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声明，亨利·基辛格于周三去世，享年100岁。这位学者出身的外交官策划了美国对中国的开放，是美国从越南撤出的谈判人，在“冷战”最激烈之时，凭借狡黠、野心和智慧重塑了美国与苏联的权力关系，有时不惜为此践踏民主价值。

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

很少有外交官能像基辛格那样毁誉都如此强烈。他被认为是“二战”后权力最大的美国国务卿，时而被赞颂为一个为美国利益重塑外交政策的终极务实者，时而又被谴责在自认为有利于国家时会抛弃美国价值观，特别是在人权问题方面。

从肯尼迪到拜登，他为12任总统——占到美国迄今所有总统的四分之一以上——担任过顾问。凭借对外交历史的深刻理解，加之作为德国犹太裔难民在第二故乡出人头地的动力、内心充满的不安全感，以及有时为其发言平添难解元素的终生难改的巴伐利亚乡音，基辛格改变了几乎一切有他参与的全球关系格局。

在美国历史和外交的一个关键期，他的权力仅次于总统尼克松。他于1969年1月进入尼克松政府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并在1973年被委任国务卿之后罕见地保留了这两个头衔。尼克松辞职后，他继续在总统福特手下任职。

基辛格与当时所谓“红色中国”的秘密谈判为尼克松最著名的外交政策成就奠定了基础。这一“冷战”时期的决定性举措目的是为了孤立苏联，它为全球最复杂的外交关系开辟了道路，到基辛格去世时，美中两国已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的经济体，它们在完全交织一处的同时，又在新“冷战”的阴影下龃龉不断。

几十年来，在美国应对中国崛起及其带来的经济、军事和技术挑战的问题上，基辛格始终是最重要的声音。他是唯一一位与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打过交道的美国人。今年5月，年逾百岁的他在北京与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会面，尽管中美关系已转向敌对，但他仍受到了尊贵礼遇。

他说服苏联加入了后来被称为“缓和政策”的谈判，促成了两国第一项重大核武器限制条约的签署。通过穿梭外交，他让莫斯科在中东失去了主导地位，但还是未能促成该地区更广泛的和平。

经过在巴黎的多年会谈，他促成了美国结束介入越南战争的和平协议，并因此同获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称之为“光荣的和平”，但事实证明战争远未到终结之时，批评人士认为，他本可早几年达成同样的协议，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北越就吞并了美国支持的南越。这是令美国蒙羞的结果，而基辛格从一开始就曾对美国能否赢得这场冲突提出了质疑。

在他的批评者看来，共产党的胜利是一种损人利己政策的必然结果，该政策的目的是在美国从越南撤军后创造一些缓冲的空间，让局势不至于立刻急转。事实上，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时曾在笔记空白处草草写道，“我们需要一个恰当的间歇期”，暗示他的目的不过是推迟西贡的陷落。

等到间歇期结束，美国人已经放弃了越南计划，不再相信美国的战略利益与越南的命运挂钩。

正如越南发生的一切所揭示的那样，历史对基辛格“冷战”现实主义的评价比当时他得到的普遍描绘要更为严苛。由于着眼于大国竞争，他经常倾向于粗暴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特别是在与小国打交道时，他总将这些国家视为更宏大斗争中的棋子。

他是尼克松政府推翻智利社会主义者、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主谋。

他被指控违反国际法，下令在1969年至1970年对柬埔寨秘密进行了地毯式轰炸，这是对一个表面中立国家的不宣而战。

他的目的是铲除在柬埔寨边境的基地活动的越共军队，但轰炸本身是无差别攻击：基辛格告诉军方要打击“一切能飞能动的东西”。至少有5万平民被杀。

1971年，当美国支持的巴基斯坦军队在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发动种族灭绝战争时，基辛格和尼克松不仅无视了美国驻东巴基斯坦领事馆停止屠杀的请求，还批准向巴基斯坦运送武器，其中包括转交约旦的10架战斗轰炸机这一显然违法的举动。

