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女士在接受知名媒體人楊錦麟訪談時，又一次談到了柴玲當年有關『期待廣場血流成河』的話題，她由此論定，當年的『柴玲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談到廣場邊上成立的知識分子聯絡站，裡面居然開始分配副總理由誰擔任，由此認定，支持廣場的知識精英們與柴玲等學生領袖一樣，在鬧革命，推翻共產黨政權，是為了自己上台，戴晴女士說，這是『形右實左』。
顯然，在戴晴眼中，民主運動應該單純為國為民呼喊自由民主，而不應該是為了自己奪權上台。本文認為，戴晴只根據某一時刻一個人的隻言片語，對個人甚至對運動中形成的領導者進行否定，有失偏頗，我作為全程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長期以來也進行一些相關研究與思考，有責任對戴晴的評判性言論進行分析與反批判，同時我要強調的是，我對戴晴女士當年許多的作為、以及八九之後仍然致力於公民社會建設仍然深懷敬意。
一、我們要透過真相，發現背後的真問題
一萬個人當年在廣場，就有一萬個『真相』，有人看到了廣場上的傷亡，有人一直在紀念碑邊上靜坐，直到撤離也沒有看到別人看到的慘烈場景，只有當每一個人都能公開表達、記錄，當年的『真相』才能被後人全景式認知。
通過獲得更多人提供的『真相』，而非某一時間點某人的隻言片語來思考真問題，這才是我們今天應該做的事情。
柴玲引發爭議的言論源於1989年5月28日，她接受美國記者菲利浦·康寧漢（Philip Cunningham）採訪。柴玲說：「現在廣場是我們唯一陣地」，「有人一再主張撤」，「我是總指揮」，「要抵抗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
「其實，我所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才能真正團結起來。」當記者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柴玲答：「我想，我不會」，「不甘心，我要求生」。
在香港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裡，我卻看了更多的相關內容，柴玲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還說：『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不過我相信一場大革命很快就會到來——要是它採取下策的話。即使不採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種和力量，在下一次運動中我們一定會站出來』。
顯然，紀錄片節選的語言嚴重有損柴玲表述的完整性，2009年，封從德、方政、熊焱、王丹、嚴家祺、鄭義、盛雪等人簽署《致〈天安門〉製片人的公開信》，認為《天安門》紀錄片有選擇地引用語句、遺漏史實，讓觀眾得出對柴玲的誤導印象。指責稱「期待流血」、「我願意求生」等言論爭議都為斷章取義。封從德及劉曉波稱，當夜天安門開始清場時，柴玲也在廣場上。另據王丹、周鋒鎖證實，柴玲是最後離開廣場的人士之一。
二、柴玲的言行矛盾性─她並沒有影響廣場局勢
我是最後一批撤離，在廣場東南角遇到的女生，現在想起來，就是柴玲，我是通過電視上的形象，她的語言，作出此判斷，證明她與其他同學一起和平撤離，顯然，她是希望自己活著，同時，她是堅守到最後時刻，當時她比更多的人冒著被當局抓捕的風險。
當時是清晨五點多，柴玲與一眾同學撤離廣場，她看到我仍然滯留在原地，對我說，走吧，我們要保留火種，我們還會回來的（大意），這句話顯然與她在5月底接受媒體採訪時觀點也是一致。
評論一個人，要聽其言觀其行，柴玲的一些言語激烈，但她能做到讓廣場血流成河嗎？在現場，她有沒有鼓勵別人去流血犧牲？顯然沒有，她只是一位和平的堅守者，有觀點認為，廣場學生不在某一時間段撤離廣場，導致當局鎮壓，作為廣場學生群體與學生領袖，要做的只有合法、正当的和平堅守。
柴玲接受美國記者採訪，內容更會被中共高層知曉，我們廣場學生們，反而一無所知。事後許多廣場學生領袖都為柴玲辯護，說明她的激烈觀點，僅限於被採訪時情感激動時的表達，並沒有影響到任何人。
