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开过,外界认为没解决经济问题,表示失望,还有的认为这次大会改了方向。前者是将党代会的功能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混淆了,因为党代会历来主打政治方向与政策大纲,重心不是政府经济工作。但如果说改了方向,那是因为论者自己认为中共的改革曾有个他想象的方向。这个问题,笔者想通过分析三中全会召开前发表又被迅速下架的《改革家习近平》,探讨一下自1978年以来中共的改革方向。
从邓到习的不变:政治专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
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中共政治专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这从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变过,如果有变化,也不是方向性的变化,只是框架内的调整。习近平的“改革”与外界期盼相反,就是这种框架内的调整,目的是为了拯救腐败透顶的中共。
对该文迅速下架的原因,外界有很多猜测,我同意《新华社特稿〈改革家习近平〉下架真相》一文的分析:该文犯了一个史实错误,将1978年11月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的改革功绩部分安到1980年5月去安徽调研学习的习近平头上,这是硬伤,必会引起痛诟。
海外对这篇文章当然是批评为主流,批评点在两方面:习近平的施政根本不是改革,此文全是阿谀奉承。其实,之所以有这种批评,是因为批评者早就将“改革”这个词神圣化,他们的改革只有一种定义:改变中国政治体制,不以此为诉求的就是假改革。
这篇《改革家习近平》,称“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这是官媒首次为习近平冠上“改革家”之名,通篇看下来,是一篇写得比较认真的颂圣文章,既然是颂圣,当然免不了拔高颂扬。但是关于习近平是不是当得起“改革家”,一是看所谓改革内涵,二是主要看改革的具体内容,这两点决定了习近平是什么类型的“改革家”。
讨论“改革”必先界定改革之内涵
从词的原生意义来说,凡是触动现存政治经济格局、改变利益分配方式的都可称之为“改革”,其成败与影响决定当时的评价,后世的评价80%以上基于当时的评价。只有一种情况除外:改革后政权的生命太短。
“改革”从一个中性词变成完全积极意义,是邓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之后,中国人与世界对“改革”的一种新的赋义,由此在中国的语境中派生出了“真改革”与“假改革”、“全面改革”与“跛足改革”之分义。我在22年前发表的长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第1期,总第76期)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共对改革的赋义,早就不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目标,而是任何对现存秩序的变动,都称之为“改革”。
我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点?就因“改革”这个名词,因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以新面目出现于世界并迅速崛起,成为一个非常积极的名词。那时候,全世界都有一个幻想:经济改革必然引发政治改革。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是为了解除美国政界反对中国入世的压力,他那番讲话,开创了美国中国研究圈两个堪称经典的中国预想:1、中国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2、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这个中国预想影响的不止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几乎是世界多数中国研究者。
有关“政治改革”这点,官方、民间及海外各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官方将所有政府机构的变化、行政事权在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重新分割,全算成“改革”。但从邓以来,历经江泽民、胡锦涛前后20年,直到习近平前十年,从来都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共通过宪法自赋的中共是中国人民的天然代表,拥有无可质疑的执政权力。这一点,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经江泽民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锦涛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都没有任何实质改变,只是话语表达的变化,比如习近平表述为“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翻阅中共官方文件,我从来没发现过中共要改变方向的表述,一点暗示与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习近平执政12年的改革具体内容
《改革家习近平》第一节第三段有这样的表述:“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段话,我认为是事实,因为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中就论述过,邓(胡赵)自1978年开启的放权让利、国民普遍受益的改革在江朱时代前期已经结束,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所谓“皆大欢喜的改革”、指的是江时代的放权让利与多龙治水格局。放权让利,就是让政府部门根据事权划分行使资源分配之大权,这一过程产生大量寻租活动,形成官商合作体制瓜分改革红利,这些红利就是“好吃的肉”,中国在这段时期创造了数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富豪群体,约占人口23%的中产阶级”。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朱镕基“抓大放小”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为中共留下了一笔宝贵资产,那就是在能源、公用事业、粮食系统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寡头垄断型国企,这是温家宝十年“太平宰相”的本钱。
所谓“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政治上,指的是江朱时期多龙治水(5-7位常委)、胡温时期“九龙治水”格局下形成的高层权贵“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在经济上,是温家宝5万亿救市加上几十万地方债的巨额债务。习近平接班时,胡温已将“改革红利”食尽,当时太子党成员张木生公开批评胡锦涛的无为之治是“击鼓传花”,北京坊间盛传的是“老太子党”成员接班之后,必拿“新太子党”(江朱胡温两朝的政治局常委子弟亲属)开刀,为反腐祭旗。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比《纽约时报》更早)成了当时揭露高层腐败的主要载体。
要完成这最难的人事清洗,习近平自然只能通过加强权力、近于独裁的手段,才能与整个官僚队伍为敌;而且习近平必须寻求连任,不说永久执政,至少也得执政足够长的时间。这就是习近平变多龙治水的集体领导为个人专断、党内独裁的背景。独裁是种政治体制 ,形式有个人独裁、宗教独裁、寡头(集团)独裁、家族独裁等多种形式,中共自建政开始,政权的独裁性质没有变过,只是从毛的个人独裁变成邓、江、胡的寡头独裁,习近平又将寡头独裁变成个人独裁。江胡时代的中国国内政治确实相对宽松,但主要不是九龙当中有谁更“民主”,而是九龙的利益链条多,分割改革红利的途径多;更多的是国际环境所致,江时代说的是“与国际接轨”,与美国是“战略合作伙伴”;胡第一任期与美国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由于中国在2009的APEC夏威夷峰会上,提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今后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中美关系降格成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直至“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江胡两朝多少有点顾忌。习近平时期则处在“经济合作伙伴”向“重要的竞争对手”转变阶段,中美关系日趋恶化,打击外国资本(尤其是有选择性地打击事涉“国家安全”的信息产业资本),这一切,被认为是习近平要改变改革方向的倒行逆施之举。但其实与改革方向无关,最多算是收窄了对外资的“开放之门”。
