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在“特朗普？抑或：特朗普！——2025年美国游学札记”一文中写下这样一句话：“特朗普这一时期推行的内外政策所取得的对于美利坚共和国的重大成就，则是任何人都无法予以掩盖和否认的”（高全喜）。贺卫方随即用一篇短文—“与高全喜教授商榷特朗普新政”对高全喜的观点逐条拆解。两人争论的对象，是同一个特朗普；真正交锋的，却是两套截然不同的政治常识、两种中国精英对美国的想象。
这场争论发生在社交媒体，却远不只是“立场之争”。它折射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如何理解美国的制度危机，如何借特朗普来谈中国自己的问题，也暴露出一种对强力政治的宽容度。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读，就会发现：高全喜在“挺川”，贺卫方在“批川”，但两人共同处在一个被中国语境深刻塑形的知识框架里。理解这一点，比简单判断“谁说得对”更重要。
两篇文章：两种“美国图景”
高全喜的长文，从“2025 年美国游学札记”入手，写在斯坦福访学之后。文章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游记式的：斯坦福、东海岸名校、华盛顿街头的游行示威、老朋友家中的长谈。另一条是政治判断：特朗普不是民粹，而是“美国版保守自由主义”；特朗普的新政不是对宪政的破坏，而是对“被左翼自由主义掏空”的美国的一次抢救。
在他的叙述里，特朗普的“美丽大法案”、减税、去管制、对等关税、重塑产业链、收紧移民、打击“身份政治”，连在一起，构成了一套让美国“回到传统共和精神”的大图景。他甚至把特朗普的商人气质视为优点，认为“商人治国”正符合英美文明的传统。
贺卫方的回应文章则完全换了角度。他把高文中列举的“六大成就”一条条拆开，问的都是简单问题：真的减管制了吗？真的“再工业化”了吗？关税和行政命令是不是更严厉的干预？所谓“打破大学意识形态堡垒”，是不是对大学自治的粗暴侵犯？所谓“重建宪法自由价值”，在具体制度上究竟指什么？
这篇回应只是短文，但用的都是很朴素的宪政常识。对市场秩序，要看政府到底少管了什么、多管了什么；对大学，要看政府是不是越过了学术自治的边界；对总统，要看他是否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而不是只看口号。
两篇文章因此形成鲜明反差。一边把特朗普视为挽救美国的“糙汉型保守主义者”；另一边把他看成破坏制度边界的强人政治样本。差异不只在立场，而在起点。
高全喜的“特朗普主义”：从游学见闻到意识形态投射
高文最有力量的地方，在于善于讲故事。他描写哈佛学生在 2016 年特朗普首次当选那一夜的愤怒，回忆自己在常春藤校园里看到的“左翼自由主义”气氛，写学界好友如何在餐桌上骂特朗普“疯子”“法西斯”。这些片段构成了一幅“美国精英集体讨厌特朗普”的图景。
在这幅图景上，他叠加自己的判断。大致意思有几条：美国长期被“进步主义”“身份政治”“全球化理想主义”绑架，国家实力被掏空；民主党政府沉迷于“为世界服务”的普世主义，放任产业外移、移民失控、道德虚伪；大学和媒体成了左翼意识形态堡垒，保守自由主义在校园几乎绝迹；特朗普代表的是被遗忘的“产业中产”“福音派”“传统白人”，代表美国真正的国民利益；这些人被主流精英蔑称为“民粹”，其实是“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保守主义”。
因此，在他的写法里，特朗普虽然粗鲁、多变、有商人式自利，但在“大方向”上是对的：以国家利益为先、以商人理性算账、以有限政府和减税、去管制恢复经济活力。即便有错误，也只是“试错”的代价，而不是对宪政秩序的根本威胁。
这种理解，有其内部一致性。高全喜多次强调自己受哈耶克、科斯、奥地利学派、托克维尔、亨廷顿等人影响。这一谱系强调市场秩序、反对计划经济，强调传统道德、家庭伦理，警惕“福利国家”和“身份政治”。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美国的问题很自然会被理解为“自由主义走向左翼平权主义”“全球化掏空实体经济”，解决方案自然是“保守回归”。问题在于，这套理解一旦遇到具体事实，就暴露出明显的盲点。
