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一个寻常的工作日上午，一对华裔父子走进曼哈顿联邦广场 26 号 ICE 办公楼，准备像往常一样“报到”。几个小时后，陪同的志愿者在门口久等不见人影，才得知父亲被送往橙郡监狱，六岁的儿子则被强行带走，去向不明，连父亲也不知道孩子被关在哪里。当地媒体披露，今年 1 至 10 月，ICE 已逮捕 151 名未成年人，而且 5 月之后数字陡增；很多逮捕就发生在这栋大楼门后，公众无从得知细节，只有少数个案能闯出新闻的缝隙。
这类故事，已经越来越难用“个案”来安慰自己。它们与其说是在讨论移民，不如说是在讨论一种新型的“美国难民”：人在美国境内，身份却被悬空，权利随时可以被抽走，父母与孩子可以在电梯口被分离。用汉娜·阿伦特在“我们难民”（We Refugees）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词形容这个群体，可以称他们“美国难民”—这是一群在美国这个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度黎正在被剥夺“拥有权利之权利”的人。
从“零容忍”到系统性拆家
特朗普第一任期推出的“零容忍”政策，是这台机器的标志性动作。2018 年，司法部宣布凡“非法越境”一律刑事起诉，结果是数千名在边境寻求庇护的父母被关进联邦监狱，孩子则被单独送入各类收容机构。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的统计指出，至少数千名儿童因此与父母分离，许多家庭至今未完全团聚。
法院后来叫停了这一政策，但逻辑没有消失，只是换了路径。特朗普在 2025 年重新上台后，执法机构加大了拘押与遣返力度。不只是边境，连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报到的庇护申请人也可能当场被扣押、终止假释、转送遥远郡县的监狱。那对华裔父子就是例子：他们越境寻求庇护，获得一年期假释，按要求前来报到，却在楼里被强行与孩子分开，父亲被关押，孩子去处不明。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扩大“把人往外赶”的半径。一方面，大幅增加对包括喀麦隆在内的多国遣返航班，尽管有大量报告显示，这些被遣返者回国后面临酷刑、监禁甚至死亡。另一方面，还推动将部分寻求庇护者送往“第三国”，甚至不是他们的原籍国，而是美国认定的“安全国家”，把人塞到地图上遥远的角落，由别的国家替自己承受风险。
在日常舆论里，这种逻辑常被简化成一句粗暴的口头禅——“把他们丢到某个地方去”。地点可以是中美洲，可以是非洲，可以是任何普通美国人不会去看的地方。重要的不是具体坐标，而是那种“把人从视线里彻底删除”的冲动。
在主流叙事里，美国一直把自己讲成“移民国家”“世界避难所”。自由女神像举着火炬，碑座刻着“把你那疲惫的、穷困的、被压迫的人交给我”。但移民史的另一面一直存在。1882 年的《排华法案》是美国第一部以族裔为目标的大规模移民限制法，几乎完全禁止华人劳工入境，此后几十年里，大量在美华人被刑事化和驱逐。1942 年的行政命令 9066 让 12 万多日裔美国人被强制迁入集中营，其中许多人是已经入籍的公民，只因血统而被当成“潜在敌人”。
特朗普的家庭分离、加速遣返，其实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把这条幽暗线索重新拉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不同的是，这一次，被针对的主体不再是单一族裔，而是一个模糊的类别：“非法移民”“无证移民”“寻求庇护者”。它既包含来自拉美的农工，也包含中东、非洲的战乱逃亡者，还包括像那位华裔父亲和他的孩子这样，在校园、教会和工厂里的普通人。
这种做法对美国文化有一个深远影响：它改变了“美国”和“外人”的边界。对很多人来说，美国不再是一个“可以逃到的地方”，而是一块“随时可能把人扔出去的地方”。对国内多数观众来说，难民不再是远方新闻里的陌生人，而是在自己城市、自己地铁站口、自己孩子学校里，突然消失的同学和邻居。
“美国难民”：身在美国，逃无可逃
阿伦特写“我们难民”时，刚逃出被纳粹占领的欧洲不久。她很早就意识到，“难民”不是一群单纯需要同情的穷人，而是一群被现代国家体系推到门外的人：他们失去的不只是房屋、职业和语言，更是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地位。难民一旦被国家抛弃，就不再有“有权利的人”的身份，只剩下“需要被管理的人”。
在她看来，难民危机暴露了民族国家与人权之间的裂缝：人权被说成“人人与生俱来”，但只有当一个人属于某一国民共同体时，这些权利才有现实支撑。一旦国家不再承认这个人，所谓“人类”就变得空洞，剩下的是警察、营地、遣返和死亡。
今天再看美国的移民政策，很难不想到这种逻辑。美国一边以“移民国家”的故事讲述自己，一边通过法律、行政和执法，制造出一批批在名义上“在美国”，实质上却被排除在“美国人”之外的人。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乱难民”，但从权利层面看，处境越来越接近阿伦特说的“被取消的人”。
