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北京的大专院校的师生和各界人士上街游行示威，爆发了震惊全球的六四民主运动。图为学生们上街游行，其中不少人在军队镇压中丧生。资料照“天安门母亲”官网5月31日发表题为“1989年六四惨案35周年祭”的公开信。信中提到，35年过去了，政府依旧保持沉默。在网路上看到的是中共简史里就当年89学运引发的惨案说法。“天安门母亲”形容这些说法颠倒是非、罔顾事实，他们无法接受、容忍。
难属促当局公布六四真相
公开信提到，多年来，政府无视六四惨案无辜死难者亲属的正当诉求，以各种方式不断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政府一直强调并实施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方针政策。而对待难属的诉求却一直置之不理，完全背离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
公开信重申三项诉求：公布六四的死者名单和人数；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者亲属相应的赔偿；按法律程序追究事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难属并再度向习近平及政府呼吁，期待政府能够就相关问题与他们进行对话。
35年来他们饱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很多当年失去孩子的父母亲们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如果政府有诚意地把这起惨案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对尚在世的难属最大的安慰。
美国之音多次尝试联系尤维洁、张先玲等“天安门母亲”成员。其中尤维洁在社交媒体留言说，她目前身在外地不方便接受采访，只透露在六四当天，“天安门母亲”群体会和往年一样到万安公墓祭奠。
公开信共有114位六四罹难者家属连署。美国民间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天安门母亲”只剩下100多名成员，却仍然是中共的眼中钉。
周锋锁说：“‘天安门母亲’丧失了自己的亲人。作为母亲、妻子、丈夫。他们仅仅想为自己的孩子寻求真相、正义。它们是中共最害怕的一个群体。中共政权不可能以任何办法回应受害者的要求。天安门镇压有很多关注，有很多具体的文件纪录，铁证如山，中共更是害怕。”
习近平掌权的十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走回头路的十年。尤维洁以往曾表示，既然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现政权应该担负起全部责任，平反六四现政权责无旁贷，但周峰锁认为，习近平不可能引领中共拨乱反正。
周锋锁说：“在1989年，当时中共还有另一个选择：听从人民的声音，进行改革，像赵紫阳那样，可惜的是，它选择了镇压、屠杀。这是没有回头之路的，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未来的替代者，都是不可能的。”
王丹：难属和政府对话是奢望
八九学运领袖王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也表示，“天安门母亲”要和政府对话是无法实现的愿望。
王丹说：“它们（中共）不给六四平凡是因为这个事它们是犯罪了。它们自己是不会把自己绳之于法的。只要它继续掌权，它就会永远压制六四的真相。国际社会慢慢地对这个事情也淡掉，中国人对这件事也提都不敢提。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没必要跟家属进行对话。中共完全不想触碰这个话题。它也不希望这个话题引起更多政治上的不确定的状况。”
王丹认为，“天安门母亲”的诉求与习近平的执政路线根本背道而驰。
王丹说：“因为他（习近平）基本上遵循的是毛（泽东）的路线。毛是个暴君。毛的政权都是建立在暴力镇压的基础上。习（近平）自认为是毛的学生，甚至有超越毛的野心，所以习近平路线根本不可能考虑用民主、法治的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这完全不是习近平路线的内容。”
“天安门母亲”在公开信中宣布，今年他们的群体各有一名受难者及一名难属因病去世。根据统计，多年来累积已有超过70名难属离世。
王丹说：“‘天安门母亲’随着年龄增长慢慢会凋零，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培养更多年轻人站出来，能够继承‘天安门母亲’。‘天安门母亲’群体在传承这方面需要更多年轻人帮助他们。当年参加过学运的八九一代，现在很多子女都长大了，所谓的‘白纸一代’。希望这些年轻的反抗群体，能有些人去继承天安门母亲团体，无论诉求也好，还是每年的行动也好。”
六四35周年前夕，中国各地维稳逐步升级，持不同政见人士被当局以不同形式监控。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和往年一样被强制旅游。他向美国之音透露，今年的目的地是老家安徽，主要是祭奠已故的未婚妻。
胡佳说：“北京现在已经很紧张了。从五月底开始就是。你也知道原因是什么。我这几天离京，大概6号左右回来吧。这次我回去我的故乡安徽，也许去祭奠一下我已故的未婚妻星芽。他两年多以前在（陕西）秦岭的鳌太遇难了。这几天去看看她的父母，去到她墓碑前面跟她说说话。”
据了解，北京的查建国、何德普、高瑜等知名异议人士同样被当局严控。
美国之音尝试联系独立媒体人高瑜，但未能成功。据了解，她在5月29日离家以后与一直外界失联。据消息透露。北京市公安局下令，今年国保不参与维稳，上岗的持不同政见人士部分被带到北京郊区旅游，主要是为了节省维稳经费。
北京、湖南为六四重点维稳地区
除了北京，湖南株洲也是当局重点维稳的地区。湖南持不同政见人士程晓峰表示，去年株洲异议人士陈思明在台湾“跳机”并成功前往加拿大，近期民间网络歌词曲作者徐琳涉及网络言论被警方刑拘等事件，使当局不敢掉以轻心。他本人也已被“上岗”。
程晓锋说：“对当局而言，株洲在湖南来说是一个重灾区。它们现在就是怕会出现第三个、第四个（更多的陈思明、徐琳），明显地感觉到它们对我们的管控越来越严了。昨天大概来了七、八个人。现在的手机定位很先进，它们完全不需要跟踪，可以通过手机定位确定我到了哪里。以前在株洲旅游费用要好几万块钱，但是到了今年，它们自己说‘没有钱了’。”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