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们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概念：代议制，还是先从它谈起吧。

答：好，所谓代议制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形式。它的核心诉求是民众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决策。国家的政治活动由人民通过它的代表来进行。国家的权力通过人民的代表掌握和行使。这是一种主权在民的间接民主。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形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每人各有自己的谋生职业，基本不可能全身心投入社会政治活动。随着社会管理，权力运作愈来愈复杂，需要有人专门从事政治活动。与希腊古典民主相比，政治已成为一门专业。因为古典希腊的民主采取直接民主形式，公民集会直接做出政治决策，而现代民主制度则是由人民选举出自己的代表来代替自己参与政治决策。这种代议制政治产生于13世纪的英国，英格兰议会就是由一群不同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各自推出的代表相聚一堂，彼此商议，决定国家大事的机构。当然，这个商议并不总是心平气和，彬彬有礼，相反，不仅火药味儿十足，而且确实引发过武装冲突，甚至革命。直到18世纪，代议制民主才真正稳定下来，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政治形式。

问：我们是否可以说，凡有代表制的国家就是代议制民主国家呢？

答：不能，因为还有一种国家类型，在政治学国家分类中被称为极权民主制，这个概念是由希伯来大学教授雅格布·塔尔蒙提出的。他的名著《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是一部其意义被远远低估的著作。他指出，有一种政体形式，人民被宣布为国家主人，甚至宪法中人民也被赋予主权地位，他们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在政治决策中，人民具有一种字面上，宣传上的主导权。但其实，它是由一党及其统治圈子完全独掌权力的怪胎。统治者号称代表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他们垄断一切精神与物质资源，人民从未赋权给他们，他们却仿佛理所当然地代表了人民。这是一种实质上的自我代表，自动僭越。所以塔尔蒙指出：“这种民主制实质上是绝对专制，而且是最无耻，最凶残的专制。”他当时的研究样板是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但引发这种研究的原因却是纳粹与苏俄暴政的产生。在当今世界上，所谓“全过程民主”就是这种极权民主的活样板。

问：看来使用民主这个词要格外小心。

答：是的，我们回到密尔对代议制民主的论述。首先，密尔认为，一切政治形式，包括代议制都不是自然而然摆在那里等着人民去继承或参与，它是一种人的主动选择的结果。因此若想让一种制度良性运转，需要三个条件。其一，人民喜爱并愿意接受它，其二，人们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去维持它，其三，人们愿意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个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简单说，就是你喜爱这种政府形式，你会在需要时捍卫它，你还会使自己具备建设它所需的素质。一个好的政体会促成这三个条件。比如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大多数民众都会满足这三项条件，而在暴政之下，人民会痛恨统治者，绝不愿意为维护这种暴政去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会如我们的先人诅咒夏桀那样：“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这种要与暴政同归于尽的冲动当然不可能产生捍卫和建设这种政体的愿望 。密尔特别看重一国民众的素质，因为他几乎不相信素质低下的民众能造就和维持一个好的政体。他说：“一国人民可能情愿要自由政府，但如果由于懒惰，或是不关心，或是怯懦，或是缺乏公共精神，他们和保持这种制度所必要的努力不相称。如果当该制度遭到直接攻击时，他们不为它斗争，如果他们能被阴谋诡计所骗，脱离这种制度，如果由于一时的沮丧或是暂时的惊慌失措，或是对某个人的一时狂怒，他们能被诱使将自己的自由奉献于即使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脚下，或者托付给他以足够破坏他的制度的权力，在所有这些场合，他们多少是和自由不相适应的。”

问：这似乎是说维持一个自由制度需要与之相配的国民素质。

答：是的，密尔对此很看重。但问题在于这种自由素质从何而来？比如，同文同种，同受3000年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大陆人与台湾人，为什么一个仍忍受着暴政折磨，一个却已经能享受高质量的民主生活，更吊诡的是，相当一部分大陆人并不感觉暴政之下的生活有什么痛苦，他们很享受这种暴政。甚至台湾也有人对共产暴政甚为羡慕。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有代议制民主，人的自由就能获得保证吗？密尔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显然受到托克维尔的影响，那就是自由比民主更重要。因为民主是一种外在的制度形式，而自由是个体内心的追求和感受。所以密尔并不是制度万能论者，因为他清醒的看到：“当大多数选民对选举自己的政府缺乏足够的关心，或虽去投票却不把选举权用于公共的理由，而是为金钱而出卖选票，或者按照控制着自己的人，或出于私人原因希望谋求其好感的人的意思投票时，代议制就没有多大价值，并可能成为苛政或阴谋的单纯工具。这样实行的普选不是防止苛政的保证，而是为虎添翼。”

问 ：密尔真是清醒，他的担忧在当前就有现实的例子。

答 :是的。纳粹党上台借助了选举，但它并未获得多数，只是凭借剥夺其他政党参选资格而掌握了权力。特朗普倒是实实在在地由美国人选上台，美国自由的噩梦是美国人自找的，只能由他们自己好好享受。只是美国的强大实力一旦成为世界上其他邪恶势力的后盾，那些为争取自由而战的弱小民族则免不了遭受池鱼之灾。密尔预言代议制民主“会成为苛政和阴谋的单纯工具”，却是先见之明。不过密尔思虑再三，还是认为无论如何，代议制民主仍是最好的制度。这是比较而言。丘吉尔所谓民主制只是最不坏的制度也是与其他制度比较而言，因为他这句话的前面是说古往今来，人们已尝试过无数制度，民主制度也不好，只是最不坏而已。丘吉尔的这个说法和密尔的思路其实是一致的。在提醒人们注意代议制民主可能成为苛政的工具之后，密尔论述了他心目中的一个好政府的标准。他的思路相当奇特，他并没有罗列一个政府的善政的具体作为，而是批评人们把政府的善政标准归为秩序与进步。在密尔看来：“秩序意味着服从，如果一个政府成功的使它自己得到人民的服从，就说它保有了秩序”但是，“只有绝对专制的政府要求每个公民无条件服从当权者的每一道命令,”而这种秩序对个人的活力、勇气、创造性并不利。在密尔看来：“好政府在其所有的意义上，究竟依靠什么原因和条件，我们就发现其中主要的，超越其他一切的，是组成作为统治对象的社会的那些人的品质”这就是说，好政府的标准是它能造就好人，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解释。

密尔认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一个好政府的首要条件却并不是它的行政能力，治国方略，而是它注重并且能够培育被统治者的美德。就政府的治理与教育这两个功能而论，密尔认为教育出好公民更为重要。它是能否有一个好政府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