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证冲突对留学生的影响

签证冲突事件，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哈佛大学的数千名国际学生和学者。对于他们而言，这道骤然降临的签证撤销令无异于一场晴天霹雳，严重冲击着他们的学业和人生规划。

国土安全部的通知实际上只给出72小时的最后期限，要求哈佛在此时间内提交所有外国学生参与抗议活动的详细记录，否则撤销决定即不可逆转。这意味着在三天内，如哈佛不全面配合，所有持F-1或J-1签证的学生将失去在哈佛的合法身份。区区72小时，对任何学生而言都不足以完成转学手续，更别提这些学生远离祖国，在异国他乡要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寻找接受他们的学校。虽然官方宣称学生可以转入其他有资格的学校继续学业，但实际上大多数美国高校的转学申请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更何况学期已近尾声，许多学校已过了招生阶段。骤然被要求在三天内找到新出路，无异于强人所难。不少学生甚至可能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被推到了签证即将失效的边缘。

巨大的心理压力和不安全感笼罩着这些年轻人。多年寒窗苦读考入哈佛，一夜之间却可能被迫放弃学业，这对学生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有学生在接受校报采访时用“毁灭性”（devastating）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试想，一位国际学生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哈佛，花费巨大精力和金钱，正念着本科二年级或研究生最后一年，却突然被告知：“对不起，你明年不能留在这里了。”这将彻底颠覆他们的人生轨迹，让人不知所措。许多学生陷入焦虑和恐慌，夜不能寐，担心自己的学位前途、签证身份和个人安全。部分学生来自政局不稳或发展中国家，本指望在哈佛深造改变命运，如今却面临学业中断、前功尽弃的危险。更有甚者，其中一些人在美国已经生活多年，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如今却有被扫地出门的感觉，这种心理落差和被排斥感不可谓不深。

这些国际学生多是在哈佛从事高水平学习和研究，他们中很多人正参与关键课题、攻读高级学位或者准备申请下一阶段的职位。签证被取消意味着他们可能不得不中断实验、放弃正在撰写的论文，甚至无法参加毕业典礼或拿到学位证书。对于计划攻读博士或在美就业的学生来说，突然被迫离境将使他们丧失宝贵的实习、求职机会。许多跨国公司的招聘周期较长，一旦身份中断，这些学生将无法合法留在美国参加面试或工作培训。此外，学生还将面临诸多现实麻烦：如已签订的公寓租约、银行账户、个人物品如何处理，回国的高额机票和旅途疫情风险等等。一位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学生愤慨地表示，学校和社会应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阻止这一不公，包括诉诸法律和政治影响力，因为维护国际学生的权益应是当前“头等大事”。可以说，这场风波令众多青春年华的学子突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原本光明的前程被蒙上阴影。

面对学生们的困境，哈佛大学和各界也紧急行动。哈佛校方承诺“全力维护国际学生和学者留校的资格”，正迅速制定指导方案并提供支持。律师团队已经准备应诉，同时联系其他高校协助安置可能需要转学的学生。一些教授和美国同学发起联署声援，提供临时住宿或法律咨询。尽管如此，受影响学生内心的不安和前途的不确定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在这场高层博弈中，国际学生无疑成了最无辜的牺牲品。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和实际损失，是此次政策震荡中最鲜明也最令人同情的注脚。

从法律和宪法角度审视签证冲突

围绕这场纷争，一个核心问题是：联邦政府是否有法律依据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这一行为是否侵犯了宪法所保护的学术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权利？ 以下我们从法律和宪法角度进行解析。

从移民法和行政法规来看，国土安全部对SEVP项目的管理确有一定权限。按照《移民与国籍法》（INA）及其实施细则，美国高校必须获得SEVP认证才能招收外国学生，联邦有权定期审核学校资格。例如，法规8 CFR 214.4列举了若干取消学校认证的情形，其中包括学校不配合提供留学生记录、严重违反签证管理规定等。此次事件中，国土安全部指控哈佛未按要求报告校园中外国学生涉抗议活动的信息，可视为未能遵守信息报告义务的一种表现。如果这一指控属实，按法规文字，确实可能构成撤销认证的“有效且实质性理由”。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同样设定了严格的程序保障，以防止权力被滥用。根据法规，移民局在撤销高校认证前应向学校发出正式的《拟撤销通知》（NOIW），说明理由并给予学校申辩机会。学校通常有15天期限可以提出申诉或补救措施。即使最终决定撤销，学校也可在规定时限内提起上诉。这些程序旨在保护学校和学生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防止行政机关贸然行事。

