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朋友发给笔者刊登在2025年《中国民主季刊》第二季中的《白明/钟伟锋：习近平的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一文。

此文的编按中，提出了四个问题：

1、“习近平掌权 13 年的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经济结构面对重重挑战。这个体制的演变逻辑是什么，会向何处去？

2、如何理解独裁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

3、如何解释中国经济此前的成功与目前的困境？

4、是否有潜在的其他选择与某种真正的复兴战略？

这四个问题是好问题。遗憾的是，笔者认为乔治梅森大学麦卡托斯中心研究员钟伟锋与兰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明两人，对以上四个问题的认识存在误区，需要认真讨论。

由于此文是较长的理论文章，为了避免读者阅读疲劳。笔者将第二个问题单独成文，题目为“市场经济催生了宪政民主”。笔者先从钟白对谈中存在的误区谈起，然后再谈“如何理解独裁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此文中，笔者回答第一、第三和第四个问题，在“市场经济催生了宪政民主”一文中，回答第二个问题。

中国是党国专制国家

白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后来理解到，一些看似截然相反的东西， 比如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可能更具流动性，它们并不一定 是两个极端，或者二元对立。——中国在1989年后的政治经济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合作空间比我在成长过程中所认为的要大得多。

白明的这种见解，说明他没有认清中国的国家性质。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工党与保守党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之争，其结果展现出“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可能更具流动性，它们并不一定是两个极端，或者二元对立”。而当下的中国是一个党国专制国家，不存在反对党的制衡，党国与和市场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不是合作关系，所以，中共“国家与市场的合作空间比我在成长过程中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判断。

中共领导之下的中国是党国专制国家，主权在党。中共主导国家，掌握着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绝对权力，党国一体化，党政一体化，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执政。

1954年，在大陆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明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2）。

邓小平执政后说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 （3）。

习近平执政后重复中共的一贯腔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

2018年，新华网发文《让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了中国宪法第一章总纲 第一条。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政府是党政府，军队是党军队，经济是党经济，文化是党文化，实行党国专制主义。

在经济体制方面，毛泽东时期是全面的党国经济体制。邓小平执政时期从顽固坚持公有制到有限开放私人产品市场，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依然是党国经济体制。

中共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

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第七条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十一条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所谓的改革过去了10年，中共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依然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所谓的改革过去了15年，中共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变，依然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共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在强调中共是中国经济的主体。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所谓的改革过去了21年，宪法第六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时候，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中共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是在强调中共是中国经济的主体是毫不动摇的。中共强调，“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关键词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在中共“引导”下发展”，也就是说，非公有制经济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无论中共如何“改革“，中共经济体制本质上始终是党国经济体制。

不得不承认私有财产

中国民营企业是在顶着中共的压制甚至迫害而艰难地发展起来的。从1978 到1999年，21年后，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勉强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意！中共并不承认非公有制的民营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角，而认定为配角，公有制经济才是主角。

从1978 到2004年，26年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内容写入宪法。但是，在“私有财产”前面加上了一个“合法的”帽子，合法不合法是由中国共产党定义的，私有财产的产权还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为以后薄熙来以打黑名义掠夺私有财产留下了伏笔，为习近平叫嚣消灭私有制提供了政策支持。

多年来，中共打着“党领导”的旗号，刻意推动国企通过“做强、做优、做大”挤压民企的生存空间，让民企感到恐慌，也使得“国进民退”不断成为热门话题。

中共深知私营经济发达不利于独裁，因此，政治上在民企中建党组织以控制民企，经济上采用各种歧视政策，压制民企。

习近平上台以来，消灭私有制的嚎叫极为嚣张，尤其是2018年。

1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撰写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

2月24日，周文撰写了《写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

5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隆重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9月11日，吴小平声扬：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

这些肆无忌惮的言论和行动使得民企心惊胆战。

《光传媒》曾经转载了经济学家向松祚曾经在演讲中说，现在民营企业家的普遍心态是：“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5)。笔者也曾经在《光传媒》上发表多篇批评中共的文章。触怒中共的《光传媒》很快消失了。

中美贸易战致使中国经济下滑。为了保住统治权力，习近平接连发声继续欺骗民营企业家。

2018年9月27日，习近平在辽宁忠旺集团考察时强调指出，“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增强信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有益于、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 。同时，习近平仍然宣扬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我们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地支持、保护、扶持民营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关键问题在于，哪些领域是公有制经济，哪些领域是私有制经济？国企位于产业链的上游，民企则分布在中下游产业。有些市场只对国企开放，对外企开放，对民企并没有开放。笔者在《重新定义公有制和私有制》一文中讲过，公有制经济是公共产品领域经济，私有制经济是私人产品领域经济。国企继续垄断石油、电信等私人产品产业，不对民企开放，中共怎么可能支持、保护、扶持民企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控制着中国大量资源

中共作为一个暴力执政党，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控制着中国的主要资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国家的手段控制国内的要害经济部门和大量的企业，为中共生产财富。

2015年9月，中共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地提出了党管国企，表明他们要继续对霸占国有资产，依然把中国人的资产当作中国共产党私产。

只要存在着国企，中国市场就一定存在着不公平。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在“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上讲到：从政府掌握的七个方面的资源配置来看（见下文），各级政府在实践中将大量的资源通过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给了国有企业，这使得国有企业成为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工具、平台、载体，扭曲了资源配置在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背离了‘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经济调节模式。

中国政府将掌握的对企业经营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七个方面资源的绝大多数无偿地配置给国企。

