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看来西班牙内战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相关。
答：是的，内战开始自1936年，那时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从宣扬世界革命改而强调集体安全。因为它看到德国和日本都对苏联构成直接威胁。苏联控制的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要求受它控制的各国共产党停止推翻政府的革命，转而组成各阶层合作的人民阵线，并促使政府重整军备以对抗法西斯。尽管从政权性质上看，苏俄政权和纳粹政权本质上并无区别。还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影响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内部的斗争。1936年8月苏俄举行莫斯科审判，宣判托洛斯基死刑，斯大林亲自指挥的血腥大清洗全面展开。在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幌子下，斯大林把苏俄秘密警察派到了西班牙。他的目的是通过左翼中的共产党来控制西班牙共和政府。这就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局面，受到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乱派和受到苏俄支持的西班牙共和政府之间的殊死搏斗实质上是两个暴政之间的搏斗。共和派中的共产党受苏俄指挥，要控制共和派内部的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并彻底消灭他们认定的托洛斯基派。所以，尼古拉 ·梁赞诺夫斯基等人主编的权威性的俄罗斯史指出：“虽然苏联对西班牙的干涉行动并不明确且富有争议，但研究证明苏联击败佛朗哥的努力是真实的，同时包括秘密警察在内的共产主义者扩大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控制以及处置对手的方式也是非同寻常的。”
问：所以奥威尔在西班牙险遭杀害。
答：是的，只因为他误打误撞加入了马统工党，而这个党被苏俄看作是托洛斯基派。不过有一个事实常常被忽略，那就是1936年选举获胜的左翼组建的第二共和国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政府，共和派激进的领袖拉尔格·卡瓦罗列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不是共产党。他本人誓言为改善工人阶级状况而奋斗，他的思想路线更接近第二国际，也就是被列宁的第三国际痛斥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党人。但随后斯大林看到了机会，他立即指示共产党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合作排挤掉卡瓦罗列，让共产党中意的人内格林取而代之。这位内格林轻信苏联人的诺言，把西班牙全国黄金储备送往苏联代管，结果这近600吨黄金再未归还。苏联人说花在购买苏制武器上了，但那是一笔花帐，从来没有正式发票细目。据当时经手人说，斯大林曾说“西班牙人再也看不到这批黄金了，就像人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俄国人的贪婪，背信弃义是藏在骨头里的基因。可当时英美政府却袖手旁观。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和公众孤立主义压力下，对西班牙实施了武器禁运，这一举动受到纳粹政府高度赞扬。可纳粹政府却支持叛乱的佛朗哥部队，出动飞机轰炸格尔尼卡，将这所城镇炸成废墟。
问：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就是为记录这件事情而创作。
答：对，也幸亏有这幅画，否则西班牙内战的历史事实早被人遗忘了。所以从表面上看，当时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只有苏联，但这个援助绝不是为了西班牙人的自由，而是为了让自己掌控的力量决定西班牙的未来。约翰·克罗在《西班牙的灵魂》一书中写道：“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的援助有特定的目的，一旦他们在西班牙共和国境内站稳了脚跟，就永不放手。而且还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收越紧，只要情况发展合乎他们的期望，苏联的装备就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但如果西班牙人变得太独立，这些供应就会减少为涓涓细流。苏联的装备常被用来威吓那些不愿按苏联意志行事的人。”这样一种暴政对暴政的格局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大批西班牙精英逃离西班牙，这是一场精神大浩劫。 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洛尔加在自己的家乡格拉纳达被暴徒杀害，老诗人马查多死于逃亡的列车上，被人称为西班牙灵魂的哲学家乌纳穆诺拒绝离开。1936年 10月12日，在西班牙著名的萨拉曼卡大学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前来参加活动的人有独裁者佛朗哥的妻子和长枪党官员，叛乱党的将军米兰·阿斯特顿发言攻击共和政府，台下党徒就大喊“死亡万岁”。老哲人乌纳穆诺当时是萨拉曼卡大学校长，他挺身而出，痛斥高呼死亡万岁的长枪党党徒是“毫无意义的恋尸癖”，并批评阿斯特顿将军对巴斯克人的攻击。这位将军气急败坏，高喊“知识分子滚下台”“死亡万岁”，老哲人平静的回答：“这里是智慧的神殿，我是它的祭司，是你亵渎了圣地，你会获胜，因为你拥有足够的蛮力，但你无法让人信服，因为要取信于人必须要先行说服，而你缺乏说服所必须的东西，斗争中的理性和正义。我认为劝你为西班牙考虑是徒劳的。”之后老哲人被软禁在家，一直到死。
