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哥尼斯堡似乎成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发源地。
答：应该说出自哥尼斯堡的康德、赫尔德和哈曼从不同的角度给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源。这三人中，哈曼的思想几乎蕴含了德国浪漫主义兴起的所有萌芽。以赛亚·伯林极重视哈曼，他撰写了《北方的巫师》一书，详细讨论了哈曼的思想。巫师（wizard）这个词是哈曼在哥尼斯堡时朋友们给他起的绰号，用这个词来形容哈曼的思想特征是很贴切的。因为这个词既有男巫也有哲人的含义，它特别适合形容那些带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哲人文士。伯林给哈曼的评价是：“哈曼是他那个时代法国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彻底反对者，他对启蒙运动的抨击较之后来的那些批评者更不妥协，并且在某些方面更尖锐，更有力的揭示了其缺点。他怀有很深的偏见，成见和片面性，赤诚，严肃而富有创见。他是饱受争议的反理性主义传统的真正奠基人。”哈曼对欧洲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相当深远。美国威克福大学奥弗莱博士指出：“如果我们根据哈曼对德国不同的文化发展的影响来寻找答案的话，我们就会对哈曼对18世纪的狂飙突进运动，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宗教大觉醒运动，20世纪的存在主义，辩证神学和文学表现主义之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惊讶不已。”哈曼在一段时间内似乎被人遗忘，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出现了一 股哈曼复兴的思潮，可见他的思想的生命力之顽强。
问：这显然是因为在那个时期，非理性主义思潮开始泛滥。
答：是的，这是一个需要仔细分析的问题。我们先介绍一下哈曼的生平。他于1730年8月27日出生在哥尼斯堡，他和康德是真正的同乡，只是比康德小了6岁。他父亲是一位医生，母亲知书达理，待人温和，对哈曼非常溺爱。他们家中常常高朋满座，据说他从小就善于交友。可惜哈曼早年所受教育很不系统，但同时又范围广泛，他自己说：“我的大脑变成了一个摆满各种新商品的露天货摊。”他入大学时选择的是神学系，后来又转到法学系，因为他认为教士们道德腐败，教会生活中也存在种种伪善，这些让他对神学失去兴趣。这时，他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兴趣是人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文字学。因为在这些领域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和对词语的敏感。他承认：“我的愚蠢使我总是看到一种崇高和伟大，看不到生存的面包。”确如他所说，他一生总在为面包而奋斗。他曾被一家公司派往英国执行一项秘密商业工作，也曾在哥尼斯堡市政府担任誊写员，在一些贵族家中当家庭教师。在这种不确定，不稳定的生活状态下，他苦读深思，与友人进行许多讨论。重要的是他结识了赫尔德，并成为终身挚友。1761年，他回到哥尼斯堡，有趣的是他这个云游四方的人，获得的第一个正式职位是康德这个从未离开过哥尼斯堡的人举荐的。这个职位是税收官助手。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普鲁士的税收系统是菲特烈大帝在启蒙哲人爱尔维修建议下设立的，主事者是200位法国税务官，德国人则给这些法国人当助手。哈曼一生批判法国启蒙主义，却不得不在法国启蒙哲人设立的税收机关中挣自己的面包。 哥德与哈曼从未谋面，但却对他相当关注。在歌德回忆录《诗与真》中专有一节，记述他对哈曼的看法。在歌德心中，哈曼是一个带有某种神秘感的深奥的思想家。但歌德又语带双关地说：“他所著的《苏格拉底回忆录》轰动一时，而对于眩惑人的时代精神抱反感的人特别欢迎他。”歌德这里所说的“眩惑人心的时代精神”显然是指启蒙时代的精神，而“抱反感的人”明显就是指那些批判启蒙的人。看来歌德对哈曼思想的性质已有相当了解。1827年10月18日，歌德与黑格尔见面，交谈的主题之一就是哈曼的思想。
问：这很让人吃惊，因为黑格尔是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也是最重视系统化哲学的人。