1、具有网络性质的垄断资源

资源类别：水网、电网、管网、信息网、频谱。

政府分配方式：

基本上由政府直接无偿用行政手段分配给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处于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从而形成国有企业巨大的垄断利润。国有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将上下游的关联产业、企业结合在一起，形成纵向、横向高度一体化的垄断大企业集团。

2、与土地开发利用为主体的自然资源

资源类别：土地、石油、天然气、水资源。

政府分配方式：

土地：对部分与房地产开发和产业发展有关的土地资源，利用市场机制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外，对绝大多数的国有土地资源都以行政划拨或协议转让方式配置给了国有企业。

石油、天然气、水资源：绝大多数是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方式配置给国有企业并长期无偿占有使用。

3、与市场准入有关重要行业的特许经营权

资源类别：一些特殊行业的经营牌照（银行、保险、证券、电信）、与特殊经营资格、经营范围有关的行业资质（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包括准入资格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行政许可。

政府分配方式：

除了少数民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外，绝大多数都通过各级政府的行政许可，无偿配置给国有企业

4、政府掌握的投资资源

资源类别：直接全额投资、投资项目代建代管、和社会资本合作投资（PPP）。

政府分配方式：

直接全额投资：作为政府投资的资本金，直接注入国有企业，形成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和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代建代管：由国有企业代建代管，形成这些投资和资产名义上是政府的，实际上是国有企业使用和经营管理。

社会资本合作投资（PPP）：政府大量的合作项目，名义上是吸引社会投资经营，但实际上主要由国有企业来投资

5、政府掌握的庞大的产业基金和投资基金资源

资源类别：投资基金和产业发展基金。

政府分配方式：

由财政部门直接管理，或者委托国有企业控股的投资公司或基金公司管理。

资金的分配掌握在政府各级官员手中，由政府进行最终决定和审批。这些产业基金大部分直接或间接配置给各种类型的国有企业。

6、政府掌握的价格资源

资源类别：价格制定、价格补贴

政府分配方式：

价格制定：定价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在政府定价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成、政府谈判能力不足等其他原因，政府的定价水平和标准常常高于企业的合理成本加平均利润水平。

价格补贴：政府对公用企业除了直接的、公开的价格补贴外，还更多地采取了对国有企业在土地供应、地价减免、财政专项、银行贷款等多方面综合性补贴、支持和补偿。

7、政府直接和间接掌握的庞大的国有资产资源

资源类别：国有银行、证券、基金等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

政府分配方式：

给银行制定贷款的各种指标、额度。

给银行直接下达贷款指令。

召开协调会，给银行施加压力，迫使银行落实政府意图。

用财政、土地等资源给银行以市场补贴，引导银行按政府的指令落实贷款指标。

以政府信用给银行担保，承担银行贷款的风险（6）。

中共政府控制着国家的七大类资源，通过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给了国有企业，根本与民企无关。中共不仅毫不羞耻赤裸裸地霸占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资源，并且通过国有企业剥削中国人的血汗。国有企业是中共官僚集团的大金库。中共官僚集团阶层是中国最大的剥削阶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一些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混淆在一起。例如，我的朋友徐友渔讲过，“邓小平南巡以后，之所以能打开一个缺口，首先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取得了合法性.经济自由主义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基本上畅通无阻，没有受到任何批判”（7）。笔者曾经写信给徐友渔，指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同于市场经济是错误的。读了笔者以下论述，徐友渔表示认同。

要认清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首先要明确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市场经济的本质

在《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一文中，笔者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描述如下：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体制。

市场进入自由，面向所有人开放。

市场经济运行的方式是自由竞争。

市场经济是平等的经济体制。

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简言之，市场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是平等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中共治下的中国经济只存在少许市场自由，且严重不平等；私有制不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公有制是中共经济的基础；中国经济不是法治经济，是共党管控经济。

这就是西方民主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市场经济。那么，它是什么类型的经济体制呢？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问题是：为谁生产、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现代经济学认为传统经济学有个巨大的漏洞，遗漏了解决基本经济问题的主角：”谁”来生产。现代民主国家，私人产品交给市场，由民营企业经营，民企是主角。公共产品交给政府，由政府经营，政府是主角。

二战结束后，除了沙特等君主专制国家外，世界上主要有三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经济体制和党国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

”企业”提供私人产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例如美国和西欧民主国家。

政府经济体制

”政府”提供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经济体制是政府经济体制。例如，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社会党国际”成员国。

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 “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等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参加了该次大会。社会党国际成立之初，宣布其纲领为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党国际发表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法兰克福宣言）宣称：

政治上，实行政治民主，反对一党制，主张多党制和分权主义。

社会党国际的核心成员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瑞典社会民主党、荷兰工党等，在其国家内，与其他政党轮流执政。由于实行多党制的政治民主制度，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国家权力组织，政党不是国家权力组织，政党通过政府治理国家。

经济上，各国实行经济民主，不反对私有制，实行混合经济，提倡市场竞争。各国必须根据人民利益对生产进行计划。公共所有制的规模以及计划化的形式是由各国经济结构限定的。社会主义计划化并不要求所有生产资料都集体化，允许农业、手工业、零售商业和中小工业中私人所有制存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化并不意味所有经济决策都由政府或者中央机构做出。在与经济计划化的目标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实行经济权力分散化。

1945年5月二战结束后，英国工党执政后，工党政府主导经济，实行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政府经济体制。

党国经济体制

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是党国经济体制。

毛泽东统治时期，实行中共“一党专政”的党国专制制度，党政一体。中共的职能就是政府的职能。中共用剥夺地主、企业家和商人资产后，建立了基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共是国家权力组织，主导中国经济。毛氏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全面的“党国经济体制”。

