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吳國光最新文集《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前言，原載《當代中國評論》（2024秋季刊）。標題為書評編輯所加。李文亮的“明白”与茨威格的“不明白”一样，充满无奈、无助与无望！在茨威格与李文亮之间，历史走过了 100 多年，现代化从欧洲扩及全球直至远东的“中央王国” ；但历史似乎也失去了创意，隐隐然只在重复自己。今天人们也许明白了专制政治的淫威不可挑战，但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财富不足以保障繁荣、和平、权利与生命。

中国与世界的”茨威格之惑“

随着习近平的个人权力高度集中并实行本书称之为 “逆转型” 的治国路线，中国的繁荣时代结束了。

许多人对此觉得难以置信：一个本来处在财富迅速膨胀、愿景充满辉煌之中的民族，为什么现在弥漫着焦虑、迷惘、压抑乃至绝望？世界正在改变，向着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状态改变；巨大的暗影在笼罩中国——这只是因为偶然飘来的一片乌云呢，还是长绳难系而不可挽回的日落？还会有明天吗？明天还会有壮丽的日出和灿烂的朝霞吗？

恕我用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来指称这种留连旧日繁华而不甘乱世来临的心态，将之叫作“茨威格之惑”。110 年前，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这样描写他的青年时代：

—— 四十年的和平，经济的繁荣，技术的进步，“每种事物都在表明着财富的增长和蔓延”；

——“谁买进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书或一幅名画，就会看到它的价值在上涨；谁更大胆地扩大自己的公司，谁就能挣到更多的利润”；

—— 人人都渴望走遍世界， “出外旅游变成了一项便宜而舒适的运动”；

——“人类因为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而大大提升了自己，一跃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取得的成就：我们用飞机征服了天空；用电波征服了空间，从而使我们的言语可以在一秒钟内传遍全球”。

那是1913 年9 月之前的欧洲。之后，上述世界在炮火与杀戮中轰然坍塌，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茨维格不明白，财富作为 “那个时代阻挡不测风云的最好的墙壁”，为什么挡不住灾难的降临？他更不明白，经济精英们所具有的那种 “天生的商业洞察力和放眼全球的眼光” ，为什么根本看不到也看不明灾难是如何产生并降临的。 “我以为我已经看到了新的曙光，但实际上这只是日渐临近的燃烧世界的战火”——当然，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把远处的烈火看作新的曙光，抑或曙光可以漫烧成战火。

在习近平年代的中国，人们可能比茨威格多了一些明白之处。2019 年末，武汉的一位医生李文亮意识到了一场疫病正在露头，于是在自己的微信群里提醒了亲友。几天之后，警方认定李医生行为违法，要他签署训诫书。训诫书上写道，“若固执己见、不知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将受到法律制裁，听明白了吗？”李医生写下“明白”二字。三十几天后，李医生感染新冠病毒去世；这场疫情随即肆虐中国并席卷全球，造成了人类生活的数年宕机，夺去了 700 多万条鲜活的生命。

这里的“明白”二字，在我读来惊心动魄。人们明白的是：在一个强大而暴虐的专制政权下，你即使面对病毒的扩散和生命的悲剧，也不能自发采取拯救的行动，否则只能接受它的所谓法律制裁。李文亮的“明白”与茨威格的“不明白”一样，充满无奈、无助与无望！在茨威格与李文亮之间，历史走过了 100 多年，现代化从欧洲扩及全球直至远东的“中央王国” ；但历史似乎也失去了创意，隐隐然只在重复自己。今天人们也许明白了专制政治的淫威不可挑战，但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财富不足以保障繁荣、和平、权利与生命。

透视习近平的”逆转型“：来路与前景

习近平政权的“逆转型”，可以看作这种历史重复的最新版本。与一切内容未免贫乏的版本一样，它的背景更其堂皇，印制更其奢侈，情节更其惊险：在人类历史上最新一轮全球化所带来的眩目技术进步与澎湃财富增长的高潮中，它似乎是陡然地降临在这轮高潮中最为醒目地崛起的东方大国，已经带来了为祸全球的新冠大疫情，接着就借其北方盟友之手打开了战争的潘多拉之盒，同时升高了从经济到外交的国际紧张，随时还可能发动对内对外的新一波镇压与战火。

