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数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缓慢、持续的剧变，知识分子群体首当其冲，他们曾经秉持的自由主义也发生了明显、深刻的分化和转向。主导这一变化的力量来自政治转向，包括内部和外部的。结果，这种力量既割裂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公民社会温床，将他们驱赶到了体制内部，被迫参与所谓的文化转向，造成了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放弃；也吸引了他们参与了另一种文化转向，拥进所谓川普主义代表的极端右翼的怀抱。[1]

不过，本文无意对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的政治变化进行专门分析，而是致力于从这种文化转向所内含的“时代精神”命题，例如19、20世纪分别在德国和日本发端的类似转向和命题，来探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出现上述的“精神”变化。

1. 时代精神：问题与方法

为什么我们要谈时代精神，一个看上去似乎相当老套的概念？因为在今天的中国，经历了三年疫情后，在青年和大众当中出现了一种普遍的“躺平”心态。或许普遍认为，“躺平”仅仅停留在心态层面，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无法停止为生计奔忙、为家庭的再生存奋斗；然而，考虑到从2023到2024年间中国青年人的高失业率，再结合哈佛大学社会学家Rozelle and Whyte (2024)最新发表的关于中国人对待贫穷的归因态度研究，其结论折射出的对当下中国困难的生活和阶级状况的无奈，总体而言，“躺平”可以被视为当下中国的一种普遍心态。[2]

当然，如果据此就将躺平等同于“时代精神”，肯定过于简单，也缺乏足够的理论联系。毕竟，当我们谈论时代精神的时候，参照的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曾经盛行的时代精神——虚无主义，以尼采式的切断上帝与人的关系为代表，并且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都直接相关。我们需要在躺平现象之外寻找真正的时代精神，如果有的话。

历史上，时代精神的概念和提出，源于德国著名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1774年写作的《另一种历史哲学》。在这本用三周时间匆匆创作出来让赫尔德曝得大名的经典小册子里，时代精神，Die Zeitgeist，被用来定义一个民族。相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属性，时代精神意味着文化主义的现实，是“对价值的颠覆”，即相对启蒙运动而言的价值的反动。所以，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固然被视作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基础，区别于法国的公民民族主义，也被看作是现代反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3]

换言之，在斯汤奈尔看来，从概念提出伊始，赫尔德的时代精神就被利用于反启蒙、反现代的保守主义建构，成为统合与改造19世纪以来德国哲学和思想的反动载具，包括对历史主义、虚无主义和浪漫主义等等思想运动的吸纳和利用，甚至延续到冷战时期，成为冷战后期兴起的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理论上，时代精神的基础，莫过于文化决定论以及从中派生的对特殊性的强调，无论对人的特殊性，还是对文化、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的强调。而且，很大程度上，这种文化决定论和19世纪以来兰格与克罗齐的历史主义或者历史决定论是相通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关心中国的时代精神的初衷，即通过反映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转向、历史主义史观以及对中国特殊道路的时代精神，来考察其载体——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状况。

而这里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这种文化转向中有意义的，只能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或者自由主义群体，他们在过去十数年中发生了可观察的文化转向，即反自由主义的转向，特别是从2015/16年开始转向川普主义。对这一转向，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分析，例如笔者对包含这一转向却更早开始的“常识自由主义”转向进行的知识论分析；[4] 也可以如丸山真男对知识分子主体的转向分析，类似的也有鹤见俊辅对日本1930年代军国主义压制下精神史的分析。[5]

本文循此进路展开对中国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向分析，但在方法上，试图以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选择极端性的个案介入，即对时代精神所本的个体特殊性进行普遍的分析（批判），从而洞悉一个群体的时代精神，也是中国当下的文化危机。[6]

2. K的故事：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厌食症

大约一年前，一位叫K的中国籍年轻女性死在东京都八王子市的住所里。她是在中国停止新冠期间动态清零前离开北京的，在东京留学居住尚不足一年。她的突然死亡，引起了海内外相当反响，其中有颇多非议。本文即试图从她的死因入手，检视其精神病理，管窥她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转向。[7]