高全喜的局限：国家、权力与制度
用最简单的政治学常识来看，现代宪政的核心问题只有两个：权力如何被约束，个体的权利如何被保护。其他经济政策、外交策略都在这两点之下排队。站在这个起点，再看高文中的特朗普，就会发现几个结构性偏差。
第一，把制度危机简化为“政策纠偏”。高全喜承认美国有严重的政治撕裂，却几乎拒绝承认存在真正的宪政危机。他的判断标准很简单：只要总统还在宪法框架内运用权力，只要没有正式的军事政变或公开废宪，就不能说是宪政危机；媒体和学界对“危机”的高调宣称，更多只是政治话语。
这种标准忽视了现代宪政的一个基本经验：制度崩坏往往不是一次性“废宪”，而是长期的边界蚕食。总统长期滥用紧急状态、通过行政命令绕开国会、不断挑战选举和司法的正当性，这些行为，即使每一次都“还在法律里找得到条款”，在积累中同样可以压垮制度。特朗普任内围绕 2020 年大选结果的争议、1 月 6 日国会山事件、对司法和媒体的持续攻击，都是这种软侵蚀的典型案例。高文几乎全部轻描淡写，甚至当成“正常政治斗争”，这是第一个重大失焦。
第二，把强人当作宪政医生。在高全喜的叙述里，特朗普之所以可以被原谅，是因为他“以强硬总统权力对抗官僚沼泽”“用行政手段削减政府权力”。于是，在叙述逻辑里，“增强总统权力”反而成了“限制政府权力”的手段。
这恰恰与宪政设计的基本直觉相反。现代宪政之所以主张分权、主张程序繁琐，就是因为不相信任何单一权力中心会自觉削弱自己。历史上那些“以权制权”的强人样本，从拿破仑到拉美军人政权，大多在“清理腐败”“整顿官僚”的旗号下，完成了对制度的个人化控制。高文承认特朗普行事粗糙、好大喜功，却依旧相信他的“商人理性”会把国家带回“自由共和”的正轨，这种对强力政治的信任，与其说是宪政论证，不如说是性格投射。
第三，把商人治国当作“保守自由主义”的同义词。高全喜对“商人治国”的辩护，是整篇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他从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讲到英美商业文明，认为商人懂得利益交换与人性约束，因此比哲人王和军人僭主更适合作为现代政治的主体。在这个框架内，特朗普斤斤计较关税、赤字、投资回流，并不是“市侩”，而是回到美国传统。
但商业文明与宪政秩序之间，并没有这么直接的对应关系。亚当·斯密固然强调商业社会中的“温和情感”，但在他的想象中，市场秩序建立在法治和公共道德之上。特朗普式的“商人治国”，如果以个人家族利益为核心、把国家机器作为赚钱工具，就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商业共和，而是寡头统治的一种形式。围绕特朗普本人和家族的利益冲突争议、资金运作、税务问题，以及他在 2025 年推动的一揽子税改预算法案中对高收入阶层的偏袒，都让“商人治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高文对这些争议几乎不作正面处理，而是把批评者都归入“伪善的进步主义者”“媒体精英”。这就把一个本来可以讨论的制度问题，简化成阵营对立。
贺卫方的反驳：制度派自由主义的防线与盲点
与高全喜的长篇大论相比，贺卫方的回应很克制。他没有从宏大理论入手，而是把高文中概括的“六大成就”拆成几个具体问题：减少管制还是增加干预？关税、行政命令、对企业“黄金股”安排，显然是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再工业化”是否违背市场逻辑？强迫资本回流，是否意味着另一种计划经济；移民政策是否真有“非凡成绩”？非法与合法一并打击的执法方式是否粗暴；“打破大学意识形态堡垒”是否违背大学自治原则；“重建宪法自由价值”具体体现在哪里？总统利用货币、金融工具牟利是否构成严重的利益冲突；“限制司法滥权”的说法，是否有足够证据。
贺卫方的文章重点不在于给出完整的特朗普评估，而在于指出：如果要支持某个政治人物，至少需要有一些可核查的事实依据，而不能用一串抽象名词遮盖具体政策效果。对大学问题，他尤其敏感。按保守主义传统，大学自治应该得到尊重；无论校园氛围偏左还是偏右，政府都不应用财政和监管手段直接干预学术立场。特朗普对哈佛等校的打压，在这一传统之内，很难被视为“保守主义”，反而更接近“国家主义”。
