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China Talk
作者：Jordan Schneider
译者： 苏利文yibaochina.com
异议者的剧本
乔丹·施耐德（乔丹）：我想从书名说起。这几乎是我见过最妙的书名，因为苏维埃政治笑话是20世纪最精彩的文化产物。这个标题是怎么来的？你又是怎么选定它的？
本·内森（本）：即便苏维埃文明的所有实体遗迹早已化为尘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不复留下任何物理痕迹，苏联政治笑话——anekdoty（анекдоты）——依然会是理解那个时空的最佳指南：精炼、生动、而又尖刻。我完全同意你对苏联幽默的看法。
书名《为我们无望的事业干杯》并非我原创，而是直接借用异议分子在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等城市狭小公寓里，围坐在厨房餐桌旁举杯时常说的祝酒词。对我来说，除了这句话本身的韵律感，它还能以惊人的简洁捕捉到那个运动以及参与者的核心谜团——他们竟能同时具备无畏与绝望的能力。
乔丹：让我们回到斯大林去世的时候。如果是在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本书中所描述的那些事情——法庭审理、个人戏剧、法律运作——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一旦有人碰触这些事，就会被枪毙或送进古拉格，再没人会听到你的消息，更别说大赦国际了。
我们来谈谈这种转变，以及为什么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决定在处理政治异议问题时采取不同于斯大林的方式？
本：只要一个体制把权力高度集中在社会的顶端，并且统治者的个性和偏好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在现代中国与苏联有诸多共通之处。那么“生物性权力交接事件”（这是个花哨的说法，意思就是领导人去世）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有必要记住，苏联体制真正成型是在斯大林时期。大约从 1928 年到 1953 年的二十五年间，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逐渐清晰并固定下来，并不是说它因此有所改善，而是说它被锚定，并趋向稳定。
回答你的问题——斯大林1953年3月去世后，事情之所以发生如此根本性变化，因为那套国家主导的政治恐怖机制，即利用国家资源打击现实或臆想中的敌人，对政治精英自身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斯大林统治下，最危险的身份就是担任共产党的高层。更高风险的，是成为国家安全机构的成员，因为许多实施政治恐怖的人，最终自己也卷入到这个庞大的惩罚机器的漩涡；不少人在签署成千上万份处决令的精神重压下选择了自杀。
即便只是出于自保的本能，斯大林的继任者们也清楚，这套体制无法再继续下去，必须以某种方式实现稳定。回顾二十世纪，要问哪些领袖或哪种体制最擅长“消灭共产主义者”？答案并非希特勒的德国，而是斯大林的苏维埃。斯大林处决的共产党人远远多过希特勒。很有可能毛泽东处决的共产党人还超过了斯大林，这还得请伊恩来评判。必须牢记，这套体制具备何等惊人的“自我吞噬”能力。
乔丹：伊恩，你能指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领导人开始思考如何防止政治体制演变为一场彻底的血腥斗争，有哪些与苏维埃相似或不同之处？
伊恩·约翰逊（伊恩）：相似与差异都很明显。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不断想到它与中国的异同。在中国，这种转折被一直延宕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之后。与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的去斯大林化不同，中国从未真正进行过“去毛化”。普遍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共而言，毛泽东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结合体。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动摇整个革命的正当性；而在苏维埃，这却是可能做到的。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曾有过短暂的“去毛化”尝试，但很快就夭折了。尽管80年代至90年代体制的外在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压制性的制度内核仍未改变。最终，中国呈现出的局面，与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
乔丹：现在或许是个合适的时机来介绍沃尔平（Alexander Volpin），这位可能是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自闭症天才”之一。这个人真是个传奇。