邓小平统治时期， 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限地给与民营经济一点市场空间。中共给市场经济身上加了一个“社会主义”马甲，用以说明中共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是中共掌控的，依然是党国经济体制。

“邓小平在谈话时，提出和解答了一个事关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指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8）。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习近平上台后，直言不讳地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2022年12月15日至16日，习近平在主持的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坚持：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差别是，国企是中共的自家人。民企从来不是习近平所说的“自家人”。在中共眼中，中共与民企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事实真相是，中共与民企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笔者将在下文讲述。

私有制与公有制的近百年的博弈

白明说：“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后来理解到，一些看似截然相反的东西， 比如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可能更具流动性，它们并不一定 是两个极端，或者二元对立。“

这个判断在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是成立的，我们来看英国的案例。

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博弈表现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博弈，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与国家的博弈，

1884年，乔治·肖伯纳、悉尼·韦伯等人在伦敦成立费边社，创立了费边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提倡走和平宪政道路。1887年通过《费边社纲领》。费边社的目的是：“用下述方法对社会进行重新改造：使土地和工业资本从个人所有制下解放出来，把它们转归公社所有，以谋公众的福利” 。根据这个原则，费边社致力于消灭土地的私有制—。其次，费边社致力于把适合由社会管理的工业资本转归公社管理。（9）

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费边主义者参与协助英国工党的成立。费边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英国工党的理论和政策基础。工党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管理，以达到公平分配。

1945年5月，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执政后宣布建设福利国家。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主张通过拥有公有制和政府控制来重建英国。工党政府将英格兰银行、煤矿、钢铁、电力、天然气、电话和内陆运输（包括铁路、公路运输和运河）等主要工业和公用事业国有化。英国政府主导经济，实行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工党政府先后实施了两轮（1945-1951、1964-1979）大规模的国有化改革，银行、航空、交通运输、电力、军工等关键领域的企业纷纷被整合成大型国有化集团。工党实行的国有化，导致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下降，大面积亏损。

1959年大选失败后，工党领袖盖茨克曾提出要对党章第四条进行修改，认为它是造成工党在大选中失败的关键原因。他认为，公有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50、60年代，安东尼·克罗斯兰等一些人提出重新制定社会主义原则，放弃社会主义应该首先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联系起来的旧观点，主张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混合经济，发挥资本主义和企业家精神核心作用。

英国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多党制保护了不同的政党对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边界的不同认识和主张。

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击败工党。上任伊始，撒切尔夫人表示要扭转“大政府、小市场”的“英国病积习。她首先精简政府，大批公务员下岗；减少政府干预、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私有化作为振兴经济的重要政策。撒切尔政府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股份，先后将电信、航天航空、造船、汽车、钢铁、电力、供气供水等国有垄断公司的股票卖给民众。撒切尔政府通过特许投标的方式，将学校伙食、路面清洁、垃圾收集、公路养护等公共服务服务承包给私人企业。

1979-1990年，撒切尔政府实行放松管制、推行私有化、减税、以及削减福利开支等一系列经济改革，取得显著效果，推动了英国的经济发展。

1983年10月2日，尼尔·基诺克当选为工党新领袖，经济上放弃全盘国有化政策。

1990年5月，工党提出了新的施政大纲，放弃了老式国有化政策，主张政府必须负责解决教育、培训、运输、通信等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社会分配先考虑“创造财富的人”。

1994年10月，布莱尔在工党年度大会上演讲中宣布修改党章第四条，放弃工党对于国有化的，接纳市场经济。新版的第四条款平衡了市场和公有制、财富创造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

私人产品是用来满足私人消费的产品，由购买者付款，它的效用只对购买者提供。公共产品是用来满足公共消费的产品，由政府公共财政支付，它的效用向全体国民提供。英国是民主国家。工党与保守党各自有自己的“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结构“理念。通过自由竞争，工党终于逐步抛弃了国有化，接纳了市场经济。

英国工党民主公有制实践的意义在于，一场私有制和公有制边界的国家实验使得民主国家逐渐明确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局限性，逐步确立了企业、政府和政党的职能边界。

英国案例告诉我们，只有在民主国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具流动性，它们并不是两个极端，或者二元对立。

在中共党国则不然。

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笔者在“党国经济体制”一节中，论证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是党国经济体制。在中共眼中，中共与民企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际呢？

笔者在讲课中和多篇文章中指出：

邓小平的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策略是：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上寸步不让，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方面上有限让步。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允许民营企业在私人产品领域中进一步发挥交易私有制的作用，做大做强。这就触碰了邓小平的底线：绝不允许私有企业做大做强。私有企业做大做强，就证明了私有制优于公有制，就会证实，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中共的领导是非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荒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反动的，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废除。

四项基本原则致使邓小平极其继任者们有恃无恐，大搞国进民退，打压民企。尤其是，习近平上台后，大肆迫害企业家。

习近平逮捕了多少中国企业家？

2020年，习近平告诫民营经济人士要做“明白人”，听党话、跟党走。对不听话的企业家，习近平采取手段压服，直至关进监狱。孙大午被判刑，大午农牧集团被贱卖了。

有多少民营企业家被中共关在监狱中，不得而知，但是绝对数量惊人。法制日报“北京5月8日讯 记者周斌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自2019年7月最高检部署开展涉民营企业家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工作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审查相关案件10922人，立案3506人，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2519人，被采纳2266人，采纳率90.0% “（10）

