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时代》将“人工智能的设计师们”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理由很直接：AI 的潜能在今年全面爆发，已到了“无法回头、不能退出”的地步。无论问题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在给出同一个答案——AI。AI 被视为“万能钥匙”：从医学研究、生产力提升，到破解数学难题、预测飓风、尝试与鲸鱼沟通，发展速度几乎以“半年翻倍”在前进，普及程度前所未见。黄仁勋坦言，每个产业、公司、国家都离不开它，它是“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单一技术”。但AI的消极作用也在凸显：能源消耗惊人，工作岗位面临消失，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像重演镀金时代。AI 可能带来重大突破，也可能加剧不平等，并酝酿新的经济泡沫。

无论如何，这场押注已开局，全人类都身在局中。把这些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条很清楚的线索：人工智能已经不再只是“高科技行业”的内部话题，而是被放到了美国政治的中心，被当成一个同时关乎劳动、阶级、家庭、教育，甚至文明走向的大问题来讨论。桑德斯在这一系列场合中，承担的角色，就是那个人不断提醒大家把视线拉回“普通人”的处境。

未来的美国：谁来承担人工智能的后果

从 2023 年到 2025 年，美国参议院围绕人工智能连续开了几场听证会：2023 年的《人工智能与工作的未来：携手前行》，2024 年的《读懂形势：为人工智能时代做好工人准备》，以“每周三十二小时工作制”为主题、实质上用技术进步来讨论劳动时间的那场听证，以及 2025 年那场以“人工智能支持病人、工人、儿童与家庭的潜力”为主题的听证。

2023 年 10 月，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下文简称“卫生教育劳工委员会”）旗下的就业与工作安全小组举行了一场题为《人工智能与工作的未来：携手前行》的听证。官方说明写得很直接：讨论重点，是“如何确保工人得到培训并有能力应对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广泛应用，以及企业和工人如何准备好在工作流程中使用人工智能”。

出席作证的，有大公司高管（例如人力资源软件企业和大型咨询公司），也有关注黑人科技社区的组织代表，还有律师界人士。整体气氛偏向“理性乐观”：人工智能会改变工作，但只要加强培训、发展“技能型”人才市场、给社区大学和短期培训项目更多支持，就能把风险化解成机会。有参议员特别强调，自己推动多年的“短期助学金”改革，会帮助人工智能行业和其他产业找到足够的技能型工人。

在这一场里，桑德斯并不是主角，但基本框架已经搭出来了：人工智能被当成一个“技能—培训—就业匹配”的政策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给工人加技能”，而不是如何重新分配人工智能带来的收益。这样的思路，是典型的美国中间路线：相信技术、相信市场，把问题理解成“人才供给”和“教育体系”的调整。

到了 2024 年 9 月，小组委员会又举行了一场题为《读懂形势：为人工智能时代做好工人准备》的听证，这次标题更直白：不再泛泛谈“未来的工作”，而是盯着“如何让工人做好准备”来谈。

在这场听证中，主持的参议员强调，需要一支“懂人工智能的劳动力队伍”，而且要让人工智能素养培训广泛可及；共和党方面的首席议员也承认，人工智能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工作场所，必须保证“安全应用”。

一位来自非营利机构的证人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人工智能素养，指的是“理解、善用、并能批判性地评估人工智能的能力”，而且不仅高端技术人才需要，普通学生、社区学院、历史上的黑人大学都要有机会接受相关教育。
另一位证人、来自职场平台的首席经济学家，则用数据说明，美国市场对具备人工智能技能的劳动者需求正在快速上升。

这两场听证，就像是在搭起一个舞台：一边是“人工智能将改变工作”，另一边是“需要培训和人工智能素养”。在这个舞台上，真正把“权力”和“分配”问题搬上桌面的人，是从 2024 年起频频发声的桑德斯。

2024 年 3 月，作为卫生教育劳工委员会主席，桑德斯主持了一场以“为什么需要不减薪的每周三十二小时工作制”为主题的听证。表面看，这是讨论工时的议题，但桑德斯给出的理由，正是技术和生产率的变化。

在这次听证的书面发言和之后的评论文章中，他反复强调一个事实：与上世纪四十年代相比，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大约四倍，但自从《公平劳动标准法》确立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制以来，标准工时就再没有缩短过。 生产率带来的收益，大量流向资本和股东，普通工人换来的却是加班、兼任两份甚至三份工作。