如果把阿伦特的分析搬到今天的美国，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自由悖论：他们有的是逃离战区，有的逃离政治迫害，从他们的母国逃到美国这个避难之地，如今反而因为追求自由的缘由，在美国这个可以容身之地失去自由。从一种不自由进入另一种不自由。人在美国境内，生活在美国城市，却在法律上被当作随时可以“移除”的对象。他们走进联邦大楼报到，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出来；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却可能在某一天被带走，突然失踪，跟家人分离，被送往谁也不清楚的收容所，一夜之间，从“祖国难民”变成“美国难民”
这群人理论上享有“人权”，现实中却处处受制于行政裁量。他们的案件可以被“行政结束”，也可以随时被重新打开；他们可以拿到假释，也可以因为“官员有全权决定”而在下一次报到时被收回假释。他们没有安全的身份，只能在一条看不见的细绳上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逃到美国的难民”，而是在美国被生产出来的“美国难民”。他们被美国法律和执法机构塑造成一种“中间存在”：不是战俘，也不是罪犯，更不是正式移民，而是可以被关押、迁移、驱离却很难诉说权利的群体。这个状态，本身就是阿伦特所说“权利之权利”被剥离后的形态。
但如果回到阿伦特关心的结构层面，还是能看到与纳粹德国的一些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处。纳粹一开始也不是直接建立毒气室，而是通过剥夺公民权、禁止就业、没收财产、驱赶出境，一步步把犹太人从“国民”变成“没人要的人”。驱逐本身被包装为“治安措施”“人口整理”“保护本国利益”，行政和警察机构在法律外衣下执行排斥命令。
今天的移民政策，同样依赖法律和官僚体系来制造一个“次等群体”。零容忍政策用刑事起诉把寻求庇护者变成“罪犯”；大规模拘押和加速遣返把他们从劳动者和邻居变成“被移除对象”；把家庭拆开，用孩子做筹码，让人明白自己在这块土地上没有稳定立足点。
在纳粹那里，难民化是通往灭绝的前奏；在今天的美国，难民化是一种长期维持的统治工具。前者的终点是死亡营，后者的终点是不断轮回的拘留所、遣返航班和地下劳工市场。规模和残酷程度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制造“无权者”的技术，却共享某种现代国家的冷酷理性。
阿伦特提醒，人们往往只盯着最极端的邪恶，从而忽视“通往邪恶的道路”。她在战时就指出，犹太难民比谁都早知道时代的走向，因为他们最先被丢出秩序之外。这句话放在今天，同样适用于那些被赶来赶去的“美国难民”—他们是美国未来走向的风向标。
恐惧经济与冷漠民主
阿伦特在 1943 年写道，难民已成现代世界的“前锋”，他们比任何人更早暴露民族国家制度的裂缝。 今天的“美国难民”，正在充当类似角色。他们让人看见，所谓“美国例外论”正在失效：这个国家一边宣称要主导“国际秩序”“人权外交”，一边习惯在自己土地上制造大批无权者；一边在外部指责别国的集中营和种族清洗，一边在内部让孩子在报到现场消失，让家庭在看守所里解体。
他们也让人看见，全球化时代的难民问题不再只是“战乱地区”的问题，而是每一个大国内部制度运转的镜子。一个国家怎样对待走投无路的人，就怎样对待自己未来的脆弱群体。今天是无证移民，明天可能是失业者、债务人、失去医保的人。
从经济角度看，大规模驱赶与“权利悬空”并没有让美国更安全，只是造出一批更容易被剥削的人。许多无证移民在农业、餐饮、护理等行业承担最辛苦的工作，却不敢投诉工资或工伤，因为随时可能被遣返。这样的劳动力市场，本质上是一种“恐惧经济”。
从政治层面看，“美国难民”的存在也动摇了美国民主的底线。阿伦特指出，当一些人被标记为“没有权利的人”时，整个社会就习惯于看见法律之外的区域。今天，如果社会可以接受孩子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可以接受一个六岁男孩在报到现场消失，连去哪里都没人敢问，那么在别的议题上，接受度也会随之下降。
更深的危险在于审美与情感标准的改变。长时间的边境危机报道、拘留照片和遣返现场，把“痛苦的脸”变成一种背景。人们习惯在看到这种画面时切换频道，或者把它当作党派争斗的一部分，失去最基本的同情。
阿伦特曾经说过，人们之所以会为“拥有权利的权利”而斗争，是因为一旦失去这一点，就连“作为一个人被看见”的机会也没有了。今天，当六岁的孩子被带走，当父母在监狱里苦苦打电话寻找，当遣返航班在夜色里起飞，当第三国协议把人送往陌生的边境时，“美国梦”的另一面已经十分清楚：在这片号称接纳世界疲惫者的土地上，正在出现一群“美国难民”。
“美国难民”这个词并不是夸张的修辞，而是一个源于阿伦特的“我们难民”的对美国无证移民准确的命名。只要一个国家习惯在自己领土上制造这种难民，它就已经在精神上离开了自己宣称的建国原则。接下来发生什么，不再取决于宣传里说了什么，而取决于社会是否还有力量对这些人的遭遇保持清醒与抗争。
文章来源：艺文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