从2019年到2020年5月，十个月内共审查民营企业家相关案件10922人，数量惊人！习近平执政期间共把多少民营企业家关进监狱，难以想象！

残酷迫害民营企业家的事实，说明中共政府与民企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屠刀已经举起，为了避险，有的被迫退出市场，有的则逃离中国。

所以，白明的判断，“中国在1989年后的政治经济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合作空间比我在成长过程中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是错误的。在当下中国，国家与市场不是合作关系，中共党国与代表市场的民企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白明说了一句正确的话：“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显然是中国复兴的唯一最大的障碍“。但是，白明认为中共党国与市场之间的合作的见解，证明了他没有认清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

白明之类的年轻学者还需要花时间深刻地了解中国。

要探讨“习近平的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必须认清当下中国的性质。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和市场之间更具流动性，不是两个极端。在中共党国，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两个极端。

笔者的见解是，贪婪，权力贪婪，财富贪婪，是中国共产党骨子里的恶！从毛泽东时期的权力贪婪，到邓小平时期的财富贪婪，贪婪是共党体制的演变逻辑。只要坚守贪婪的中共党国专制制度和党国经济体制，习近平的中国经济将走向第二次崩溃。第一次是毛泽东造成的文革崩溃。

当下一些国人寄希望于温家宝。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笔者不得而知。作为中共党徒，他能够废除中共的党国专制制度和党国经济体制吗？不可能！温家宝远远不如戈尔巴乔夫！当下一些国人寄希望于中共团派重掌权力，他们能够走多远？作为中共党徒，笔者认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废除中共党国专制制度，仅有可能实行有限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将延续中共统治。不过生活也许比现在好多了，这是多数中国百姓希望的。

这是笔者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这样回答第4 个问题：当下“是否有潜在的其他选择与某种真正的复兴战略？“

很明显，贪婪的中共始终只有一条选择，维护中共统治。党国专制制度之下，中共不可能有其他选择，更无真正的复兴战略。前文讲过，即便中共团派重新执政，为了维护中共统治，只有可能实行有限的经济体制改革。

那么，中国百姓的选择是什么？我们的选择是建立民主中国，废除中共的党国专制制度和党国经济体制，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建立以民营企业为主角的市场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振兴中国经济。建立一个民主中国是我们的复兴战略！

究竟是谁创造了中国经济的成功

现在，笔者来回答第三个问题，如何解释中国经济此前的成功与目前的困境？

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危害

先谈钟伟锋的谬误。

钟：我觉得归根结底是我们每个人怎么判断中国早期成功的原因，例如是什么带来了中国经济在80年代、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的成功？我认为地方政府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非常重要，可以说一切都归结到钱。 因为你看地方政府的预算，很大一部分来自拍卖和出售土地给开发商。

此判断存在严重问题。

钟伟锋认为地方政府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非常重要，实际上非常可怕。政府不应该插手私人产品领域，一旦插手最终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后果。

中国地方管理经济的弊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介入私人产品领域，导致市场扭曲、资源配置失衡，降低经济活力。

2、扩大了政府职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管理费用和政府债务风险，最终通过大肆增加的冠以各种名义的费用，转嫁到企业和百姓头上；

3、过度追求GDP增长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投资与消费不匹配、产能过剩、债务问题等等。

4、地方保护主义阻碍公平竞争：

为了保护本地区企业，地方政府出台歧视性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挤压外地企业的生存空间。

5、滋生腐败：

插手私人产品领域为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提供了土壤，地方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钟伟锋说：“地方政府的预算，很大一部分来自拍卖和出售土地给开发商。”

知道吗？土地财政养活着一大群中共官僚，也是最大的腐败源之一。

《八二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中国城市居民的私人土地所有权被中共剥夺。表面上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实际上为中共所控制。中国人彻底丧失了私人土地所有权。

从此以后，中共政府将国有化了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当作手中的使用权高价出让给国企或民企房产商，从而获得巨额利润。为了帮助房企拿地，不知有多少地方官员中饱私囊。中共政府为了城市开发和房地产开发，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由于城市居民住房的建筑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所以城市居民没有拥有房屋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就这样变成国有土地了。

钟伟锋竟然说：“卖地过程中当然会有腐败，因为那是让中国经济车轮运转的润滑油”。

笔者好奇，年轻学者钟伟锋如何得出这一判断的？是道听途说吗？中国某些经济学家就有这样的论调。

那么，究竟是谁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

是谁创造了中国经济的早期成功

要回答究竟是谁创造了中国经济的早期成功，首先要知道是谁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改革？然后就可以知道是谁创造了中国经济的早期成功。

笔者曾经在《是中国百姓创造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文中指出，是活不下去的中国百姓首先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而绝不是中共自吹自擂，是中共发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来看历史事实。

1973年，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尔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他把书稿在第一时间投寄给了费正清，希望得到这位当世最具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指教。在一次交流中，费正清谈到了很多年前他去黄河岸边时看到的景象：“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11）

活不下去了

1949年，中国仿建了前苏共建立的党国专制制度。正是这个党国专制制度使得中国百姓活不下去了。

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活不下去了，20世纪初期到中期成长起来的近百万中国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被劳改劳教。也许心太软，杨显惠写的《夹边沟记事》，笔者实在无法读下去。

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的恶果，使得中国百姓活不下去了，仅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就有三千多万中国百姓饿死了。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得百姓活不下去了，政府官员们也活不下去了，他们被挂牌子、批斗、赶到农村，关进监狱。刘少奇死了，彭德怀死了—–