本： 沃尔平是莫斯科的一位数学家，我称他为苏联异议运动的“思想教父”。他简直是“健忘教授”这一原型的集大成者，常年穿着家居拖鞋在莫斯科街头闲逛；他对控制论怀有极大的兴趣与雄心，认为这种学问可以造福世界。控制论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伯特·维纳在上世纪40至50年代提出，试图将所有已知现象转译成算法语言。它显然是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的先驱。
乔丹：这一理念在中国也有余波，甚至被认为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思想基础。
本：在美国，这股思潮也在延续，用算法来重塑社会、人类生活，甚至改造人类自身。这种冲动在美国某些领域至今依然十分活跃。
沃尔平不仅是一名数学家，还是一名数理逻辑学家，换句话说，他关注的是数学中“真命题”的本质，以及我们如何判断某个证明是否严谨。他还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热忱追随者，研究维特根斯坦对“理想语言”的追求。这可追溯至两战之间以牛津为中心的分析哲学运动。维特根斯坦是奥地利犹太人，但他辗转来到牛津，并在那里留下了最初的学术印记。
亚历山大·叶塞宁·沃尔平（Alexander Esenin-Volpin）
理想语言哲学的核心观点是：许多哲学问题源于我们用来思考的语言本身的混乱与含糊。人类语言（无论是英语、俄语还是汉语）天生不够精确。它们往往用一个词来指代许多互不相关的事物。例如，英语中的 patient 一词既可以指医生接诊的病人，也可以作形容词，形容一个人有耐心、能在等待中不急躁。这两种含义或许在词源上有某种拉丁语的联系，但在现代英语的实际使用中，它们承担着完全不同、几乎毫不相关的功能。这正是人类语言不适合清晰思考的典型例证。
沃尔平的追求，就是创立一种避免这些含糊和不明确的语言。他显然将数学视为追求真理或描述现实时清晰与严谨的黄金标准。但他与这一运动中的其他人一样，包括维特根斯坦本人，最终都未能提出一种能够满足清晰与严谨标准的理想语言。
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沃尔平像数以千万计的其他人一样，多次与警察、秘密警察、更广泛的惩罚体系发生冲突；在他的个人遭遇中，还包括了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经历。这些与苏联法律体系的碰撞，对他而言极其痛苦，也难以消化。
然而，在监狱以及中亚流放地（哈萨克斯坦的卡拉甘达），他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其中一项长期的消遣，就是研读《苏联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典》。令他意外的是，他在其中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理想语言”尝试——这是大多数法律体系所追求的目标：明确界定允许的、必须的、禁止的三大基本道德范畴。既然无法如设想那样创造出一种算法化的理想语言，他逐渐意识到，苏联的法律体系可以成为这一追求的备选方案。在他看来，这些法律本身并不坏，如果能迫使政府切实遵守它们——无论是宪法中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是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的程序规范——社会状况都会好得多。
这便形成了这一运动极其简单却直击要害的总体策略：让政府遵守自己的法律。他们无意改变政府，无意推翻政府，更无意夺取权力。以沃尔平的性格，他几乎不可能去管理任何政府事务，因为他的思维过于抽象和教条。他也不是一个擅长社交的人。但在一个经历过最严重无法无天和国家恐怖主义的社会中，这种对法治的追求，最终成为了整个运动的核心计划。
乔丹：伊恩，从性格和战略角度看，你在沃尔平的故事中看到了哪些与你在中国所报道的内容相呼应的地方？
伊恩：有趣的是，本·内森在书中提到，这一理念被其他苏联的卫星国，尤其是东欧国家采纳。值得注意的，它在九十年代也被中国的维权运动所采纳。其核心思想：只要活动人士要求政府遵守自己的法律，就不容易被贴上颠覆或反革命的标签。他们并非试图推翻任何政权或颠覆国家。这种做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很奏效（大约从九十年代末一直延续到二〇一〇年代初），维权律师们都受益于此。尽管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仍能清晰看到中国这场运动与其苏联对应者之间的明显相似之处。
当时有大量的境外资金和非政府组织支持这场运动，催生了一个围绕法治对话、司法培训和法律研讨会的小型产业。这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时期类似举措的成功经验的启发，使得许多人相信，在中国也能出现类似的发展。
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如此。乐观一点估计，从二十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个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中共突然认定这种局面荒谬至极，并以比苏联当局当年更加严厉的方式，对这一运动进行了镇压。
2015 年中国政府对“709”大抓捕期间，人权律师王全璋的支持者被警方带走。