到了 2025 年，桑德斯发表了一篇题为《人工智能必须惠及所有人，而不是少数亿万富豪》的评论文章（刊登在保守媒体平台上，随后由他的办公室全文转载），语气更为直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会让少数超级富豪的财富和权力“成倍膨胀”，却会“抹去数以千万计体面的工作岗位”，如果不改变制度，“那些创造价值的普通人”只会在自动化浪潮中被抛下。

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一串例子：某大型电商公司自 2022 年以来裁掉数万名工人，同时在仓库里部署了数量庞大的机器人；代工巨头曾用机器人一次性替换中国某厂区六万名工人，如今正布局“全自动工厂”；自动驾驶卡车、无人出租车在美国多个州上路，货运司机、公交司机、出租车司机的岗位正在一点点被挤压。

桑德斯并没有主张“拒绝技术”，甚至明确表示自己不是“砸机器”的人，他强调的，是“新技术究竟服务谁”。在他看来，三十二小时工作周可以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一种“新折衷”：如果生产率提高了几倍，那么工人理应用更少的时间，分享同样甚至更高的收入，而不是被迫为了维持生活去打一份又一份工。这里面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十九世纪以来，每一次大规模技术革命——从蒸汽机、电气化，到流水线、信息化——都伴随着工作时间的政治斗争：从十二小时到八小时，再到二十世纪初欧洲部分国家的三十五小时制。桑德斯想讲的是：人工智能的到来不是宿命，而是又一次围绕工作时间与生活质量的政治博弈。

2025 年 10 月，卫生教育劳工委员会举行了一场题为《人工智能支持病人、工人、儿童与家庭的潜力》的听证。

这次议程的设计很有象征意义：讨论不再停留在“工作”，而是把患者、工人、儿童、家庭捆在一起。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在开场时强调，美国必须“让人民掌握工具，在二十一世纪保持竞争力”；作为少数党首席议员的桑德斯，则把人工智能称为“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强调人工智能可能会“摧毁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作岗位”。

相关报道指出：两党都担心人工智能和聊天机器人对青少年的影响，尤其是隐私和心理健康风险；但在监管方向上，民主党更强调“保护工人不被甩在后面”，共和党则反复提醒“不能扼杀创新”；双方还分歧于政府自身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到底能不能成为监管工具的一部分。

就在同一时间，桑德斯发布了一份篇幅上百页的工作人员报告，题为《大科技寡头对工人的战争》。报告的核心判断是：在现有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可能在十年内消灭近一亿个美国工作岗位”，其中包括相当比例的护士、卡车司机、会计、助教和快餐业工人。

这份报告的语气，比听证会上的提问更为尖锐。一方面，它收集了马斯克、比尔·盖茨、某些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的公开发言——这些科技领袖自己就预测大批白领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另一方面又详细列出各大公司裁员和自动化的计划，用事实堆叠出一种“滚动的去人化”趋势。

在政策层面，报告提出的一揽子建议，与三十二小时工作周听证会形成了闭环：每周三十二小时、不减薪；利润分享；员工持股；工人进入董事会；对“机器人劳动者”征税；扩大工会覆盖；保障带薪家庭假和医疗假……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就是要通过制度，把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红利，重新导流回家庭和社区，而不是任由它集中在少数科技巨头和亿万富豪的资产负债表上。

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家庭的社会契约

把这些听证会和相关文本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今天华盛顿围绕人工智能的讨论，大致有三条重心：一条，是“安全—监管”路线，关注模型透明度、虚假信息、选举安全、深度伪造等问题；一条，是“竞争—创新”路线，把人工智能当成美中科技竞争的一部分，强调国家安全和产业优势；桑德斯代表的，则是第三条——“劳动—分配”路线。

在桑德斯的讲述中，人工智能当然会改变战争、外交和舆论场，但最直接、最残酷的变化，还是体现在工人身上：谁在失业，谁在加班，谁被机器替代，谁在屏幕前承受高密度工作却工资停滞。

