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共产极权制的无知，是其发展滋生的最好的温床”。 12月6日，斯坦福大学许成钢教授在东京大学就其新书《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做了一个演讲。波士顿书评记者从东京发来特别报道。文章经许成钢教授审定。
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讲座只是一个非常概要的演讲，借此介绍一下我最近的研究。在《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中，我之所以不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存在很多概念上的混淆，我这本书想对这个概念有所澄清和辨析。简单概要，今天中国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首先，我想引用米塞斯在二战结束时，对全世界的警告。我之所以引用这段二战结束后不久的警告，是因为这段警告宛如昨天刚刚发出。
米塞斯说：“在过去的六十或八十年里，所有国家都对极权主义的崛起感到担忧，想保护自由和西方文明，通过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阻止通向奴役之路的发展。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彻底失败了。”这是极为重要和深刻的警告，因为在米塞斯警告发出后不久，共产极权制在全世界大规模扩张，统治了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包括中国。这个扩张充分证明了，在纳粹灭亡之后，米塞斯的警告是如此重要，那就是共产极权制为何能够如此成功地扩张，那么米塞斯所谓的“这些努力”的失败，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极权主义的危害认识严重不足，在国际战略上产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判断失误。今天历史再次重演，那就是从1979年到1989年以来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的剧变和解体，使得西方世界和善良的人们再次放松了对共产极权制度的警惕，失去了最根本的价值判断。在这个背景下，使得中共的共产极权制度得以迅速发展扩张，而西方不仅坐视这种发展，还提供了一系列的帮助，才使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极权制度不仅发展得登峰造极，而且成为全世界和平的威胁。因此，对共产极权制的无知，是其发展滋生的最好的温床。
第一次大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的政权之后，其实是自身最为虚弱的时期。虽然当时西方列强介入了俄国内战，在俄罗斯都有驻军，但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将是未来对他们自身最大的威胁。正是在这个认识下，才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而当时造成这个局面最大的责任人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是当时最著名的缺乏基本认识的人之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的普林斯顿公共政策研究院，就是以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命名的。二战结束之后，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也是对共产极权制度缺乏最基本的知识和判断。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他才不得不扭转政策。而朝鲜战争这场热战才导致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开始。而这种无知的根源，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共产极权制度的创始人，大量地利用了基督教的语言和基本概念，替换了核心内容，、煽动和动员了民众，而人们对这套理论缺乏免疫力，没有意识到这套理论建立的制度如果成功会威胁到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这套制度的实际建立者，则是列宁。列宁从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第一天起，就实践了整套的极权主义制度。我在这本书中有大量的细节，就是讲列宁如何一步一步欺骗民众和党内同志，最终夺取政权，以此实现世界革命。
就中国而言，最突出的就是四十年代，就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推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套不仅欺骗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欺骗了当时的美国政府。最有欺骗性的说法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也正是借助这个幌子，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武装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的欺骗就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韬光养晦”这个成语本意就是用漂亮的语言，掩饰实际上欺骗的策略。而这个策略非常成功，今天西方大量“善良”的政客和知识分子，仍然陶醉其中——他们认为今天中国的现实仅仅是当下中共领导人一人造成的，而忘了这其实中共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策略。直到坐视中国成为超级大国。
我这本书讨论的是，为什么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到今天，共产极权制度能够统治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为什么会这么迅速，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正是西方在热战已经爆发后才认识到共产极权制度的本质，才开启了冷战。依靠全面遏制的战略，最终使得苏联解体。而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又普遍丧失了对共产极权制度的认识。误认为中国共产党本质上不同于苏联共产党，误以为对中国开放市场和建立市场经济的制度，能够使中国转型向民主宪政体制发展，这也使得西方、日本和台湾，纷纷向中国投资和进行技术输出。使得中共成为超级大国，而今天如果按照购买力计算，中国的GDP已经超越了美国，在不断扩张军备的背景下，已经成为了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
下面，我想解释一下什么是极权制，以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政权是极权制的体制。我要介绍的极权制的第一个定义来自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时代就有一句话“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许多人很觉得这句话听得次数很多，完全不会留意。但是实际上这句话非常精辟、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性质：全面控制中国社会的所有的角落和力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脱离它的控制。当一个党全面掌控社会的所有方面时，就符合了政治学对极权社会的严格定义。极权主义，极权制“totalitarianism”的词根是“total”。我这里引用的是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1956年的著作中的定义。马克思开创了共产极权制度的理论，而列宁奠定了共产极权制度。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产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影响。