答：是的，但是他确实非常深入地研究了哈曼的思想，并且发表了他的评论。黑格尔对哈曼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自由问题上，逻辑和想象之间的张力被黑格尔看做是可以融汇在体系中的要素。可哈曼却猛烈抨击逻辑对人的精神和信仰的戕害。两个人的理论差异其实反映着政治差异，哈曼作为普鲁士王国的一个卑微的海关官员，对普鲁士的现状不满，感受压抑，所以借逃避到神与诗的国度来寻求精神平衡。当时菲特烈大帝把普鲁士的税收大权交给法国人，哈曼相当不满 ，他说：“这个国家已经宣布它自己的臣民没有能力管理它的财政系统，因此就以这种方式将国家的心脏，即臣民的钱袋托管给了外国流氓公司而不计一切后果。”他还给普鲁士国王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称“陛下，你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焦虑，亵渎神明和千夫所指的时代。”这封信虽未公开发表，但他的思想的桀傲不驯表露无疑。而黑格尔却相信“凡是存在的就必是合理的”，他的批判性思维只存在于哲学中。
问：不过赫尔德却始终崇拜哈曼。
答：是的，我们应该提到赫尔德对哈曼的深厚友谊。哈曼一生贫穷潦倒，他与一位没有文化的女佣同居，生下三个孩子，除了当个低级官员的微薄薪水之外，他没有别的收入。可哈曼偏偏有个藏书的癖好，他收藏了一些装帧精美的珍版图书。1776年，哈曼迫于穷困，决定把他的藏书拍卖。他为自己的藏书编了一份目录，总计1356册，内容丰富，有古典文学、神学、语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诗歌、散文和杂记。赫尔德知道了哈曼要卖书，便劝阻哈曼，自己想方设法给哈曼提供财政支持，帮哈曼渡过难关，保留了自己珍贵的图书。赫尔德与哈曼的友谊并不因为两人都出自哥尼斯堡，而因为赫尔德确实赞同哈曼的许多观点，在哈曼那些条理不甚分明，思路时常跳跃的著述中，他发现了许多真知卓见。哈曼的作品风格独特，但并不是什么好的写作风格，伯林说：“他的风格令人惊异，扭曲，黑暗，引经据典，充斥着跑题，难以琢磨的参照物，私人笑话，连环的双关语，。”正是因为他的怪异风格和深奥的思想，他才被人称为“北方巫师 ”。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德国浪漫主义之十二：价值的根据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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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曼极力反对理性主义的认识方法，痛恨笛卡尔基于怀疑论的推理得出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因为依据笛卡尔的理论，主体的“我思”才是认知的起点。可是在哈曼看来，只有排除了理性框架的信仰才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价值的源泉。
问：浪漫主义的认识方法显然排斥基于理性原则的对必然性的追求。
答：是的，这是浪漫主义认识方法的一个特征。因为必然性和人的自主的想象，和跳出当下的束缚，进入无远弗届的思维相冲突。所以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更倾向于神秘，偶发，灵感突降。他们不会诉诸理性建构的体系或先验原理来寻求可靠性，除了信仰之外，他们确实也很难寻找到其他的可靠性根基。但是哈曼的认识论却有一个怪异之处，他论证信仰为一切知识的来源，依据的却是休谟的彻底经验主义。作为一个坚定的基督教信徒，他不从启示中寻找价值，知识的可靠性，而是以感觉经验判定知识基础的可靠性依赖信仰。所以当他发现了休谟的认识论时欣喜地称“休谟是我们自己的人。”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区别，当我们用“信仰”这个词时，总会不自觉地同某种宗教情感相联系。其实，在休谟的认识论中，信仰（bilief)这个词就是信念，它是因信这个行为而产生的观念。因为休谟不是宗教信徒，所以在他那里只有信念而没有信仰。可哈曼却恰恰相反，信这个行为带来的就是宗教性的信仰。哈曼认定休谟是自己人，可我相信休谟断不会认哈曼是自己人。 不过哈曼却全盘接受休谟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即对知识的认定只能通过经验感知。例如，当我们观察到橙色明亮的火苗时，总伴随灼热感，我们就可以下“火是灼热的”这个定义，而不可能通过逻辑的推论得出这个结论。
问：休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对哈曼的理论探索有什么帮助呢？
