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暴君”这个词听上去像是古代史课本里的名词，却又每天在新闻和社交媒体里隐约浮现。选举制度并没有消失，信息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但强人政治、民粹领袖、人格化国家的故事，却在世界各地轮番上演。2018 年，哈佛大学学者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出版了《暴君: 莎士比亚论政治》（Tyrant: Shakespeare on Politics），把目光重新投向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亚，提出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一个国家怎么会落到暴君手里？这本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莎学导读，而是一部用莎士比亚来解读政治权力逻辑的小册子。它在西方是对特朗普时代的一种隐喻阅读，但放到中国语境中，也为理解帝制传统、当代政治和经济焦虑提供了一面有意思的镜子。
从理查三世到李尔王的“权力病理学”
《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选取了莎士比亚剧作中一系列“问题人物”：从《亨利六世》《理查三世》到《麦克白》《李尔王》《科利奥兰纳斯》《裘力斯·凯撒》，格林布拉特 追踪的不是某一个君主制度，而是暴君人格和群众政治之间的循环往复。
书中最重要的几条线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暴君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怪物，而是在社会裂缝中长出来的。 在《亨利六世》的混乱局势中，理查三世像一只从废墟中爬出的掠食者：社会制度崩塌、王位继承纠纷、贵族派系争斗，为篡权者腾出了空间。格林布拉特 用戏剧细节显示，暴君的崛起往往搭乘的是制度失灵、精英分裂和大众怨气，而不是单纯个人阴谋。
第二，暴君身上有一套高度相似的心理结构。 他反复强调莎剧里的暴君具有“幼稚的心理和永不满足的自恋”（infantile psychology and unquenchable narcissistic appetites）”。 理查、麦克白、李尔各自的情境不同，但都有强烈的被害感、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延伸、对他人完全缺乏同理心。暴君不会真正享受权力，他们在夺权过程中极其机警老练，一旦坐上王位，却因为缺乏治理能力和情绪控制，迅速把国家拖向灾难。
第三，暴君从来不是孤立行动，总有一圈“帮闲”和共犯。 格林布拉特 特别关注这些帮凶”和“跟班”这类角色：宫廷的马屁精、大臣中的实用主义者、看风使舵的军人、以及积极配合的宣传者。 在《麦克白》中，这是夫人和一众附庸；在《裘力斯·凯撒》中，是那些察觉风险却说不清对策的贵族。书中不断强调，暴君之所以能掌权，在于社会中大量人选择“装不知道”、选择用自己的小算盘换取一时安稳。
靠这些文本分析，格林布拉特 把莎士比亚的“政治学”概括为：暴君是民意扭曲、制度失守与人格病态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暴君倒台也往往伴随着自我毁灭和国家付出的巨大代价。
从帝制记忆到民粹冲动
《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写的是英王、罗马元老、苏格兰贵族，看似离中国很远。但其中关于权力如何集中、社会如何默许、民众如何在愤懑之中被煽动的分析，却与中国历史和现实有许多可以对读之处。
它提醒读者重新理解中国漫长帝制传统里的“暴君问题”。 中国传统史学中，从商纣、秦始皇到隋炀帝的故事，常被简化为“昏君失德、天命转移”的道德叙事。而《暴君》更强调结构性因素：精英之间的争权夺利、制度制衡的缺乏、军队的政治化、大众的怨气，叠加在一起时，即便是本来“有作为”的君主，也可能滑向暴政。把这一视角反照到秦制、一党领袖制和各种个人崇拜实践，可以看到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旧问题，并没有随着朝代更替自动消失。
它帮助理解现代社会中“民意”与“强人”的危险联动。 格林布拉特 在书和访谈里多次指出，莎士比亚关心的不只是暴君本人，更是“整个国家”如何把权力拱手相让。 在《凯撒》中，罗马市民在不同演说者面前迅速改变态度；在《李尔王》中，掌握权力的孩子顺势夺走老王的尊严。这些故事可以与当代任何一个经历快速社会变迁、贫富差距扩大的国家对照——包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社会对集权的容忍度提高；当经济放缓、分配不公、社会流动减弱时，如果没有制度化的渠道表达不满，民粹和强人崇拜就会有市场。
它对“发展压倒一切”逻辑提出了隐性警告。 莎剧里的暴君往往自认为是“拯救国家的人”，他们以效率、秩序、安全为名集权，视一切制衡为“拖后腿”。这种逻辑在中国近代史中屡见不鲜：从“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战，到为了工业化而牺牲个体权利的各种实验。格林布拉特 通过戏剧提醒读者，暴君的效率常常只是短期的，真正的成本是制度和道德的长期损伤，这一点在任何国家都不会例外。
从“政治哲学”到“文化诗学”
与传统政治史、思想史相比，《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从档案材料或制度变迁出发，而是从戏剧文本中抽取政治逻辑。这与 格林布拉特 自己倡导的“新历史主义”一脉相承——把文学作品看作权力运作、社会想象和历史语境的交叉点，而不是单纯的艺术品。
传统史学研究暴君，往往从法律制度、财政结构、军事力量谈起。例如关于古希腊“僭主 （tyrannos）”的讨论，会分析城邦结构、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关于中国秦制，则强调郡县制、军功爵制与农业税收。《暴君》则更像是一部“权力心理学”和“政治修辞学”：它关注的是演说、舞台、公众情绪和统治者的内心世界。暴君在舞台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甚至沉默，都被当成对观众的政治暗示。