有些人非常糊涂，认为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说中共没有放弃，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理论。按照布热津斯基等人对极权主义的定义，极权主义是以意识形态组成的党，党政不分，党垄断意识形态和媒体、司法警察、一切武装力量，以及所有的组织和所有的社会资源。这个定义和中国的党章高度一致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质。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延续，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输出革命的产物，并一体移植过来的。中共和苏共的本质是一致的，这个一致指的是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任何人想要论述、研究中国政治，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一旦否认了这个前提，那么这个人对中共最基本的认识就发生了严重的偏差。我这本书的主标题是“制度基因”，小标题是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我提出“制度基因”这个概念，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追溯制度演变的机制，同时揭示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及其运作的机制以及未来演变的路径。其中包括极权主义制度的灭亡，灭亡后会怎么发展。这其中制度基因是一个帮助分析的基本概念。书里面提出的最大的几个具体的问题，首先是“极权主义制度”为什么会产生，产生极权制的制度基因是什么？极权制运作时又依赖什么样的制度基因？极权主义制度又产生什么样的制度基因，这关系到极权主义之后的演变以及转型。
从方法论上而言，这本书要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这来自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提出激励相容的制度演变，制度基因在里面又是什么关系。所谓激励相容，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核心概念。在书中，我有一章对此进行了讨论。这本书的主体，不是理论的，理论只是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角度。主体是实证，我的实证工作使用历史叙述的方式，靠历史证据，而不是今天经济学流行的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历史叙述必须建立于历史事实，因此我的论述吸取了大量历史学家著作和文献。当历史文献不足时，我也阅读了大量原始的档案材料。我的叙述主要是中华帝制到今天的中国共产极权制是如何演变而来的？沙俄的帝制是如何产生了苏联的共产极权制，苏联和东欧共产极权制的崩溃又是怎么一回事？苏联和东欧的共产集团又为何有着不同的路径演变？为什么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和捷克都变成了民主宪政和自由市场的国家。而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以及很多曾经中亚的卫星国，为什么又会变成威权主义政权。经济上为什么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我刚才定义了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性质。下面我想谈谈极权主义的性质是什么。第一，极权主义党不是政党，中外很多人把中国共产党当做了一种政党。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极权主义政党，不允许存在和它竞争的任何组织。因此，虽然日本和很多国家也有共产党，但这些参与政治竞争的政党是和中共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列宁建党的最基本原则，不允许党内有派，党外有党。共产党用暴力消灭所有的竞争。而后来的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党，其实都是学习了列宁党的原则。纳粹的很多统治方式是学习的法西斯党，而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墨索里尼其实最早就是意大利共产党。第二，极权主义党其实是一种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的原则就是内部的秘密，是不允许别人知道的。内部的秘密是分层次的，最高层的秘密是不允许手底下人知道的。这个党是不允许自行加入，更不允许自行退出。这都是极权主义党和多党制下政党最突出的区别。
极权主义党运行的最基本原则，是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很多中国人误认为，民主集中制是毛泽东发明的，这完全错误。这是毛泽东从列宁。民主集中制就是用民主的幌子，表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中共对民主集中制的定义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今天中国共产党依旧在施行这些原则。比如中共前几年以反腐的名义压制反对派，今天已经变成了妄议中央，就会被双规。妄议中央就是和党的意见相左。这其实就是列宁主义最突出的一个原则。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统治逻辑。换句话说，就是党内严禁有派别。其次就是党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特别重要的一点在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权由党的领袖决定。极权主义党最重要的不是抽象的“主义”，而是党的领袖决定解释权。一旦你的解释与领袖不同，你就会变成被迫害的对象。因此，我想说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机制和特征都是来自苏联。而不是来自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没有党的概念，中国古代皇帝控制朝廷，朝廷控制社会，当社会无法控制才会考虑使用暴力手段。比如明代的特务机构，但是这些远远不如现代社会的列宁主义政党，可以直接控制到家庭内部。最后的我们可以看到极权主义党的基本性质，那就是他们都是以对内镇压作为基础的。这样一种以对内镇压作为基础的政党，一旦有机会就会考虑对外扩张。因此，列宁的革命理论实质就是对外输出革命，以暴力夺取政权。后来所掩盖的，并不能改变它的实质，那就是一旦有机会，一定会对外扩张。我这里想引用一下，199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这个书大量地记录了共产主义制度在世界各地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按照这本书的记录，全世界的全世界被共产极权制迫害致死的人到达了一个亿。这一亿人中，中国占了六千万，而这六千万中有四千万是死于大饥荒。其他的两千万包括了镇反、土改、反右以及文革等等政治运动。
我之所以强调意识形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苏联共产党不一样。这种判断完全错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统治逻辑是无产阶级专政。基本的制度也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晚年明说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意识形态。他这个理论在当时是无法执行的，靠的是列宁建立了具体的制度。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既是意识形态，也是制度。邓小平在1979年宣布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领导一切控制一切，社会主义的定义就是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意识形态。而且这些写进了党章和宪法，并一直执行到今天。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操作从没有违反过这四项基本原则。或者换句话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所谓“改革”不能碰触的红线。邓小平说过，一旦改革开放，就会有资本主义的坏东西进来。我们不可能把他们阻挡在国门之外，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能力把资本主义的坏东西赶出去。这也是为什么这十年，中国共产党要把资本主义的坏东西赶出去。赶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了今天的后果。