答：他借助休谟的认识论原则攻击启蒙思想所推崇的理性科学和普遍性原理。伯林指出：“凡是不基于经验的存在命题，或者通过纯粹思想的方法推出其他存在命题的学说的鼓吹者，要么是自欺，要么是欺人，要么既自欺又欺人。哈曼对此深信不疑，这是他对科学启蒙的方法和价值的全部批评的基础。”因为哈曼坚信，信仰不是理性，也不依靠理性，信仰得到知识，这是上帝和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但这个交流要诉诸直接经验而发生作用。这套论述背后隐藏着一个存在论的命题。伯林揭示出这个命题，他说：“存在在逻辑上先于理性，就是说，存在着的东西不能被理性证明，而必须首先被体验，然后人们才可以在其上建立理性结构，但其可靠性不会高于此原始基础。”这个存在论命题是后来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是让海德格尔、萨特这些存在主义大师深思的命题。伯林总结说：“这在本质上是现代存在主义的胚胎，它的发展轨迹从休谟和德国神秘主义延续到哈曼，从哈曼延续到雅各比、克尔凯郭尔、尼采和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所走的道路也源于这里，在这段链条上，哈曼的观点是一个不可取代的环节。” 哈曼作为先行者的地位是我们在认识哈曼的思想贡献时不可忽略的。
问：看来哈曼对一切体系化的哲学都抱排斥态度。
答：是的。体系化给哈曼一种压迫感，他甚至认为构建一套哲学体系是徒劳无益的。所以他对建立体系的康德大加攻击。他给康德写信，声称自己“要像一个神怪一样”对康德讲话，因为他完全不相信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可以解决问题。他嘲笑康德，声称他是“用叙事诗的方式”给康德写信，“因为您还不能够阅读抒情诗的语言。”在哈曼心目中，叙事诗只记载事实，“而抒情诗的作者却是人类心灵的历史作家。”他给康德写信的原因是因为康德劝他把法国启蒙学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的一些章节翻译成德文，可康德不知道哈曼对启蒙哲学的基本信条已产生怀疑。哈曼认为《百科全书》中关于美的条目浅薄虚伪，而他却是把美放在理性之上。他对康德说：“请您的朋友嘲笑我的审美想象力的眼镜，我就是用它来武装我视力极差的理性的眼睛”正是在这封给康德的信中，他表示信仰是知识和价值的根据。他援引休谟的信念观：“那位阿提卡的哲学家休谟，如果想吃一个鸡蛋，喝一杯水的话都非常需要信仰。”在这里哈曼使用了德文的claube一词,这个词和英文的bilief一样,既可以指一种信念也可指宗教的信仰 。
问：从哈曼一贯的思路来看，他用这个词大半是指信仰。
答：是的，哈曼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确实讲过，驱动你喝一杯水，吃一个鸡蛋这种日常行为都包含有信念在内。你相信喝水可以解渴，吃鸡蛋可以解饿。但休谟的话和宗教信仰并无关系。哈曼却辩解说，休谟连喝水吃鸡蛋这种感性行为都要诉诸信念，那么在思考评价比感性更高的事物时，信仰这条原则怎么会改变呢？哈曼要告诉康德，休谟哲学的怀疑论倾向必然导致信仰。而康德所关注和喜爱的理性却不能使人更聪明，它只是让人知道自己是多么愚蠢无知。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哈曼对休谟哲学的沉迷。他之所以拿休谟当武器来批评康德，是因为康德本人也受休谟影响，他曾经说，是休谟打破了他独断论的迷思。但是康德和哈曼从休谟这里走向了两个方向。康德是通过对理性限度的考察，把理性与信仰分隔开来，指出信仰是超验的。而哈曼却干脆排斥理性在理解存在之奥秘上的作用，宣称信仰是知识与价值的根据。在给康德的信中，哈曼引用休谟《人类理解研究》中的一段话来支持他对信仰的无比坚信。休谟说：“基督教始终讲神迹，直到今天，如果不以神迹来解释，则任何理性的人都无法相信其教义，我们无法仅凭理性去说服自己接纳其真理，任何基于信仰而承认基督教的人都会清楚意识到在自己身上不断发生的神迹。”哈曼特意把这段话摘引给康德，似乎是想得到康德的认同。因为他随后就写到：“如果我能够像一只夜莺那样歌唱，夜莺至少必须在鸟类当中拥有艺术鉴赏者。”可惜康德并未闻声回应。但哈曼乐此不疲，1771年《哥尼斯堡学术政治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怀疑者的夜思》的文章，它其实是哈曼翻译的休谟《人性论》第一卷的结语。哈曼发表它的目的仍然是批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文中说：“我对我在哲学中所处的孤苦寂寞的境地感到惊恐和迷惑，设想自己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妖物，不能融合于社会中间。断绝了一切人间的往来，成为一个彻底被遗弃的、衷心忧郁的人。我很想混入群众之中，取得掩护和温暖，我招呼他人来与我为伍，但是没有一个人听我的话。”哈曼借这段话表达自己不被人理解的郁闷。
文章来源：法广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栏