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独裁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

其实，独裁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不复杂。理解了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的关系，就可以认清那种独裁政治可以容纳市场经济？那种独裁政治不会容纳市场经济。笔者先从宪政民主国家谈起，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不同的独裁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从经济权利到政治权力

笔者曾经在多次讲课中以及多篇文章中指出：市场经济催生了宪政民主制度，这是一个国民从获得经济权利到获得政治权力的发展过程。

农业时代，农业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经济活动。农业时代末期，人类社会已经出现较大规模的从事商品交易活动的手工业工场和商业公司。随着交易活动的拓展，商品交易活动逐步成为一些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工业逐步成为社会主要产业。基于交易能力的交易私有制成为工业社会经济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市场。所有进入市场的人都具有配置资源和发挥自身能力的权利，根据产品贡献，获得财富。市场经济逐步将更多的财产分布于国民手中，增加了国民的财富，保障了国民的生活，使得社会财富不再仅仅掌握在君主和贵族手中。

交易过程是一次又一次的顾客选择过程，质量差、价格高、交期长的企业将被逐出市场。顾客选择权逐步将社会经济权利（产权）转交到了企业家手中，不再仅仅掌握在君主和贵族手中。

交易私有制逐步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具有一定的经济权利的商人阶层及劳动阶层的独立和壮大，迫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一步一步地转交到了全体国民手中，不再仅仅掌握在君主和贵族手中。基于交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孕育了民主制度。在权利与权力博弈过程中，国民的经济权利自发地扩展到政治权力。国民权利边界扩大，而君主权力边界缩小。君主的权力受到约束，出现了宪政国家。

以英国近代史为例。16世纪之前，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君主和贵族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是社会秩序基础。从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商品交易活动逐步由区域型交易，发展成全国型交易，区域型商品经济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型市场经济。在这两个多世纪中，传统的农业文化逐步消失，新兴的商业文化逐渐形成，宪政改革自然也在孕育形成之中。17世纪，英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18世纪，美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宪政民主国家。

基于经济自由和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分权和限制政府权力。宪政民主则分散和限制政府政治权力。市场经济通过分散和限制政府权力，促使政府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维护了国民权利。市场经济催生了宪政民主。

以上是笔者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谈论宪政民主制度的产生。此文将从能力发展的视角解析宪政民主制度的诞生。

真实案例

前文讲过，英国世界上第一个市场经济催生君主立宪的国家。在二战之前，英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国家。英国工党执政后，曾经在上个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末实行基于公有制的混合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在八十年代后，英国逐步抛弃混合经济，实行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重归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国家。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施行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国家，是一个市场经济导致宪政民主的最佳案例。

台湾、西班牙这类的独裁国家容纳市场经济，曾经实行政治独裁制度和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而后逐渐抛弃独裁制度，实行宪政民主制度，成为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国家，这是独裁国家的市场经济导致宪政民主的案例。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党国专制制度和党国经济体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抛弃了党国专制制度和党国经济体制，逐步发展成为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独裁者不容纳市场经济，其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党国经济体制。至今实行党国专制制度和党国经济体制的中共党国，依然是一个极权国家。

以上案例，如何解析？

在“党国专制制度下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一文中，笔者已经讲述了市场经济的核心：市场自由。市场经济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市场。。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运行的方式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是平等的经济体制，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宪政民主

宪政民主是宪政、民主和法治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

宪政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国家体制。

民主是保证主权在民，政府执政为民，保障公民权益的政治制度。民主国家公民拥有平等的法律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拥有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权。

法治要求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社会机构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坚守司法独立，依据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

宪政民主主权在民，限制政府权力，分散政治权力，防止权力集中，保障公民权利。

通过对比市场经济和与宪政民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市场经济要求分权、法治，保护私有产权、保障市场自由。为此，需要一个能够限制政府权力，法治、保障私人产权和公民自由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宪政民主正是这样的政治制度。

市场经济催生了宪政民主。宪政民主为市场经济提供保障。这就是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的关系。

笔者在前文讲过，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自由，是市场自由，市场自由是经济自由；宪政民主的核心也是自由，是政治自由。

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的核心都是自由。自由把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联系在一起。

宪政民主的核心是自由

1863年11月19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国家公墓揭幕式中，林肯发表“葛底斯堡演说”：“八十七年前，我们的父辈们在这块陆地上建起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于自由，并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我们将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下，从自由里获得新生；而那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政府，也绝不会从这片土地上消亡“。

“葛底斯堡演说”告诉我们，美国孕育于自由。宪政民主的核心是自由。.

