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民主国家争取自由的艰巨事业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要责任是生产和传播知识、思想，基本表现方式则是言论。这固然似乎没有错。但言论通常是个体的，表现空间也总是很有限。“仅仅个人是不够的，还要有集体的行动”，哈维尔曾说 1。
因此，我们在这里引入一个供讨论的概念——“反抗的共同体”2，以方便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就这里的范围而言，“反抗的共同体”涉及两个层面的联结，即知识分子彼此之间以及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联结。例如，对于知识人中极少数敢于发声、受到官方惩罚的“敏感”人物，是竭力避免还是保持接触，抵制官方孤立异议者的企图 ?3 再如，在像 1989年那种学生抗议运动发生的时候，是至多只充当政府与学生之间的“信使”、“中介人”，还是加入到抗议的一方当中承担起更大责任？在导致波兰民主化的“团结运动”中，知识分子较早成立了“支持工人委员会”，这对于中国学人是否也是值得借鉴的一种联结？
很明显，联结还是切割、旁观抑或参与，这是向往自由的人们会真切面对、可能带来重大影响的问题。“反抗的共同体”是否一个有价值的设想，如何界定其涵义，可以设定怎样的目标？这样一个共同体如何可能，是否可以、如何从生活的近处开始？其他国家的反对运动中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民主季刊》就这些问题，邀请到了陈健民、胡平、吕频、张艾枚、陈奎德、吴强等学者和观察人士发表评论，结成了以下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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