贺文的力量，在于把讨论拉回制度层面：面对总统，不应只问他“是不是反左翼”，而应问他是否尊重权力边界。面对大学，不应只问它“是不是太自由派”，而应问政府有没有资格命令它如何招生、如何设置课程。
但这个回应也有明显的限制。首先，对美国内部的经济结构变化，对产业空心化、全球化冲击的讨论，在短文中几乎没有展开。特朗普的政治基础很大一部分来自铁锈带工人、失落的中产、小城镇保守派。完全忽略这些结构性焦虑，只从“价值观正确性”出发批判特朗普，容易给支持者留下“脱离底层”的印象。其次，对身份政治与平权运动的争议，他基本站在主流自由派立场：多元、平等、包容被视为国父价值观的延伸。这一判断在原则上很难反驳，但对美国社会内部的复杂分歧，也缺乏更细致的展开。对中国读者来说，这种“原则性的肯定”很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站在民主党一边”。从这个意义上看，贺卫方的回应守住了宪政自由主义的底线，但在解释特朗普现象的社会根源方面，还可以做得更深。
偏差从何而来：知识谱系与中国语境
高全喜对特朗普的宽容，并非简单的“崇美”或“反美”。实际上，他对美国进步主义和常春藤精英有很强的不信任感，认为他们代表的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话语和利益固化集团。这种不信任，与中国语境高度勾连。
一方面，他的理论背景来自经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计划经济有天然警惕，对“大政府”和福利国家持批判态度，对身份政治和“黑命贵”运动极为反感。这些立场在西方保守主义传统中并不罕见。但在中国，被引入之后往往被重新编码：反福利、反平权，很容易被拿来对照中国国内的再分配争论和“平权政治”的敏感性。
另一方面，中国公共空间长期缺乏稳定的制度讨论传统，知识分子谈政治时，很容易把制度问题人格化。强人可以被想象成“杰克逊”“林肯”式的剧烈改革者，也可以被想象成“文革式领袖”。高全喜把特朗普反复放进这样的叙事框架：一方面与林肯、杰克逊相比，一方面与凯撒、希耶罗一起被搬上现代舞台。他对特朗普的兴趣，其实也是对“强力改革者”这一角色的兴趣。
在这样的背景中，特朗普不只是一个美国政治人物，而是一个可以拿来对照中国现实的符号：反“政治正确”、反大学左翼、反全球化、反“深层政府”。这些符号，在中国内部恰好对应着对“体制内进步主义”的不信任，对所谓“公知”的反感，对“国际主义话语”的怀疑。高全喜对特朗普的高度期待，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情绪的外溢。
中国公共舆论中的“特朗普问题”：谁在带货
高、贺之争的意义，不只在于如何看待美国总统，更在于它如何影响中国舆论对美国乃至对专制的态度。
高全喜这种“挺川”叙事，可以视为政治网红带货，对中国舆论有几种潜在效果。他把美国的宪政危机解释为“左翼作死”，弱化了对强人政治和制度侵蚀的警惕。只要强人打击的是“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很多原本对集权敏感的知识分子就会放下戒心。他用“保守主义”包装强力政治，使许多中国读者把反平权、反多元、反媒体监督，视为一种“更真诚的自由主义”，从而在心理上增加对强势领导人的宽容度。他通过强调特朗普的“商人理性”和“国家利益优先”，为“只要能让国家强大，手段可以粗糙”这一观念提供了理论借口。这种观念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本来就有深厚土壤。
贺卫方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另一种“网红带货”：他提醒读者关注制度边界、大学自治、利益冲突等问题。这样的提醒有其价值。但由于篇幅短、立场鲜明，也很容易被贴上“自由派本能反川”的标签，而缺乏对整个现象的结构性解释。两种声音在中国公共空间共同存在，却都没有真正跳出“以美国为替身”的惯性。高全喜借特朗普来攻击国内“伪自由派”、攻击大学左翼；贺卫方借特朗普来重申宪政底线。两边都很少正面讨论：中国自身的制度问题，与美国的危机到底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不同。期待贺卫方教授用一片宏文回应高全喜教授。笔者作为吃瓜群众,看热闹不嫌事大，愿意拱一把火，在《中国思想快递》为他们摆一个擂台，继续当他们的裁判。大家伙索性一道把这个问题争论个清楚。