自由是什么?

約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讲过：“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讲过：“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会有这个权利”。

这是传统的自由概念。

笔者曾经撰文，自由是人的选择权利。

人的一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选择什么样的政府，选择什么样的制度等等。选择是为自己的生活做决定。人生就是由众多的选择累积而成的。

皮埃尔·勒鲁在《论平等》讲过：“自由就是有权行动。所以政治的目的首先就是在人类中实现自由。使人自由，就是使人生存，—不自由，则是不准生存”，“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要获得自由，我会回答你说：因为我有这个权利”。

自由就是个人有权行动，就是个人有选择的权利。自由保障了人是自己的主人，能够主宰自己的人生。没有自由的人，丧失了自己的选择权利。没有选择权利的人是奴隶或臣民，不是公民。对于公共生活而言，自由作为个人选择权利，是每个人可以自主地选择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权利。

以上关于自由的定义，是基于人的选择权利、法律权利和行为约束的定义，并不是自由的本质。

自由的本质是什么？

爱因斯坦说过：“自由给我们带来了各种知识上的进展和发明”，“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活，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不会有廉价书籍，不会有文化，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就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生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 （1）。yibaochina.com首发

阿马蒂亚．森说过：“能力是指一种最基本的自由，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够给他带来何种生活的选择范围”（2）。

作为管理学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笔者提出了现代经济学的两条公设：资源有限，能力有别。

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既依赖于土地、矿山等自然资源，又依赖于自身的能力资源。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并且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人类配置资源的动力，并且每个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能力是有差别的。

两条公设的第一个推论是，只有让能力高的人来配置资源，资源才能够得到有效地利用。

第一推论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获得人的能力差别的信息呢？

笔者在多本管理学专著中，都有详细论述。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专家，笔者采用能力分析方法分析社会进化、经济与政治体制发展、文化与制度、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等课题。

自由的本质是一种能力。

你的能力决定着你的选择方向，你的价值和未来。一国之民的总体能力决定着国家制度，及公民的权利。

自由把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联系在一起，本质上是能力把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联系在一起。区别在于，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能力是经济参与能力（劳动技能、职业胜任能力、经营管理能力、企业组织设计、制度设计、财务能力等），构建宪政民主制度的能力是政治参与能力（制度设计、职业胜任能力、公共管理能力、政府组织设计、流程设计能力等）。一国国民的经济参与能力决定国家的经济制度，决定国民的经济自由度。一国国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决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国民的政治自由度。

从“能力”视角出发，任何社会，都应将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right person in right job）。

市场经济体制的功能是，依据经济工作职业和职位的能力要求，选择具有符合能力的人，发挥其能力。市场经济的核心功能是，选择企业家。市场经济是企业家选择机制。

宪政民主制度的功能是，依据政治工作职业和职位的能力要求，选择具有符合能力的人，发挥其能力。宪政民主的核心功能是，选择政治家。宪政民主是政治家选择机制。

笔者不在这里深入探讨。读者若有兴趣，请阅读《能力是认识人类社会的逻辑起点》一文，此文解析了，市场经济是企业家选择机制，宪政民主是政治家选择机制。

能力、环境与社会制度

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总体能力决定这个国家的制度性质。国家制度是支持或约束国民的整体能力的制度环境。

人的能力决定社会制度。

一国国民总体经济参与能力决定该国的经济体制类型：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经济体制，党国经济体制。