基辛格和尼克松另有优先事项：支持巴基斯坦总统，让其成为基辛格当时向中国秘密示好的中间人。而这同样造成惨重伤亡：东巴基斯坦至少有30万人丧生，还有1000万难民被赶到印度。

1975年，基辛格和福特总统秘密批准让美国支持的印尼军队入侵前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在输掉越战后，美国担心东帝汶的左派政府也将由共产党控制。

根据福特总统图书馆的解密文件，基辛格曾向印尼总统表示，行动必须迅速取得成功，并且“在我们回国之后进行会更好”。超过10万东帝汶人被杀或饿死。

基辛格对这些举措遭致的批评进行了反驳，称批评者并不像他那样需要面对无数糟糕选择。但他试图用嘲讽段子平息批评的努力适得其反。

“做违法的事我们不假思索，”他不止一次打趣道。“做违宪的事要稍微考虑一下。”

基辛格至少在一项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决策上扭转了原有的立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是一名年轻的哈佛大学教授的时候，他就提出了有限核战争的概念，即可以限制在特定区域的核交火。他在任职期间就核威慑问题投入了大量努力，例如让对手相信发动核打击必将付出不可接受的高昂代价。

但他后来承认，阻止有限核战争的升级或许是不可能任务。晚年的他有保留地接受了一项逐步消除所有核武器的新努力，在95岁那年，他又开始对人工智能武器崛起所引发的动荡发出警告。

“在人生所剩无几的时间里，我能做的就是提出这些问题，”他在2018年说，“我不假装自己知道答案。”

直到生命的最后，基辛格仍然保持了深远的影响力。在那些曾经追随他的国家安全助手的白宫西翼办公室书架上，仍能找到他关于应对中国崛起的最新著作，整整600页掺杂着自夸轶事的历史大作《论中国》（On China，2011年）。

在进入尼克松政府任职的50年后，共和党候选人仍在寻求基辛格的支持，总统们也都争取他的认可。哪怕是特朗普也会在痛斥共和党建制派之后，于2016年竞选期间拜访他，期盼仅凭征询基辛格建议的姿态就能彰显自己是个正经人物。（这让《纽约客》创作了一幅漫画，画中基辛格头上的台词框里写着：“我想念尼克松”。）

当《纽约时报》记者提及特朗普说不出他从此次会面汲取的任何新想法或举措时，基辛格对此一笑。“他不是第一个听不懂或不想听懂我在说什么的建议对象，”他说。尽管如此，特朗普在任内仍将基辛格视为与中国领导层接触的秘密渠道。

奥巴马总统则没那么倚仗他，基辛格进入白宫任职时奥巴马年仅8岁。奥巴马在即将卸任总统时指出，他任内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修复基辛格留下的世界。他将基辛格的失败视作一种警示。

“我们在柬埔寨和老挝投下的炮弹比欧洲在‘二战’经历的炮火还要多，”奥巴马在2016年接受《大西洋月刊》的采访时说，“但到最后，尼克松撤军了，基辛格去了巴黎，留给世界的只有混乱、屠杀和随着时间推移终于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专制政府。”

奥巴马说，他在总统任内仍需努力帮助各国“拆除仍在炸断小孩双腿的炸弹”。

“这种战略怎么可能促进我国的利益呢？”他说。

美国现代史上很少有人物能像基辛格这样，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年近百岁的他仍在演讲和写作，并对向他咨询地缘政治分析的客户收取天价费用。

虽然出现在他演讲现场的抗议者减少了，但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就可能引发激烈争论。在仰慕者看来，他是“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的杰出设计师，是愿意颠覆棋局并为美国外交注入某种不可预测性的运筹高手。

对他的批评者，甚至还有一些友人和前雇员来说，他虚荣、阴险、傲慢且暴躁，能在赞美某位高级助手不可或缺的同时，反手就命令联邦调查局非法窃听此人的住宅电话，看他是否向媒体泄露了信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代记者都知道，如果他们想要寻找泄密者——通常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泄密——基辛格这位泄密艺术的大师正是一个现成的来源。“如果本届政府中有人泄密，那就是我，”他说。他正是这样做的，而且泄密非常多。

