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間，筆者發表拙文《國內新極權、國際新冷戰》，論述在維持專政這一目標驅使下，儘管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已融入國際經濟秩序，但拒絕做出進一步的相應改變。一方面，在中國國內，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並沒有促成專政的軟化或自由化；另一方面，為了維持專政，體制有意識地設置了諸多障礙，防止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更多的相互交往和依賴，從此展開了「國內新極權、國際新冷戰」的序幕。忽忽十年過去，自川普首任開啓貿易戰，到第二任這一波的關稅戰，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中美之間不僅僅是經濟戰，更是新冷戰，甚至是長達一兩代人，乃至更長時間的對抗戰。

這樣的變化，當然會給中美兩國乃至全世界帶來深遠的影響，對於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數十年的中國而言，影響更可能是根本性的。鑒往知來，在評述乃至預測這一影響之前，有必要回顧這一轉折是怎麼出現的。

自1949年以降的長時間隔絕之後，中美兩國戰略接觸，開始於冷戰美蘇對抗期間，為了在冷戰中消耗蘇聯，尼克森選擇了與中國接近，最終，鄧小平與卡特在1979年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中國由此進入了改革開放時代，算起來已經半個世紀了。

六四事件和蘇東劇變後，中國面臨空前孤立，加上蘇聯計畫經濟失敗導致覆滅的前車之鑑，鄧小平藉由南巡大力度重啓了對外開放進程，「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走向中國」，一方面試圖以此擺脫孤立，另一方面通過經濟發展重塑執政合法性。而在冷戰後的全球化樂觀氛圍，以及中國市場和廉價勞動力吸引之下，美國最終放棄了經貿與人權掛鉤，讓中國幾乎沒承諾什麽條件就加入了國際經濟秩序。

從美國當時的角度來看，這麽做主要基於兩點出發點，一是中美兩國經濟在結構上的互補性，以及規模和水平上的懸殊；二是寄望通過接觸，逐步誘導或促使中共體制走向自由化，即所謂「接觸改變」政策。中美兩國當時在發展階段和經濟結構上，確實存在很強的互補，後續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向美國提供勞動密集型廉價商品，美國則向中國提供資本、技術和市場准入，雙方的深入互動成為人們戲稱的「中美國」或「G2」。

但是，對於中共政權而言，融入全球經濟秩序更多是為了擺脫孤立、獲得執政合法性，根本目的是為延續專政體制，亦即所謂「韜光養晦」，即使做出了諸多姿態，也只是「捲旗不交槍」的權益之計。換言之，從一開始，中美兩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同床異夢的假朋友關係，而這也為後來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一方面，中國加入WTO之後，經濟高速發展，而西方卻在2007年陷入金融危機，在北京奧運前後，中共開始「自信」起來，明確表示對自由化想像的拒絕，例如2009年，中國向美國提出所謂「核心利益」，第一條即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制度，在國內則是明確所謂「五不搞」，尤其是習近平上台後，更是明確拒絕普世價值、強化社會控制，接觸改變政策事實上已淪為空想。另一方面，同樣出於維持基本政治制度的目的，中國在諸多關鍵領域繼續保持黨國體制的嚴密控制，拒絕與美國和西方形成更深入的互動關係，同時利用所謂「舉國體制」的優勢，推動製造業在價值鏈上的爬升，甚至謀求「非對稱性脫鉤」，試圖將某些產業打造為具有「全球支配優勢」的產業，如通信、綠能和電動車等等。於是，中國製造業如今已經不再局限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反而一躍成為製造業大國，甚至開始尋求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上的自主。