本：我想知道，你刚才描述的现象——强调法治、本质上保守且克制的反对运动——是不是苏维埃式政权造就的一种特定类型？也就是说，它通常不是革命性或创新性的，而是尽量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活动。还是说，这其中存在一条影响脉络？例如，人们是否真的阅读过苏联异议者的著作或相关报道，从而能够谈得上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类型上的重复？
伊恩：他们确实受到捷克运动的影响。举个例子，中国有一位非常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崔卫平（Cui Weiping）——她既是电影评论家，也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她翻译了大量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作品，这些译作虽然未能在中国正式出版，却在国内的知识圈广泛流传，形成了某种中国版的“萨米兹达特”（地下出版）网络。
在苏联时代，传统的地下出版是有人用多层复写纸通过打字机打印出来，然后由其他人接龙复制传播。而在中国，这股潮流恰逢数字革命浪潮，他们就直接把书籍或杂志扫描成 PDF文件，通过电子邮件传播，传播范围比纸质时代大得多。
至于苏联的异议运动是否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法治”观念的构建，我并不确定。我甚至在想，任何威权政体——无论是不是苏联模式——或许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法律，因为现代社会过于复杂，不可能事事都由一个“党的书记”拍板决定。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普通人之间的小摩擦，最终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体系来解决。
乔丹：本，你能谈谈苏联是如何从“革命正义”转向那种更枯燥的、依赖法律与法规的司法体系的吗？
本：这种转变至少在理想层面上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主导者是一位颇出人意料的人物——斯大林的司法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他是莫斯科那些臭名昭著的“大审判”的策划者。在这些审判中，一批最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如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他曾是列宁的亲密助手，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就已入党——被押上法庭，当众承认最荒谬的罪行：他们为英国、纳粹德国和日本从事间谍活动，而且往往是“同时”替多方效力。
这些供词完全是事先编造的，与事实毫无关系；几乎所有被告都遭受过酷刑或对家人的威胁。这些手段正是“公审”的典型特征。
讽刺的是，主持这些审判的维辛斯基，恰恰是推动苏联从“革命正义”过渡到更专业化司法体系（他称之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人物。
所谓“革命正义”，主张不必像资产阶级社会那样依赖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在那个体系中，法律决策的大部分权力掌握在拥有学位、学历和精英（通常是保守派）教育背景的人手中。革命正义认为，真正大写的“正义”，源自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工人阶级的本能直觉。这种直觉才是裁定有罪或无罪的最可靠（有人甚至说是绝对可靠）的依据。
在上世纪20年代，苏联进入最具革命性的时期，各种司法实验层出不穷——有些令人惊叹，有些则令人毛骨悚然。在此期间，“革命正义”被奉为最高裁判标准，从离婚案件到重大政治案件，无所不包。
然而，布尔什维克很快发现，“革命正义”极其不可预测。工人的判断并不总是符合党领导层的预期。于是到了30年代，苏维埃领导人开始采取收敛措施，认为还是应当培养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官——至少能维持一定的法律程序标准，比如遵循先例、合理使用证据，以及规范供词的形式。
当然，现实中的司法实践离真正的“专业”还很远。这些审判在西方看来完全是对正义的嘲弄。但我们要注意，“公审（show trial）”一词带有西方的轻蔑色彩，暗示这些审判不过是走过场、虚假表演。苏联自己的称呼是“показа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直译是“示范性审判”，其目的具有强烈的教育性：告诉民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更重要的是展示国家惩治罪犯的权力。
一旦我们抛开“公审”这个词所带来的居高临下的成见，就会发现一个更复杂的事实：西方法律体系同样承担着教育职能。这正是审判公开进行的原因之一。不仅为了让控辩双方、法官乃至陪审团接受公众监督，还因为审判本身就是一个课堂，向社会传递是非教训，并展现国家权力。
