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功利主义是不是也被称之为功效主义？

答：是的，这个学派的英文原名是utilitarianism,它的词根utili就是有用,有效的意思,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功效主义。在中国，长久以来人们就把它翻译成功利主义，但这不是一个特别准确的译法。因为中文的功利这个词有强烈的贬义。我们日常谈到某些试图损人利己的人，会说这人“特功利”。但所谓功利主义却完全不含这种意思。边沁只是强调“当某项行为所具有的增大共同幸福的倾向大于其减少共同体幸福的任何倾向时，该行为符合功利原则”也就是说，人的行为，社会政策，政府施政的好坏标准，是看它们是否增加了人们的幸福，减少了人的痛苦。所以称它为“功效主义”更为准确。但我们还是依照习惯称它为功利主义，以免引起混乱。杰里米·边沁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的重要著述大多和法学理论相关。但他却是伦理学各学派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功利主义理论代表了伦理学中结果论也就是目的论的一派。这一派认为，如果一个行为有助于带来合乎需要的或有益的结果，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合乎道德的。这和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一派完全不同。康德一派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出自善良意志，而不管得到了什么结果。而善良意志的依据是“绝对律令”。边沁是老密尔的朋友，所以小密尔也和他很熟，他们曾一同远足，游览牛津、巴斯、普利茅茨等地。1813年，老密尔在伦敦的住所就是向边沁租的。小密尔在巴黎时就住在边沁兄弟的家中。我们可以从密尔的自述中看到边沁对他的影响 。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之前所受的教育就是功利主义教育，我一直被教导着去应用‘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标准。翻开边沁作品的前几页，充满新奇力量的文字映入眼帘，我不由得眼前一亮。他评价道德和立法中的一般推理那一段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他说的这部著作就是边沁的《道德与立法的原则》，密尔甚至说：“当我放下《立法论》最后一卷时，我已经脱胎换骨。”

问：可见边沁对米尔的影响有多深。

答：是的，不过后来密尔写了《功利主义》一书，他认识到边沁思想的缺陷并且给出了他自己的思考结果。他当时设想：“我希望一边认可，吸收边沁所有具有永恒价值的理论，一边又能允许另一种比边沁更好，更完善的激进主义哲学存在”密尔心目中的所谓激进主义哲学就是他一直秉持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他在担任英国下议院议员时，不断提出保护弱势群体，扩大平等权力，扩张个人自由的法案。这种哲学立场深受法国圣西门一派的影响，他和孔德保持了多年的通信，是他把孔德的实证主义介绍到了英国。密尔基本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从未发生动摇，他深刻认识到一个民主社会必须警惕金钱侵入政治领域，因为金钱会带来特权，使政治决策倾向于寡头的私人利益。只是那时还没有像当前出现的破坏民主制度的科技寡头，密尔的批判茅头是指向特权阶层的。

问：英国宪政制度已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密尔仍对它不放心。

答：是的，我们看密尔最著名的一段论述：“我认为在英国宪法中，贵族阶级，贵族的特权是应当不遗余力去摒除的。特权引起的不是税金或任何类似的小麻烦，而是足以腐化整个国家的巨大力量，说它腐化，首先是因为它把私人利益置于国家公共利益之上，滥用立法权力为统治阶级谋利益，从而使政府行为变成低级的公共道德行为缺失的样本。其次，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之下，大众对国家的崇敬却与权力捆绑在一起。在英国制度下，无论是世袭的抑或是后天赚得的财富，都会大大影响当事人的政治影响力，财富以及财富的标志几乎成了唯一受人尊敬的东西，也是人们努力追求的主要目标，我想只要上流社会和富有阶级掌握政府权力，教育民众和改善他们的生活就与其私利相背，因为这样容易使人们有力量摆脱压迫 。”

问：这话讲的一针见血，而且极有现实意义。

答：是的，所以各种统计数字都说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阶层更容易以自己的自由换取强人统治，至于那些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却去恭维和支持具有暴政人格的统治者就只能说是自甘下流，用班达的定义，属于“知识人的背叛”了。所以密尔专心致力于阐述自由的理念和推动民主制度的巩固深入，说到密尔的自由主义立场，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他对功利主义的阐发。英国功利主义的思想早有萌芽，特别是在休謨的名著《道德原则研究》中就已经明确说：“效用、功利这个因素在所有主题中都是称赞和赞许的源泉，它是与其他社会美德，如人道、慷慨。博爱、和蔼、宽大、怜悯和自我克制不可分离的。”边沁吸收了休谟的观点，但是将它系统化、集中化、定性化了。边沁阐述了功利主义的全部诉求，但有一点不可忘记，休谟和边沁都受法国启蒙哲学家极深的影响，边沁的著作中能看到爱尔维修、拉美特利等启蒙哲人的影子。边沁在他最重要的著作《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第一章中就明确了什么是功利，确立了功利原则是谈论道德的出发点。他说：“大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位君王，快乐和痛苦的宰制之下，唯有他们才能指明我们所应为，决定我们所将为，是与非的判断标准，因与果的演化系列，无不取决于这两位君王，” 既然快乐与痛苦是判断是非的标准，那么给人快乐的幸福就成了伦理学中的一个绝对诉求，能增加幸福指数的行为就是善的，增加痛苦指数的行为就是恶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限定，那就是这个幸福并不单止个人，而是指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

问：这个限定极重要，否则就成了利己主义。

答：是的，所以边沁明确指出符合功利原则的条件是：“当某项行为所具有的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其减少共同体幸福的任何倾向时，该行为便可以说是符合功利原则的。或简而言之，是符合功利的。”但是边沁走向极端，认为人类追求的快乐和效用的多少大小均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计算，这就走向了唯科学主义，把具有无限丰富情感、知觉、感受的人等同于可计算的物。这一点极大地损害了边沁理论的深刻性，因为走向极端的功利计算抹杀了自由与正义的无法计算性，也无法评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许多伦理困境，甚至使许多决策忽视少数人的权利，造成不公正。在美国进步主义所推动的DEI政策中，我们就看到这种困境。美国以假保守主义面目出现的极右翼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蛊惑人心，扇动仇恨。所以功利主义的理论仍值得深入研究。密尔所著《功利主义》一书正是这种努力最成功的范例。

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道德，它的任务是要探讨和建构一套人的行为准则。依照这些准则行事，就是合乎道德，否则就是非道德。它所使用的最广泛也最具体的评判标准就是善与恶。密尔所弘扬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善恶标准就是凡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善，给人们带来痛苦就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