世界为什么会这样改变？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倒退？为什么习近平不得人心却可以得逞恣妄？中国人在无助与无望中还有什么选择？

不能期望对这些问题有一种简单的回答，也不能不做出种种努力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本书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努力：它聚焦中国，但把中国放到全球关联之中来加以聚焦；它着眼当下，但拓开历史纵深来理解当下；它的分析直指习近平和他的所谓 “新时代” ，但更试图深入剖析习近平及其“新时代”的制度基础、制度机理与制度逻辑，而不是仅仅着眼个人品质和偶然因素；它的关怀在于引发 “茨维格之惑” 的灾难性变局，更同时关怀反抗与希望，提供战略与前瞻，讨论转型与未来。

在以上意义上，本书是对习近平“逆转型”的来路的回望，更是对习近平 “新时代” 的特点的剖析，也是对习近平之后中国政治经济前景的展望。为此，本书的内容组织为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论1989 天安门”，这是因为，在我看来，1989 年天安门的事态发展，是理解中国走向繁荣并最终在繁荣中走向“逆转型”的历史起点。相对于1980 年代毛后中国大变革来说，1989 年天安门镇压事实上就是一次“逆转型”。只不过，这次 “逆转型” 在两年半之后于经济上做了补救，那是为了因应当时中国经济落后、中共政权因六四屠杀而进入合法性危机和全球共产主义垮台这样的困局。从这里开始，中国走上了邓小平道路，即在中共一党专制、强力维稳的政治框架下加速市场化、拥抱全球化来繁荣经济、增强国力的道路。不理解这一起点，就很难对此后几十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做出有逻辑、有深度的解读。

这一部分收文 8 篇，内容偏重于从精英政治的层面分析1989 年天安门事件的实情与涵义。其中第一篇（“《李鹏六四日记》导言”）尤其探讨了中共制度下政治权力的现实与宪章制度的具文之间的复杂纠结，表述了我对中共政治制度的基本理解与理论概括。另外，“论1989 年天安门军事政变” ，虽然是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但却曾经引发政治上的争议； “《赵紫阳与六四》序言”则是首次发表。这部分的最后一篇是天安门事变30周年时端传媒对我的访谈，涉及个人经历，正好带起第二部分。

要求推动以民主、自由与法治为方向的政治改革，是1989 年天安门抗议的动因；六四镇压的根本含义，在于中共当局拒绝政治改革，维护一党专制，镇压民众要求，清洗体制内变革力量，结束毛后到那时为止已经渐次展开的经济与政治双重转型。本书第二部分“论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内容即在于回顾和反思 1980 年代后期的政治改革。由于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这部分内容较多。一个原因是：本书作者是赵紫阳政治改革的参与者；再一个原因是，我的研究焦点在于中国的政治转型，而这场失败了的改革对中国的政治转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这部分收入10 篇长文。其中，头三篇从我主编的英文论文集《赵紫阳与中国政治的未来》中我个人所写的章节翻译而来；这本论文集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但却没有机会以中文出版，这里算是一个小小的补偿。随后是三篇书序，包括尚未问世的“赵紫阳丛书”的总序；接下来的一篇，算是我关于赵紫阳所写过的唯一一篇回忆文章。最后是三篇访谈，内容比较广泛，从个人的相关经历到当年的政策制定过程，更延伸到关于八十年代政治改革对此后历史和当今中国的意义。

天安门抗议之前，中国经历了政治改革及其失败；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共则自 1992 年起渐次形成了所谓“中国模式”。本书第三部分即论“中国模式”，收入16 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开头五篇可以看作对“中国模式”的理论探讨，从历史比较、跨国比较、人类安全、全球化等多个广阔的视角来分析 “中国模式” ；接下来两篇是从英文文章翻译过来的，都是对于中国当时发展的年度述评，但涉及 “中国模式” 的深层机理；后面九篇则是短评，其中前四篇围绕 “中国模式” 的发展来分析习近平上台之初的中国政局，随后三篇重点在于讨论“中国模式”的国际威胁，最后两篇涉及“中国模式”的持续性及未来。