对比之下，川普政府此次对哈佛的制裁明显突兀而缺乏正当程序。从公开的信息看，哈佛是在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被宣布“立即取消资格”的。诺姆部长的信将此称为哈佛“未能遵守简单的报告要求”的“不幸后果”, 但却未提及给予哈佛正常申诉时间。相反，她要求哈佛在72小时内提交大量记录才能换回认证。如此仓促的最后通牒，无疑剥夺了哈佛和学生们充分陈述与应对的机会。这种程序上的粗暴，被哈佛大学定性为对其合法权益的公然侵犯。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保障任何人不被政府随意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除非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在本案中，哈佛作为教育机构被剥夺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数千学生面临身份和学业被剥夺，其背后都存在正当程序是否被遵守的问题。如果政府未能给出充足的程序保障，那么无论其表面理由多么冠冕，这一行政行为都难逃违宪之嫌。

从宪法权利和司法判例来看，此举可能触及学术自由这一受宪法保护的重要价值。虽然美国宪法并未直接提及“学术自由”，但联邦最高法院多次裁决确认，学术自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保护中的特殊关切。早在1957年的著名案例Sweezy v. New Hampshire中，法院就强调教师和学生应有思想探索的自由，不应因政治因素被政府干扰。此后在1967年的Keyishian v. Board of Regents案中，最高法院更明确表示：“我们的国家高度重视维护学术自由——这种自由对所有人来说都具有超越性的价值，不仅仅关系到受影响的教师。这一自由因此成为第一修正案特别关注的对象。”。这一判例直接推翻了纽约州一项禁止“颠覆分子”任教的法律，表明政府以意识形态审查学术人员的做法违背宪法精神。同理，在当前事件中，如果川普政府因不满哈佛校园内的某些政治言论或学生活动而惩罚整个学校，那么它实质上就是在以行政手段压制大学的学术自主和言论空间。这很可能违背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原则，因为政府不应基于政治立场来奖惩教育机构。美国司法在历史上对麦卡锡主义时期试图清洗大学“异见分子”的做法已有纠偏先例。因此，川普政府针对哈佛的签证措施若被起诉至法院，法院可能会审查其是否出于对校园观念和表达的报复，从而认定其违宪。

签证冲突事件引发关于歧视及选择性执法的法律疑虑。美国《移民与国籍法》要求行政决定不得基于种族、国籍等因素进行歧视。如果证据显示川普政府此举更多是出于针对某些国家学生（例如中国学生）或特定政治观点的偏见，那么可能涉嫌违背平等保护原则。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多次提及中国因素，甚至指责哈佛“培训了中国的准军事人员”。鉴于川普政府此前对中国留学生采取缩短签证期限、加强审查等措施，这次事件不免让人担心其中包含了对特定群体的有色眼镜。如果哈佛提出相关证据，证明政府决策缺乏普遍适用性，而是专挑哈佛及其大批中国留学生开刀，那么该措施可能在法律上被视作一种“定点清除”式的任意和歧视性执法，违反正当的程序正义。

这一事件还引出了美国宪法“学术自由”与行政权力边界的辩论。学术自由不仅包括教师和学生个体的言论思想自由，也包括大学作为机构决定招生、教学方式的自主权。哈佛作为私立大学，本身不直接受第一修正案限制（因第一修正案主要规制政府行为），但当政府行为干涉了大学的自主办学权时，宪法价值就受到牵连。正如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Sweezy案中所强调的，大学应有权自主决定“谁来教学、教什么、如何教、招收哪些学生”。川普政府粗暴撤销哈佛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无疑干预了大学决定招生对象的自由。从宪法结构上看，教育传统上属于各州和私人自治的领域，联邦政府的过度介入有违分权原则和大学自治精神。这也许不是一个纯粹法律层面的争论，但确是美国宪政平衡中不可忽视的考虑因素。

从法律和宪法角度审视，川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的签证撤销决定在程序上和实质上都存在相当大的争议：程序上可能违反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实质上可能侵犯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原则。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法院将权衡国家安全执法权限与宪法保障之间的界限。目前已有联邦法官在相关案件中裁定，政府若未遵循适当规章程序就剥夺外国学生合法身份，即属越权。可以预料，哈佛和支持它的法律团队将据此大力挑战川普政府的做法，其结果不仅关系到本案中数千学生的命运，更可能影响美国未来行政机关与高等教育机构权责边界的法律定义。

执法、公报私仇或打压高教自由？

川普政府与哈佛大学的冲突，究竟是一起合法的行政执法行动，抑或是赤裸裸的政治报复，又或者是对高等教育自由的打压？

从支持政府的角度来看，官方强调此举是依法行政、保障国家安全的措施。国土安全部指称哈佛“培养了反美和支持恐怖主义的滋事者”，认为大学未能履行监管校园安全的责任。站在政府立场，此举可被描述为“出于国家安全和法律需要的正当执法”。他们辩解说，允许涉嫌极端主义的人（尤其是外国人）继续待在校园，将危及其他学生的安全，也有损美国利益。因此，吊销签证资格是为了震慑和清除潜在威胁，并非针对整个学术界。用诺姆部长的话来说，这是在“向所有享有招收外国学生特权的大学发出明确信号”，表明政府严格执法、排除反美和反犹太行为的决心。这种观点认为，大学并非法律飞地，如果哈佛确有包庇违法行为，政府有责任和权力介入纠正。在法律术语上，支持者可能将这视为一次正当的“行政监督行为”，类似吊销营业执照或学校资质，只不过涉及的是签证项目。他们强调“特权非权利”的概念，认为国际学生在美就读是政府给予学校的特许，政府完全可以在国家利益需要时收回。