问：这才真正配得上西班牙灵魂这一称谓。
答：是的，我们看看奥威尔对西班牙内战的感受，他是从左翼角度来观察，因为他亲身参与了共和军的战斗。一颗子弹穿透他的咽喉，差点要了他的命。奥威尔敏锐地观察到苏联人支持共产党，却不是为了建设一个民主的西班牙，相反，他指出：“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唯俄国马首是瞻，可以肯定，西班牙共产党加上受他们操控的右翼社会党人，加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报刊都站在反革命的一方施加重大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奥威尔亲眼看到了“白色恐怖正在实施，对政党的无情镇压，万马齐喑的出版审查，无休止的间谍活动和大规模的未经庭审的监禁。当我们6月底离开巴塞罗那时，各座监狱正在扩建，只是现在关押的人并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革命人士。” 奥威尔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苏俄共产制度从来没有一个一贯的价值标准，这个政权活动的目的就是夺取和掌握权力，由此实现共产统治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在某种情况下，夺取政权的需要使它打出革命的旗号，而一旦政权到手，或又有了新的利益需要，它完全可以站到对抗自由的反革命一边。这个事实在当时很少有人觉察，奥威尔也还没有更详细的剖析。但他已经明确指出：“在这个政权里，每一个反对党和每一份反对派报纸都遭到镇压，每一个有分量的异议者都被关进监狱。当然，这么一个政权就是法西斯政权，它和佛朗哥所要建立的法西斯政权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好一些，值得为其而战。但它仍然是法西斯政权，只是因为它是由共产党和自由派的政党在操纵，它的名字不叫法西斯。”
问：这个分析可是一针见血。
答：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西班牙内战深层中隐藏着的暴政与暴政之战，何者获胜，获胜后的历史后果如何，是一个需要更深入讨论的问题 。
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四： 坚持说真话 写作的道德责任
「提要」在西班牙内战中饱受冲击的乔治·奥威尔迫不及待地提起了笔，他要向英国人民说出西班牙内战的真相。一切革命浪漫主义的描述，战斗者的英勇行为都不足以呈现这场内战的真相。但是，当时的英国人对西班牙内战的印象都被这些报导左右，可战争的实际面目却被遮蔽了。奥威尔在战壕里开始了他的真相写作。
问：奥威尔并不是为了写作而去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吧？
答：不，他是抱着抵抗法西斯势力，捍卫民主共和的诉求去的西班牙。但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个作家。他在西班牙的经历如此丰富，提供了极好的题材，但他动笔的直接原因是他深信作者的天职是说真话。听任不实信息流传是不道德的。所以，1937年2月，他在西班牙前线的战壕里就开始如实记录内战的情况，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他把在战场写成的片段寄回巴塞罗纳，由妻子爱林打字整理。但这些文字材料被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从旅馆搜走了。不过凭记忆，他完成了此书。杰弗里·迈耶斯称：“他是以一种怒火中烧的心情写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他反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谎言，决心揭露在西班牙所发生事情的真相。”奥威尔自己解释他怒火中烧的原因：“我刚好知道清白的人们受到了不实的指控，而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不曾为之愤怒，可能永远也不会写那本书。”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奥威尔这个人的性格品质，他是一位对人的苦难充满同情心的人，而且为人正直，容不得谎言，这促使他把说真话看作写作的道德标准。
问 :这个标准是他对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作家的基本要求 .