1976年，毛泽东终于死了。

实在活不下去的中国农民为了活下去首先采取行动了。

18个血手印

第一个勇敢行动的村庄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三年大饥荒期间，一共才120多人的小岗村，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村民们长期过着“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生活。无论老幼，大多出远门讨过饭。为了活下去，1978年11月24日晚，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

为了活下去，贫下中农冒上杀头的风险，主动开始了大包干。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中共定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严酷的事实是，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还在坚持“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的政策，没有丝毫有关中国农村改革的建议。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姚依林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中央调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地区，在政策上放得宽一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小平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12）

直到1980年，邓小平为了农业甩包袱，中共才接受了包产到户。从推行“包产到户”到今天，农民获得的是土地使用权，没有拥有土地所有权。 “包产到户”使得中国农民摆脱了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们获得了自主经营的权力，解决了吃饱肚子、不再挨饿的问题。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其一，只要不强迫农民搞农业集体化，自由农民自然会努力生产，就不会饿肚子。其二，中国农村改革是活不下去的中国农民抛弃了合作化，启动了中国农村“大包干”的方式自救，这才出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而后，中国农民逐步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农业经营权。

再看城市。

1968年,由于文革造成了三届中学生没有毕业，全部滞留在学校里。为了解决失业的压力，毛泽东欺骗几千万青少年全奔赴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9年2月起，全国知青陆续回城，政府无法解决大批青年人的就业问题，不得不允许城里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中国个体经济就是城里人为了活下去而自发搞起来的。为了活下去，温州地区的“地下工厂”也如杂草般纷纷而生。中共不需要出资，个体户是用从自己的口粮中省出来钱来从事一些小生意谋生，民营企业家则是用自己所有和东挪西借的钱出资办企业。个体和民营经济就是这样在活不下去的城里人的主动行动中发展起来了。为了缓解经济压力，甩包袱，中共不得不允许个体户和民营企业的出现。

“八大王事件”

温州是中国个体民营经济发源地。1978年之后，温州地区的“地下工厂”纷纷而生。这些开办地下工厂的人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是失业者、返城人员、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这些人被排挤在有“保障”的体制外，无可奈何地被迫走上了经商和创业的道路。笔者曾经在温州亲耳听见一位女老板述说，他的弟弟从一个拉板车送货的苦力到一个在长途汽车站向乘客卖面包、汽水等小食品的小贩，然后成为一个商店老板的艰苦创业历程。温州商人中，最著名的是电器大王胡金林、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线圈大王郑祥青等“八大王”。

1982年1月和4月，国务院两次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通知，当时的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投机倒把罪”进行查处。“八大王”大部分被捕入狱。22岁的程步青在乐清专门召开公审大会上，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群众的批斗和唾骂，然后被判刑四年。胡金林由于提前闻到风声，开始了长达两年，如惊弓之鸟般的潜逃生涯。1985年的1月15日，胡金林悄悄溜回了温州，当夜就被警察抓走了。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高声播报“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1985年3月22日，胡金林被无罪释放。此后，“八大王”们陆续获得平反。这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的1978年中共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七年之后。

“八大王事件”仅仅是1982年政府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近3万人，结案8.6万件，追缴货款3.2亿元。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声称，此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真相是早在1984年之前，民营企业已经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中共却在残酷镇压民营企业。“八大王事件”告诉‘世界，直到1985年，中国民营企业家还被当作了投机倒把分子。

以上事实证明，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是中国百姓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是中共。

修修补补

七十年代末年，英国和中国都实行了体制改革。笔者曾经密切地关注着中英两国的体制改革动态。1979-1990年，撒切尔政府实行放松管制、推行私有化、减税、以及削减福利开支等一系列经济改革。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干什么呢？

中共先后对国企进行了所谓的放权让利、企业承包制的改革。从1982年一直到1994年，中共一直在修修补补国有企业，无论是“放权让利“，还是”企业承包“，都没有涉及公有制改革。

这些修修补补并没有挽救中国国企，全国大批国有企业亏损，资不抵债。

经济学家向松祚讲过：“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国有企业不可能搞好。国有企业能够搞好，我们还需要改革吗？”（13）

1992年，诸城市长陈光不得不将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改成股份合作制，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由此，他获得了“陈卖光”的称号。

1996年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赴山东诸城处理“卖光国企”事件。最后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一个月后，朱镕基抵达诸城，对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探索搞活小企业的做法表示肯定。因为，这符合邓小平“甩包袱”战略。

1997年，朱镕基开始利用“抓大放小”政策大甩包袱。

朱镕基主导的国企改制贻害无穷

经过十几年的国企改革，国企还是大面积亏损。中共的农村集体化失败了，利用“大包干”甩包袱。中共的国企改革失败了，利用“抓大放小”大甩包袱。

1997年底，由于实在无法保住亏损的国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开始推行国企改革。中共十五大对国有经济提出“抓大放小”，“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针。朱镕基曾经说过：把大型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小企业不掌握国家命脉，不影响公有制为主体。（14）

所谓“抓大”，就是把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抓在政府手中。所谓“放小”，就是把市场前景不佳或亏损严重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出售，使其私有化，甩掉政府的包袱。

“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目标是坚持社会主义，让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继续掌控中国人的经济命运，中共专制统治野心暴露无遗。

“抓大放小”造成的恶果是，甩掉了中小型国企的“包袱”， 直接产生了大规模的下岗工人，国企资产大量流失，官商勾结，以无偿或象征性代价获得巨额财富。同时，“抓大放小”培育了一批大型垄断国企，例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成为中共掠夺老百姓和敛财的大型金库。自此，中共政府的财政能力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国民工资增幅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中共政府拿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养着全国几千万”吃财政饭”的人，滋生出一大批中共官二代富翁。