更多的舆论倾向于认为此举是严重的政治报复甚至滥权。多个迹象表明，川普政府选择哈佛开刀，并非单纯因为什么程序违规，而更像是对哈佛不配合提供学生信息和长期以来与保守派不睦的报复性惩戒。毕竟，在美国数千所高校中，哈佛是首先也是唯一被采取如此极端措施的学校，而哈佛恰恰是近年公共事件中频频与川普政府唱反调、且象征自由派精英的著名学府。川普本人对哈佛等常春藤名校的成见由来已久，此前在移民、平权等议题上多次将矛头指向它们。这次签证事件，很难不让人联想为川普对哈佛“积怨已久”后的集中爆发。

有哈佛教授就直言，川普此举“无视了这些外国学生本身无辜，只是借机报复哈佛，从而向所有大学示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哈佛的指控措辞上纲上线，比如用“反美”“亲恐怖分子”这样极端的标签，而事实依据却语焉不详（几起校园抗议就扣上如此大帽子）。这与麦卡锡时代给异见学者强加“颠覆国家”的罪名如出一辙。过度的指控语言往往意味着动机的不单纯。更不用说，把上千从未违法的学生统统逐出，只因其中可能有极少数参与过激进示威者，这种“株连式”的处罚逻辑本身就透露出感情用事和报复泄愤的成分。法治精神要求罚当其过，而本案中绝大多数受影响者并无过错，却要为政府和校方的对峙埋单。这很难称之为公正客观的执法，更像是一场政治戏码。因而，在批评者眼中，这就是川普政府假借执法之名，行打压政敌之实的一次滥权行为。

教育界人士忧虑，此举体现了对高等教育自由和独立性的公然打压。美国高等教育历来享有较大自主空间，大学校园被视为自由思想的温床。然而川普政府的做法等于告诉大学：若校园里出现政府不喜欢的声音，就可能招致严厉制裁。这无疑对全国高校产生寒蝉效应。今天是哈佛，明天会不会是哥伦比亚、耶鲁，甚至任何一所批评政府政策的大学？诺姆部长已明确表示“绝对可能”将此类措施扩大到其他学校。因此，这一事件被许多人视为政府向大学自治权发出的威胁信号。有评论称，这是美国史上“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最严峻的联邦挑战之一”。它打破了大学与政府间某种心照不宣的平衡——即使彼此不满，也少有公然动刀的情况。如果大学因为担心政府报复而不得不审查校园言论、束缚教学内容，那么高教自由将名存实亡。哈佛在法律诉状中也指出，川普政府的行为“威胁到了学术自由这一宪法价值”。可以说，这次事件已远超一校一事的纠纷，而是关系到美国大学能否不受政治干预地运作的根本问题。因此许多观点将之定义为对高教自由的镇压行为，是逆潮流而动的危险先例。

显然，此次川普政府对哈佛的制裁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报复，属于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极不恰当干预。诚然，维护校园安全和遵守签证法规很重要，但解决之道应是法律范畴内的精细动作，而非一刀切赶走所有外国学生这种极端手段。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正常司法途径去调查、起诉真正违法者，或与学校合作改进安全措施，而非祭出连坐策略惩罚整个学术群体。从效果上看，此举不仅未见得能有效提升安全（真正有不轨企图者未必因此收手），反而明显伤害了守法学生和学校，对国家利益弊大于利。这进一步印证了其真实用意耐人寻味。历史上看，任何打压知识界和教育界的政府行为，往往都在事后被评价为不光彩的一页。川普政府此番动作多半也难逃这样的结局——即便暂时逞强，也将在法律与道义的双重审视下被纠偏否定。

川普政府与哈佛大学的签证冲突不仅是当下美国政治的一出高潮戏，更可能是美国高教和移民政策走向的分水岭。它提醒我们：美国能否继续保持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和对学术自由的捍卫，将深刻影响其未来的繁荣与领导地位。如果这一事件导致美国闭锁心态加剧、人才外流、声誉下滑，那么其消极影响将远超一届政府的任期，成为美国社会需要长期应对的课题。反之，若美国社会和司法体系能够对这种偏离传统价值的行为进行纠偏，重新肯定对开放、多元、法治的承诺，那么美国或可从这场风波中汲取教训，更坚定地捍卫立国之本。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面对国内外的怀疑，美国唯有坚持自由民主原则，而非陷入麦卡锡主义的恶行循环，才能避免“最终成为自己所作所为的受害者”。这当中分寸的拿捏和路线的选择，考验着美国的制度韧性和价值定力。这场签证冲突接下去的剧本如何书写，值得全世界共同关注。

2025年5月23日

文章来源：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