当我们意识到维辛斯基主持的不仅是那些荒唐的“示范性审判”，还包括推动苏联走向一种本土化的“专业司法体系”时，整个图景就比简单的“政治秀”复杂得多。
1928年，安德烈·维辛斯基在公审中宣读判决结果。
乔丹：中国的呼应很有意思。一方面，你会看到在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批斗会上施行的“革命正义”；另一方面，有些是幕后处理的腐败案件，比如50年代中期的高岗案。但最著名的要数“四人帮”案件。邓小平当年说：“不，我们必须让这些人上电视，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绝不会回到文化大革命。”更近的例子，习近平对薄熙来的审判。我记得那次审判虽然没有全程直播，但确实有审判片段流传，以达到警示教育目的。
本：伊恩，你认为这些带有明显教育目的的公开审判，在中国的效果如何？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大多数人似乎相信被告承认的那些荒诞罪行是真的。
伊恩：这是个好问题。我不确定中国人到底有多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但政府确实采取了类似手法——在足球场举行公审、大规模审判和公开处决，并强迫群众到场。
对那些在场的人来说，我觉得人类有一种普遍心理：既然有人当众承认，那多少得有点真相吧——“有烟必有火”。也许被夸大了，但不可能全是编出来的。
这种心理在50年代的高岗案等案件中很常见。但有时这种公审会产生相反效果——激发同情而不是恐惧。我记得1960年的一个例子，涉及一位曾经出版地下刊物《星火》的学生。她曾在中国西部甘肃省兰州参加过一次“公审”。
著名纪录片导演胡杰后来采访过她。她回忆说，自己被被告的气度打动——他们腰杆笔直，拒绝承认任何错误，那种尊严让人钦佩。因此我怀疑，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公审可能适得其反——引发同情而非屈服。
本：上世纪60年代，异议人士的审判很多时候的确适得其反。讽刺的是，这些审判在程序上比30年代的公审更“规矩”——证据更谨慎，甚至没有对被告施以酷刑或殴打。但奇怪的是，正是这些更像法律审判的程序，反而不如30年代那种精心设计的政治公审更能让公众信服。
法庭上歇斯底里的一天
乔丹：一边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体育场里进行的大规模批斗与处决；另一边是我们即将讨论的辛尼亚夫斯基与丹尼尔——两位作家的荒诞喜剧式案件——这种“分屏”画面值得记住。本，你能否从沃尔平的故事过渡到这个文学圈，讲讲他们在法庭上经历的那场完全“歇斯底里”的一天？
本：是的，这里的“歇斯底里”有双重含义，既指非常搞笑，也指非常疯狂。沃尔平私下里一直在琢磨一套应对方案，你可以从他的日记里看到这套法律应对思路的逐步演变。这些日记现存于莫斯科“纪念”协会的档案馆。我曾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与他们合作，查阅过这些资料。
沃尔平有个习惯：每年除夕夜都要写一篇长日记。他很喜欢盘点与反思，不仅回顾过去一年，还要为来年设定目标。在其中一篇日记里——我记得是1958年或1959年的除夕——当他已经形成了这套法律策略时，他写道：“我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它付诸实践。”
这个机会出现在1965年秋天。那是赫鲁晓夫被从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职位上撤下的一年后。官方理由是精神健康问题，但真正的原因在于党内其他高层已经无法忍受他政策的不可预测性与反复无常。赫鲁晓夫下台后，人们都在猜测：接下来会怎样？我们会回到斯大林主义吗？这个刚刚经历了从大规模恐怖统治向另一个时代转型的国家，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当安德烈·辛亚夫斯基和尤利·丹尼尔于1965年9月被捕时，这一事件在知识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因为它看上去极为不祥。很多人甚至没听说过这两位作家的名字，更不知道他们一直在苏联境外以化名秘密发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完全在地下运作。当人们得知他们被捕，并将以“反苏宣传与煽动”的罪名受审时，一种恐慌迅速蔓延开来：“这是斯大林时代（上世纪30至40年代）那种压迫性国家机器卷土重来的第一个信号。”
沃尔平判断，此时不应直接要求宣告作家无罪或立即释放他们，而是要将法治原则运用到这个案件上。他们之所以被一同逮捕，是因为他们协作行动，并通过同一个人将作品偷带出境。
他想出了一个在苏维埃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前所未有的举动，以“公开”为名，组织一次集会（митинг гласности）。（гласности）这个词本身并不新鲜，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甚至可能更早，意思是透明、公开或开放。对于某一代人来说，它尤为熟悉，因为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政策的年代——也就是“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时代——它是一个核心关键词。但沃尔平是第一个在全新语境下动员这一词汇的人，作为回应两位作家被捕的行动口号。