1998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 “国有资本开始从纺织、家电、食品等一百多个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的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在当年，这一策略被称为‘国退民进’，此所谓‘退，并非指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

“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地方政府、银行上下其手，据国有资产为己有，而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则以‘工龄买断’的方式（一般是一年  工龄折算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按当时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下岗工人的总量约为1500万人，成了非常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以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拟定了相关计划，最终却遭到国务院的否决，其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15）

是谁不为，是朱镕基不为也！“相关计划遭到国务院的否决＂实际上是遭到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否决。他以“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为由，否决补偿下岗工人的方案。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国有资产是谁的资产？是中共的资产！朱镕基胆敢不顾1500万工人的死活，全力保护中共资产，罪大恶极！这就是被国人称作为清官的朱镕基。这就是中共改革得真相！

“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上千万产业工人的被抛弃，再次以非常血腥的方式展现出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16）。

民营企业创造了中国经济的成功

钟：我觉得归根结底是我们每个人怎么判断中国早期成功的原因，例如是什么带来了中国经济在80年代、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的成功？

历史事实是，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是民营企业创造了中国经济的成功

中国民营企业的创业简史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海淀区出现了著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一座中关村，就是一部中国科技人员的创业史。

1980年10月23日，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等人把物理所一间废弃仓库收拾出来，成立了“服务部”。这几位是第一批走出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走上了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创业道路。这一天，被公认为中关村的公司诞生日。1983年4月，陈春先创立“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及下辖的“华夏电器公司”，彻底冲破了体制阻碍，成为中国第一家“技工贸”企业。

1983年5月，陈庆振走出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室，受命创办中科院首家新技术开发公司，即科海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

1983年8月，王洪德毅然带八名工程师创办我国第一家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京海公司。

1984年，柳传志在中科院计算所所长的支持下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1986年，柳传志担任北京联想总经理，1989年升为总裁。

1984年，四通、信通等公司又先后在中关村建立。

不可避免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曾经经历过一次次风波。而后，90年代、新世纪至今，30多年过去了，中关村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

像在温州、中关村一样，中国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勇于创业的民营企业家。

1982年8月，四川新津县刘家四兄弟：老大刘永言，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就职于某国营单位的计算机室。老二刘永行，师范专科毕业，在县教育局工作。老三陈育新（刘永美），四川农学院毕业，在县里当农技员。老四刘永好，省电大毕业，在省一所中学教书。他们手里当时都捧着人们羡慕的“铁饭碗”。但是他们不满足现状，辞去公职共同创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各自变卖了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物件，凑足了1000元的资本，成立了育新良种场。到1988年，刘氏兄弟创办的四川新津县育新良种场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户。1986年，刘氏兄弟创办专门研究饲料的希望科学研究所。两年后，刘氏“希望”饲料试验成功。1991年，刘氏兄弟在成都组建希望集团，刘永行任董事长。而后，希望集团成了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 2001年，刘永行及其兄弟被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评为中国大陆最成功商人排行榜第一名。

1984年，南存辉和同学合作办起乐清县求精开关厂。1991年，他又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与美商合资，成立中美合资正泰电器有限公司。

1986年，梁稳根辞职，创办涟源特种焊接材料厂。1991年将企业更名为“湖南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1987年，任正非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华为公司。

1987年，曹德旺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2009年5月30日，曹德旺获得“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这是首位华人企业家获此殊荣。

1987年，宗庆后靠借来的14万元承包连年亏损的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1989年，创建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1991年，宗庆后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成立了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

1988年，王文京下海，与苏启强合伙创办用友公司。1995年2月，王文京担任用友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1989年,冯仑下海,曾经给牟其中打工。1991年，冯仑领导并参与了万通集团的全过程创建及发展工作。1993年，领导创立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9年，陶华碧开 “实惠餐厅”。 1996年7月，她招聘了40名工人，办起了食品加工厂，专门生产麻辣酱，定名为“老干妈麻辣酱”。 1997年8月，“贵阳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

1989年， 从深圳大学软件科学系（数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史玉柱随即下海创业。1991年，史玉柱成立巨人公司。2000年12月21日，注册成立珠海市士安有限公司。

1991年，马云创办海博翻译社。1995年4月，马云和妻子再加上一个朋友创办杭州海博网络公司。

1991年，雷军和同学王全国、李儒雄等人创办三色公司。1992年初，雷军加盟金山公司。2011年，雷军合伙创办小米公司。

1992年，卢秀强从江苏玻璃厂下岗。他借了2000元钱在城区的马陵公园租了一间门面办起了一个玻璃门窗装潢门市，踏上了白手起家的创业之路。2001年，他成立江苏秀强玻璃工艺有限公司。

1995年，丁磊从电信局辞职。1997年，丁磊创办网易公司

1996年，张朝阳创建爱特信公司。1998年，正式推出其品牌网站搜狐网，同时更名为搜狐公司。

1998年，马化腾与他的同学张志东“合资”注册了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1998年，刘强东在中关村创办京东公司，代理销售光磁产品。2004年，创办“京东多媒体网”（京东商城的前身）。目前，京东商城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营式电商企业。

1999年，马云创办阿里巴巴。

1999年，在北大资源宾馆租了两间房，李彦宏连同1个财会人员5个技术人员，以及合作伙伴徐勇，开始创建百度公司。2000年1月1日，李彦宏创建了百度公司。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很多，很多民营企业家涌现出来。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一批从中国百姓中涌现出来的民营企业家，是他们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来自于民营企业释放出来的生产力，而不是来自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经营效益对比