改革方案多达2千,每个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家习近平》称,“10多年来,中国出台2000多个改革方案,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并保持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位置”——考诸内容,其实多是事权调整、以及政府对某些领域的加强介入,但都称之为“改革”。这2000多个改革方案,就算是涉及国企改革引致的“国进民退”(2015年),以及后来略加调整的“发展与扶持民营经济”,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方向,无关政治方向。有关建设新农村、环境保护 等的“改革方案”,等等,从无一项涉及政治方向。
《改革家习近平》称:“在改革方向上,习近平头脑清醒。他用‘邯郸学步’、‘画虎不成反类犬’、‘水土不服’、‘死路一条’来警告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将带来严重后果。‘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习近平强调,改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段话中所引用的,就是从国内官媒上历年登载的“习近平语录”中的话语集锦,只要翻查《人民日报》头版,就能轻易找到。
综上所述,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后来的几届领导人反复表述的内容,习近平的改革并未改变政治方向,反腐只能算是对江胡留下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一次大清算,学术一点的表达是“变革现存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重塑了权力及利益分配机制”。在没有新的官方表述出来之前,认为二十届三中全会改变了改革方向,那是论者认为自邓以降,直至胡温的改革是以“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定位,基本属于“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之论。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中共
《改革家习近平》是如此描述的:“他们(指邓小平与习近平)肩负相同的使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但两人面对的形势迥然不同。”以我积长达40年对中国改革进程的研究,基本符合事实。
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改革几乎从零开始。通过江胡两代,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行政权力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我将期概括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专制政体联姻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见《中国:溃而不崩》,台湾,2017年出版)。
中共官场的腐败与对腐败的批判,几乎从邓小平时代就开始。1989年六四运动中著名的“反官倒”,就是反对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利用权力倒卖计划物质赚快钱(Easy Money);江时代对批判腐败并未关门,但有官方尺度,上限是禁止评论“制度性腐败”,即腐败源于中国一党专制体制。我当年撰文称这是“制度性腐败”,必须从体制入手才能最大限度反腐,遭遇禁言。从习近平的言论来看,他同样认为腐败不是体制性产物,是共产党放松了思想教育,一大批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腐蚀的党员干部吃党的饭、砸党的锅所造成,因此,他想通过反腐清党整党,“恢复党的健全肌体”——从他的成长历程中的思想资源来看,他可能认为毛时代是不腐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因此,他将反腐当作自己任期内最大的政治任务。《改革家习近平》总结为“习近平的改革一直在艰难中突围。他要打破更多的利益藩篱。他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不过,鉴于中共党政军系统无官不贪这一背景,他这一反腐,几乎成了党内官僚集团的公敌;与此同时,他将各种异议视为破坏国家安全之举,特别严厉地镇压各种不同意见,因此也成了海内外中国异议者之敌。因此,在对待习近平的态度上,这两大完全不同的群体,在反习的态度上高度一致,在后者眼中,贪官奸商都比习近平可亲可爱一些,集腐败、欺诈等各种恶行于一身的郭文贵在海外民运圈曾得到广泛支持就是一例。
权力产生腐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习近平的反腐,一律评之为权力斗争,那是反共心切;因为不断产生贪官,就认为反腐失败,也不算是平心之论。我这些年观察下来,哪国都有腐败,只是体制不同,对腐败范围的界定不同。比如西方国家的政治献金(包括竞选资金的捐献),在中国则肯定划入买官卖官的范畴。不同的是,中国反腐已成为中共管治体系的核心支柱,西方的政治献金则以是否违法区分。
习近平一生论定取决于两大因素
一是内因。内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寿命。习近平执政,大概20年应该届满。这之后,他交班给谁,交班时的国内政治经济状态决定继任者能撑多久。撑的时间越长,越有利于习近平。这道理只要想一下江泽民的死后哀荣就明白:人们因对现实的不满,成数倍放大江时期的“德政”与好处。
二是外因。这个外因主要是国际格局的巨变导致中国的国际社会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就在三年前,习近平因为有过“东升西降”的说话备受讥嘲,但一场俄乌战争,让世界结束了冷战之后美国独大并领导全球的单极世界,形成美-中-俄多极世界。即使最不愿意面对这一局势变化的《纽约时报》,也于2023年发表了一篇《从俄乌战争到巴以冲突,被重塑的全球政治格局》,承认了美国一些地缘政治专家早就指出的现实:“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已就俄乌战争问题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轴心,三国追求在外交、经济、战略甚至意识形态上的合作”。全球南方国家(又被称为“77国和中国”)隐然奉中国为领导国。
中共自邓小平以来,就坚持“改革不改方向,变革不变颜色”,而且将这当作中国(中共)的核心利益,不可触碰。最终结果是:曾经奉行“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对华方针的美国,到了拜登执政时期,国务卿布林肯多次声明:美国对华外交不以改变中国体制为目标,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更是称,拜登政府无意重复此前对华政策中的“其中一个错误”,即寻求给中国体制带来“根本转变”。无论今后中国与国际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习近平的历史定位不会是“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家”,只是算是“中共在极度腐败时期自救的改革家”。
2024年7月26日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