她的生前友人和身后的媒体报道都表示，K的直接死因是长期营养不良所致。事实上，K在死前十多年患有厌食症，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并在死前数年，也是症状严重期间，停止了工作。长期厌食造成可见的消瘦，并在去出国之后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在东京居住的近一年间，她的身体多次发生浮肿和行走时突然摔倒。这些都是因为厌食而导致营养不良最终死亡前的危险征兆。

与此同时，大约十年前，也是患上厌食症数年后，在她身上发生了另一个令她的朋友们感到惊讶的变化，她改变了原先积极的自由主义立场，转向保守主义，在2016年成为一个狂热的川粉，对自由主义以及其他左翼思想和运动大加否定和嘲讽。随着这种转变，她将早先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书籍分赠友人，并且逐渐在社交媒体上拉黑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

也就是说，K的厌食症似乎具有一种相互影响的双重性：心理的厌食症与精神的“厌食症”（即精神的转向）先后发展，并且在这双重厌食症造成的自闭倾向中趋向死亡。

因为，在这双重“厌食症”中，存在着拉康对厌食症的关键分析要点的一致性，即拒绝。[8] 这是拉康在1950年代的“第四研讨班”上对厌食症的分析中提出来的至为重要的概念，关于“主体和食物的失控的过剩关系”，而且这一拒绝指向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主体与食物的关系，而是主体对他者的拒绝(refusal of the Other) 。

这里的他者，the Other，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不简单指的是食物，毋宁是对自己，也就是发生在自我意识内部的拒绝。虽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传统以来，就倾向于将自我进行多重划分，人们或许可以想当然地以为这种拒绝是自我与本我之间的互相拒绝，但是，从拉康理论展开的厌食症分析，必须首先追溯到现象学例如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对两个身体的划分。胡塞尔称之为肉身(Körper)和活体(Leib)；而按照梅洛·庞蒂的说法，前者是野蛮的客体(brute object)，后者则是主体，感情的身体(lived body)，一个欲望的、需要的、和意向性的身体。在拉康学派看来，这种在自然的、物理的、解剖意义的身体和经验的、欲望的和感情的两种身体之间的划分对厌食症临床分析来说是明显和关键的。[9]

在K女士的案例中，这种以身体为战场的心理冲突，不仅发生在两个身体之间，还发生在围绕“拒绝他者”产生的虚无主义转向中，即从自由主义的信徒转向反自由主义的狂热者，一种“精神厌食症”或者“政治厌食症”。而联结这一冲突和转向的正是拉康所称的“无”，Nothing。

具体说来，一方面，无代表着不吃，也就是拒绝食物以及活着的主体对客体化的肉身作为他者的拒绝。这种拒绝之初，可能来自对凝视的焦虑，也就是对外部世界的焦虑，即他人的凝视，对主体来说意味着恐惧或者嘲笑的经验，这是通常人们的体重焦虑的来源，并且转化为将自身与世界隔离的焦虑症状即厌食症。( Costanzo, 2022)

但是，在K身上，这种早期厌食症状相当隐蔽，只有很少的朋友了解，也很难从身体状况上看出；而在她去世前五、六年，她的厌食症呈现为一种公开性的表演，似乎意在吸引更多的关注，也就是以自我凝视的视角进行公开展示，即在社交媒体上展现由朋友订购的外卖食物、房东赠送的充饥红薯或玉米、以及瘦弱的胳膊等照片。并且，这些展示同时伴随着以“过气网红”自居的自嘲。在十几年前开始的反复拒绝和暴食的循环中，K的厌食症不断发展，因为重复本身就是快感的来源；但在后期社交媒体的展示中，K的厌食症变得越来愈严重，也似乎从更多凝视的“他者”获得了新的快感——甚至她的朋友们也在社交媒体上炫耀他们间或的“投喂”，几乎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然而，在拉康理论的视角，“身体才是大他者的位置”。当K转向从近乎乞讨食物和乞讨凝视的行为中获得的“快感”来维持厌食症的循环，她对他者的拒绝便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同样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因为社交性的凝视作为他者的具象化和扩大化，不再具有体重焦虑的原始意义，而是在因为厌食后的身体“魅力”，不再拒绝客体化的肉身，却转向一个虚拟的主体而同时拒绝原先的活体、拒绝主体的欲望、甚至拒绝与这种主体欲望也就是主体性——这是启蒙时代以来自由主义不断生发的哲学关键，探究人的一般性或者类本质的关键概念，也是lived body与Körper(肉身)的统一。

