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愛波邦（Anne Applebaum）在《獨裁者聯盟：專制政權如何互相幫助與布局跨國金權網路》（Autocracy, Inc.: The Dictators Who Want to Run the World）中剖析了當代威權政權的合作模式，指出它們並非依賴共同的意識形態，而是透過經濟利益、貪腐網絡與科技監控手段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跨國的獨裁聯盟。這些政權透過貿易、金融體系及制裁規避技術來互相支持，並削弱民主國家的影響力。她將這種現象稱為「獨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Autocracy, Inc.，書名翻譯為「獨裁者聯盟」），並認為這是一個日益壯大的勢力，挑戰自由世界的價值觀與制度。

這本書對於全球政治的分析清晰而有力，延續了安愛波邦一貫的批判風格。她曾在《民主的黃昏：威權主義的誘惑》（Twilight of Democracy: The Seductive Lure of Authoritarianism）中探討西方國家內部的民粹主義與右翼威權主義的崛起，以及為何許多保守派知識分子轉向威權主義，如今則進一步剖析這些政權如何互相扶持、操控全球經濟並利用數位科技維護自身統治。書中指出，俄羅斯、中國、伊朗、委內瑞拉等國家已發展出一種互惠關係，透過能源交易、武器輸出及資訊戰來強化各自的統治。

獨裁能維繫，重點在經濟

《獨裁者聯盟》的一個核心論點是，全球化未能如自由派學者所預測的那樣促進民主，反而讓威權政權更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相反地，全球化讓專制政權更容易互相支援，例如中國透過經濟合作影響歐洲與非洲，而俄羅斯則運用能源出口來影響西方政策。這些政權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以共同的意識形態結盟，而是透過利益驅動的合作來維繫彼此。例如，俄羅斯與中國共享監控技術，沙烏地阿拉伯與委內瑞拉交換資源，而伊朗則協助各國規避制裁。

這些專制政權互相扶持，使得美國及歐洲難以透過傳統的外交與經濟手段來施壓。例如，西方國家對中國製造業與俄羅斯能源的依賴，使得這些國家能夠反制制裁，並影響國際局勢。她特別批評了一些民主國家與威權政權的妥協，如西方世界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合作關係，認為這同樣助長了全球壓迫。若用哈桑．明哈吉（Hasan Minhaj）的說法，沙烏地阿拉伯素有「恐怖分子男團經紀人」之稱，雖不曾自己上台表演，但巡迴演出總有它出錢出力，但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對此視而不見。

安愛波邦詳細描述近年來專制政權如何運用國際金融體系進行不透明交易，如透過杜拜等金融中心來洗錢、收買支持者，並鞏固自身統治。她認為，科技並未如比爾．柯林頓在2000年所預測的那樣，促進民主發展，反而被專制政權巧妙掌控，如俄羅斯、土耳其和中國等國，透過社群媒體與虛假資訊來影響國內外輿論。

中國對獨裁者聯盟的重大貢獻

從這個觀點來看，中國在「獨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扮演的角色十分全方位。而不管它表面上的說詞為何，事實上這就是獨裁企業的多角化經營模式。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是一項基礎建設計畫，更是用來拉攏他國的地緣政治工具。透過貸款與基礎建設投資，中國能夠施加政治影響力，讓接受資助的國家更依賴中國，甚至在國際事務上配合中國的立場，例如在聯合國投票時支持中國的政策。

同時，中國也是科技監控與專制技術輸出國，安愛波邦關注中國如何透過監控技術來強化自身統治，並向其他獨裁國家提供這些技術。中國的「數位極權主義」，即透過人臉辨識技術、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來監視國內人民，並將這些技術出口至其他專制政權，如委內瑞拉、伊朗和俄羅斯。這些技術不僅幫助專制政府鎮壓異議人士，也進一步強化全球專制網絡。

她也描述中國如何透過「資訊戰」來影響國際輿論，包括支持親中媒體、在社群媒體上散播假訊息，以及操控搜尋結果來塑造中國的正面形象。例如，她提到中國政府如何透過五毛跟自動化機器人帳號來影響海外討論，並協助其他專制政權發展類似的策略，以削弱民主國家的公眾信任。

不過，安愛波邦的論點中最重要的其實是，當前的全球專制主義並非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一個互相扶持、影響深遠的網絡，而中國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獨裁者聯盟與它們美輪美奐的法律工具

21世紀的專制國家也挺會裝的，他們利用法律工具來鞏固權力、打壓異議者，並在國際層面上削弱民主國家的影響力。安愛波邦指出，這些專制政權不僅透過暴力或資訊戰來維持統治，還利用法律手段來製造合法性，甚至將法律作為打壓反對勢力的武器。