这种视角，让他在三十二小时工作周听证会和 2025 年那场人工智能听证会上，反复回到三个要点：一是，历史上的技术革命常被包装成“自然演进”，但实际上，每一次劳动条件改善、工时缩短，背后都有斗争，有法律的改变和集体行动；二是，如果人工智能的部署完全由少数公司和富豪单方面决定，结果多半是“利润最大化，加上成本最小化”，而这里的“成本”，往往就是人的时间和岗位；三是，因此，真正的核心问题，不是“人工智能好不好”，而是“谁有权决定如何使用人工智能”。

这背后还有一层文化批评。过去几年，关于人工智能的公众叙事，容易滑向“天才创业者”“技术奇点”“超级智能统治人类”那一套宏大想象。桑德斯刻意反其道而行：不断点出具体公司、具体企业家、具体裁员计划，不谈抽象的“未来社会”，而是逼人面对“这个社区的仓库工人，会不会在三年内被一排排机械臂取代”。

这样一种写法，实际上在纠正当代人工智能讨论中的一个偏差：不少讨论把人工智能当成“白领的焦虑”，而忽视了体力劳动者、护理人员、快餐业员工和交通行业工作者已经在承受的慢性冲击。

回到那两场由小组委员会主导的听证——2023 年的《人工智能与工作的未来：携手前行》和 2024 年的《读懂形势：为人工智能时代做好工人准备》——可以看到另一条重要线索：人工智能正在把“教育”和“终身学习”变成一个政治议题。

在 2024 年的听证中，那位来自教育机构的负责人给“人工智能素养”下的定义值得注意：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去写代码，而是要让普通人“有信心去理解人工智能、以合乎伦理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并且能够批判性地评估人工智能”。
这等于承认：人工智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专业技能，而是一种“读写能力”，类似二十世纪初的广播、二十世纪末的互联网——不会用，就会在信息和机会的分配上被甩开。

如果再叠加桑德斯的担忧，问题会变成：一边，是呼吁全民具备人工智能素养，避免“数字鸿沟”；另一边，是警告“许多白领入门岗位在几年内可能被砍掉一半”，不少年轻人可能学业未成，就发现原本规划的职业路径已经消失。

这种张力，对今天理解人工智能的文化意义很关键。一方面，人工智能确实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帮助老师备课、帮助家长获得资源；另一方面，如果教育体系只是把人工智能当成提高“效率”和“技能匹配”的工具，而不讨论制度层面的分配问题，最终可能出现的，是一批“高度适应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毕业生：他们的技能越高，越容易在平台化的体系中被压榨。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有点像早期工业化时提倡的“工人夜校”——既可以赋权，也可能驯化。谁来设计课程，谁来决定“人工智能素养”包含什么，最后会塑造出什么样的公民，在听证记录里已经隐约露头，却还没有真正展开。

综合来看，这几场听证会和桑德斯的系列表态，指向的其实是一个被重新提出的“社会契约问题”：

在经济层面，问题不再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来”，而是“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红利由谁分配”。桑德斯不断提醒，如果任由市场自动运转，结果多半是“技术集中在少数巨头，风险和不确定性摊给数亿普通人”。他提出的方案，是通过缩短工时、工人持股、扩大工会、“机器人税”等工具，把人工智能收入的一部分，通过制度化方式还给劳动者。

在政治层面，人工智能正在重新排列美国内部的联盟。围绕这些听证，会看到一种奇特的组合：工会、部分企业、教育机构、两党议员在某些议题上形成交集——大家都担心技能错配，都忧虑虚假信息和隐私风险——但在“要不要对资本额外征税、要不要立法缩短工时”这些问题上，又迅速回到传统的左右分歧。它暴露出美国内部围绕人工智能的三种路线——安全监管、竞争创新、劳动分配——以及它们之间的拉扯。桑德斯所代表的，是其中最不愿意把人工智能视为“纯技术问题”的一支力量。

在社会层面，这些听证把人工智能从“神秘的黑箱技术”拉回到看得见的人和岗位上，让讨论重心从“假想中的超级智能”落到仓库、餐厅、卡车、医院、教室里的具体劳动者身上。人工智能被讨论的方式，正在改变社会对“工作”本身的理解。桑德斯在评论中指出，无论是清洁工还是外科医生，工作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部分，是人与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因此“让大批人失去有意义的工作”，不仅是经济上的打击，也是对人类尊严的侵蚀。

2025年12月

文章来源：艺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