一国国民的总体政治参与能力决定该国的政治制度类型：宪政民主制度、政治独裁制度，党国专制制度。

环境支持或约束人的能力。

早在一百多年前，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说过： “任何人也不会否认，首创性乃是人类事务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永远需要有些人不但发现新的真理，不但指出过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已不是真理，而且还在人类生活中开创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开明的行为和更好趣味于感会的例子。—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远使很小的少数；但是为了要有他们，却必须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有天才的人，在字义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较多的个性，唯其如此，也就比任何他人更不能适应社会为了省去其成员形成个人性格之麻烦而准备下的那些少数模子而不感到有伤害的压束”。。

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能力只能在自由的制度环境中发挥。

由以上两点可知，国民的总体能力决定国家制度性质；国家制度环境支持或约束国人的能力发挥。

笔者以中国和英国为例。

从经济参与能力到政治参与能力

笔者曾经研究过“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产生较晚”这一课题。从能力视角，中国人科学技术能力低于英国人是显而易见的，笔者所关注的是两国制度差异。笔者发现，农业时代，中英两国专制制度差异造成两国国民经济参与能力差异，两国国民的经济参与能力差异又造成两国国民政治参与能力差异。最终造成当今中英两国制度差异。

公元前221年，中国自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1066年，英格兰诺曼王朝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英两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度，君王权力是无限王权。英国是分权制度，君王权力是有限王权。

笔者先从英国谈起。

英国君王的王权是有限的，封建领主在其领地内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权力，能够一定程度上制约君主的政治经济权力。

1215年，在大贵族胁迫之下，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了“自由大宪章“，限制约束王权。1295年，国王爱德华一世为筹集战费，再次召集议会。除僧俗贵族外，还有每郡骑士代表2人、每市市民代表2人参加。此后，议会经常召开。1297年，议会获得批准赋税权。14世纪议会，获得立法权。1343年国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称为贵族院，下院称为平民院。 贵族院议员由直接从国王那里领有土地的贵族担任，而平民院议员则由全部自由土地占有者投票选举产生。英国议会的立法权限制了君主的政治权力，议会的批准赋税权限制了君主的经济权力。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的英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下院选举制度。选举制度使得平民获得了参政权力，提升了英国人总体政治参与能力。

平民获得了参政权力，原因在于平民中的工商业者是一只独立的经济力量。

11-12世纪，欧洲一些城市的工商行会用赎买或暴力方式争取城市自治，使得建立在封建领地内由领主统治的城市逐渐转变成为法律上独立于领地获得自治权的政治经济单位，少数城市甚至发展成为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共和国。城市的自治权力是通过城市同封建领主之间订立的宪章或条约来确定的。英国自由大宪章中就包含确认城市已享有的权利、保护商业自由的内容。城市需要向君主缴纳一定税收并在名义上隶属于国王，拥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有自卫的武装，有向市民及来往商人征税的权力等。城市中的市民具有自由民的身份而不再是农奴，城市政权掌握在城市富裕的工商业者手中。

自治使得市民提升了经济参与能力，经济得到大发展。11-12世纪的英国，经济参与能力的提升，使得工商业者成为一个独立的享有一定政治经济权力的阶层，已经具备政治参与能力。工商业者获得了参政权力后，政治参与能力增强了。

中国君王具有无限王权，国民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限制约束君主的权力。

由于恐惧商人成为一支可以与专制政权对抗的力量，中国君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是低下的。秦朝时，政府征发戍边，商人首先被遣戍，地位形同罪犯。汉朝时，政府随时可以把商人发配充军。唐朝法律规定商人不得骑马。汉、唐、宋朝规定商人不能做官。清代的商人虽然可以做官，也只能算作官僚体系的附庸。欧洲城市的工商者在中世纪已经是独立的阶层，中国城市的工商者则一直依附于专制政府，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政治独立的阶层。

几千年来，中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压抑和阻碍着工商阶层的独立成长，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经济参与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的成长发展。直到，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康有为提出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鼓励民办企业。191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将 “重农抑商”政策变成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中国工商阶层的地位才得以提高。