第四部分为“论中共党代会”。2015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研究中共党代会的英文专著《中共党代会：权力、合法性与制度操控》。这在国际学术界被认为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著作。由于此书的影响，在此后两次中共党代会期间，我都有机会接受国际媒体的大量采访，其中包括一些中文媒体。这一部分即以拙作英文版出版时一家中文媒体对我的长篇专访 “操控下的中共党代会” 开始，因为这篇专访概述了拙著的一些主要观点，对于理解这一部分的其它文章可以起到引言的作用，对于另外部分关于习近平“新时代”和中国政治转型的分析也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理论视角。随后的论文“文革中的选举”，研究的主题是中共第九次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也在某种意义上是拙著的延伸。

《中共党代会》一书随后相继被译为中文与日文出版，书名改为《权力的剧场》。这里收录了我专为中文版和日文版所分别撰写的序言。随后六篇文章，三篇关于中共十九大（2017），三篇关于二十大（2022）。体裁上，有比较严谨的学术论著，也有面向媒体和公众的访谈与讲座的记录整理稿，结合了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也结合了制度分析与时政评论——这两个结合，可以看作我的治学和思考的基本特点，也正是本书的一种特色。

中共十九大宣称中国进入所谓习近平“新时代”。论习近平“新时代”即是本书第五部分的主题。这部分的讨论，从紧接中共十九大的 2018 年修宪开始，这是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此前，习近平强力反腐，迅速集中权力；我对此提出了一个 “三三” 分析框架，此文列为这一部分的第二篇。

2018 年 2 月 25 日，就在习近平修宪前夜，我判断习近平开启了“逆转型”——当时以英文发言，可惜因技术原因未能将此文收入本书。这一部分其它文章对相关内容多有涉及，并以2024年 3 月美国之音访谈形成的“习近平的逆转型”一章作结，希望对此有所弥补。同样因技术原因未能收入本书的，还有一篇“中国共产党是否被习近平变质？”，是2023 年4 月我在日本东京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先生和庆应大学加茂具树教授的对谈记录。这个题目对理解习近平的 “新时代”非常重要，我的看法与那种将习近平与中共对立起来的看法极为不同。我在本书相关章节中对上述观点也有论述。

“逆转型”的方向，我认为，就是重归极权主义。因此， “重新聚焦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发展极为重要。这一部分的后几篇，即试图深入剖析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内在机理、权力逻辑、政策走向与国际影响。其中， “从俄乌战局到北京政局：内外交困中的习近平政权” ，比较早、也比较系统地展开了我的看法。那时，即2022 年3 月，俄乌战争爆发，国际形势陡变，围绕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寻求第三任期的前哨战也在激烈展开，对于习近平不利的舆论和传言在海内外四起。直到今天，尽管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大获全胜，但国际国内局势的脉络依旧，他的困境并无根本变化，其第三任期的施政反而更加艰难。为什么习近平走上那样一条道路？习近平时代与此前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有何异同？习近平政权的力量和困境何在？这都是我在这一部分及第四和第六部分着重解答的问题。

第六部分为“论政治转型”——这可以说是本书的总主题，也是我至迟自 1986 年起即投身其中的毕生努力的目标。这里的 12 篇文章，前七篇不妨认为是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总体论述，后五篇则是对习近平新极权时代下中国政治转型形势与战略的新思考。其中， “民变促发官变”“再论民变与官变”及“三论民变与官变”构成其中的骨架，试图勾勒中国政治转型的现实路径。这三篇文章的成文时间跨度长达 13 年，从 2011 年 4 月到 2024 年4 月；这一时间跨度也大体上对应了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时段。这次编辑本文集，重读之下，我没有感到早先的论述有必须修正的地方，但后发的议论则对此前的论述做了补充。