如此一來，美國當初接觸政策的兩個基本出發點已然不復存在。經貿關係上，中共對自由化的拒絕，意味著黨國體制對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全面控制，令美國最有優勢的各路服務業被排拒在中國市場之外；同時隨著制度差異和地緣政治分歧日益凸顯，美國逐漸收緊對於高科技產品的出口。換言之，一個進不去，一個不想賣，中國市場對於美國來說已經不再那麽具有吸引力了。乃至COVID-19疫情和烏俄戰爭暴露出美國在某些產品上對中國的深度依賴，繼而引發所謂的「供應鏈安全問題」或「製造業產業回流問題」。相應的，中國出口早已不再以勞動密集為大宗，而是以機電產品為大頭，美國想要回流的，正是中國的優勢項目，這也意味著中美兩國曾經的互補，已經變成了某種競爭，中美兩國經濟脫鉤變得不再不可想像。從2018年的貿易戰到今天的關稅戰，背後是這一根本的結構性變化。

中美之間走到今天這一步，根本上是基於雙方的制度差異，以及由此形成的假朋友關係，可說從一開始就注定了雙方相互交往和信任必然有限。當情況出現變化時，這種有限使得雙方不是通過對話增強互信、解决問題，而是不斷累積猜疑，然後漸行漸遠。在基於制度差異形成的猜疑心態之下，無論是胡錦濤在2004年提出的「和平崛起」藍圖，還是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在2007年提出的「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提議，最終都不了了之。簡單來說，中美接觸在中國這一邊更像是一種機會主義策略，能夠走多遠算多遠，多走一步都是占便宜，而在美國這一邊則是聽其言觀其行（wait and see)的試試看心態，隨時準備踩刹車。

當然，在黨國的宣傳中，中美從接觸到脫鉤的主要原因是美國不樂見中國強大，最終採取了遏制手段，但這樣的宣傳解釋不了為何一開始會有接觸政策，儘管也不能排除大國競爭這一層面。從曾經的「中美國」走到今天的脫鉤，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已很難想像中美兩國還會回到過去的狀態。

毋庸置疑，中共政權是全球化時代的最大贏家，不僅因此擺脫了冷戰結束和六四事件後一度的孤立局面，收穫持續的經濟發展，更全面提升了中國的綜合國力與國防實力。與此同時，中共更利用經濟發展的成果，不僅基本維持了原有的極權體制，習近平上台之後，更明確拒絕普世價值、強化國內控制，大力宣揚民族復興敘事，顛覆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基本面向。在此情況下，面對川普帶來的衝擊，中共一方面更有採取多種方式與美國長期周旋的底氣，另一方面，現行路線不可能驟然改弦更張，美國口中的所謂”Big deal”，基本上不可能達成。

此外，川普現象的橫空出世，暴露出美國乃至西方在全球化時代的內部矛盾，以及社交媒體時代日益嚴重的政治極化，這無疑更強化了中共心目中的「東升西降」圖景，使得中共更有信心與美國展開長期的競爭，繼續其機會主義策略，表面鼓吹全球化，實則謀取更大發展，並等待美國和西方的衰退乃至動蕩，而不是急於一時。表現在近期的關稅戰上，則是不追求主動談判，甚至不急於獲得一時的結果，儘管這樣會在短期內給中國經濟帶來嚴重衝擊。

由此判斷，川普的關稅戰在短期內並不會導致中共的重大改變，除了一定的經濟困難之外，也不會給中國社會帶來即時的重大衝擊。但是，從貿易戰到關稅戰，發起者都是川普這個非常規政客，其主要政治基礎是美國國內受全球化衝擊並在分配格局上受影響的群體，所欲顛覆的不僅僅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經貿關係，還指向整個後冷戰乃至後二戰的國際秩序，試圖用單邊主義、重商主義，替代原有的以價值觀或規則為導向的全球化秩序。那麼，川普帶給中國的衝擊，就不會只限經貿關係上的逆轉，而是整個全球格局的重塑，這或將給中國國內的政治發展、周邊關係乃至思想觀念，造成深遠衝擊。

中國從全球化中獲益很大，這使得一般中國民眾，尤其是偏自由化的群體，對於全球化持正面的看法，因此川普的關稅戰等一系列操作，在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心目中呈現負面色彩，一方面強化了中美大國競爭的表面印象，一方面掩蓋了中美制度差異這一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原因，這使得中共原本就刻意鼓動的民族主義情緒獲得有利的土壤，中共也勢必會利用這一機會，進一步推動民族主義敘事。