史實上，廣場學生群體最終實現了和平撤離，長安街上或廣場周邊，以及六四之後學生、市民與軍方的衝突，都不是學生領袖鼓動出來的，完全是普通人基於個人義憤的行為，以我個人與我的一些同學為例，半夜聽到槍聲，立即騎著自行車奔向廣場，造成流血犧牲的，不是柴玲的話語或觀念，而是軍隊非法進入北京，無數人用血肉之軀阻擋，才導致的。而這種和平的阻擋軍車，從當局戒嚴之後，一直非常和平而有效，也就在六月三日傍晚，我與同學離開廣場時，在西單附近還參與阻止了一輛載滿軍人的軍車進入廣場，軍車被關進民房大院中，並無衝突。
我們反向思考：柴玲的激烈言辭被李鵬甚至被鄧小平、楊尚昆聽到，他們會因此堅定血洗天安門廣場的意志，還是有所顧忌，如果真的血流成河，不僅可能引發更大的抗爭，也會使自己成為歷史的罪人。
軍隊更重視在指定時間到達指定地點，並不是所有的軍人都失去理智或將學生視為敵人，以『消滅敵人』為目的，也許是因為我十一點多到達長安街的南長街時，軍隊快要抵達廣場，目的快要達到，所以槍口抬高了一點，許多學生市民在南長街口阻擋時，子彈掠過長安街的天空與地面，但沒有朝我們掃射，我們不僅倖存，還在坦克與衝鋒槍停息待命的時間段，步行到了廣場，隨之廣場被封鎖，從廣場無法返回到長安街北邊。
柴玲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但受革命理想主義教育者，一半是理想主義的火焰，一半是對現實的憤懣，同時又有利己現實主義一面（求生），她只是一個會演講的小女生，站在學潮的風口上，成了廣場領袖，不必放大她的言論，以此對她進行政治定性，並由此擴大化為對學生領袖群體的政治定性，戴晴女士沒有意識到，她自己也染上了文革上綱上線的紅色病毒，用褪色的紅色棍子，掃蕩一船人。
我再舉個當時發生在身邊的例子：六四早上我們從廣場撤離後，一行人中一位同學突然感歎：人還是犧牲少了，更多的人犧牲才能喚醒民眾。我當時震驚得止住腳步，懟他：應該犧牲更多的人，我們回去？他沒有回答。我們說話的地點就在中南海西北角，距離長安街也就800米左右吧，當時一位居民從家裡出來，問我們，他們真的開槍了嗎？長安街附近的北京市民只要沒有親眼看見，都無法知道真相，何況『全國人民』？所以犧牲多少人，都不一定能喚醒人民起來推翻暴政。
也正是這位同學，半個小時前，在六部口十字路口，一位青年學生拿著石頭憤怒地衝向坦克，我們三個人一起上去把他拉回來了。也就是說，他的言與行並不一致，他說出殘忍、冷血的話，是基於某種錯誤的認知，而在現實中，他不會促成身邊的人去犧牲，只會出手援救，阻止他人付出生命的代價。
回到柴玲關於天安門流血的話題，我們不能根據她某一時刻的情緒性語言或錯誤認知，就判斷她在極力促成某種衝突與流血，以達到她想要的目的，在廣場被衝鋒槍與坦克暴力佔領時，她也沒有自己悄悄溜走，而是一直堅守到最後時刻。
柴玲的言行有矛盾性，她並沒有影響廣場局勢，所以，應該忽略她情緒性的表述，不能放大她的語言，更不能由此對她與學生領袖們進行『政治定性』。
三、廣場和平撤離，更多問題需要思考
既然戴晴女士將學生領袖或運動領袖們當成一個整體進行批評，她應該看到，廣場最後幾個小時那種恐懼氣氛中，更多的人都是坦然面對，甚至不失豪邁與悲壯。
當時廣場學生要不要撤離，廣場指揮部也進行了一次民主投票（通過喊出聲音），儘管這是幼稚的行為，但他們仍然在踐行民主的方式，正如戴晴女士所言，許多人並不知道什麼是民主，民主也是一門技術，一套嚴密的政治程序，廣場上如此嚴峻時刻，應該啟動的是避險，使危害生命的可能概率降到最小的指數，廣場指揮部應該讓更多的同學撤離，留下堅守到最後的應該是極少數人（古希臘是民主政治發源地，但在溫泉關戰役時，只留下少數勇士阻擋入侵者，更多的人退回城邦，並沒有在戰時通過投票決定共進共退）。幸運的是，侯德健、周舵、劉曉波、高新等4人接受現場紅十字會醫生建議，派代表前往天安門附近與軍方指揮官談判，成功實現了和平撤離，應該指出的是，此時高自聯或柴玲不積極參與談判，讓更多的學生撤離廣場，並不明智。
廣場最終達成了和平撤離，更多問題需要思考，我們不僅要更多的還原現場與真相，更要通過真相與細節，思考真正的問題，對運動過程中的人物事件做出公允的評判。
吳祚來：『八九六四』，面對真相思考真問題（下）——『中間力量』缺失與民運失敗
八九年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在廣場上和平抗議是合法的，他們要求當局改變學潮是『動亂』的定性，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最終，當局非法動用軍隊，用國家暴力機器來解決面臨的政治難題。