接着“民变促发官变：论中国政治变革的路径”这篇具有一定纲领性的论述之后，收入的是我 2010 年 12 月线上接受一位年轻朋友访谈的记录（“纵谈中国政治变革”）。这篇稿子相当系统地展开了我对中国政治变革自 1980 年代到 21 世纪头十年的历程和困局的看法，自那之后我专注学术研究，直到2022 年春天再次开始频繁发表公共言论。在这期间我当然仍然高度关注中国的政治变化，有时也发表一点零星的意见，这就是接下来的几篇短文。后面五篇都是晚近的发言，集中探讨在新的极权时代如何有反抗的可能性，包括精英的顺从与反抗，试图在新形势下解读民变与官变的动力机制，从而寻求“破局”的出现，推动中国走向没有共产党的政治未来。

第七部分为 “论历史经验” ，收入10 篇文章，大体按所论主题的历史顺序排列。其中，头两篇讨论 “中国民族主义的多重悖论” 和 “大一统的历史迷思”，都涉及nation-building（民族建设）与state-building （国家建构）的宏观问题。随后两篇，虽然成文时间相隔八年有半，所谈历史事件从辛亥革命（《唐大姐和 E 先生》）延展到五四运动（《德先生不懂民主》），但都在强调民主巩固与制度建设，对近代中国史的分析算是提出了某种独树一帜的看法，在认同民主为基本价值的相关思考中也有另辟蹊径的尝试。接下来的两篇聚焦中共历史，只是体裁很不同：《以暴力型塑政治》是严肃的学术论文，要旨在于回答“中共进行的土改为什么充斥暴力？” 《历史是失败者写的》则是对《邱会作回忆录》一书的阅读漫记。最后四篇文章都是追思前辈之作，分别回忆和悼念王若水、刘宾雁、戈扬、余英时、鲍彤和陈一咨等诸位先生，其中，追思余英时先生的发言发挥了 “文化中国的终结”的含义，追思陈一咨先生的发言则提出了“健全人格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八部分以“论观念更新”为题似乎并不准确，但大体概括了这一部分不同主题的九篇文章的共同性，那就是讨论人们的认知对于中国转型的重要性和提高认知能力对于转型的必要性。即使在学术界，其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人文社会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一文所讨论的主题。《政治经济学一些基本概念的释义及译法》则是一个小小的尝试：多年来，我都有心发起中文世界的“新百科全书”运动，把上百年来中国在与世界思潮相交汇的过程中引进和出现的关于人文社会认识的基本词汇与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解释，纠正误译、误解，驱除意识形态迷雾，帮助国人摆脱望文生义的浮躁，缩小中文词汇与相应的人类通用概念之间的差距，至少使两者之间不至于继续那种对同一个词语的南辕北辙、鸡同鸭讲的理解吧。

当然，出现这种鸡同鸭讲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共对国人的洗脑；反过来说，洗脑对国人的祸害又远远超出了词语误解的范围。《从洗脑到认知战》这篇论文虽长，但仍不过是提纲挈领地勾勒了我对中共思想控制大战略的分析思路，希望以后有时间继续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接下来那一篇（“习时代的认知战”）是在这篇论文基础上接受媒体访谈的记录，内容与前一篇或多重复，但也有某些发挥。然后有三篇小文，但题目都很重大，涉及对公民政治、民族关系、及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史的看法。

最后两篇或许已经超出了“观念”范畴，而是延伸到更为宽广的精神文化领域。 “与鹰为邻”是在 2022 年春天全球新冠疫期中写的一组生活随感；这篇“前言”开头提出的“茨威格之惑”正是那组随感的结尾。摆脱“亚流亡”状态，在全球范围建设华人自由精神家园，则是我为中国转型提出的一个新思路。

说明与致谢

把上述文字集合到一起呈送读者，还有一些技术事宜需要交代。首先，本书不同于常规的论文集，所收文章在体裁上是多样的：有学术论文，有时政评论，有媒体访谈，有会议发言，还有书序、悼文和随感。把这些体例不同的文字串在一起的主线，是它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所表达的思想。我从来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学者，在职业学术生涯中也从不在乎那些能够决定升职与声望的指标；我的关注在于现实问题，我的追求在于以思想穿透现实。不同体裁犹如不同的载体，都只是思想呈现其穿透现实之发现的多样形式。