民国时期,中国工商资产者阶层的力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壮大。袁世凯执政时期，众多社团群起纷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袁世凯督修铁路、办工厂、大力发展实业。北洋政府颁布的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达八十多项，如《暂行工厂通则》、《公司条例》、《商人条例》、《矿业条例》等。这些法令和条例宣告中国民营经济得到了合法地位，从而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工商阶层的经济参入能力和政治参入能力得以提高。1946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颁行。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

正在中华民族走向民族振兴的关键时刻，1946年，国内战争爆发。在苏共的支持下，经过四年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战胜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党战败，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中共用枪杆子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党国专制统治。中共执政后，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工商阶层被消灭。邓小平统治时期，尤其是习近平执政后，新兴的中国工商阶层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臣民。尽管国民的经济参与能力有所提高，但是政治参与能力被中共遏制。

英国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国民的获得经济参与能力后，逐步获得政治参与能力。经济参与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决定国家制度。而在中国，中共的暴力决定了国家制度的走向。

从暴力到能力

笔者在《从暴力到能力》一文中指出，一部人类的历史是从动物到人的进化史，是从暴力到能力的进化史。领地特性是动物重要的特性之一。为了生存繁衍，动物必须占有一定的领地。动物常常用暴力占有和保卫领地。人是动物进化而来的。早期的人类自然具有动物的领地特性。多数中国人也许并不熟悉罗马帝国的领土征战史，但是对于中国土地上的从夏、商、周、秦、汉、晋，到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的“打天下，坐江山”还是比较熟悉的。专制君主通过暴力占有了国家的土地，成为全国土地财产的唯一的最高所有者，并垄断了国家一切权力。

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前，英国君主用暴力占领国家，用暴力统治臣民。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结束了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自此，议会及政府逐步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权力。随着制度进步，英国国民组建了具有不同政治纲领的政党。各政党向国民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展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通过竞选来获得政府权力。

英国建立宪政制度后，国家治理权力的获得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公共服务能力获得。自此，人类中的一部分完成了从暴力到能力的进化，从动物到人的进化。

在英国从君主专制制度转向君主立宪制度，也就是从暴力制度转向能力制度后，仍然有一些国家继续着暴力君主专制制度，还有一些国家则转向了暴力党国专制制度。

暴力党国专制制度是列宁和斯大林创立的。1917年11月7日，列宁采用暴力手段，夺取了俄罗斯国家政权，建立了党国专制制度。苏共垄断了一切国家权力，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基于暴力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照搬了列宁、斯大林的党国专制制度。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习近平，都没有完成从动物到人的进化，浑身充满了贪婪的动物的暴力特性。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国家政治权力决定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一种政治权力管束下的权力经济，阻碍国民经济参与能力提升。前文讲过，14世纪后，英国议会的立法权限制了君主的政治权力，议会的批准赋税权限制了君主的经济权力。工商业者获得了参政权力后，政治参与能力增强了。英国经济逐渐摆脱了政治权力的管束，成为自由的市场经济。而在中国，中共建立的党国专制制度和党国经济体制，消灭了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死灰复燃，延续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国家政治权力再度决定经济体制。

暴力是一种野蛮的力量。人类必须放弃暴力，发展能力，才能完成从动物到人的进化。

案例解析

笔者来解析前文提到的真实案例，解析的结果可以证实，一国国民总体经济参与能力决定该国的经济体制性质：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党国经济体制。

一国国民的总体政治参与能力决定该国的政治制度性质：宪政民主制度、政治独裁制度，还是党国独裁制度。

英国案例

笔者在前文讲过，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英国是一个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和经济参与能力都比较强。由于费边社会主义，经济领域发生了变化。英国费边之类的知识分子和英国工人具有强大的政治参与能力，他们选择了主张公有制的工党。可惜他们选错了方向。经过近百年的博弈，工党终于放弃了公有制。

英国国民的整体政治参与能力，使得英国宪政民主制度保障并延续了英国市场经济秩序，有力地提升了国民经济参与能力。

美国案例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国家，是一个市场经济导致宪政民主的最佳案例。

阅读美国历史，就可以得知，美国独立前后，企业和私营机构是私人产品的主角，实行的是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导言中指出：“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么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此外，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第五章 天生平等中指出：“由杰斐逊的同时代人起草的美国宪法，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府，以保卫国家，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但同时要严格限制它的权力，以保护每一个公民和各州政府不受全国政府的支配。“