基辛格在1957年写了一本充满赞美之词的书，分析了奥地利亲王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在后拿破仑时代领导奥地利帝国所创造的世界秩序，这本书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自我描述，尤其是在谈到一位领导人让各国服从自己意志的能力时。

“他擅长操纵，而不是构建，”基辛格这样评价梅特涅。“比起正面攻击，他更喜欢巧妙的策略。”

这种风格在尼克松时代的水门事件中得到了体现。日益孤立无援的尼克松经常向基辛格——这位他政府中永不褪色的明星——寻求安慰，并让他讲述自己最伟大的成就。

基辛格乐于效劳。水门事件录音带显示，基辛格好几个小时聆听总统的长篇大论，其中包括后者对这位犹太国务卿发表的反犹言论，这让基辛格感到丢脸。基辛格经常以奉承回应总统的话，然而回到办公室后，他向最亲密的同事讲述尼克松的奇怪行为时会翻白眼。

基辛格没有卷入水门事件。然而，白宫窃贼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以及政府试图掩盖罪行的行为，都源于一种怀疑和保密的文化，许多人认为，基辛格在这种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了作用。

1969年春，上任后不久，他对时报一篇关于柬埔寨轰炸行动报道背后的泄密事件感到非常愤怒，下令联邦调查局窃听十几名白宫助手的电话，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工作人员。录音中没有发现元凶。

1971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公布了五角大楼文件，这同样让他感到愤怒。这些机密文件记录了政府在越南的战争政策和计划，在他看来，泄露这些文件危及了他那些面对面的秘密外交。他的不满促使白宫组建了私闯小组，也就是后来进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的那个负责封堵泄密消息的“管道工”小组。

1974年8月，正在接受弹劾和辞职之间举棋不定的尼克松把基辛格拉进了白宫历史上最戏剧化的时刻之一。在告诉基辛格他打算辞职后，心急如焚的尼克松要求他的国务卿和他一起跪在林肯会客厅外默祷。

然而，随着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陷得更深，基辛格获得了他的继任者很少能匹敌的全球声望。

助手们形容他的洞察力过人，脾气暴躁。他们讲述基辛格盛怒之下把书从办公室一头扔过来的故事，还有他的控制欲，这甚至导致他最忠实的同事也不信任他。

沃尔特·艾萨克森在1992年出版的传记《基辛格》(Kissinger)中写道，“在与他人打交道时，他会通过操纵他们的敌对情绪来建立联盟和阴谋关系。”

“他的对手对他有一种强迫性的吸引力，他会通过奉承、哄骗和挑拨对手来获得他们的认可，”艾萨克森观察到。“他特别擅长与有权势的人打交道，因为他可以调动这些人的思想。作为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后代和研究拿破仑时代治国方略的学者，他深知伟人和强大的力量才是塑造世界的关键，他也知道，人格和政策永远不可能完全分离。他很自然地把秘密作为一种控制手段。他对权力关系和平衡有着本能的感觉，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地缘战略上的。”

到了晚年，当他强硬的棱角已被磨平，旧日的竞争已经消退，或与他昔日的对手一起被埋葬，基辛格有时会谈论他所塑造的全球秩序的相对危险性，以及他的继任者面临的一个更加混乱的世界。

他所驾驭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简单的，虽然非常可怕；他从来没有处理过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也没有处理过各国利用社交媒体操纵公众舆论、利用网络攻击破坏电网和通信的世界。

“冷战更加危险，”2016年，基辛格在纽约历史学会露面时说。“双方都不惜发动一场全面核战争。”但是，他补充说，“今天的情况更加复杂。”

与他试图策划的冷和平相比，大国冲突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不再关乎意识形态，而是纯粹关乎权力。他说，最让他担心的是与“崛起的大国”中国发生冲突的前景，因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实力。

相比之下，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国家”，不再“有能力统治世界”，2016年他在康涅狄格州肯特接受时报采访时说。他在那里拥有第二个居所。

然而，他警告不要低估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他在谈及希特勒那部自传式宣言时说：“要想理解普京，人们必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我的奋斗》。他认为俄罗斯被骗了，而我们一直在占俄罗斯的便宜。”