以美国为镜：对中国的反身性思考
尽管存在偏差，这场争论依旧提供了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看到几件事。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在谈美国时，常常把“政治情绪”置于“事实细节”之前。高全喜对特朗普的许多评判，明显超出了现有数据和研究所能支持的范围；贺卫方对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肯定，也未必完全覆盖复杂现实。评论家一旦跳过事实层面，直接进入价值判断，容易把美国当成观念战场，而不是一个具体社会。
其次，“大情绪”压倒“制度感”的现象，在中美两边都存在。高全喜有时把对美国左翼的反感、对常春藤精英的鄙视，放在对宪政制度的关切之前；而部分自由派评论则可能把对特朗普人格的厌恶，放在理解其支持者的困境之前。这种情绪化思维，在中国的政治讨论中同样普遍：把复杂制度问题简化为“你站哪边”；把对某种人群的不快，转化为对某种制度的支持或反对。
再次，对“强人治国”的宽容度，在中国知识界内部差异很大。高全喜可以接受一个性格粗糙、言辞夸张、私德有争议的总统，只要他在“国家利益”和“市场秩序”上走对方向；贺卫方则更关心制度边界，不愿用“历史大势”替个人行为开脱。这种分歧，一旦移植到对中国现实的讨论中，就会表现为对国内强力政治不同程度的理解与质疑。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宪政的出发点都应是“如何让权力不容易被滥用”。如果这个政治学的原点被“国家复兴”“意识形态纠偏”“打破精英垄断”所替代，那么无论挂着什么旗号，最终指向的都可能是权力集中。
从“挺川 / 反川”走向问题意识
高全喜和贺卫方的争论，已经把许多重要问题抛了出来，但还远远没有讨论完。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需要更细致的阶层分析和历史分析，而不是简单贴上“民粹”或“保守主义”的标签；身份政治与平权运动的利弊，需要在承认历史不公的前提下，认真比较不同政策工具的效果，而不是一边把它视为“道德绑架”，一边把它视为“价值高地”；大学与政治的关系，需要在维护自治的同时反思内部的排他性和泡沫化，而不能只把大学看成“堡垒”或“象牙塔”；中美两国对强人政治的不同经验，需要拿出来并置讨论：美国有相对成熟的制度制衡，但同样出现强人倾向；强人政治对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又会产生什么不同后果。这些问题，既不是单靠“挺川”可以回答，也不是单靠“反川”可以回答。它们需要更多扎实的事实研究，需要更长线的思想史比较，也需要一种愿意放下情绪、重新回到“权力—制度—个体”基本关系的耐心。
高全喜在文末写到与一位企业家朋友的惺惺相惜，把这种同道之情视为当下罕见的“空谷足音”。贺卫方在文末则用冷静的反问，把话题拉回最基本的概念：何谓自由价值？何谓美国利益？这两种声音，都来自中国知识界。在今天的语境里，更重要的不是简单选边站，而是看清各自的起点和盲点。
若从更长的时间看，无论特朗普的政治命运如何，美国的制度争议都会延续下去。对中国读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是“特朗普是不是好总统”，而是：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世界里，到底愿意把信任交给人还是制度——交给一位意志坚定的强人，还是交给一套不断争吵、不断修补、但始终试图限制强人的制度。这才是高、贺之争在中国语境中的底层问题，也是所有关心美国和中国政治未来的人绕不过去的选择。
文章来源：艺文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