其次，本书收有一些原文为英文的译文作品，也有一些原以中文写作但此前只以日文译文发表过的文章，还有一些依托我的英文原著而展开的中文讨论。在我看来，与体裁一样，语言只是载体，内核仍在问题与思想。但是，在不同语种之间进行概念的翻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难免有词不达意而容易引发误解的表述（如the state译为“国家”、human security 译为“人类安全”public good 译为“公共物品”等），这是特别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第三，本文内容不是我在相关时段的全部文字，而只是其中部分中文（或译为中文的）作品。过去 20 年间，我的主要精力在于英文学术著述，研究重心一度也离开了中国事务。1 当然，对故国命运的关切永远不可能远去，只是人生有限，其中某个时段上的时间分配有其偏重。这样，本书就成为 2009 年我出版《改革的终结与中国的未来》之后的第一本中文书。2 15 年来成一书，篇幅已经很大，于是舍弃了一些中文文字，原文为英文的则只收入了那些因缘际会而已有中文译文的作品。

第四，所有篇章在收入本书时都在不改动原来内容和意思的前提下做了文字订正和技术编辑。其中，从英文翻译而来的篇章，均由我对照原文做了通篇校译；对媒体访谈和口头发言记录稿，文字编辑的幅度一般大一些，也大多增拟了标题和文中小标题；另外也有一些篇章修改了标题或修改与增加了文中小标题。所有这些改动，在相关篇章中不另一一标出。要指出的是，本书内容仍然可能有文字上的差错。有些从中文译为英文、又从英文译回中文的引语，一时找不到中文原文加以订正，只好付诸阙如。对这所引起的不周，特向读者致歉。

第五，书中一些篇章的内容有所重复，这也是应向读者致歉的。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开始是打算尽量删去重复之处的，但很快发现这很难做到，主要是因为那会使得有删节的篇章在内容上变得残缺而逻辑不连贯，只好一仍原样了。编辑本书的过程中，不同篇章在研究、写作、访谈、翻译、发表等环节的相关经历一一重浮眼前，其中最为动人的是朋友们在这些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要特别感激博登书屋荣伟兄——因他的建议而有编这本文集的尝试，也因他的鼎力支持而此书得以问世；多家媒体和自媒体的朋友——书中相关访谈，作者应该是他们，或他们与我应为共同作者，收入本书时理应得到他们惠允，但考虑到访谈中毕竟都是我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出于文责自负的立场，我就把这些访谈看作我的作品了，他们毋需对文中观点负责。

这不是一句套话，而是因为：第一，书中篇章繁多，某位朋友的帮助常常只涉及某一篇章；第二，这样的帮助多是专业交流、技术操作和个人友谊等层面的，不涉及我的研究内容本身，更不涉及其中的观点；第三，很多朋友并不同意我的很多观点；我也因此特别感谢他们并不因为政治上的分歧和观点上的相悖而拒绝和我往来并交流。当然，他们对本书的观点没有任何责任。

一如既往，还要感谢内人廖晓英博士。她也是书中一章的共同作者，并在本书编辑过程中给予了不可或缺的巨大帮助，当然更是我一切研究和写作的坚强后盾。

2024 年 8 月28 日，于垂云书房

本文注釋：

1 部分出版品见于：Guoguang Wu, 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Guoguang Wu, Paradoxes of China’s Prosperity: Political Dilemmas and GlobalImplication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5; Guoguang Wu, Globalization Against Democracy: A Political Economy ofCapitalism After Its Global Triump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China Turns to Mult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08; Guoguang Wu and HelenLansdowne eds.,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8;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eds., Socialist China, Capitalist China: Social Tension and Political Adaptation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ondon:Routledge, 2009; Guoguang Wu ed., China’s 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Foreign Relation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London: Routledge, 2013;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New Perspectives,London: Routledge, 2016; Guoguang Wu, Yuan Feng,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Gender Dynamics, Feminist Activism,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19.

2 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中国的未来》，台北：橙品出版，2009.

文章来源：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