我想对比一下今天的中国和过去的苏联共产党。一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本质上不一样，这些人忽略了列宁主义最核心的一些内容。那就是共产极权主义本身。首先，从中国共产党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支部而建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而中国共产党从未想过改变这一点。第二点就是列宁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其中一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就是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再有一点，国有资产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这也是中共和苏共基本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根源。很多人误认为，国有资产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只是制度而不是意识形态。但事实是，这是在意识形态下建立指导的制度，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最基本的内容，是意识形态指导下坚持的。而改变了意识形态，这些制度是可以改变的。当然，他们坚持意识形态的很重要原因是这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作为基础的制度更不能改变。中共从来都坚持的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止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这些就是中共和苏共相同的最基础的意识形态。我想强调的是，防止和平演变，在列宁的时代就被论述过，在邓小平在1982年也提出过中国的改革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允许岌岌可危的苏维埃政权，允许在其中产生私营经济。但是决不允许出现和平演变。因为私有制的发展，一定会动摇极权制的基础，这些列宁和邓小平都论述过。
中共和苏共最基础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基础是一样的。但是在具体的治理和操作上，有很多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早期中共的发展和建立，是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在在挣扎的过程中，加上中国自古以来的制度基因，使得中共的制度基础是以区域管理为基础的。极权制度的统治指的是党的路线、意识形态、政治目标和人事控制。但是具体的中共的军事和财政都是以“解放区”为基础的。这其实就是区域管理的起源，后来为了全面苏联化，全面引入苏联的制度巩固中央政权。在1950年起，大规模地向中央集中全力，削弱地方的力量。但由于中共最初的权力基础是来自地方的，在中苏竞争的背景下，从1958年起通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把具体的权力由苏联式的集中治理，中央计划，变成了区域管理，地区竞争。因此我称之为“区域管理的极权统治”。因为他仍然是极权主义的统治模式，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党统治到每一个街道、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寺庙和教堂。乃至每一个家庭。与苏联的运作方式不同的是，苏联是由中央统治的“部”直接管理每一个企业，中国从大跃进起，就把企业放到地方。因此地方有着大量的行政权力和资源。但是在政治、人事、路线和意识形态上，一切都是由党决定。这种地方的行政权和资源配置权，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有机会更灵活地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另外的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在二战以来对美国的舆论和社会，以及中国的知识精英，进行了大量成功的欺骗。这个欺骗能力远远超过苏联共产党。美国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误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党。这也使得美国在国共内战时进行了误判，不支持国军和国民政府，而苏联支持则全力支持共产党，这就使得内战时的军事力量出现了大量的逆转。美国给了中共机会，可以武力夺取政权。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才意识到大事不妙，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在此之后，美国仍然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因此，美国社会和政府对中国的误判，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使得中共在技术、科技、管理乃至军事，全面从美国和西方获得大量的支持。成为了今天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下面，我想在讨论一下今天的中国和苏联在经济上的异同。第一点，国有资产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苏联是全面国有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已经不再是这样。但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和几乎全面的银行国有制，使得中国共产党控制了所有的经济制高点，这一点二者是一样的。“经济制高点”这个词就是来自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很快就停止了延续，真正执行和继承的反而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制高点和国有资产是紧密相关的，但国有制下有一个无法医治的恶性“肿瘤”，就是软预算约束。这指的是国有企业在资不抵债的时候不会破产，因此所有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都不会害怕借债。虽然我们都使用国有企业这个概念，但是必须要意识到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国有企业，那就是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东欧的国有企业，没有一个例外都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债台高筑。大量新的债务要用来还旧债。软预算约束使得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失败，使他们得到结论，这个制度是无法改革的。债务问题，使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特点是与软预算约束息息相关，就是所有的共产党体制在早期都有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因为国有制可以有效地调动资源，甚至以强迫和压制消费的方式来增加投资。但是毫无例外、，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所有共产党经济全部进入了经济停滞。