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宣称，坚持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选择中国市场是机遇而不是风险。可是，专家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已结束，习近平上台后进入逆转型，体制更加缺乏改革的弹性。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指出，刚性统治发生脆断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如何改变中国政治轨迹是每个主动或被动卷入政治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1980年代改革 政治缝隙瞬息即逝
吴国光在1986年加入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参与中共十三大前后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组长是赵紫阳，办公室主任是鲍彤。他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执笔人之一，并为当时中国总理赵紫阳起草了包括1987年“五一三讲话”在内的多篇重要讲话。
赵紫阳在1986、87年推动的政治改革带来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改革计划的部分措施开始实施，比如企业、高校党政分开、政府公务员制度、取消政法委和实行差额选举等。1989年学生要求进一步制约中共的权力，让普通民众有参与中国政治决策的权利。但是，邓小平认为这会威胁中国共产党的一党垄断权力，是不能容许的，于是就出现了1989年6月4号镇压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的悲剧。
吴国光在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说，这种近乎神经质、妄想和偏执的权力掌控，使得这样一道政治缝隙很快被关上了。
他说：“当时赵紫阳讲了一句话，我们听了也都觉得很乐，赵紫阳说，老说人家资产阶级搞假民主，我看人家假民主搞得很真，我们的真民主搞得很假。”
89六四镇压后中国经济发展严重放缓，邓小平急于进行南巡，即所谓的“第二次改革”，中共政权鼓励民众闷声发大财，并强调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获利。
可是，吴国光指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强调中国模式，改革就全面结束了，随后十年是吃改革红利时代。
习近平逆转型
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强调改革开放，包括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深入转变发展方式”。可是，吴国光指出，习近平上台后，吃改革红利的时代也结束了，进入了逆转型。
吴国光说，他说：“从2001年到2012年，大约十年是中国利用前几十年的改革，不断地吃红利，加入WTO以后，确实有飞速的经济发展，但是有没有真的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这样一个要求把中国的制度又进行了一番新的改革呢？都是小打小闹，至于立些法，哪个国家每天都在立法？这个不能叫改革的。结果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红利时代那也结束了，那就进入了一个叫做逆转型。”
吴国光说，习近平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经济市场化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多元化，包括观念、舆论一定程度的市场化，这些和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安排是难以相容的，是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威胁，因此他只能去学毛的办法。但问题是毛的政治办法是跟完全没有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习近平面临的挑战就是，怎么样既能用毛的办法，还能用市场经济，又没有把它掐死，还能创造点财富，你会看到他不断地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之间纠结。
但是，吴国光说，毕竟改革开放形成的各种利益还在，不管是权贵还是普通大众，都会本能地抗争和博弈，中国难以真正地完全回到毛时代。
中共刚性统治的脆断可能性
近年来，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言论和社会空间，从所谓的“枫桥经验”，动用互联网强化信息和言论控制，通过加强维稳体制，来维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
吴国光说，这种合法性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都是一个虚假的合法性，最后就是靠暴力。当经济恶化，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撑这个庞大的镇压机器时，就可能发生脆断，像明末李自成起义的流血革命。
他说：“我们都知道明末，李自成本来也是体制内的，但是体制的很边缘，就像今天的辅警一样，中国的警察不够用，搞了一大堆辅警，这个辅警就是随时让你来干活，随时把你踢走，现在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一些辅警发不出工资，然后把辅警赶走。如果这个辅警里边出现个李自成，这个情况就有点像明末了，当然现在还没出现。总而言之，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样一个由一个党，现在又集中到一个人来垄断政权，这个从常理上来讲是不能持久的。”
那么，中国体制内是否会再次出现赵紫阳这样的自由派人物，重启改革之路？吴国光说，不会!
他说：“其实每一个中共的政客也都非常善于学习, 学习什么呢，学习如何拿到权力，保障自己的权力，所以他们看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下场，也看到了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场，我想不会再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
吴国光说，这不光是个人的问题，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制原因，不管邓江湖时代，从过去的极权体制向带有极权主义遗留色彩的威权主义体制转化，还是现在重新逆转型，再加强极权主义色彩，弱化威权主义色彩，整个体制的根本特点就是中共对于权力的绝对垄断，不要说挑战和质疑，甚至不能提问和评论，这样一个体制在刚性和脆性之间，缺少变革的弹性。
吴国光说，如果大家既不希望看到它脆断或流血暴力，也不愿意接受这种刚性控制，那么，只有通过抗争才能够增加它的弹性，比如白纸运动就改变了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但是也不是因为人们不想看到流血革命，就能避免暴力。他说，如何改变中国政治轨迹是每个主动或被动卷入政治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