他计划召集的这场集会，诉求非常简单：要求对这两位作家进行公开审判，不折不扣一切依照苏联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
在书中，我详细讲述了这场“公开集会”是如何在一波三折中筹划成形的。这是一个绝对引人入胜的故事，某种意义上，它让我联想到《独立宣言》诞生的历史叙述。虽然这个类比或许略显宏大，因为《独立宣言》不仅是一个新国家的起点，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学者们已经对《独立宣言》的各种草稿进行了卓越的研究，不仅有托马斯·杰斐逊的版本，还有其他作者的贡献。而我也尝试以自己的方式，为苏维埃异议运动的开端做同样的事——记录那次呼吁莫斯科市民及其他人于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批准周年纪念日）聚会，提出一个极为简约但不可或缺的诉求：公开审判。
你几乎可以实时看到沃尔平在 1965 年秋天的思想是如何一步步演变的。更有意思的是，你还能看到原本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独白”，逐渐变成一场多人参与的对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讨这个全新的法治策略。当时，对这一构想的反应多半是怀疑，甚至冷嘲热讽。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你疯了？脑子进水了吗？这个政府根本不在乎法律。你怎么会这么天真，以为可以用苏联法律去对抗苏联国家？”在很多人看来，认真对待苏联法律完全是反直觉的，因为他们从小就认识到那只是个摆设。
对这些批评，沃尔平的回应始终如一：“你们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像你们这样不把法律当回事、不愿在政府违法时让它承担责任的人太多了，才会有今天的局面。若是有更多像我这样坚持法律字面意义的人——不仅针对苏联公民的行为，而且针对苏联国家的行为——那我们所有人的处境会好得多。”
伊恩：我想问你：政府为什么会同意呢？为什么他们不干脆让这些人“消失”？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有必要去遵循宪法程序呢？是因为担心在西方的形象，还是说内部还有别的原因？
本：我认为两方面都有。首先，这个政府，不仅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如此，在其继任者（主要是执政近20年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领导下也同样如此。这些领导人都认同赫鲁晓夫的观点：他们不能重回斯大林主义。那种体制太过致命，尤其是对党内精英而言。所有人都渴望稳定和可预测性，而衡量成功与权力的新标杆也不再是“我们相比1913年一战前的沙俄表现如何？”——这类固定不变的参照标准，它不会随时间变化。但在冷战背景下，人们关注的是：“我们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表现如何？”
美国并不是被琥珀封存的化石。美国很可能是地球上最具活力的社会之一，甚至是最具活力的。苏联若想宣称自己日益逼近美国的财富水平，并且在财富分配方式上优于美国，就必须保证体制顶层具备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与稳定性，并且要能够满足苏联民众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出现了“渐进式消费主义”的原因之一。
苏联政府之所以没有直接处决辛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部分原因在于它希望借此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实力——证明自己能够与美国竞争，甚至在某些方面胜过对手。但也存在一些往往被忽视的内部原因。
在斯大林时代，安全机构的名称是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它是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克格勃（KGB）前身，这一名称之所以如此有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曾是克格勃特工。KGB的全称是“国家安全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我认为，这正是你所说的核心所在。克格勃本身希望变得更专业、更现代化。塑造出一种不再设地牢、施酷刑的专业情报机构形象，与“现代治理”相契合。这正是为什么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异议分子审判，在某种程度上，展示出苏联试图进行现代化、职业化的审判，而非斯大林时期那种“公审”。他们不会事前对被告施以酷刑，也不会给一份事先写好的供词，让被告照本宣科。
当然，法官和检察官之间总是密切配合，但这并非苏联独有，而是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运作方式。历史上，反而是美国和其他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对抗式司法制度。