俄罗斯的威胁减小，对基辛格来说会有些成就感。毕竟，是他与莫斯科签署了第一份战略武器协议，并引导美国接受了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这是一份关于欧洲安全的协议，为苏联集团的异见人士获得了一些表达权利。回想起来，这是一颗水滴，众多这样的水滴汇聚起来，成为冲垮苏联共产主义的江河。

在权力的巅峰时期，基辛格在华盛顿的形象是他之后的外交官中还没有可与之匹敌的。常有人在乔治城和巴黎看到这名戴着书呆子般黑框眼镜、个子又矮又胖的哈佛教授手臂上挽着年轻女演员，他曾开玩笑地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

在纽约的餐馆里与女演员吉尔·圣约翰一起吃饭时，基辛格会拉着她的手、或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让八卦专栏的作家们得以大显身手。但事实上，正如圣约翰告诉传记作者的那样，虽然两人的关系很亲密，但那是柏拉图式的。

与其他女性的关系也如此。一名曾与基辛格约会的女子和他一起回到他在华盛顿岩溪公园边上租的小公寓，公寓里有两张单人床，一张是睡觉用的，另一张上堆满了要洗的衣服，该女子对记者说，屋里非常乱，还有助手在场，“不是你能做任何浪漫事的地方，即使你非常想做。”

华盛顿的一个笑话是，基辛格大肆张扬自己的私生活，是为了隐瞒他在办公室里做的事情。

需要隐瞒的事情有很多，尤其是在北京进行的为尼克松访华开路的秘密会议。美国转向中国的做法最终公开后，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战略考量，也震惊了美国的盟友。

“如果没有亨利，几乎无法想象美国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崛起大国的关系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2016年接受采访时说，他曾在基辛格手下工作。

基辛格的其他努力有好坏参半的结果。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结束后，他通过不懈的穿梭外交，成功说服了埃及与以色列开始直接谈判，为两国后来达成和平协议打开了契机。

但基辛格最重要的外交贡献，也许是他将莫斯科排除在中东事务之外长达40年，直到普京2015年下令俄罗斯空军介入叙利亚内战。

基辛格最大的失败之处是他对小国人民的民主斗争似乎漠不关心。一个小时候被纳粹的崛起赶出祖国的人，似乎对非洲、拉丁美洲、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漠不关心，这令人惊奇。尼克松的椭圆形办公室录音显示，基辛格更关心的是让盟友们留在反共阵营里，而不是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

几十年来，他一直在为指责他对侵犯人权行为视而不见的指控辩护，但往往难以令人信服。最糟糕的指控是他发给巴基斯坦政府的信号让后者认为，可以用其认为合适的方式随便对付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

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加里·巴斯2013年出版的《沾满鲜血的电报：尼克松、基辛格和一场被遗忘的种族灭绝》(The Blood Telegram: Nixon, Kissinger, and a Forgotten Genocide)一书中描述了基辛格无视即将发生种族灭绝的警告，包括来自美国驻东巴基斯坦总领事阿切尔·布拉德的警告，基辛格还以以不忠为由惩罚了布拉德。

巴斯写道，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中，“基辛格嘲笑那些担心‘孟加拉人正在死去’的人‘可怜’。”

基辛格与安·弗莱舍的婚姻持续了15年，两人在1964年离婚。1974年与南希·马金尼斯结婚后，基辛格搬进了妻子位于曼哈顿的家。马金尼斯当时在纽约州前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手下工作，洛克菲勒也是基辛格的朋友和盟友。

基辛格离开政府部门后再也没回大学教书。但他继续以令他以前的学术同事们尴尬的速度写作。

他写了共计3800页的三卷回忆录：《白宫岁月》(The White House Years)主要是讲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1969到1973年），《动乱年代》(Years of Upheaval)讲的是接下来的两年，最后一卷《复兴岁月》(Years of Renewal)覆盖了福特总统的任期。他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可以说是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地缘政治的告别评估。他在书中表达了对美国领导能力的担忧。