除了少數自由派，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價值觀本身就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底色，信奉「落後就要挨打，強權就是真理」。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一直利用民族主義抵禦普世價值的傳播，背後也正是這樣一套邏輯，尤其是習近平上台以後，這一套話語越來越占據牆內話語生態的主流，自由化話語日益邊緣化。

長期以來，中國自由派與當局倡導的民族主義敘事對抗，離不開標舉美國倡導的普世價值和對應的國際秩序。美國作為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建立者和維護者，通過《聯合國公約》以及相應的國際組織等等，在全世界推廣人權等普世價值，構成了美國的所謂「軟實力」，而這也是中國自由派主張的現實依據。中國在文革後正式加入國際秩序，尤其是在冷戰和六四事件後謀求加入國際經濟秩序，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認這些存在，對中國社會，尤其是偏自由化的社會成員而言，普世價值及其對應的國際秩序，成為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可以公開言論的支撑點。影響所及，從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大使館事件，2003年伊拉克戰爭，直到近年的烏克蘭戰爭，每一次論爭背後都會看到雙方的對壘。而川普的單邊主義作為恰恰是要擺脫美國二戰後所承擔的角色，甚至拋棄了美國自己力主並維持的原則，這不僅在某種意義上助長了民族主義話語，更削弱了自由派話語。單邊主義所暗示的「國際社會叢林化」、自由民主陣營的解體，勢必會削弱普世價值話語的說服力，助長以「社達」（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簡稱。）話語為核心的粉紅話語和黨國說辭的氣勢。

在拜登政府時期，儘管中美關係已漸行漸遠，中國自由派話語日益邊緣化，但至少在表達上，拜登時期仍然視中美或中俄/西方之爭乃是制度之爭、威權與民主之爭，這使得擁護中國自由化的群體在觀念上仍可以高舉普世價值的旗幟，至少在心理上認為自己站在自由民主陣營和歷史的正確一邊，因此能夠與新時代的民族主義粉紅話語爭論。如今，面臨美國可能拋棄自威爾遜到羅斯福之後的價值理念，這樣的立場也隨即變得可疑。近期因為川普的烏克蘭政策而在牆內引發的各種論爭，已然暗示了這一前景，中國內部的思潮版圖勢必將進一步向民族主義話語傾斜，

對於擁護中國自由化的群體來說，除了觀念上的衝擊之外，也有現實上的衝擊。改革開放後，尤其1992年以降，中國民間生態的發端和成長離不開中美接觸的大背景。1990年代以來，對應於中國政府與美國確立接觸政策，民間自由派主流也逐漸發展出所謂「漸進改良主義」，核心訴求乃是通過美國的壓力、體制內健康力量以及新興社會階層，逐步推動中共走向自由化。一時間，在中美接觸的大背景下，各種社會運動有了一線曙光，而隨著中美關係由接觸走向脫鉤，接觸改變政策戛然而止。在失去了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或中共對此的顧忌之後，不僅在觀念上「漸進改良主義」成為無源之水，1990年代以來民間的各種公民社會建設運動、維權運動和抗爭行動，全都陷入了低潮。在川普的單邊主義策略之下，中國社會中原本就很稀缺的各種社會運動將更加困難。

隨著中美由接觸走向脫鉤，加上川普單邊主義策略的衝擊，在可見的未來，中共將維持其機會主義策略，民族主義情緒也將隨之日益上升，反之，中國民間自由化話語將日益式微，各種社會運動也更難以進行。在這些趨勢之下，中國民間社會從思想到行動，都將處於某種無所適從乃至空白的狀態，近年來中國內部流行的「垃圾時間」隱喻，對應的正是這樣的前景。當然，時間並沒有結束，隨著中美脫鉤乃至新冷戰的深入，無論是中美關係還是中國國內的進程，都將進入另一輪的長期演變，現在只是另一個進程的開始而已。

文章來源：上報

20250619

作者為獨立評論人。曾為中國《戰略與管理》雜誌編輯、《華夏時報》評論部主任，長期觀察和評析中國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