私有制是一种自己养活自己的所有制，能够提高人的经济参与能力；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机制，能够提高人的竞争能力，并且发现自己的胜任能力。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发现了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进而提高了经营管理能力。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保障私人产权和公民自由，也就是保护自己的经济参与能力和政治参入能力。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了美国国民总体的政治参与能力，基于此，美国建立了保障私人产权和公民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

在优化宪政民主制度的过程中，美国公民进一步提高了政治参与能力。

我以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个人声明》一书中讲述的罗斯福新政的例子，说明美国宪政民主保障私人产权和公民自由，保持并延续美国市场经济秩序。

罗斯福是在1933年3月4日，即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刻就任总统的。

“罗斯福的智囊团的成员，主要来自大学，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反映了在这以前已经在校园内的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变化，即从信仰个人负责、自由放任和权力分散的、有限的政府，转到信仰社会负责和集权的、强有力的政府。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能在于保护个人不受不测风云的影响，并根据‘总的利益’来控制经济活动，即便是需要政府来拥有和运用生产资料也罢。罗斯福的顾问们都来自知识界（笔者：最可怕的不是社会底层，而是书本知识份子。例如，马克思及其知识分子信徒。），因而自然把这次萧条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并认为，政府，特别是中央集权政府的积极干预才是对症良药”。

这就是说，罗斯福政府把1929年发生的大萧条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准备放弃市场经济，实行中央集权政府的积极干预政策。这样，市场经济秩序将会变成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秩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产生的‘新政’，明显地反映了这些观点。它包括一些旨在改革基本经济结构的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新政’，但同时大大加强了它的基础。战争带来了庞大的政府预算以及政府对具体经济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控制：通过法令规定物价和工资，实行消费品配给，禁止某些民用品的生产，分配原料和成品，以及控制进出口。

战后通过的主要法令之一是1946年的‘就业法’。该法令表达了政府在维特‘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方面的责任。这实际上是把凯恩斯的政策变成了法律”。

弗里德曼指出：“战争对公众态度的影响与萧条所产生的影响极为相同。萧条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有毛病；战争使人们相信中央集权的政府是有效的。其实，两种结论都不正确。萧条是由于政府的无能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私人企业。在战争中，为了一个压倒一切的目的，政府可以暂时行使巨大的控制权。这个目的是几乎全体公民所共有的，他们都乐于为它做出重大牺牲。而政府为促进含糊不清的所谓‘公共利益’永久控制经济，则是另一回事。这个‘公共利益’是由公民们的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愿望构成的。战争结束时，中央规划经济似乎成了未来的潮流。其结果受到一些人的衷心欢迎，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新世界的黎明，大家将平等地分享富裕生活。其他人，包括我们在内，则是同样衷心地感到恐惧。在我们看来，它是走向专制和苦难的转折点。迄今为止，无论是前者的希望还是后者的恐惧，都没有成为现实”。

弗里德曼的恐惧没有成为现实的原因：” 政府的作用扩大得多了。然而，这种扩大并没有采取我们许多人曾经担心的那种形式，即中央制定具体经济计划，并对工业、金融和商业实行愈来愈广泛的国有化。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不再制定具体的经济计划了，部分地是由于它未能成功地实现已宣布的目标，同时也是由于它与自由的原则相冲突。这种冲突明显地表现在英国政府企图支配人民就业上。公众的反抗迫使政府放弃了这种企图。英国、瑞典、法国和美国的国有化工业效率极其低下，亏损额极其巨大，以致今天只有少数顽固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认为进一步国有化是可取的。一度曾广泛为人接受的，以为国有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幻想破灭了” 。

市场经济体制和宪政民主制度使得自由原则深入民心，中央制定具体经济与自由的原则相冲突，具有强大的经济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的美国公众迫使政府放弃了实行中央规划经济的企图。