是廣場學生應該無條件地退讓，還是當局應該通過誠懇的對話、通過妥協來化解危機？當廣場學生與政府當局互不退讓，中間社會的智慧與能量，將起決定性作用，本文認為，八九民運過程中，知識分子與社會各界：包括體制內改革派、同情與支持學生的政治元老、將軍，沒有形成有績效的遊說力量，也是民運最失敗的重要原因。
廣場學生和平抗爭，並無過激行為發生，突破法律與人道底線的是當局中的極左勢力，社會精英或中間力量不應該將勸說的對象鎖定在廣場學生，而應該全力遊說鄧小平，只有使中共核心人物被理性與和平的力量觸動，只有使他放棄暴力鎮壓的執念，才能防止悲劇性的衝突出現。
一、從『知識分子聯絡站』說起
戴晴女士在訪談影片中談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裡設有『知識分子聯絡站』，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個機構，通過網絡檢索，相關資料鮮見，只有北明女士的一本書中有一些記錄，因為她與先生鄭義參與其中，通過電郵詢問，鄭義先生給我的回覆是：
「我們成立了一個『首都知識界聯絡站』，金水橋頭，一頂帳篷，是知識界人士落腳處、資訊交換處、討論處。後來宣佈戒嚴後，才成立了『首都知識界聯合會』和『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前者沒有具體活動，後者起到了實際的協調、領導作用。」
據北明的回憶錄裡介紹說，它位於廣場東北角的「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前，公開懸掛著「知識分子聯絡站」橫幅：
「那條橫幅像黏合劑一樣，聚攏起首都新聞界、文學界、學術界的知識分子們。無論白晝黑夜，熟識或陌生的人們，以此地為中心，散兵遊勇般來去。白天赤日炎炎，帶水來；夜晚涼風習習，帶大衣來。夜深了，大衣連鋪成片，東倒西歪打個盹。挺不住了，回家蒙頭睡一大覺又轉來。戒嚴以前，人們在這裡陪學生熬，觀察事態發展，分析時局變化；戒嚴以後，人們仍在這裡陪著學生，等待大兵進城。」
這條橫幅被決定撤下，是因為「聽說即將戒嚴的消息」。（北明：《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1993 香港田園書屋）
這篇回憶文字使我們通過真相，發現了真問題，其一是，當戒嚴與趙紫陽下台的消息傳出，作家鄭義第一反應是離開，因為面臨危險，擔心知識界與學生合作會給當局以口實（許多知識分子不積極參與的原因，多因如此）；其二是鄭義並沒有退場，而是起草了『告市民書』，呼籲市民阻擋軍車，不退場的原因是：許多市民已成功使戒嚴部隊無法前進，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這顯然是一次和平的博弈；其三是當時參與其中的作家張承志介紹了參加『四五運動』時的經歷（午夜廣場上突然黑燈，是鎮壓的信號），儘管也是暴力鎮壓，但並沒有用坦克與衝鋒槍殺出一條血路，也就是說，即便當局鎮壓，風險也是在可控範圍內。
二、知識分子、社會各界沒有形成組織性的合力
有經歷的知識分子參與到學潮中，增加了運動過程中的經驗與理性，但他們的整體影響力卻非常有限，特別是，許多人都故意『避嫌』，害怕當局把他們當成學潮的幕後指使人（『幕後黑手』），後來的事實也確是如此，許多知識界人士被當局指控為幕後黑手。
知識分子普遍存在受傷害記憶，基於中共反右、天安門四五鎮壓與『清除精神污染』對知識界的迫害與打壓，所以大量的人並沒有加入到像學生那樣『有組織』的運動抗爭中。如果知識分子公開成立組織，既實質性地影響學生，又能有效影響高層，那麼，整個運動既增加了經驗理性，又有可能成功影響到高層決策。知識分子與社會各界幫助當局與學生達成和解，成功化解危機，那就不是黑手，而是和解之手了。顯然，中間力量在當時的政治場域中，是最沒有組織與行動力的環節，直到現在，當年的中間力量現在反思的對象仍然鎖定在學生應該何時退出廣場，甚至認為學生運動激進，而沒有深刻反思，在超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中，中間力量如何有組織性地介入，特別是如何用知識與智慧，人脈與關係，說服當局守住底線，達成和解，進而使政治文明有所進步。
