香港玩完」讓他很痛苦　「若中國想香港有更好未來，應放手讓香港自行解決問題」〉 《香港經濟日報》2024年2月21日。

7 《記．香港人》，題為〈張燦輝論我城，香港已死，是誰的香港已死？〉，《綠豆》Youtube 頻道2022年9月7日。

8 呂青湖〈國安教育與留港家長的反抗〉 ，何明修主編，《未竟的革命：香港人的民主運動與日常抵抗》（新北：左岸文化，2024年3月），頁 177-216。

9 陳健民，〈結語：香港民主的未來〉，《未竟的革命：香港人的民主運動與日常抵抗》，頁 391-446。

10 Tessa Wong et al. （2024） “Silenced and erased, Hong Kong’s decade of protest is now a defiant memory” BBC.（Dec. 1）

https://www.bbc.　com/news/articles/c888jnvq4x4o.

11 試當真（Trial and Error）頻道由游學修、許賢及蘇致豪三人創辦，每週定期製作網上短片，當中使用仿紀錄片手法為頻道特色之一，影片題材一般為短劇、生活見聞、演繹網上討論區潮文、解說電影、卡通、綜藝遊戲、實驗短片，乃至戲仿重新剪接及配音電影片段、音樂錄影帶等。截至2023年5月18日，頻道有逾510000人訂閱，是一群沒有雄㕌資本的年輕演藝工作者，成功創造網上娛樂平台的好例子。

12 大埔民間體育會是由香港男團ERROR成員吳保錡與柳俊江（無線電視前播、曾在2019年721事件中被「白衣人」打到頭破血流）在離世前的共同成立的組織，推動當地跑步活動。吳保錡在2024年生日時表示「2024年暫時不特別快樂」，取消慶生活動，改為「帶著柳俊江的精神繼續跑下去」，成功召集數百人一起夜跑，儼如一場小型跑步比賽。

13 譬如香港前特首多次在臉書發文，指責港人盲目移居英國，不單面對住屋、失業、生活成本高等問題，還有是令子女面對濫交、吸毒等各種文化震盪。見〈港人盲目移英 梁振英：犧牲品恐是下一代！〉，《香港新聞網》2022年07月11日，https://hkcna.hk/docDetail.　jsp?id=100131888&channel=4371。

14 鄧鍵一、陳智傑，〈移民潮下香港市民接收新聞資訊的習慣和公民韌性〉，2024年12月14日發表於東京立教大學舉辦的「新情勢下的香港研究研討會」。

15 見William Safran （1999）“Comparing Diasporas: A Review Essay,”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 8, No. 3, Winter, pp. 255-291 及 Robin Cohen （1997）,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文章来源：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Oct 23,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