“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撤出了三场战争之后，美国正在努力定义其（仍然庞大的）权力与其原则的关系，这三场战争每次都以理想主义的抱负和广泛的公众支持开始，但都以国家的创伤结束，”他写道。

基辛格继续对世界事务行使影响力，通过他的公司基辛格事务所为企业和高管提供有关国际趋势和即将出现的困难的建议。迪士尼试图说服中国领导层同意它在上海建一座投资55亿美元的游乐园时，基辛格接到了电话。

“亨利无疑是美国近代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前董事总经理戴维·罗斯科普夫说。“我认为，他受到媒体和公众的注意是有理由的，不仅因为他非凡的才华和能力，也因为他明显的缺点。”

1968年，基辛格为纳尔逊·洛克菲勒撰写竞选演讲稿时，他在其中写了一段话，设想“与共产主义中国和苏联的微妙三角关系”。他写道，这一战略将使美国“在检验中苏和平意愿时，改善与两国的关系”。

第二年，他得到了检验这一论断的机会。中苏军队在边界争端中发生冲突，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在与基辛格会面时，坦率地谈到了“遏制”中国的重要性。尼克松指示基辛格向北京秘密示好。

这对尼克松来说是一个显著的转变。作为坚定的反共人士，长期以来，他与所谓的中国问题游说集团关系密切，该集团反对毛泽东在北京领导的共产党政府。他还认为，在与南越及其美国盟友的战争中，北越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中国的卫星国。

尼克松和基辛格秘密接触了巴基斯坦领导人叶海亚·汗，让他充当中间人。1970年12月，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向基辛格转达了信使从伊斯兰堡捎来的信息，它来自中国总理周恩来：北京欢迎尼克松总统的特使。

这导致了后来著名的乒乓外交。美国乒乓球队的一名年轻队员在日本参加锦标赛时结识了一名中国选手。中国领导层显然认为，美国选手的姿态是基辛格发出的另一个信号。美国队被邀请到北京，在那里，周恩来告诉队员，“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新篇章”，这让他们大吃一惊。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双方就总统访问的可能性交换了信息。然后，1971年6月2日，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的联系又收到了通知，邀请他到北京为尼克松的访问做准备。在白宫的晚宴上，基辛格把尼克松拉到一边，宣布：“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总统找到了一瓶昂贵的白兰地，两个人举杯庆祝胜利。三年后，在同一间屋子里，他们痛苦地一同下跪。

1971年7月，基辛格开始了所谓的亚洲调研之旅。在巴基斯坦，记者们获悉，国务卿身体不适，将在一处山间别墅休养几天。一支车队很快向山上出发了。但这是一个诱饵；基辛格实际上带着三名助手飞去了中国。

2014年，他在接受哈佛大学国务卿项目的采访时回忆说，在北京，他向周恩来做了情况介绍，最后说，作为美国人，“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片神秘之地”。周恩来打断了他。“我们有9亿人，”他说，“这对我们来说并不神秘。”

敲定细节花了三天时间，在基辛格用电报把暗号“尤里卡”发给尼克松之后，总统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在电视上宣布了基辛格的安排。他的敌人——苏联人、北越人、民主党人、他的自由派批评者——都惊呆了。1972年2月21日，他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总统。

中国人也有点震惊。毛泽东在一个月内就把周恩来排挤到一边。“从那以后，没有哪个中国人再提起周恩来，”基辛格对哈佛大学的项目说。他推测，毛泽东担心他的二把手“对我个人过于友好”。

多年后，基辛格对这一成就的看法更加克制。

他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考虑到当时的必要性，中美将不可避免地找到一条走到一起的道路。”他指的是两国的国内冲突，以及抵制苏联推进的共同利益。但他也坚称，他并不是在寻求孤立俄罗斯，而是在进行一场权力均衡政治的大实验。“我们的观点是，”他写道，“三角关系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各方的一种压力。”

历史学家仍在争论这种做法是否奏效。但毫无疑问，这让基辛格成为了国际名人。它也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其原因是基辛格50年前从未考虑过的——中国将会崛起，成为美国唯一真正的经济、技术和军事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