苏联试图建立专业的司法体系，并将这种形象展示给全世界，不仅面向西方，还包括那些刚刚摆脱殖民统治、面临制度选择的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国家来说，这里存在一个分岔路口：走美国道路——资本主义、多党制；还是走苏联道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党制？竞争的方式之一，就是证明自己拥有一个现代化、程序可被国际社会尊重的司法体系。
因此，这里面既包含表演性成分，也有内部动因——涉及克格勃试图实现专业化建设的努力。
乔丹：这很难做到。你在书的结尾用了一个极妙的隐喻——舞台与演员，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而有些人却拒绝按剧本行事。现实与虚构之间的交织，以及人们愿意在其中投入多少，让全书始终充满张力。
沃尔平挑了一个绝佳的案例。辛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把自己的角色演得淋漓尽致，他们所遵循的剧本，与检察官和法官所预期的完全南辕北辙。当然，如果你决定把几位荒诞派、极具创造力且正在突破形式边界的小说家送上被告席，那你最好做好应对意外的准备。
在你所写到的所有审判中，这一场是我最喜欢的。他们当时被控了什么罪名？事实经过又是怎样的？
本：事实是，这两个人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用化名在海外发表作品，而克格勃花了整整十年才揭开他们的真实身份。这简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侦探故事。最初的推测是：“这些人一定是流亡者，他们对苏联怀有根深蒂固、源于个人经历的怨恨，因为苏维埃摧毁了他们成长并深爱的沙皇俄国。”于是，调查的方向首先锁定在流亡者身上。你也知道，从当下的事例就能看出来，一旦苏联情报部门认定某个流亡者损害了莫斯科的利益，他们绝不会放过对方，无论其身处何地。
但他们始终找不到这个流亡者。于是他们开始怀疑：“无论这些人是誰，他们对苏联现实的描述都精准得令人惊讶，细节触感如此真实。也许他们就生活在国内，因为他们似乎对这个体制了如指掌。”他们的幽默和讽刺恰到好处，很难相信一个不生活在这里、不切身体验这个体制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调查人员四处搜寻，足足耗费十年才侦破此案。与此同时，安德烈·辛尼亚夫斯基一直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担任文学批评家和讲师。故事中最耐人寻味的讽刺之一是，为了追查真正的作者，克格勃竟然将部分机密材料拿出来与高尔基研究所的教职员工分享。他们的逻辑是，这些人通晓文学，也许能通过对这些海外匿名出版物的文风分析，协助调查破案。更讽刺的是，辛尼亚夫斯基甚至在某个阶段还被请来“协助”分析自己的案件。我无法想象，当这件事发生时他内心在想什么。
尤利·丹尼尔在专业上知名度不算高。他主要以翻译谋生，同时创作了一些极为精彩的讽刺小说。如果允许我稍作插叙，其中有一篇名为《谋杀日》，是一篇反事实的科幻小说，设定在上世纪60年代初，讲述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开展的一项实验。
故事的核心理念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仅为了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不仅为了废除私有制、消除贪婪与自私、培养集体主义与团结精神。它的终极目标是塑造新人类——“人类2.0”。在这种新制度下出生并成长的人，将会与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长大的人性格迥异。这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最激进的议程：不但要建立新社会，更要创造新人类。
丹尼尔顺着这个构思展开情节，他设想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日子：政府宣布谋杀行为合法化，因为他们想知道——当人类行为失去了制度性的约束，再也没有一把悬在头顶的“你若杀人，你就完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这些“新苏联人”会怎样行事？他们要把整个激励与惩罚机制彻底移除，看看人们会如何表现。如果没有惩罚威胁，这些新苏联人是否依然会避免犯下最恶劣的罪行？故事由此发展下去。这不仅是一场惊人的思想实验，也是丹尼尔借文学手段对布尔什维克实验的反思——这个实验是否真的成功地创造出全新的人类？
不用说，苏联政府对此极为反感。他们不喜欢任何人以讽刺或幽默的方式谈论自己。
辛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最终还是被发现。这情节就像一部侦探小说，甚至牵涉到对传播他们作品所用打字机的鉴定。结果发现，将他们的故事传到西方的人，竟是莫斯科法国海军武官的女儿——一位与辛尼亚夫斯基、丹尼尔及其他人士结下深厚友谊的女性，名叫埃莱娜·佩尔捷（Hélène Peltier）。她后来成了一名在法国任教的斯拉夫文学教授。并在结婚后改姓扎莫伊斯卡（Zamoyska）。这段情节宛如一场柏拉图式的隐秘三角恋，然而最终一切败露，两位作家双双被捕。