　　台湾案例

蒋介石执政台湾时，台湾实行政治独裁制度和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政治独裁者蒋介石容纳市场经济，扶植民营企业，特别扶植纺织业，没有采取中共基于公有制的中央计划经济形式，而是仍然保留私有制，采取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保障私人产权和公民自由，提高了台湾民众总体的政治参与能力，基于此，台湾终于建立了保障私人产权和公民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在优化宪政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台湾民众进一步提高了政治参与能力，不断优化宪政民主制度。台湾是一个＂基于私有制市场经济进化为民主社会＂的典型案例。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案例

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党国专制制度和党国经济体制的国家。这是＂从暴力公有制到专制国家＂的典型案例。由于本文已经过长，笔者只指出事实，不再详细论述。笔者在《重新认识私有制和公有制》一文中有专门论述。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了前苏联的党国专制制度和党国经济体。仅有南斯拉夫共产党没有完全采用前苏联的制度。南斯拉夫共产党建立了分权、非官僚化和工人自治管理经济体制，试图建立一个位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经济体制。

在世界宪政民主制度与欧洲党国专制制度的较量中，党国专制制度大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在政治上放弃了党国专制制度，而后在经济上逐渐建立起市场经济，民众的经济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得以释放，各国逐步发展成为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国家。在优化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国民逐步提高了经济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

中国案例 

１９４９年10月，中共用苏共提供的金钱和枪炮推翻了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后，效仿苏联共产党逐步建立起一个党国专制制度和党国经济体制的国家。

文化大革命后，为了保持对中国国民的专制统治，邓小平于１９７９年首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专制集团，并没有效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党国专制制度。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不放弃统治权力；经济上，中共不放弃领导权力，党国独裁者不会容纳市场经济，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论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党国经济体制。中国人的经济参与能力虽然得以有限的提高，但是政治参与能力遭受中国共产党的残酷压制。

中国案例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权力决定经济体制＂的案例。在中国，党国独裁者不能容纳市场经济，始终维护党国专制制度。中国没有如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是因为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共至今实行党国专制制度和党国经济体制，约束着中国民众经济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的成长发挥，致使中共党国依然是一个极权国家。

英国、美国案例证明了市场经济催生了宪政民主。经济自由催生了政治自由。国民提高了经济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台湾的案例也证明了经济自由催生了政治自由。

经济自由催生政治自由，这个结论已经由多国历史证实了。

中国企业家有经济自由吗？

白明讲：“我认为这其中的一个主要思想流派就是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 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 的研究。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通常是相辅相成的，而中国似乎是一个成功的反例，因为它没有政治自由，但它却有经济自由。”

中国有经济自由吗？如果中国有经济自由，为什么西方主要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白明的话语，说明他不懂自由的概念，笔者没有期望白明知晓自由的本质是一种能力。

但是，“自由是一个人的选择权利”却是不言而喻的。

国企位于产业链的上游，民企则分布在中下游产业。有些市场只对国企开放，对外企开放，对民企没有开放。国企霸占的石油、钢铁、金融、通讯等私人产品行业，民企可以自由地进入这些领域投资控股吗？

笔者在前文提到，中共第十六大强调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键词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发展”，也就是说，非公有制经济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非公有制经济有经济自由吗？

中共的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 “私有财产”的合法不合法是由中国共产党定义的，这些年有多少企业家被迫害，遭逮捕，当下中国企业民营企业的产权还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中国企业家有经济自由吗？

中共政府掌握的七个方面的国家资源，各级政府在实践中将大量的资源通过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给了国有企业，中国民营企业有经济自由吗？

“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论坛&2014中信书院大讲堂”于2014年3月31日在清华大学举办。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演讲中回顾了联想成立之初，由于告状导致被政府刁难，从此学会要跟政府搞好关系，不告状。他还表示，自己坚决不当谭嗣同，‘临死时候还说快哉快哉，我没那么高的水平’” （3）

柳传志害怕被中共杀害，不得不屈服于中共政府。柳传志的经济自由取决于中共政府的施舍。

2020年10月24日，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马云表示，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没有系统‘，我们的金融还是’青春少年‘，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他指出，缺少健康金融系统，旱的旱死，涝的捞死。创新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为未来担当，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4）