理论上，这是对lived body-Leib活体的自我放弃，然后，主体被等同于无，Nothing。这种对主体性的否认正是虚无主义的开始，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身上则直接表现为对所有与主体性相关的例如交互主体性的寻求的否定，意味着否定一切寻求普遍性的自由主义和更激进的如社群主义——而后者曾经是K在十几年前的痴迷。

另一方面，当这种否定作为肉身的实践，萨特曾谓的主体性在外部具有与客体性同样的性质，[10] 那么在厌食症的驱动下，对主体性的否定不可避免地在精神转向的同时趋向对肉身客体性的混淆和否定，也就是死亡。这是许多厌食症患者难以摆脱的宿命。在K身边的反自由主义的社交情境中，如果说正是K的厌食症驱动她离开自由主义阵营并且加入“润”潮的流亡，那么流亡生活的困顿更加剧了K将厌食症发展为一种社交媒体的表演，是这种表演而不是厌食后的呕吐与暴食变成了厌食后的快感来源。对食物的拒绝变成了重复表演的间隔，也就在对他者的拒绝和对他者的依赖的交替间隔，那么这种对主体性的否认，在流亡生活的困顿中无力在物理上维持这种重复本身。

最终，K的死亡，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悲剧。但是在她的身后，一个 消失的肉身，仍然引来无数秃鹫一般的暴食，演绎着一种集体的精神厌食症。

3. 精神厌食症：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向

与拉康理论对厌食症的临床解释不同，即在两个身体假设下主体拒绝外部世界（的凝视）以内化的方式拒绝作为他者的肉身，而K的案例，显示了某种更为极端或者外化的情形：不仅拒绝食物和肉身，也拒绝了欲望的主体；且，外部世界似乎被区分为两种，在拒绝其一的同时将自身的主体性转移到了其二；结果，在对两个身体的双重拒绝后，K迎来了死亡。

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杀。其中的双重拒绝，包括了厌食症和流亡，而流亡发生之前精神的流亡已经开始，并且同步于过去十数年中国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并且以精神的流亡或称政治厌食症加重了原先的心理性厌食症而导向死亡。后者的外化倾向则显示不仅与K个人有关，还可能与中国自由主义群体的精神转向有关。

当然，如果简单地将这种针对厌食症的双重身体假设引入作为某个群体或者政治共同体的假设或许并不牵强，譬如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中确曾陷入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身体的共生，仿佛再现“古罗马共和国的两个身体”——一个是罗马城内的公民，一个是习惯于夏季驻扎在罗马城外宿营的武装公民——但是这种在体制内外两个身体之间的紧张似乎不足以说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所选择的精神转向。

从K案看到的，是她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厌食症的二期发展，可能代表着中国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转向。这种与厌食症类似的原本发生在主体的两个身体之间，却发生在两个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导致群体性的对主体性的拒绝，从而走向集体虚无主义。这种集体性症状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厌食症，代表着中国的时代精神。

这两个世界的分裂和拒绝，首先发生在自由主义的知识领域，相比卡尔·波普的绝对主义客观知识论，[11]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十几年前开始趋向所谓“常识自由主义”。常识，在这里扮演着厌食症中的Nothing，是一个被波普评价为“模糊不清并且变化不定的东西，即许多时而恰当、真实，时而又不恰当、虚假的自觉和看法”。对普通人而言，这样的常识知识论无疑具有特别的迷惑性，似乎从生活实践中来，包含着对日常生活的肯定，也内含着对传统和权威的迷恋。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常识知识论同样具有迷惑性，因为常识概念将他们对波普意义上的世界II即经验认识降到了普通人的水平，却以为合乎潘恩在美国独立革命之际出版的《常识》所追求的民主与自由精神，实际上信奉的是潘恩的对手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掉入了反启蒙的还原论和民粹主义陷阱，拒绝一切进步的和批判的客观知识，即波普意义上的世界III。这种知识态度，无异于对知识分子集体认同的拒绝，从而拒绝形而上的和道德价值，特别拒绝凝聚了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形成的“政治正确”。[12]