笔者手头没有80年代至90年代的数据。以下2001-2018的数据更具有说服性。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GDP年增长率为10.6%，比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高5.5个百分点。农业保持了4%的增长；二三产业的民营经济增长继续大幅度快于国有经济增长，民营经济占工业的比重从54%上升到74%（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计算，包括了对“规模以下”企业部分的估算）。按各部门增长率及其在经济中的份额变化计算，经济增长速度高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几乎全部来源于民营经济的贡献（见表6）。 “

表6. 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因素（2001-201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2001年-2010年，国有经济的贡献率为零。

2012年，民营经济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已超过60%。（18）

2016年7月13日，中青在线报道《我国民营企业出口占比仍保持首位》：“今天下午，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首位。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4.31万亿元，增长5.1%，占我外贸总值的38.7%。其中，出口2.99万亿元，增长3.6%，占出口总值的46.6%，超过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比重，继续保持出口份额居首的地位；进口增长8.7%，延续了去年四季度的增长态势”。

2018年1月29新浪财经报道《2017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0.7万亿元 占比超总额38%》。

“中国2017年民营企业进出口所占比重提升。

2017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0.7万亿元，增长15.3%，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38.5%，比2016年提升0.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13万亿元，增长12.3%，占出口总值的46.5%，继续保持出口份额居首的地位，比重提升0.6个百分点；进口3.57万亿元，增长22%”。

近四十年来，民企不断冲破各种制度障碍，使得民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按照全国工商联最新的统计数据，2017年，我国个体工商户总数已达到6579万家，民营工商企业2720多万家，其对我国税收贡献率超过50%，对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投资的贡献率均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比重超过70%，对城乡就业的贡献率达到80%，对每年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90%”。（20）

 民营企业效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以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为例，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面高达25%，非国有企业只有11%；国有控股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只有3.9%，而非国有企业为8.4%。国有控股企业的杠杆率（负债/总资产）为60.4%，非国有企业为52.5%（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国有控股企业上述不令人满意的绩效，还是在拥有诸多优惠条件下实现的，包括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且利息通常较低，容易获得廉价土地或其他优惠和补贴，拥有对石油、电力、烟草、金融、电信等垄断性或高盈利领域的控制权等。而普通民营企业通常不具备这些优惠条件”（21）。

“总利润÷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这是反映企业经营效率的核心数据。通过比较三种性质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情况，可以清晰地知道谁的挣钱能力更强。

民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从2011年的28.5%一直下降到2017年的19.6%，呈现持续下降态势，无从扭转。外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从2011年的22.3%下降到2015年的17.1%之后，就开始表现为相对稳定的态势，下跌趋势得以缓和，2017年回升至18.2%。国企则极为弱势，基本上没有挣钱能力，从2011年12.9%剧烈下降到2016年的7.2%之后，由于供给侧改革的呵护，2017年才勉强恢复到9.4%，但是挣钱能力依然很弱。整体来说，民企和外企的挣钱能力，令掌握了最多社会资源的国企望尘莫及 “（22）。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净资产受益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1-11月，我国进出口总额27.8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其中出口14.9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2%；进口12.96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4.6%；贸易顺差1.96万亿元。从经营主体看，出口创汇的主力依然是民企和外企，民企出口高达7.16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占比高达48.0%，外企出口6.22万亿元，占比41.7%，两者加起来占了外贸出口的9成份额，堪称中国外贸出口的绝对主力。而拥有资源优势资金优势占据垄断地位的庞大国企出口仅为1.54万亿元，占比不过10%。（23）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出口创汇远远高于国有企业。

“净出口数据比较

三类企业的净出口数据，也就是它们各自为国挣外汇的能力。在今时今日，这种能力的强弱，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的国企，由于控制了原油、矿石等关键大宗商品的垄断进口权，国有制造企业事实上相对民企和外企而言，具备巨大的成本优势。然而这种成本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生产能力，国企始终没有建立起深加工能力并形成最终的出口能力。

从2011年至2018年8月，民企的净出口占比长期维持在100%以上。外企的净出口占比虽然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从峰值的84.2%下降到2018年1-8月的23.6%，但也始终维持为正值。唯有国企，始终保持大规模的负值，始终是贸易逆差的提供者。

整体而言，2011年至2018年8月，民企的净出口规模合计38978亿美元，外企合计11818亿美元，而国企的数据令人大开眼界，合计-19717亿美元” （24）。

民企的净出口规模合计38978亿美元，国企的数据这是令人大开眼界，合计-19717亿美元！

以上事实告诉中国人，是活不下去的中国农民启动了中国农村“大包干”的方式进行自救，解决了饿肚子问题；是活不下去的城里人主动谋生的行动催生了中国的个体经济；是一个个企业家是顶着政府的阻力自发搞起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正是中国百姓自发、主动的经济行为迫使政府不得不一步步放弃手中的一部分控制经济的权力。

以上事实证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是民营经济。GDP第二的业绩主要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是亿万低工资农民工的血汗聚成的。

中国人要感谢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要感谢中关村那些冲出体制的科技人员，要感谢从贫穷中脱颖而出的温州企业家，要感谢勇于开拓市场的中国各地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更要感谢那些在生产线上不得不加班的流血流汗的工人！而不是感谢中共党政府！

历史事实证明，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是中国百姓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是中共。是民营企业创造了中国经济的成功，而不是中共国企！

