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是的，奥威尔正是在个体的挣扎中揭示出暴政消灭所有反抗能力的手段。这第一步就是腐蚀人内心良善的道德感，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办法是制造仇恨，因为只要内心充满仇恨，一切同情、怜悯、宽容、友爱的情感就会被压制乃至消失。尤其是当这种仇恨出自一个政治共同体时，它就具有了正当性。最易被煽起的是阶级仇恨和种族仇恨。艾里希·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专门分析了德国中下阶层如何成为纳粹的群众基础。他引用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话：“他们想要的是强者的胜利，弱者的死亡或无条件的投降。”这个希望的达成必须有仇恨作为心理条件。在《1984》中，老大哥代表的统治大洋国的党同样以煽动仇恨为首要任务。每天举行的两分钟仇恨时间，人们对出现在屏幕上的人民公敌戈斯登发疯地咒骂，人的情绪被煽动至迷狂。因为树立一个可见的敌人形象是制造仇恨的必需原料。所以在苏俄，有托洛斯基反党集团，在中国，有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甚至在美国2024年大选中也出现了“内部敌人”的提法。所以民主制度并非固若金汤，只要煽动起足够的仇恨，它也一样面临危险。奥威尔描述例行仇恨周的第六天，“对欧亚国的仇恨已沸腾至疯狂程度，要是由群众去处理两千个欧亚国的战犯，他们一定会将他们撕得粉碎。”

问：可仇恨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

答：是的，《1984》中大洋国的仇恨是从娃娃抓起的。 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巴尔逊有一个九岁的男孩一个七岁的女孩，当温斯顿去他家修理堵塞的水管时，“他们从桌后跳出来，手里拿着一只自动手枪对准温斯顿，他们俩都穿着抓奸谍的制服，兰短裤，灰衬衣，红领巾。’你是叛徒’，那个男孩大声叫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枪毙你，消灭你，把你送去开盐矿’。”几天后，巴尔逊骄傲的告诉温斯顿，他的女儿长时间跟踪一个可疑的人，并最终告发他，把他送进监狱。这种从娃娃抓起的仇恨灌输，终于演变成孩子揭发父亲在梦中喊“打倒老大哥”，而把父亲送进监狱。可在监狱中，巴尔逊还自豪的告诉温斯顿：“她在锁孔里听到，就去偷偷报警，她真是个聪明的七岁小探子，我对她毫无怨恨。事实上，我为她自豪，这说明我培养她上了正路。”

问：我们知道在苏联曾有过活生生的案例。

答：是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树立的少年英雄帕克利夫·莫洛佐夫，他因诬告其父向富农出卖文件而出名。这个诬告把他父亲送进集中营，最后被枪毙。奇怪的是小莫罗佐夫也被人杀了。格伯乌，这是克格勃的前身，说是他的爷爷和叔叔联手杀了他。爷爷，叔叔被立即枪决。小伯夫利克被奉为全苏英雄，人们为他写了诗歌，戏剧，歌剧，在苏联各地都树立起他的雕像。这种宣传在苏联掀起一股告密风，孩子告发长辈，师长，让他们叮当入狱。后来的调查证明，这不过是一场家庭冲突，因为伯克利夫的妈妈嫌丈夫对她不好，便唆使儿子去诬告父亲，原意是想教训教训他，谁知弄假成真，丈夫竟被枪决。而小伯克利夫是被谁所杀，至今未有明确结论。但许多人认为是苏联当局为了宣传和掀起清理阶级敌人的浪潮，让秘密警察杀了他。就像斯大林指派人暗杀了基洛夫，借此掀起大清洗的血腥浪潮一样。在文革中这类事情多得不胜枚举。所以培养仇恨势必败坏人性。毒化社会，这种被毒化的环境最适于暴政的统治。

问 ：《1984》中的大洋国有三个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答：对，这可以说是大洋国的核心价值。奥威尔通过分析这三个看起来指黑为白的口号，揭示了暴政的统治逻辑。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有“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signified) 这样一对范畴。它表示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所要表达的内容。而大洋国的口号恰恰是“能指”与“所指”相背离。他要告诉人们，“黑就是白”。奥威尔造了一个词新语 (newspeak)来阐发他对暴政语言的研究。这个研究极为重要。奥威尔在《1984》一书的后面有一个附录《新语的原则》。他的定义是，“新语是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新语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这样在大家采用了新语，忘掉了旧语（oldspeak）之后，异端的思想，也就是违背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无法思想，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来完成的。”所以新语第一要务是删减词汇，减少表达方式，从而使思想贫乏，简陋以至沙漠化。温斯顿的同事赛姆是新语字典的编纂者，他告诉温斯顿：“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创造新字，但其实不是，我们正在毁掉旧字眼，每天几十，上百不等。”看温斯顿不解，他说：“你难道不明白新语的目的就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将使思想罪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将不再会有表达思想罪的字眼。”他又说：“当自由的概念已被取消时，你怎么还会有自由即奴役的标语呢？将来不会再有思想的存在，正统的思想就是不思想。”这段表白揭开了暴政必有的思想控制的入口。在语言流通的领域设置尽可能多的敏感词，这些词一出现在交流中，立即删除。它所想表达的思想便消失了。所以维克多·克来普勒教授在研究第三帝国的语言时指出：“第三帝国的语言一贫如洗，它的贫瘠是根本性的。”何以至此？因为语言的丰富是和人性的丰富相连的，狂风暴雨与一蕊灯花的感受完全不同，要表达这些感受必须有无比丰富的语言。