当他们标榜自己是中国的“川普主义者”的时刻，就正式转向成为赫尔德-伯克以来的反启蒙运动的最新继承人。这一变化，类似于1933年5月东大新人会的发起者、也是当时日本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佐野学、麻山贞亲等人在狱中发表“转向”共同声明的时刻。作为1930年代日本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流行语，转向，てんこう，意味着“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已然崩溃”，并且“朝着思想警察所定义的另一个路径转向”。在中国今天发生的类似转向中，同样反映了鹤见俊辅从转向研究中发现的两个重要因素：国家强制力的运用和个人或团体面对压力时的选择即自发性。[13]

事实上，在中国过去十几年发生的总体变化与战前的日本高度相似。不过，与大正时代形成的政党在昭和翼赞体制下的消灭不同，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在国家强制力的介入下发生了公民社会的解体、公共空间的萎缩、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被污名化。这种社会结构的直接改变，可以从K的厌食症加剧的轨迹中看到痕迹，对整个群体来说也是灾难性的。就精神层面，这种对群体空间、联系和精神生活的改变，直接破坏了胡塞尔意义上与生成团体意识有关的交互主体性，只剩下了个人主义的主体以及肉身。

意味着，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后公民社会和自由主义群体逐渐形成的社会空间消失后，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被重构，自由主义个体被迫直面国家作为“大他者”(the big Other)，意识形态重压下lived body被迫转为自然的肉身，中国自由主义者或知识分子的集体精神厌食症也开始了：在他们选择拒绝国家主义的同时，自由主义的主体变为吃Nothing、也就是转向常识的肉身。

自由主义群体的这种主、客体易位和交互主体性的消失，导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们不再发出声音，不再担当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不敢承认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14]原先的自由主义或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事实上面临着死亡，虚无主义成为主流的时代精神。而当仅存的知识分子肉身成为他们知觉的唯一联系，在坚决否定国家主义的同时迷信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起源的分析，即相信犹太人的被屠杀乃基于他们的非公民性。[15] 中国自由主义者群体的集体受害者意识和对极权主义的否定，在阿伦特思想以及东欧转型经验的影响下转型而为强烈的非公民意识，并且随着对那个“大他者”的不满与日俱增。

进而，这种强烈的非公民意识作为该群体被去主体化的移情，一方面投向所有自由主义政治范畴内的多元主义群体，崇拜米塞斯、哈耶克等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拥抱川普主义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排外主义。他们拒绝和反对一切被他们看起来是“文化他者”的群体和运动，并且像患了集体癔症一般，在惊恐与狂欢的交替也就是集体厌食症的暴食-呕吐循环中，特别随着川普的竞选周期而循环，对从“白左”到穆斯林、黑人、非法移民、女权主义、LGBTQ等“文化他者”进行民粹式的“猎巫”行动。

另一方面，他们选择了集体流亡，特别是美、日等国，亲身实践此种非公民性的自我否定。其中，既有K和她的朋友们，也有《川普主义》一书的作者，并且从精英知识分子向整个自由主义群体和自由中产阶级扩散。近年来中国川普主义群体的形成和越来越大的“润”潮（移民潮），因此都可以通过这两种非公民性的精神厌食症得到部分解释。

4. 结语：中国的时代精神

观照历史，恰恰是这种从赫尔德以来反启蒙的保守主义思想创造了时代精神的概念，也不断更新着时代精神，且正是此种文化精神代表的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凝聚了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成为德国近代民族主义狂热的内核。在当下中国同样如此，一个虚无主义的反自由主义的反动思想在昔日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中大行其道，平行于大众的反西方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潮流。

只不过，此种时代精神的形成，固然因为全球政治极化的背景而受到的吸引，那是在世俗主义和宗教复兴潮流之间的对抗，而赫尔德-伯克以来的反启蒙保守主义思想借着自然法传统在这一对抗中推动着反世俗主义的宗教复兴运动，但是更重要的，也是重复着日本1930年代的道路的结果，即体现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集体转向，这既是一种文化转向，也是一种集体的精神厌食症，如个体厌食症一般，却以癔症模式的方式集体传染。

因此，在这种无论川普主义还是反自由主义、反世俗主义、反文化多元主义的保守、反动、喧嚣的思潮背后，或许“转向”才能真正代表中国的时代精神。那是对知识分子自身传统也是对“五·四”以来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背叛。

参考文献：

Cosenza, Domenico, 2018: “Body and Language in Eating Disorder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4, No.1.