像戴晴女士這樣有特殊身份（能見到中央高層、與紅色家族有一定的聯繫），如果將遊說的對象或對話的對象鎖定在鄧小平，也許後果迥然不同。因為突破底線、造成災難性事件（『讓廣場上血流成河』）的決定力量是鄧小平，而鄧小平極可能被情緒、被執念、被一些極端力量提供的資訊所左右，對情勢造成誤判，因而做出錯誤的決策。
廣場學生在資訊繭房裡，對中共的殘暴缺乏深刻的認知，鄧小平在另一個資訊繭房裡，哪一個資訊繭房會突破底線，製造災難的悲劇惡果？當然是鄧小平，知識精英們當然應該將遊說鄧小平當成第一要務去努力，可惜，以知識精英為代表的中間力量沒有去完成最重要的事情，這無疑是重大缺憾。
三、兩極對抗，中間力量決定妥協與和解
八九民運，形成兩極力量，一極是佔領廣場的學生，他們代表全國民意，另一極是鄧小平與極左利益集團，兩極力量均認為退無可退時，必然會發生悲劇性的衝突，而中間力量的遊說或使雙方勢力平衡，則能避免悲劇，實現妥協與和解。
廣場學生代表與李鵬的對話其實是沒有意義的，他們都不能真正代表其背後的力量，當時的民運已然是全民抗爭，整個社會被當局的冷漠與無理所激怒，廣場學生背後，是強大的對抗政府的主流民意，某種意義上，絕食、絕水確實喚醒了民眾的抗爭情感與行動，而李鵬強勢不妥協的背後，則有鄧小平直接操控的國家軍隊。
廣場學生的抗爭實質上是民主對暴政的抗爭，是合法的人民力量與非法的鄧小平政權的較量。
正如李鵬不能勸阻鄧小平放棄鎮壓思維與方式，並在人民日報上用社論的方式，否定對學生示威抗議的動亂定性，學生代表亦無法說服絕食抗議的學生退出廣場，顯然，主動權在政府當局，中間力量應該遊說當局妥協，而不應該一味勸說學生們退讓。
我強調中間力量的決定性意義，是因為超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或社會抗爭運動一旦發生，不可能形成共進共退的組織性協調，廣場領袖的號召力也會非常有限，中間力量更應該致力於通過國際社會施加壓力，通過遊說使當局不突破法律與人道底線，知識分子或社會各界，特別是能夠遊走於高層的社會精英，應該成為獨立的協調力量，通過妥協使雙方和解。八九民運之時，知識界或社會各界的精英們，要麼支持學生，要麼勸學生退讓，現在我們看到的結果是徒勞無功而無效的。
如果反思，最應該反思的是如何組成強大的中間力量，阻止悲劇性的結果發生。
在美國的知識精英或有影響力的社會各界人士，應該致力於通過議員與白宮，對中共當局施加影響，迫使其放棄暴力鎮壓，這個時間點，美國議員觀察團進入中國，促成廣場學生與當局和解。鄧小平極其看重美國對改革開放的價值，如果暴力鎮壓，美國將聯合西方強力制裁，既不利於中國政治與經濟，也不利於美國與西方在華的市場利益；
而中國知識界與社會各界應該聯合鄧家以及眾元老家人、同情學生的七將軍等，直接與鄧小平面談。據多位當事人回憶，鄧家人確實主動聯繫過廣場學生領袖，但徒勞無功，這說明什麼呢？
知識分子最應該做的是兩面勸解，使雙方提升認知力，使雙方充分意識到，不妥協而出現悲劇性的後果是兩敗俱傷，對國家民族與個人都會造成無法估量的傷害。
結語：認知與反思
中間力量嚴重缺失，是八九民運變成六四悲劇的重要原因。
如果有罪，罪在一人或者一個集團，如果有錯，錯在社會各界知識精英沒有形成有影響力的中間力量，通過美國或通過遊說遏制鄧小平非法暴力衝動，而廣場學生為代表的和平抗議者既無罪，亦無過錯（一些個人言論或言行有錯，但對整個局勢並無重大影響）。
而作為當時的社會精英或知識分子，更應該反思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將來再次發生民主運動中，成為積極的、有組織的中間力量，在激烈的兩極衝突中，中間力量是化解衝突避免悲劇事態發生的重要介質。譬如英國大憲章簽署，教會力量成為重要的中間力量，使國王與貴族達成了妥協，而蒙古人征服中原過程中，儒釋道精英人士成為遊說力量，使征服者不再通過殺戮或屠城的絕對征服方式，轉型到相對和平的可持續統治。我們也看到，八九之後，鄧小平自己也有重大變化，儘管沒有為八九正名，九二南巡之後，繼續擴大了經濟開放，而對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政策不變，對英國也是一種妥協。
文章来源：新世纪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