中国百姓的历史功绩已经载于史册！

国进民退

20世纪末，冲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束缚的中国民营企业“异军突起”，迅速发展。2002年，正是朱镕基当任时，眼红于民营企业的财富，中国共产党开始恶意兼并、掠夺民营企业，强制民营钢铁企业国有化，强制山西煤炭国有化、内蒙古煤炭国有化和山东煤炭国有化，强制航空业国有化，钢铁、煤炭、航空、房地产等领域的民营企业遭到致命打击。

在朱镕基恶意兼并、掠夺民营企业后，“到2003年前后，国有经济的面貌已焕然一新。朱镕基在离任前的最后一项重要布局是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垄断能力最强、资产规模最大的189家超大型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7.13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59万亿元，基本聚集于石油、钢铁、金融、通讯等传统垄断性产业，这些‘中央队’成为国有经济的‘基本盘’”。（25）

这个基本盘，是中共统治中国国民的财政基石，是中共官吏贪污腐败的大金库。

朱镕基是一个全力推进中国共产党掌控中国经济命脉，剥夺国民血汗钱的中共官僚。他为习近平上台后，大搞共党管控经济，妄图消灭私有制奠定了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共国企退出石油、钢铁、金融、通讯等私人产品领域，交由民营企业经营。政府只应关注公共产品领域，公共产品交由政府提供。

中共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目的何在？

白明的对谈中问题还表现在他对混合所有制历史的误解。

白：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中国是第一个开始思考一种混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

笔者在前文已经讲过，早在70多年前，“社会党国际”成员国已经开始实施混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来，白明还需要恶补社会主义发展史。

从1978 到1992年，14年来，中共国有企业的改革失败，又打起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旗号，妄图利用民资和外资来挽救国企。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

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明确提出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民营企业普遍对中共股份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存疑，认为这是又要像毛泽东那样搞“公私合营”。笔者所认识的民企老板，对混合所有制嗤之以鼻。

在一次会议上，时任的财政部副部长大肆宣扬混合所有制经济。笔者当场提问。如果民营企业的投资额度超过50%，是否可以成为控股方。这位副部长尴尬地说，这个，这个，以后还要讨论，有的入会人员禁不住笑了起来。

胡锦涛和温家宝推行混合所有制不利，习近平上台后，再次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6）

中共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是，放大国有资本的竞争力。

2015年9月23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控制下的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该意见说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原则：政府引导，市场运作。”（27）

中共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国企改革，不是私有化改革，并且要在政府引导之下。

私有化改革与中共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本不同：私有化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私有制为基础的私人产品市场经济制度。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为中共国企注入活力、盘活国有资产、增强国企控制力、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最终目的是要巩固中共公有制主体地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厉有为（中共深圳市委原书记）说过：“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两条路径：一条路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民营与国有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取长补短，自愿组合，共同发展。另一条路径是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给国有企业下指标，把优秀的民营企业吃掉。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28）。

无疑，中国共产党走的是后一条路径。

因此，民营企业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目的持怀疑态度，中共不是真正的将资源配置让位于市场，而是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名义之下，用混合所有制兼并民营企业，用国有资本吞并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这是毛泽东当年大搞“公私合营”的死灰复燃、恶鬼还魂。

贪婪，权力贪婪，财富贪婪的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掌权后，继续强化党国专制制度和党国经济体制，导致中国经济下滑，陷入困境。要走出困境，就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鸡肋的国企要退出私人产品领域。这样做，中共就要失去国企这个大金库，同时要冒着企业家作强作大的风险，威胁中共的专制统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意看到的。贪婪已经使得中国共产党陷入沼泽困境。

注释：

(1）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参考网2021年。

(2)罗平汉：《“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由来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0年。

(3)倪德刚：《邓小平晚年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新论断》，学习时报2014年。

(4)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7。

(5)向松祚：《现在民营企业家的心态是：“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光传媒》 2021年。

(6)刘林：《原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政府退一步 中国经济海阔天空》，界面新闻 2018。

(7)《徐友渔/滕彪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艰难探索》，中国民主季刊 2023年。

(8)倪德刚:《邓小平晚年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新论断》, 学习时报 2014年.

(9)《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三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

(10）周斌：《检察机关10个月对2266名涉罪民营企业家变更强制措施》，法制日报2020年。

（11）吴晓波：《从费正清、基辛格到班农》，《财新》 2018.

（12）张学兵《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谈话的几点研究》，《爱思想》2019年

（13）向松祚：《现在民营企业家的心态是：“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光传媒》 2021年。

（14）种昂：《亲历改革|诸城激进国企改革惊动中央 朱镕基挂帅调查》，《经济观察报》2019年。

（15）张军 吴晓波：《朱镕基改革的得与失》，财经连环话2016年。

（16）同上。

（17）《王小鲁：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爱思想》 2024年。

（18）潘跃：《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超60% 注册私营企业已过千万家》，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3年。

（19）孙剑嵩：《2017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0.7万亿元 占比超总额38%》，新浪财经2017年。

（20）林毅夫：《改革开放创40年经济增长奇迹》，《智库中国》2018年。

（21）王小鲁：《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爱思想》 2024年。

（22）卓有识度：《不同性质企业八年经营数据 》，搜狐2018年。

(23) 蔡慎坤：《出口创汇为什么离不开民企和外企？》，占豪.com2018年12月14日

(24)卓有识度：《不同性质企业八年经营数据 》，搜狐2018年。

25）张军 吴晓波：《朱镕基改革的得与失》，《爱思想》2013年。

（26）《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3年

（27）《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中国政府网 2015年。

（28）厉有为：《路在何方》，缅华网 2020年。

202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