安愛波邦強調，許多專制國家並非透過明顯的獨裁手段來打壓異議，而是利用「恪法主義」（legalism）的外衣，使其鎮壓行為看似合法。

例如提到「境外代理人法」與「外國勢力干預法」時，我們會以為這是台灣或澳洲面對中國滲透時需要的法律，但事實上俄羅斯與中國都制定了類似的法律，要求接受國外資助的非政府組織（NGO）、媒體或個人登記為「外國代理人」，使其喪失公信力，甚至成為政府鎮壓的目標。此外，「反恐法」與「國家安全法」也很好用， 中國、土耳其與埃及等國頻繁動用「反恐」或「國安」相關法律來打壓異議人士。例如，中國的《國家安全法》與《香港國安法》被用來逮捕民主運動人士，而俄羅斯則利用「極端主義」指控來封鎖獨立媒體與監禁異見分子。

除了國內法律，安愛波邦也分析專制國家如何操作國際法律與司法機構，來遂行壓迫。 一些專制國家透過影響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或國際刑警組織等機構，來壓制異議者。例如，中國與俄羅斯利用「紅色通報」（Red Notice）機制來要求國際刑警組織協助逮捕流亡海外的反對人士。沙烏地阿拉伯在刺殺異見記者賈馬爾．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後，成立官方「獨立調查機構」來推卸責任。

專制國家更令人稱道的是他們還會彼此透過跨國法律合作來鞏固自我政權。譬如中國與俄羅斯簽訂多項引渡協議，使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更難尋求庇護。中國利用與東南亞國家的法律合作來遣返維吾爾族人，近期發生泰國政府遣返維族人士使其回國遭迫害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也透過與中亞國家的引渡條款來打擊流亡海外的異議分子。

此外，俄羅斯與伊朗等國則透過控制司法機構，讓親政府企業能夠規避西方制裁，甚至取得不當好處。如俄羅斯政府會審查法院判決，使國內企業能合法接管遭西方制裁的外資公司資產。

醒來的自由派跟還沒醒的自由派

BBC國際事務記者約翰．辛普森（John Simpson）在《衛報》的評論中指出，這本書雖然不像一部完整的學術專著，更像是一篇擴充的政論文章，但仍然提供了寶貴的洞察。辛普森表示安愛波邦一直是先知等級的人物，只是未必人人都跟得上她的想法。他回憶道：

「我記得在1990年代初的編輯會議上，我曾禮貌地與她意見相左，當時她在寫的論點是，『在葉爾欽卸任後，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將迎來內爆崩塌，總有一天會給西方帶來莫大危險』。她甚至當時就談到北約需要加強防禦，以防俄羅斯復興；而我，在經歷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經濟災難之後，認為西方保護自己的最佳方式是對俄羅斯更加慷慨和熱情。三十年過去，事實已經證明我們當中只有一個人是對的，而那個人不是我。」

辛普森特別讚揚安愛波邦對「資訊清洗」（information laundering）的研究，指出假新聞與網路詐欺如何成為威權政權操控輿論的工具。她提到「typosquatters」網站，如假冒的新聞網站（例如Reuters.cfd），如何透過社交媒體傳播虛假資訊，影響全球輿論。

不過，書中的部分論點也引發了一些極端自由派的質疑。播客《Know Your Enemy》主持人與撰稿人，極左派的山姆．阿德勒─貝爾（Sam Adler-Bell）在《紐約時報》書評中提到，他認為安愛波邦可能過於強調制裁作為對抗專制政權的手段，而忽略了制裁本身也有逆火效應跟「道德問題」。他引用經濟學家阿艾嘉特．德馬雷（Agathe Demarais）指出，制裁若無法快速產生影響，反而可能促使被制裁國家轉向其他專制盟友，例如委內瑞拉與伊朗便透過彼此合作來規避西方制裁。

此外，安愛波邦在書中提到，當美國國會因共和黨內部分歧而延遲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時，來自委內瑞拉的大量移民逃離馬度洛統治湧入美國邊境，助長了美國國內的右翼民粹主義，最終間接有利於俄羅斯。對於這段描述是否過度簡化國際政治的因果關係，阿德勒─貝爾也認為有商榷空間。

《獨裁者聯盟》提供了一個對當代威權主義發展的強烈警告。它指出了獨裁政權如何透過經濟、軍事與資訊戰手段擴張影響力，並挑戰自由世界的價值。這本書提醒我們，理解威權主義的運作方式，並保持對資訊的批判性思考，對於維護民主至關重要。當然，除非你是覺得「天啊經濟制裁專制國家他們的人民怎麼辦」的那種左派，否則應該都可以從中獲得相當程度的啟發。

作者為SAVOIR｜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大眾社會是一個負面的概念。他們相信，大眾（masse）如同字面所述，是無知、龐雜、聽不懂人話又好操控的集合體，稱不上有精神生活，就算有也是被事先決定的。大眾社會帶來了流行文化，大眾媒體如果顯得低俗又墮落，是基於服務大眾社會的目的，或者他們本身也就只是「烏合之眾」，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然而，在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樂、體育狂熱、偶像崇拜、實況主、網路迷因之中，我們卻還是能找到世界運轉的規則，並洞見人性企求超越的微弱燭火──為了這個原因，我研究大眾文化，我寫作。

書名：《獨裁者聯盟：專制政權如何互相幫助與布局跨國金權網路》
作者：安愛波邦（Anne Applebaum）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時間：2025年2月

文章來源：新世紀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