问：纳粹的语言不是为了表达人性而是为了宣传。

答：这就是根本区别之所在。克莱普勒指出，纳粹语言的唯一表达方式是演讲。希特勒和戈培尔只演讲，所以他们的语言风格就是喊叫、宣泄。每日在这种语言环境下生存，人们条件反射般地模仿戈培尔式的表达，从而，“唯一的戈培尔左右着语言的通行证”。我们特别要注意戈培尔式的言语方式，可以说他是暴政语言的集大成者。我相信奥威尔在1948年写作《1984》时一定仔细阅读了戈培尔的那些演讲。戈培尔反复告诉他手下的官员：“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宣传的论点必须粗犷，简单，清晰有力。”我们可以看到在竞选中，如果一个党派善于使用简单清晰的语言表达诉求，例如移民、物价、通货膨胀、犯罪等等，这些简单语汇的重复会对选民起催眠作用，因为心里暗示是个人行动的直接推动力，它就会在竞选中占优势。而那些妇女权利、保卫民主、捍卫自由、美国理想、法律尊严等等复杂的诉求则很难唤起大众的直觉反应。戈培尔的名言是：“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这种语言方式奏效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埃里克·霍弗的著作《群众运动的本性之思》中找到。他说：“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在自身之外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成功和失败无可避免会左右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意看到它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却乐于看到世界极剧改变。”

问：但是面对词语的明显自相矛盾，不合实际，不合逻辑，人们又如何会跟着走呢？

答：奥威尔自己创造了一个词来解释这一点，这个词就是“双重思想”（double think）下面我们再仔细分析这个概念。

问：两种相反的行为如何统一于一个观念呢？

答：一个观念被用来指称与其自身内涵相反的行为，这就是双重思想，奥威尔造了一个词doublethink来支撑这种思维模式。例如大洋国的核心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主语与用来定义其性质的谓语相冲突，性质相反。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既要…..又要….的思维和表达模式,这种模式的真实本质就是欺骗。当一个暴君蓄意挑起战争时，他总会说他的目的是保卫和平，俄国侵略乌克兰，普京却说他追求的目的是和平，所以对他而言，和平即战争。这与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地区时，对世界所表白的和平愿望完全一样，他们都是既要当战争贩子，又要作和平天使。所以双重思想的通俗表达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奥威尔对此给予了明确的阐述：“知与不知，明知要诚实却在说谎，同时怀有两种相互抵消的意见，明知两者互相矛盾而兼信，用逻辑反驳逻辑，声称崇尚道德却又否定道德，既认定民主不可实现，又相信党是民主捍卫者。忘记一切应该忘记的事物，在必要时又想起来，接着又马上忘记它。归根到底是力求一致，有意识地归于无意识，自我催眠而不自觉。甚至要使用双重思想才能明白双重思想的含义。”在《1984》一书中，奥威尔插入了一个特殊章节《寡头政治集体领导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一个对暴政统治原则的系统说明。大洋国英社党的每一个党员都被要求具有伸缩性的处理问题的能力，为此他必须用黑白论武装起来。 因为“像许多新语里的新词一样，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意义。适用于对手，这意味着有硬把黑称为白的习惯，适用于党员，意味着在党的纪律需要时有把黑说成白的效忠态度。但这也意味着相信黑既是白的能力，更确切地说，知道黑即是白，同时忘记会有人有相反的想法，这就需要经常不断改变过去，这就是新语中所谓的双重思想。”

问：看来除了既是….又是….之外,双重思想还需要不断改变历史.