马云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批评，直接导致他从公众视野中失踪。马云掌控的阿里巴巴旗下的金融技术公司蚂蚁集团的计划上市被中国当局突然叫停。马云与蚂蚁传达了一种什么信号？在高瑜看来，这就是“所有的企业家，都要老老实实的，平时听党的话，更不能有二心，不能说（党认为的）歪话，歪理，只能按照讲政治的原则来拥护，拥护，拥护，但你一旦做大了，政府说不成了，你太大了，再大就侵犯我无产阶级专政了。你这不就得（把财产）交出去嘛。你要是不愿意交，或者有什么贼心或贼胆，你就是马云的下场。”（5）

马云的案例说明他没有言论自由。他的经济自由随时可以被中共剥夺。

白明对以上事实是无知，还是无视。中国的经济自由是中国共产党管控下的“自由”。这是经济自由吗？白明理解什么是经济自由吗？

不必对比西方民主国家，对比台湾即可知道，蒋介石时期台湾的经济自由，中共党国存在吗？

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张思平表示：“在国有与民营经济问题上，国有经济后退一步，民营经济生机勃勃；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政府后退一步，中国经济海阔天空。“（6）

张思平清楚，中国民营的经济自由是政府掌控的。他希望国有经济后退一步，让民企成为私人产品市场的主角；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政府后退一步，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

中共政府能退一步吗？根本不可能！白明难道不知道，习近平上台后，大搞党管国企、党管民企甚至党管外企吗？

这就是白明所说的，中国“没有政治自由，但它却有经济自由“吗？

笔者写到此处，为白明感到悲伤。一个生活在宪政民主国家的年轻学者为何有这种错误认识。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笔者真想到美国去参访他。

经济自由催生政治自由

笔者在前文，已经通过多国案例证实了经济自由催生政治自由。对于这一事实，在中国知识阶层中某些人始终存在误区，即使一些资深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

在《徐友渔/滕彪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艰难探索》一文中，

　　滕：克林顿在1990年代中期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把人权跟贸易脱钩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认同经济的自由化会催生政治自由化的那些说法。但是现在，好像大家都意识到了这种说法的错误。

徐：岂止是大多数人，基本上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看的。现在看来，人们有点高估了市场的力量，资本主义体制的力量，低估了共产政权利用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技巧和能量。不过以历史的眼光来看，21世纪初发生的一切毕竟还属于短时段问题，现在还没到最后得出决定性结论的时候。（7）

遗憾的是，腾徐二人没有认识到英国是经济自由催生的第一个政治自由的君主立宪国家，而后政治自由保障了经济自由。二人也无视台湾经济自由催生了政治自由的事实。二人没有认清，在党国经济体制管控之下，中国有限的经济自由，是不能催生政治自由的。笔者很痛心，二位老弟怎么能用中共党国这个特殊案例来否认经济自由催生政治自由的事实呢？真是一叶障目啊！二人更没有认识到自由的本质是能力。中共专制统治之下，具有有限的经济参与能力的中国人不能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力量，提高政治参与能力，获得政治自由。

能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逻辑起点。中国未来的走向，取决于中国人的经济参入能力和政治参入能力的提升。近些年来，中国人的经济参入能力已经有所提高，但是政治参入能力至今在被中共政权严酷打压，中国宪政民主之路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爱因斯坦：《文明和科学》，《爱思想》2004.

（2）王艳萍：《能力与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原创力文档》2016年。

（3）梁斌：《柳传志谈政商关系：坚决不当谭嗣同》，搜狐财经2014年。

（4）《马云外滩金融峰会演讲全文：中国金融业还是青少年》，新浪财经 2020年

（5）金哲：《马云的失踪意义何在》，美国之音，2021年。

（6）刘林：《原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政府退一步 中国经济海阔天空》，界面新闻 2018。

（7）《徐友渔/滕彪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艰难探索》，中国民主季刊 2023年。

2025年 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