Cosenza, Domenico, 2024: A Lacanian Reading of Anorexia (translated from Italic edition),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ostanzo, Salvatore Di., 2022: “The Body in Anorexia: Gaze, Denial and Jouiss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7(3):177-181.

Dutra, Carolina Carvalho , Leticia Martins Balbi, and Cristiane Marques Seixas, 2016: “The choice of “Nothing”: psychoanalytic reflections about anorexia”, Demetra, 11(3); 687-695.

Lacan, Jacques, 2002: Écrits (translated by Bruce Fink and Russel Crigg),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Lacan, Jacques, 2022: The Object Relatio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V (ed. By Jacques-Alain Miller), New York: Polity Press.

弗莱德·R. 多迈尔：《主体性的黄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Dallmayr, Fred R., 1981: Twilight of Subjectivity: Contributions of Post-Individualism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

刘军宁、丛日云、高全喜、萧翰等，《川普主義：保守傳統價值重塑美利堅榮耀》，The Moment Media Technology, 2021。

让-保罗·萨特，《生命是主体性》，第43-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注释：

[1]     以《川普主義：保守傳統價值重塑美利堅榮耀》（The Moment Media Technology, 2021）一书的作者刘军宁、丛日云、高全喜等为代表。

[2]     参看Rozelle, Alisky, and Martin Whyte, 2024(manuscript): “Getting Ahead in Today’s China”. 在这项研究里，Rozelle  and Whyte根据2023年的最新数据发现，人们将机会不平等视作贫困的首要原因。

[3]     参看《反启蒙：从十八世纪到冷战》（泽夫·斯汤奈尔），第91-92页，华东师大出版社，2021。(Zeev Sternhell, 2006: Les anti-Lumières: Du XVIII^e siècle à lq guerre froide, Librairie Arthéme Fayard)

[4]     参见吴强，“常识自由主义的悲歌”，《思想》，2021年6月。

[5]     丸山真男，《忠诚与反叛》，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

[6]     赫尔德以来的反启蒙思想拒绝承认人的普遍性，而是强调人的特殊性，才有卡莱尔的《英雄论》以及这种反启蒙思想的历史（英雄）决定论，为他们热爱的君主制辩护。在现代，这种特殊论扩展为文化特殊论和（发展）道路特殊论，其内核一致，都在否定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普遍性。而本文抛弃一般的政治学分析方法，既是遵循弗洛伊德式的个案分析传统，也意在按照时代精神的理论逻辑来探寻其时代精神。

[7]     鉴于K案的敏感性，本文隐去她的真实姓名和新闻报道链接。本案例的相关证据来自笔者与K的长期交往和社交媒体对话。本文对K的精神分析略去与女性和性相关的部分，尽管女性及其性活动和厌食症有着显著直接的相关性，通常临床上女性罹患厌食症的与男性相比高达10:1。本研究无意从这种关联中暗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能的女性化倾向或者传统，譬如说可以追溯到儒家知识分子“以妾事君”的传统，那或许属于另一个精神分析的问题。

[8]    Lacan, J., 2001: “Les complexes familiaux dans la formation de l’individu”, pp. 23-84, Autres écrits,  Paris: Seuil.

[9]    以上均转引自：Salvatore Di. Costanzo, 2022: “The Body in Anorexia: Gaze, Denial and Jouiss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7(3):177-181.

[10]   让-保罗·萨特，《生命是主体性》，第43-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11]   卡尔·波普在1972年出版的《客观知识》里提出，世界上有三种知识：物理世界的知识为“世界I”；意识经验世界可为“世界II”；书、图书馆、计算机储存等等构成的逻辑内容则为“世界III”。“世界III”作为客观知识的储藏和背景在过去两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累积，已经成为所有主观知识的依赖，也是展开批判的依据。

[12]   参考前注4。

[13]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第16-17页，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

[14]   来自笔者过去数年在北京对原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直接接触，每每在谈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时候发现这种身份退出而感到震惊。

[15]   参见前注3，第710、712页。

文章来源：《人文中国》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