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民主宪法设计是一项专业技术。停留在争论选择总统制、议会制还是半总统制，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了解主要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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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国际河流众多，主要分布在三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东北、西南和西北。虽然中共政府提出了以国家主权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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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国力的与日俱增，知识分子在21世纪越来越多地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构建出来了很多被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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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 大约在2004年前后，在中国令人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中，一批学者提出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在去年的共产党二十大上，习近平抛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其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添了新的高频话语。而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其主旨都在于拒绝政治上的开放，也就是拒绝官方所谓“西方”民主宪政制度。
在政治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重大、持续影响力的学说，其核心关注在于民主产生与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如何评价习近平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未来？今天，自由民主是否依然只是西方价值观，并非晚清以来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价值观的一部分？
当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终止，不仅经济面临困难，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似乎也危机四伏。“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否像一些政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威权的现代化（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权（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中国模式”下的增长活力是否基本或趋于耗尽？中国能否创下先例、不经历民主化而上升为发达国家？ “中国模式” 以及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官方所渲染的民族复兴梦是否有着深刻的矛盾？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有着高度的重要性，值得跨学科、多角度的分析探讨。为此，《中国民主季刊》特邀美欧等地专家学者，在线举行了研讨会， 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发言摘要。
人权观察研究员王亚秋女士主持了研讨会的上半场，本刊副主编、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主持了下半场。许成钢教授提交了书面评论。【滚动下图或点击下载阅读全文】
编按： 著名诗人、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帕尔哈提 · 吐尔（Perhat Tursun）, 是无数被中国当局消失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之一。他被判处了长达16年的监禁，目前正在地点不详的监狱里忍受着煎熬。在他的长篇小说《后街》里，他探究了一个在乌鲁木齐失踪的年轻维吾尔农民工所遭受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过程。在两位合译者的协助下（其中一位译者随后失踪），《后街》的英文版于2022年在西方出版。
本刊编辑艾美莉亚·庞（Amelia Pang，以下简称庞）最近找到《后街》的译者之一、研究维吾尔文化的著名学者达伦·贝勒（Darren-Byler，以下简称贝勒），就这本书的主题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以下对话经过编辑和压缩。此外，经贝勒先生授权，这里还发表其《恐怖资本主义：维吾尔人在中国城市遭遇的剥夺及其男性气质的养成》（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City）一书第五章之节录。我们请读者自己去思考为什么增加这一部分内容。【滚动下图或点击下载阅读全文】
编按：在政治上、社会组织上和世界秩序上，中国的秦汉体制大一统观念或“中华秩序”，代表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替代方式。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这个替代观念会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不仅是中国的未来，也是整个世界的未来。中国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放弃“中华秩序”，改革秦汉政体，走向民主宪政。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民主季刊》副主编滕彪对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中华秩序》作者王飞凌的专访，探讨的就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发展和影响。【滚动下图或点击下载阅读全文】
编按： 中国自称有独特的发展道路，并将其称为“中国模式”，声称它有不同于西方的巨大优势。是否存在一种所谓“中国模式”？如何看待它的“优势”？它是否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未来？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杨子立采访了斯坦福大学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吴国光教授在1980年代曾深度参与中共的体制改革，是研究中共制度变革问题的专家。【滚动下图或点击下载阅读全文】
编按： 这应该是中国本土学者关于“白纸革命”的第一篇有深度的研究文章。作者考察了“白纸革命”参与者的生存状况、相互联系方式、受教育程度等，提出正在崛起的“新流民阶级”构成了这一“几乎革命”的主体。这种情况是否“未来革命”的预演，当下自然不好判断，但显然值得高度关注。另外，是否可以用“新流民阶级”来描述“白纸革命”参与者的主体，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欢迎就此赐稿。【滚动下图或点击下载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