你提到过审判本身。多亏了两位被告的妻子，尤其是尤利·丹尼尔的妻子拉里萨·博戈拉兹（Larisa Bogoraz），一位语言学博士，她后来成了比丹尼尔更重要的异见人士（我们稍后可以聊聊她，以及为什么通常是男性而非女性名声在外）——她与辛尼亚夫斯基的妻子玛丽亚·罗扎诺娃（Maria Rozanova）作为配偶获准进入法庭。这是当局容许的为数不多的“透明”之举之一。
她们得以将庭审内容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通过地下出版物方式很快在苏联各地流传开来，还被秘密走私到国外，并译成几乎所有主要欧洲语言以及日语（据我所知）。
这些庭审记录是爆炸性的。和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我们都想让自己的主角鲜活起来，在可证实的事实框架内，创造出能让历史重现的故事。我们想做到伟大的历史学家比尔·克罗农（Bill Cronon）所说的：从真实中雕刻故事。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我手头就有可以直接引用的对话，不需要去虚构人物之间的交流。两种形式的原始对话摆在我面前——庭审记录（检察官与被告或证人之间的攻防）以及审讯笔录（审讯员与受害者或证人的对话）。对历史学家而言，这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场景，可以堂而皇之地写：“然后他说，然后他说，然后她说，”而且每一句都是真实记录下来的。
更令人振奋的是，我在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资料时有了一个意外发现。多年来，大家都知道两位妻子整理过这场庭审的逐字逐句稿，这份记录被广泛引用，许多学者都曾撰文讨论。但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问题是：这份记录有多准确？拉里萨·博戈拉兹虽是语言学家，擅长速记，但我们没法确定是否完整且精确。
后来，我在胡佛档案馆翻到了安德烈·辛尼亚夫斯基的克格勃档案。苏维埃解体初期，任何异议人士或其后代、配偶都有权申请获取自己的克格勃档案。安德烈·辛尼亚夫斯基为自己申请了这份档案，他去世后，遗孀玛丽亚·罗扎诺娃将该档案卖给了胡佛研究所。
那份档案中（可以说是“尤里卡时刻”）藏着大量惊人的材料。其中包括审判前后的审讯记录。更意外的是，我发现政府也制作了自己版本的庭审记录。仔细看庭审现场的照片，你会发现在被告席上，辛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面前摆着两件酷似麦克风的装置。我几乎肯定，克格勃在全程录音，他们的计划是公开这份记录，用来定罪、诋毁被告。
1966年，尤利·丹尼尔（左）和安德烈·辛尼亚夫斯基（右）接受审判。
但他们在应对未经彩排的庭审方面算是新手；在应对那些事前未受酷刑的被告时，也是新手。结果录下来的内容却是：“糟了，这份记录一点都对我们不利，反倒让被告占了上风。”
关键是，我将那份从未公开的官方庭审记录，与被告妻子整理的版本做了对比。结果出人意料：在地下流传、并最终传到西方的那份记录，准确率大约有 95%，与我确信是基于录音制作的官方文本极为接近。在某些地方，非官方版本而更精确，因为它保留了观众的反应——比如“热烈的掌声”或“观众发出不满的低声议论”。
乔丹：这就像舞台提示一样。
本：没错。就像“身临其境”。我无法编造比这份记录更精彩的对话。这和审讯记录一样，我做不出比这更真实的东西。简直就是历史学家的梦想素材。
乔丹：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来个小型朗读会。以下是我最喜欢的两段节选。
审讯者：“你的大部分作品包含诽谤性的虚构内容，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请解释一下，你为何要撰写这些内容并非法传到国外。”
被告：“我并不认为我的作品具有诽谤性或反苏性质。促使我创作这些作品的是艺术上的挑战与兴趣，以及一些困扰我的文学问题。在作品中，我运用了超自然和奇幻元素，刻画了处于各种狂躁状态的人物，有时是心理有问题的人。我大量运用了荒诞、滑稽、不合逻辑、大胆的语言实验等手法。”
审讯者：“在法庭审理中，以及在题为《奇幻故事》的文集中，苏联被描述为一个建立在武力之上的社会，一个强加于人民的人工体系，在其中精神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的作品真的可以算作奇幻吗？”
被告：“我不同意对我作品的这种评价。”
精彩之处在于，他巧妙地逼得审讯者几乎等于承认了——苏联确实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方。
本：是的，这里确实有很多层面。但我想要稍微反驳一下你之前的说法。辛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自我辩护（他们在庭上表现得极为雄辩），其目的，是要为文学想象的自主性辩护。他们试图表达，文学超脱于意识形态、政治乃至法律的范畴。这与沃尔平想借此审判传达的立场完全不同。
两位被告是在捍卫文学想象的自由——换言之，捍卫小说作家的职业使命。沃尔平则想证明，政府根本无法构建一个逻辑一致的法律指控，并强调让公众了解这场审判细节的重要性。