任何共产主义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没有一个经济改革成功的。下面我们看一下，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苏联是不是相同的。很多人说不同，因为他们以为今天的中国比那时的苏联成功得多。但是，当年苏联在七十年代的人均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水平，看一下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和美国对比的话，则不到四分之一。远远不如苏联！按照世界银行的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今天的人均GDP依旧是低于鼎盛时期苏联的。也有人会说，你为什么要看比例而不是人均GDP的绝对值？道理很简单，这些比例的背后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而简单看人均GDP的绝对值在经济学上找不到什么道理支持。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不够发达的国家和一个真正发达的国家的人均差距有多大。不够发达的国家往往在早期靠学习和模仿，靠追赶可以很容易地缩短差距。中国与苏联在基本制度方面的相同，使得他们都在追赶到前沿国家的三分之一水平后陷入停滞。
中苏之间有所不同的地方是，中国有非常庞大的私营经济，中国非常成功地融入了全球化。但是，今天中国的私营经济收到了极大的压制。脱钩速度在加快。这在苏联是完全没有发生过的。这一切的根本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区域管理的极权统治。中国和苏联的体制虽然有差别，但是这个差别正在迅速地缩小。这是因为最近十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防止颜色革命，去压制私有经济，以意识形态压制全球化。另外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就是中国产生了一个特殊类型的国有资产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负债数字，按照IMF的保守估计是15万亿美元，或者109万亿人民币，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另一个就是中国的股市。这两个都是苏联所不具备的。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这两个东西实际运行的机制，都是新式的“软预算约束”。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两者其实都是充满了癌细胞的肿瘤，中国的股市曾经一度冲到五六千点，2015年又人为制造了短暂的繁荣，但是又遭遇了人造的股灾。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病态的增长和软预算约束最终爆雷的剧烈程度，也是苏联所难以想象的。俄国经济学家Zhuravskaya 等 2024发表在JEL的论文，讨论苏联崩溃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到，苏联1991年解体几年经济停滞的趋势和状态，和今天的中国是高度相似的。根据前一桥大学伍晓鹰教授对中国官方经济数据的分析来看，官方数据有大量注水的成分，早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就进入了停滞，GDP增长率就在2%以下，这仍然是基于中国官方各部门的经济数据预测的。如果根据真实的数据推算，只会更加糟糕。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共产极权在经济停滞情况下，是否垮台，是否会转型，转型成为什么制度，这些和每个国家的制度基因高度相关。各国的制度基因，决定了各国共产主义的自我挽救会使用怎么样的策略。在中国由于区域管理的极权主义制度，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基因是经过了反复的强化。使得中国人普遍，在基本认识上和东欧苏联人有很大不同。第二，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从未受过启蒙运动的影响。因为在西方的启蒙运动时期，中国根本不知道存在启蒙运动。而在东欧和俄罗斯，即便是专制主义传统最强的俄罗斯，也受到启蒙运动的熏陶。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影响，是关于人性的基本理念，这对改变一个专制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对中国来说，尤其是反修防修阻断了这一点。修正主义指的是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推行的去斯大林化。而其中最重要就是人道主义。用人性反对共产党的残暴。这种解冻后对人性的宣扬，全部被中共以修正主义的名义批判了俄国受过启蒙运动的影响，可是为什么依旧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严酷的统治？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认为不存在脱离阶级的人，因此不存在人性只存在阶级性。因此资产阶级一定要压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定要消灭资产阶级。阶级和阶级之间是仇恨的关系，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苏联消灭了阶级。斯大林很快发动大清洗，斯大林的名义是被肃清的人都是特务和第五纵队。但斯大林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的理论早就不适用于苏联了。虽然苏联是极权主义党，但是苏共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早就不适用于苏联了。加上俄罗斯早就有启蒙运动的影响，人道主义的影响在很多人心中生根发芽，而且我们看一下时间，1917年苏维埃夺取政权到1936年苏联宣布消灭阶级，一共只有20年，这意味着还有大量相信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会在解冻后，宣扬人道主义和启蒙精神，这些人的影响不仅是知识分子群体本身，还包括普通人乃至党内精英。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和身边的顾问。这才有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苏东剧变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实不是民主制，而是人性。他仍然希望巩固共产党政权，但是在同时他希望统治的原则不再是血腥和暴力。尤其是不使用暴力去镇压其他的共产党国家，一旦极权主义失去了暴力，就失去了极权主义的基本武器。当人们发现，苏联这个极权统治已经没有暴力镇压的牙齿的时候，东欧各国要求民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当这个力量越来越壮大的时候，没有牙齿的极权主义就只剩下垮台这一个结局了。
因此，我想总结一下苏联东欧国家转型的基本动力。第一，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失败，这个失败动摇了社会精英对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的信心。但这本身并不足以让统治者放弃极权主义制度。第二，这些国家本身就有转型所需要的制度基因。制度基因使得社会上的普通人，希望自己有尊严和最基本的权利得到保护。因此他们不断给政权施加压力，他们的政治精英也放弃了血腥镇压，自己拔掉了自己的尖牙。在这个背景下，社会上的压力和统治者不愿意使用暴力镇压，几个因素一齐促成了苏联和东欧的转型。重大变化之后，不同的后共产党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波兰、捷克、波罗的海国家走上了宪政国家和发达经济体。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沦为威权主义政权，全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都是由原本的制度基因决定的。
2024年12月23日
文章来源：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