这种写法与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从思想史和社会结构入手的分析不同，更多延续了西方政治思想中关于“暴君人格”的传统，从柏拉图到 17 世纪小册子《杀戮非谋杀》（Killing No Murder）》都曾有类似讨论。 格林布拉特 则把这条线索带回莎士比亚，将文学批评与当代政治关怀叠加。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软历史学”的补充路径：不只看史书里的帝王将相，也从戏剧、小说、网络叙事中观察大众如何想象权力。这与传统“资治通鉴式”的精英史学形成某种对话。前者重制度、后者重情感，但两者都关心同一个问题：一个共同体如何在危机中做出选择。
多元视角下的中国本土反思
虽然《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本身并不讨论中国，但它提供的视角，恰好可以用来重新审视“何为中国”。这里的“何为中国”，并不仅仅是地理疆域或民族构成的问题，更是国家如何被想象、权力怎样被合法化的问题。
首先，暴君故事揭示了“国家人格化”的危险。 中国传统政治语言里，“家国一体”“君父合一”有着悠久历史，这种想象让人们自然地把国家当作某个强大人格的延伸，愿意把自由与权利托付给一个“明君”或“伟人”。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麦克白，恰恰展示了当“国家=一个人的情绪”时，集体如何为个人情绪买单。对照中国历史和当代政治，可以看到这种人格化想象至今没有完全退场。
其次，莎剧中的群众形象对中国“人民叙事”构成提醒。 传统中国叙事里，“人民”往往作为一个抽象整体，被动接受统治或革命的领导。《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则让观众看到具体的群众：剧场里的观众、街头的围观者、罗马广场上被演说左右的市民。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暴君崛起的推手。这样的描写，有助于中国读者反思：在本土语境中，“人民”同样可能被操纵、误导，甚至参与暴行，而不仅仅是“永远正确”的道德主体。
再次，书中的“精英共犯”视角，有助于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和官僚群体的摇摆。 无论是明末东林党内部的争斗，还是近代各类政治运动中“站队”的文化精英，都可以从莎剧里的贵族、军人和谋士身上找到影子。格林布拉特 强调，这些人往往自以为在“以恶制恶”“为大局考虑”，实际上却一层层削弱了共同体对暴政的防线。
通过这些对照，可以看到，《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虽然出自美国学者之手，却为中国本土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种外部参照系。它提醒读者：在讨论“何为中国”时，不能只落在文化自豪或文明论优越感上，还要正视权力结构和社会心理的阴暗面。
在现实世界里保持对僭主的警觉
《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在西方出版后，获得了不少好评，也引来批评。赞誉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是文笔生动，能够把学术观察写成大众可读的政治随笔；其二是将莎士比亚与当代政治连接的勇气，在特朗普时代显得格外应景。但一些学者指出，格林布拉特 在把莎剧“当下化”时，有时过于直接，把复杂的历史经验简化成对当代政治人物的影射。《洛杉矶书评》就指出，《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在分析当代危机时，有时把问题过多归结为人格和修辞，对制度和经济结构着墨不足。
从中国读者的角度看，还有几方面值得进一步讨论：首先，如何把“暴君人格”的分析和制度经济学结合起来。 莎剧中的暴君故事，在舞台上往往通过个人性格的失控来展开，而现代国家的暴政往往与党国结构、军队控制、媒体垄断、全球资本流动等因素深度交织。《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强调心理和修辞，对这一层涉及不多。如果与曼瑟尔·奥尔森、道格拉斯·诺思等人的政治经济学一起阅读，也许能更好理解“强人统治”的物质基础。第二，如何引入非西方经验，丰富“暴君图谱”。 格林布拉特 在书中主要处理的是英王与罗马政治，对奥斯曼帝国、俄国沙皇、中国皇帝等其他传统中的暴君经验没有展开。这是题材选择的限制，并非缺陷。但如果在中文语境中引入秦始皇、王莽、武则天、晚清军阀，甚至二十世纪的各类独裁者，与莎剧中的形象对照，就能看到更多结构上的相似与差异。
格林布拉特 用莎士比亚的语言写当代政治，既有学术功力，也有公共关怀。《暴君》展示的，并不是某一种制度好或坏的简单判断，而是一套关于权力如何在社会裂缝中累积、如何借群众之手完成自我合法化、又如何在自恋与无能中走向崩溃的“权力轨迹图”。
这本书对理解中国有两层意义。一层是“镜像”意义：它让读者在莎士比亚的世界里看到熟悉的影子——帝制记忆、强人崇拜、体制内精英的摇摆、大众对“救世主”的期待和失望。这种镜像并不会给出简单答案，却能打破“历史只会向前、文明必然进步”的乐观主义。暴君并不是前现代的残余，而是现代社会在危机中可能反复召唤出来的形象。另一层是“方法”意义：它提示一种理解政治的方式——从文学和戏剧出发，从语言、情绪和场景入手，在故事里追问国家和权力的逻辑。对于关心“何为中国”的读者，这种方法或许比抽象的大理论更具说服力。
在莎剧里，暴君往往失败得很惨，国破家亡、亲友反目。观众在悲剧中得到一种“审美正义”的安慰。但格林布拉特的书提醒人们：现实世界里，暴君并不总是如此迅速地付出代价，群众也未必能在最后一刻觉醒。对任何社会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学会在生活的日常细节里识别那些“幼稚的心理”“永不满足的自恋”和“自欺的共犯”，保持最基本的政治警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不仅是一本莎士比亚读本，也是一部写给当代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的权力说明书。《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最值得中国读者记住的是：在权力的故事里，没有哪一个国家天然免疫；真正的安全感，不来自“我们与他不同”的道德洁癖与自豪，而来自对一个国家怎么会落到暴君手里的深刻反思和敢于对暴君说不的抗争。
文章来源：艺文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