答：是的。奥威尔曾有一篇随笔，题目就叫《我为什么写作》，明白阐述了他的文学观，创作观，很值得我们了解。他称是在西班牙的那段经历，让他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他说：“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指向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所谓中性写作，在他看来，不存在什么纯文学，你提笔写作就是在表达某种立场。他甚至认为：“你的政治倾向越明确，你就更有可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并且不牺牲自己审美和思想上的独立和完整性”明白了他的这个态度，就能更好地理解他那些批判专制暴政的作品，那些作品不仅对专制暴政的批评刀刀见血，同时又不失文字上的优美，艺术上的完善，这是他毕生的追求。他说：“我一直努力想把政治写作变为一种艺术”这个目标极具挑战性，但我认为他完满地做到了。从西班牙回到英国后，奥威尔的健康急剧恶化，他不得不遵医嘱，去一个干燥温暖的地方疗养，他去了摩洛哥，同时完成了小说《上来透口气》。
问：这部著作的名字就挺有意思。
答：是的，我个人感觉这是他经历了西班牙的腥风血雨后，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所以这部书描写英国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里面有许多充满情感的对英格兰田园风光的描绘。他爱祖国的山山水水，黎民百姓的情感在此表露无遗，主人公的许多感觉其实就是奥威尔自己童年的回忆，比如他写到：“我所记得最早的一样东西是红豆草的味道，你走上那道从厨房通往店面的台阶，一路走上去，红豆草的味道越来越浓。”这种味道的记忆我们都有体会，比如北京早春槐花的清香，雨后升腾起的那种黄土的味道，虽然是几十年前的味道，但你仍然能够感觉到。现在北京的街上再也没有这种味道了，你知道你的北京已经永远消失了。书中有一段描述，透露出奥威尔那时已经思考暴政统治的来临 。那是他在参加一场左翼联盟的演讲会时，听到了演讲者不停地重复希特勒，法西斯，斯大林，他突然想到，战争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战后的世界，那个我们就要沉沦陷入的世界，充满仇恨和口号的世界，到处是迷彩服、铁丝网、橡胶警棍、电灯日夜长明的秘密监狱，在你睡觉时也监视着你的密探，还有游行和印着巨大脸庞的海报，上百万人为领袖震耳欲聋的欢呼。”这段描写成为后来的小说《1984》中的场景，只是更具体，更细致，更可怕。
问：可跟着真正的战争就来了。
答：是的，当纳粹德国的轰炸机飞到伦敦上空投下炸弹时，奥威尔立即参加了英国地方卫队，同时给报刊写了一系列的评论、随笔，表达他对世界政治格局，英国未来走向等诸多问题的看法。发表于1941年的评论《法西斯主义与民主》批评英国国内极左翼的共产党人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混为一谈的宣传，奥威尔冷静，客观，理性地指出，所有在民主制度下批判民主的人恰恰是在享受民主。他们可以毫不留情地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所掩盖的不平等，如工人劳动时间过长，收入不高，文化传播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各类知识精英，议会选举中有钱人可以有各种手段影响选举结果，人们的自由权力，如言论和集会自由，不能有效改变政治格局，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这种民主和法西斯政治差别不大。那些暴政国家的人会理直气壮的宣称，他们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好的，是克服了资产阶级民主各种弊端的高级民主。如果你批评暴政之下的种种邪恶，他们会说你也差不多呀。奥威尔指出，程度的不同可以决定本质的不同。民主国家中也可能出现冤假错案，但不会有纳粹和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民主国家中也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查禁某些期刊报纸，但绝不会有党管舆论，媒体姓党这种事，当人们受到迫害时，一定会逃往英美国家寻求庇护而不会去投靠苏俄布尔什维克和纳粹 。奥威尔说：“英国的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人会有支持希特勒的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胆量表达这些想法，他们这么做等于是默认民主自由不是假把式。在民主国家，你会知道当你和朋友谈论政治时，不会有盖世太保正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你会相信除非你触犯了法律，否则他们是不能惩罚你的，还会相信法律的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最后奥威尔断言：“如果让我在张伯伦治下的英国和希特勒想要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政治体制之间作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张伯伦治下的英国。”他的结论是：“资产阶级民主并不充分，但它要比法西斯主义好的多。”奥威尔最后提出的警告是：“有人尝试破坏对民主的信仰，或削弱他们从新教世纪和法国大革命继承下来的道德法则，但并不是为自己攫取权力做准备，或许是在为希特勒铺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事情在欧洲频频发生，再也没有理由认错它的本质。”
问：这个警告放到现在也正合时宜。
答：对，我们确实看到这十年来，民主制度面临暴政国家的挑战，这更要求我们保持清醒和对民主价值的坚信。在战争年代，奥威尔有一段时间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他竭尽全力发声，捍卫欧洲的基本价值。后来，他又前往欧洲大陆，作为记者报道法西斯的溃败，同时也结识了加缪、海明威等人，在欧洲的实地考察让他震惊法西斯意识形态造成的实际上的破坏，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苏联加入同盟国，成为共同战胜纳粹的战友时，奥威尔却写了《动物农场》一书，给苏俄共产制度画了一副肖相，看起来是虚构，实际上是写生。
文章来源：法国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