答 : 这是双重思想的第二层意思。奥威尔指出：“党的口号是‘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只消不断克制记忆就行了。他们把这种手法叫做‘控制现实’。”要注意，控制过去和控制未来的枢纽是控制现在，这就是说，过去是可抹杀的，未来是可编造的。只要你现在手握强权，控制着一切思想流通的渠道。不得不说，奥威尔的想象和预言就是当下活生生的现实。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核实今天说的话和往年的话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修改从前的话，让过去与今天一致。他记得今年2月财政部承诺年内不会减少巧克力的配给量，但实际上自本周起，巧克力配给将由30克减为20克。没关系，他只需加一句话，提醒大家注意巧克力要减少配给，而删掉2月份财政部的承诺即可。这个改正不仅限于报纸，所有与之有关的书籍、杂志、影片、照片、传单、录音必须通通销毁。这种修改一天接一天，从不间断，使党所做的每一项预言都滴水不漏。温斯顿从良心上认为这不仅是伪造而且是拿一个谎言代替另一个谎言。但他能有这种想法，就证明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老大哥会教育他，让他彻底泯灭残存的一点良知。温斯顿从《戈斯坦书》中读到：“改变过去最主要的理由是需要证明党一贯正确，这不仅限于把演说、统计和各种记录改的适合现状，以证明党的语言从没错过，同时需要改的让人看不出党的主义和政策会有改变，因为改变自己的思想和承认自己的改变等于坦白承认自己有缺点。如果说法与事实不符，那必须去改变那个事实。过去就是记录和记忆的东西，由于党控制所有的记录和所有党员的思想，便造成党认为过去是怎样的，过去就是怎样的。”

问：戈斯坦最懂党的核心理念。

答：是的，奥威尔所说的内党就是党的操控者。《戈斯坦书》就是内党的圣经。其中明白谈到，“双重思想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精华，它的主要目的是故意欺骗，故意抱着坚定的意志认为自己是诚实的，故意说自己也信以为真的谎话，故意忘记不适当的事实，如果需要，再把遗忘这件事忘掉，故意忘记客观事实的存在，故意把不存在的说成是事实。靠着双重思想，党能够左右历史，奠定党的万世根基。”所以斯大林才会伪造一部《联共（布）党史》，让自己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创造者，而延安整风时，这部伪史是党人必读文件。从前在温斯顿的良知中，他还相信“真实的世界是存在的，它的法则永不改变，石硬水湿，地心有引力。”他甚至坚信有自由在，“自由就是能够自由的说二加二等于四。”但是在仁爱部的严刑拷打和奥布林的诱导之下，这个信念动摇了。奥布林要他重复那句咒语“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然后问他“过去真存在吗？”温斯顿坚持过去存在于人的记忆，奥布林回答“好吧，我们党控制所有记录，控制所有记忆，这等于我们控制了过去。”其实，这所谓党控制着现在就是党控制着权力,从而控制着暴力手段。奥布林动用刑具，让温斯顿痛不欲生，以致他不管奥布林伸出的是四只手指还是五只手指。随便，只要他能够停止施刑。所以我们要牢记，党控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手段只是暴力，因为党的理论是荒谬绝伦，不堪一击的，只要能够讲理，就没有党的真理。党所以号称自己掌握着真理，只因为它掌握着暴力。

问：权力和暴力在党那里是一回事。

答：是的，奥布林问温斯顿，“现在告诉我，我们要抓住权力的原因是什么？”温斯顿怕再次受刑便回答“你们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好处而统治我们”。奥布林打断他，“蠢话，党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取得权力，我们对别人的死活没有兴趣。权力不是一种手段，它是目的。没有人为了捍卫革命而建立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酷刑的目的就是酷刑，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他进一步解释说，“权力是指统治人类的权力，统治人类身体，特别是思想的权力。我们之所以能够控制物质，因为我们已控制了思想，现实存在于思想之中。”奥布林挑衅地问温斯顿，“一个人怎么能用权力来控制别人？”然后他告诉温斯顿，“权力就是加诸痛苦和耻辱，权力就是把人类的思想撕的粉碎，再用你自己选择的方法组成新的思想。”所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独裁政党最重视的一件事就是“思想建设”。通过它，历史被篡改和虚无化，未来被许诺和虚幻化，现实被固定和合理化。当温斯顿争辩说“生命会打败你们”时，奥布林告诉他，“个人的死亡不是灭亡，党是永垂不朽的，党会征服人性，使人性就是党性。今后除了对党的忠诚没有其他的忠诚，除了对老大哥的爱没有其他的爱，除了对敌人的失败和自己凯旋的欢笑，没有其他欢笑。当我们达到万能之时，不再需要科学，美丑之间将没有区别，以后将没有好奇心，没有生活的任何享受，所有快乐将被粉碎。”但是难道党就不需要享受？奥布林得意洋洋的告诉温斯顿，“请别忘记一点，权力的沉醉是永远的，而且程度经常增加，变得更强烈，永远有胜利的欢呼，蹂躏软弱敌人的快乐。如果你想预见将来的远景，你可以想象一只脚踏在一个人脸上，永远踏在上面。”

问：党对权力似乎有种虐待狂的享受。

答：是的，这是党成功的唯一标志。记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景吧，被当局鼓动起来的造反派不仅要打倒党内的阶级敌人，还要在他们的脸上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奥威尔的文学想象力被中国红卫兵变成了现实。

文章来源：法广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