尽管沃尔平并没有参与整理和传播那份非官方庭审记录，但真正组织者设计了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庭审持续了大约三天。他们在非官方的逐字记录中，穿插加入了同期的苏维埃媒体报道。第一天的记录是：法官、证人、被告、检察官等各方的原话；紧接着，就是苏联媒体对当天庭审的报道——这是提供给数千万无法到场的苏联公民看的版本。
当你把两者放在一起，对比苏联媒体那种扭曲、偏颇、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报道时，冲击力是巨大的。任何读过这些报道的人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苏联媒体对这场审判的报道完全不可信。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份杀伤力极强的文件。
乔丹：再看一个与文学有关的片段。这是法官对丹尼尔说的话——“你写的不是古代巴比伦，而是直接写了苏联政府，一个特定的政府，并且抱怨它宣布了一个‘公开谋杀日’。你甚至明确了日期，1969年8月10日，对吧？这是文学手法，还是赤裸裸的诽谤？”
丹尼尔回应：“我来举个例子。如果伊万诺娃写西多罗娃骑着扫帚到处飞，还能变成动物，那是文学手法，不是诽谤。我选择的是一个刻意荒诞的情境。这是文学手法。”
法官追问：“丹尼尔，你是否在否认苏联政府所谓的‘公开谋杀日’实际上是诽谤？”
丹尼尔回答：“我认为诽谤是指（至少在理论上）能让别人信以为真的东西。”
本：没错！如果你觉得它是真的，你就是苏维埃的敌人。但如果你像我一样，把它看作荒诞的，那你就不是。绝妙的论证，真的精彩。
乔丹：这种让体制显得荒唐可笑的策略——在中国的语境下，有没有类似的例子？
伊恩：某种程度上，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前卫艺术家试图在他们的作品里做到这一点，但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和这里发生的事情完全相提并论。
这让我非常羡慕，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些人物如此鲜活，而且由于档案在一段时间内是开放的，你们才能拥有如此丰富的材料，足以把这些事呈现出来。这种情况在中国还从未发生过。”也许将来我们会看到类似的事情出现。
本：幽默总是那样，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为什么有些事会让人发笑？是什么让它们好笑？又是在怎样的情境下，人们才会把它当作幽默来看？对我来说，问题是：是不是苏联体制的荒诞本身，催生了如此多的黑色幽默？
乔丹，首先，我很高兴你注意到了书中的幽默部分，如果这一点被忽视，那就太可惜了。但我必须强调一点：不仅仅只有异议人士才会拿政府和苏联体制开玩笑。开玩笑在当时非常普遍，它既是一种应对机制，也是一种赋予生活意义的方式。
我随口就能说出许多与异议无关的苏联笑话，它们都能抓住那种生活里的荒诞感。我最喜欢的一个：先学会游泳，然后再往池子里放水。”（“Учимся плавать…нам воды нальют。”）这句谚语精准刻画了这个国家诸多生活节奏和秩序的极度错位。
我把这些笑话讲给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听，往往换来一片茫然的表情。你一旦去解释一个笑话，就相当于“杀掉”了这个笑话，它原本那种令人会心一笑的刺激感或能量就没了。这些笑话固然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但它们所捕捉到的内涵却是深刻而持久的。
我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够，无法断言，但我认为，是苏联的前身——沙俄帝国遗留下的社会底层——与苏联社会组织方式的荒诞性结合，才孕育出了这座取之不尽的黑色幽默宝库。这或许是那种文明的其他痕迹都消失之后，仍能长久留存的东西。幽默会一直存在。
乔丹：在中国的后帝制政治传统中，有一种特别真诚的特质……或许这是个可以丢给 ChatGPT 的问题。我想试着找一些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政治的笑话。但在当下的中国语境里，异议人士普遍都不特别幽默。
伊恩：中国人当然是幽默的，也爱讲笑话，不过中文里有句成语——“忧国忧民”。意思是“为国家担忧、为百姓担忧”。这基本上是儒家官员的姿态，要关心国家、关心百姓，因此把这种忧虑视为一种责任。相比之下，苏联时代的幽默则带着一种无赖或捣蛋的气质。
乔丹：是的，道家的“圣愚”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是用来取笑皇帝的。他们只是醉醺醺地享乐而已。
本：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苏联异议运动被实时报道时，尤其是由西方记者报道时，几乎从未提到过幽默。像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当时根本不被认为有幽默感。只有当你深入挖掘，尤其去读回忆录、日记、书信和其他鲜为人知的资料时，你才会发现，幽默和讽刺其实是深埋于他们内心的应对机制，且极为深刻。
伊恩：这是个很好的观点，因为记者在报道一个故事时，总是会把它包装成一个人们反抗权威的重大严肃事件，而幽默并不太符合这种叙事。
(待续)Sep 1, 2025
文章来源：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